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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轨迹
1.21.4 西方集团内部关系的演变

西方集团内部关系的演变

西方集团是出于对苏联入侵威胁的恐惧而建立起来的,但这一集团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基础。

西方集团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西欧国家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因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得到加强。其次,西欧国家与美国有着相同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尽管各国的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特色,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西方集团另一重要的凝固剂是政治领域的“大西洋主义”。所谓大西洋主义,就是拥有共同利益的跨大西洋欧美双方相信,美国比西欧国家更有力量捍卫欧洲利益,西欧国家自愿接受美国领导(leadership),自愿处于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这既表现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在西欧驻军30万,并享有北约的军事指挥权),也表现在对外关系领域(西欧国家必须向美国的外交政策靠拢)。

因此,美国是西方集团的领袖和盟主,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则是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集团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西方集团内部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演变,演变的总趋势是西欧国家希望在集团内更多地显示自己的特性,或者说,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更多的独立性。

首先,西欧经济的复兴与繁荣导致了美欧关系的重要变化。50年代,美欧双方经济领域关系的主轴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奉行在金融和技术领域与西欧国家合作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加速西欧的重建,尽快实现西欧的复兴,使之有力量抗衡苏联东欧集团。然而,西欧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欧洲联合的逐步推进,导致美欧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分歧、摩擦乃至冲突上升,美国在经贸领域开始更加看重和维护自身利益。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将西欧国家(欧共体)视为其经济上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而在贸易、金融领域对欧洲伙伴采取愈益强硬的态度。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将西欧和日本视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他说:“是的,它们是盟友;但它们也是竞争者,是我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十分难以对付的竞争者。”

作为美欧之间安全纽带的大西洋联盟,也从上世纪60年代起出现了危机,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出现了“跨大西洋的误会”。此时,美苏关系在古巴核危机后出现缓和,人们对冷战的恐惧也在缓和,因此,大西洋联盟的成员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本国利益。当苏联大力发展核武器,其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后,美国首次感到自身安全的脆弱性,因而在对西欧核保护承诺方面开始表现得有所保留,不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为保护欧洲而冒被核摧毁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其核战略从“大规模报复”改为“灵活反应”。随着使用核武器门槛的提高,美国要求西欧盟国增加防务预算,以加强北约的常规军备。西欧盟国尽管不情愿地照办了,但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要收回其“核保护伞”,甚至怀疑美国是否还有能力保护欧洲。此后,西欧国家的防务预算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导致双方猜忌、龃龉不断。

美欧矛盾突出体现在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后的美法关系上。戴高乐对法国总体积极平稳的跨大西洋合作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从而在法国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中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他坚持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对美国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旨在加强和控制大西洋联盟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说不;他对美国的“灵活反应”的核战略说不;他认为英国可能成为美国在欧共体中的“特洛伊木马”,因而对英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两度说不;1966年5月7日,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但仍为大西洋联盟成员),并要求美国从法国撤走北约总部、军事基地和仓库;他还下令用法国盈余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向以美元——黄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发起猛攻……

对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反对大西洋主义的“反美”态度,评论众多,最重要的不外两点:其一认为,戴高乐是一个雅各宾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有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肩负着历史使命,要使法国重新成为伟大的国家。他在对外关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捍卫法国的国家主权,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绝不允许法国附属于任何强权。其二则认为,戴高乐外交的核心理念,是要改变世界的两极化,使法国这样的国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他认为集团政治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因而希望欧洲国家的关系发生真正的改变。他说:“我的意愿,是要摆脱‘一体化’(指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同东方集团的每一个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建立起一种致力于缓和,继而致力于谅解与合作的关系。”为此,他提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口号,希望欧洲“走出雅尔塔”,从集团对峙的体制下解放出来,建立起一种以“民族”这一唯一长存的实体为基础的新秩序。本此理念,戴高乐开始与苏联接近,他于1964年首先访问莫斯科,随后又访问了华沙和布加勒斯特,以寻求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戴高乐的言论和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在东西两极体制依然牢固的情况下,这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语)彰显出了法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坚定决心,使欧洲的集团政治出现了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