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面临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人引以自豪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是欧洲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福利国家制度。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在国家范围内组织起一种系统性的社会团结互助制度。这种制度在一段时间里无疑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它不仅给西欧人带来了毋庸置疑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了西欧国家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安全阀。按照托尼·朱特的说法，若无这样一道政治安全阀，“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可能导致堪比19世纪4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光荣的三十年”的结束，西欧的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遭遇了危机：经济增长失速，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就业市场僵化……持续的失业和低迷的经济增长不仅降低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也使得政府难以征收到足够的税收来满足福利社会制度日益增长的支出。21世纪初，欧洲失业率超过11%，欧洲国家的税收则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40%（美国为27%）。可见，这一制度难以为继。

实际上在欧洲国家（欧盟）内部，对采取何种经济社会模式是有争议的。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最为完善，向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但它们的税收也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英国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则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尽可能地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积极投身激烈的国际竞争，彻底检讨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并大力推进私有化和非管理化，削减福利支出，降低税收，以增强经济竞争力。这种向美国经济方向靠拢的做法，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经济“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则坚持“人道的”“社会的”，亦即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相平衡、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坚持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保、退休等方面继续保持高投入，但这些国家同时又不得不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日益膨胀的福利开支作斗争。究竟实行何种模式，“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的”，已成为欧洲国家（欧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失业率的高企，无疑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一大威胁。福利国家制度的黄金时代是与西欧国家充分就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60年代，年均失业率为1.6%;70年代，上升为4.2%;80年代，已达9.2%;1993年则高达11%。欧元区国家2015年失业率为10.8%。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正值二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代。他们年轻、健康、人人有工作，需要福利制度保障的人口不多，因而福利国家制度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繁荣的经济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充分的就业为福利国家制度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但当经济疲弱，失业率不断攀升，有工作者日渐减少，需要社会保障的无工作者日益增加时，福利国家的成本就变得政府难以承受了。更何况，一旦民众习惯、适应了先前的福利制度，政府要想削减它、改变它，也会激起激烈的反对。

对福利国家制度而言，比失业率高企更严重的威胁，是欧洲人口的老龄化。直至19世纪，欧洲人口处于“自然”状态，妇女生育率高，婴儿死亡率也高。1700年时，一个妇女需要生七八个孩子，才能有两三个孩子存活下来。今天，欧洲人口的现代状态，则是妇女生育率低，婴儿死亡率也低。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医学的发展使婴儿死亡率几乎降低为零。在这两种人口状态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在人口学上被称作“人口过渡”，大约需要三四代人时间。在此期间，妇女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所生孩子将不再死亡，因此，生的孩子依然很多，这就解释了“人口爆炸”的现象。欧洲人口爆炸发生在19世纪，那时有几千万欧洲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欧洲人口过渡约在1960年代结束。而此时，战后“婴儿潮”效应达到顶峰。此后，欧洲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今天欧洲一对夫妇平均只有1.3个孩子，只有法国例外，达到1.9个孩子，接近人口保持稳定所需的2.1个孩子。但在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一对夫妇平均只有一个孩子，已无法维持人口水平。2010年前后，婴儿潮时期出生者已达到退休年龄。在少子化趋势下，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升高，形成了社会的老龄化。这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国家必须依靠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养活数量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福利开支将会加大，因为老年人口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少欧洲国家制定了奖励生育政策，也有一些国家出台了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只是杯水车薪。

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2015年，欧盟年轻人失业率为20%，欧元区为22%，相当于总失业率的两倍。德国情况较好，为7%，英国为15%，法国为24%。南欧国家则达到惊人的程度：葡萄牙为31%，意大利为40%，西班牙为47%，希腊为49%。这样一来，不仅老年群体，就连年轻人群体，都成为福利国家制度的负担，从而带来了严重社会危机的潜在风险。

福利国家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移民问题。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口造成巨大损失，战后西欧国家曾积极鼓励外来移民，无论是来自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还是来自欧洲的贫穷地区。这些移民充当了廉价的劳动力，而未成为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的负担。他们为西欧国家战后的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西欧的移民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达到顶峰，当时的外籍劳工共有750万人，其中500万人生活在法、德两国，占两国劳动人口总数的10%。此后，由于经济转差，社会福利负担加重，西欧国家开始限制移民人数。尽管移民数量大幅下降，但在法、德这样的国家，仍有6%以上的人口来自国外。在经济低迷，甚至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移民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敏感，他们会被视为与本国国民争夺社会福利的一个威胁。

当移民问题变成难民问题，并酿成难民危机，欧洲国家（欧盟）将面临怎样的困境，是不难想象的。因为，此时要面对的，不仅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经济移民，而且是大批想要逃离战争和灾难的难民。这种情况不仅给欧洲国家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压力，也更给各国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近年来在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有的与难民问题不无联系。欧洲国家并未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它确实发生了。之所以出现欧洲难民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利用反恐输出民主的政策，搅乱了欧洲的周边地区。正是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向欧洲，加剧了欧洲领土上的恐怖袭击威胁。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数量是欧洲自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欧盟提供的非法进入欧盟的人数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2015年1月至11月非法进入欧洲的人数超过155万人，比2014年同期的人数增加了约500%。西巴尔干地区（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的增加速度更为惊人，从2014年的3万余人增加到66万多人，即增加2000%。不难想见，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对于尚未走出经济金融危机的欧盟国家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面对这一局势，欧盟和欧盟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并加强合作以期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但各国的极右翼分子、种族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找到了机会，大肆煽动，使民众中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意识死灰复燃。这不仅使移民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遇到更多困难，也使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