前　言

毕克官

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从未见过的一株奇葩，绽放在中国文坛百花园里——《子恺漫画》问世了。一幅幅画作不仅有崭新的艺术面貌，而且所画内容也新颖独特，撩人心弦。

当时，文化界多位重量级人物——夏丐尊、朱光潜、丁衍庸、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发现了这株奇葩后，欣喜不已，赞不绝口。

夏丐尊说：“对于生活，有这样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慕子恺是幸福者。”

朱光潜说：“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是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它有至性深情的流露。”

丁衍庸说：“诗歌是子恺君的生命，就是子恺君漫画的生命。”

朱自清说：“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叶圣陶说：“古今都没有，很新。”

丰子恺先生在故乡缘缘堂（1934年）

《子恺漫画》出版者、主编郑振铎S手拿选好的画作说：“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

这都绝非熟人之间的捧场。句句珍言，经得起岁月的检验。80多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千变万化，但人们对《子恺漫画》依然常见常新，人见人爱。《子恺漫画》超越了政治、党派、信仰。中国近现代的美术作品，很少有像《子恺漫画》般，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一直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这是中国文化界的骄傲。

究其原因，我想，前面几位文化前辈言简意赅的评价，都基本概括到了。我自己则根据个人的研究体会，在《小中见大弦外余音》一文中进行了粗浅的评析，并谈了自己的观点。

丰先生像一座大矿山，蕴藏丰厚。

他是“五四”后期著名的散文家、抒情漫画画派的开创人、早期木刻艺术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书法家、多国文字的翻译家。学养之广博，文坛罕有。

我1961年《北京晚报》刊文《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开始介绍丰先生的漫画。真正进入研究阶段，始于1979年。在丰先生这座矿山里，我也有意识地关注一些不大被人注意的冷僻角落，去进行搜寻探索。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的陆续发现了一些“稀有矿藏”，有些是人们连想都不会想到的。

弘一法师——李叔同画过大批广告艺术画？丰子恺刻过黑白和彩色木刻？大家没听说过，也未曾想过。当查遍全国的大图书馆失望而回后，终于在一个单位的小图书馆发现了这些作品，我们对李、丰二位的艺术贡献这才有了全面的认知。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史料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工艺设计史和现代木刻艺术史。

丰先生在谈话和文章中，总是提到民初大画家陈师曾的画：“寥寥数笔，余趣无穷”。人们多么想分享丰先生的赏画感受，遗憾的是陈师曾的画长期总不露面。当这批画作在民国元年（1912年）的《太平洋报》上被发现后，我们终于感悟到陈师曾画作对《子恺漫画》的影响之深。这个发现，对《子恺漫画》的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著名文化人和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写信给我：“记《太平洋报》李叔同广告画及陈师曾简笔画事，更为前人未注意的，祝贺你的发现。”

做为探矿人，谁都期望有更多的发现。但这只能靠自己多流汗水。我采取笨办法，泡在图书馆里，大量翻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期刊。还真的有了一些让人惊喜的发现。例如，为纪念“五卅”惨案，丰先生应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期刊《中国青年》所绘的封面漫画。

发现有“惊喜”，但想不到发现也有“惊愕”。怎么也没想到，20世纪30年代“左联”人士竟会对文化界公认为人“超脱”的丰先生，也大写文章，进行粗暴无理地批评（见魏孟文文《子恺先生的画》和柔石文《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当年的《文学周报》为丰氏的画首次冠以“漫画”称谓。但究竟版面上是怎么个冠法，人们何尝不想一睹为快？当经过查寻有所发现并公布了这个“秘密”之后，才圆了大家的心愿。

为了查寻1938年5月中国空军空投到日本本土上的传单，我拜托湖北博物馆一位不相识的李焱胜先生，在馆藏中搜寻。虽然一张传单也没有查到，李先生却意外地给我寄来了丰先生一幅漫画，说不知有没有用处。我一看是赞美这次远征壮举的漫画，题为《百万传单就是百万炸弹的种子》，这真是喜从天降！感谢丰先生当年给后代留下了记录这一壮举的唯一形象化的历史文献，使这幅历史名画成为这一壮举的标志性历史物证。丰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女士得到我寄的资料后，来信说：“见到我父亲的轶画，十分惊喜。此画我从未见过！”

上述种种新的发现，足以证实丰先生确如一座蕴藏丰厚的矿山，只要肯去下功夫探寻挖掘，必有收获。

当然，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上述一些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史论》、《艺术》、《美术》等期刊上。这些刊物专业性强，一般读者很难看到。近年，有知情朋友到网上去查阅，可我这老病号根本不碰电脑，考虑现实需要，感到实在有必要将分散的有关文章集中起来出本小书。这对广大读者，对我个人，对研究工作都将提供方便。

我女儿宛婴的名字是丰先生起的，她在小的时候，又有幸见过丰先生。她是我收集研究资料的助手，所以对丰先生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当的了解。因而，多年来也不断有感而发地写点文章刊发。现在成为本书的合作者，这是缘分。

儿子枫民的名字也是丰先生起的（他又名为民）。由于我的研究资料大多保存在北京家里，他和儿媳燕赓就必然担负起本书资料的查询、筛选，图片的翻拍，打字，与出版社的联系等繁杂的编务工作，成为本书实际的编辑者，这也是缘分吧！

我的太太、油画家王德娟教授，早就是出了名的“贤内助”。作为一位有才华的画家，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在专业上作出了太多的牺牲。我到洛杉矶治病，子女不在身边，是她一个人负起照顾我的劳务。在病情较急时，她当机立断做出了治疗决策。可她也是病痛缠身的近80岁的老人了。在友人近年写我的一篇文章中曾记录了我的一句话：“要没有德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大实话。这次出书，她又一次担负起“编审”责任。虽然说是自家人不必客套，但让我这个老病号啰嗦两句，心里也觉痛快！20世纪60年代，德娟曾有缘与丰老聚晤，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大师气质有所感悟，之后创作了油画像。这次，为了这本书，她贡献出创作的丰先生油画肖像。丰老一生未及拍摄彩色照片，德娟作品弥补了遗憾。

最后，感谢丰先生的同乡、著名作家钟桂松老友，为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热情关心和支持。

感谢西泠印社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使我了却了一桩心愿。

感谢洛杉矶的陈咪咪女士，在资料的配备上所给予的帮助。

本书决定要出版，正值我回家乡山东省威海市出席“毕克官艺术馆”开幕式。回到洛杉矶我再次进行前列腺癌症化疗，顾不上多休息，马上投入了编选工作。待到本书出版时，我已是度过80春秋的耄耋老叟了。本书的出版，既是对先贤的追思，也算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小结吧！

2010年10月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