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时代

民主理念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今天的西方，自由和民主几乎成为同义词，甚至将两者统称为“自由民主”。然而，在19世纪前期，当现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时，人们却对两者的区别乃至对立更加敏感。民主并非一种超时空的抽象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延伸、扩展了自由主义。它不反对自由主义提出的关于公众自由权利的理论，承认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建树，但却希望走得更远，并赋予其以更广泛的意义。正因如此，它被视为一种颠覆和改变自由主义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力量，而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敌视。由于民主主义者要推翻自由主义者的精英统治，实现普遍选举和人民治理，两者甚至成为敌人。

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诉求的一个特征，就是要求实现权利享有的普遍性，亦即平等。民主理念拒绝差别、歧视、限制等各种不平等。1848年时，民主派有一个明确的诉求，那就是反对对公民参选设立纳税额的限制，要求实行普遍选举。可以说，欧洲现代民主是从议会民主开始的，是否实行普选，是19世纪民主化的标志。

与此相联系的是民主的另一重要理念，即人民主权。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国家主权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手中。而人民主权则要求人民成为统治者。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指全体公民，或者说，由每一个公民组成的整体。因此，每一个公民，无论其是否纳税，纳多少税，都应享有选举权。

在自由权方面，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智力和经济方面具有能力者，才可以享有各种自由权利。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自由只能赋予能够合理地运用自由的人。民主主义则要求取消这些限制，使人人都享有自由。民主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不平等是民主得以实现的最大障碍。因此，为民主而努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消除各种不平等，填平差异的鸿沟。

人人享有自由，不能仅停留在法律概念上，而是要为其真正实现创造条件。这也就是说，不能满足于法律上的平等，而要着眼于实现社会平等。正是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民主力量取得了较多的实际成果。

自由主义所依靠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而民主主义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既不能是资产阶级，也还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新的“中间阶级”。

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着欧洲的社会结构。一方面，资产阶级本身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与18世纪的商人和工场主资产阶级不同的、更多与大工厂和银行业相联系的新资产阶级。这一掌握着经济实力的阶级已经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了新生的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在18世纪就开始形成，在法国则要等到1830年以后，而在意大利北部、德国鲁尔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地，还要更晚一些。这些工人刚刚离开农村，仍保留着农民的传统，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对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各种信仰都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首先接受的是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

在这两者之间，还形成了一些“中间阶级”。随着铁路网的建成，铁路公司须雇佣大量人员，这些铁路职工有稳定的职业，有收入的保障，有晋升的机会，这使他们有别于无产阶级。19世纪也发现了银行信贷对现代经济的重要作用，如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就出现了里昂信贷、兴业银行这样的大银行，这些银行拥有大量的分行、支行，需要雇佣大量人员。在商业领域，这时出现了一些大型商场。如此等等的一些新行业，其所雇佣的人员可以百万计。此外，随着国家管理领域的扩大，行政机构也随之扩张，公务员队伍人数迅速增加。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国家负责公共教育，全国学校教职员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这些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形成了所谓的“中间阶级”。这些中间阶级自然希望分享资产阶级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利。因此，正是他们形成了民主运动的基本队伍。后来，随着教育的普及，逐渐摆脱贵族和教会控制的农民也成为民主的坚定支持者。

欧洲的民主制度是在自由主义建立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民主派谴责自由主义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局限性，要求实现其普遍性。欧洲国家历史上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有限选举制，英国已实行了几百年，法国也实行了几十年。实行普选制也需经历不同的阶段，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世界上最早实行普选制的国家不是欧洲国家，而是“欧洲之子”美国。美国于1787年建国后，就是一个自由社会。1820至1830年间，美国大多数州朝民主化的方向修改了宪法。在此影响下，1828年美国联邦总统选举采用了普选制，结果杰克逊将军入主白宫。西方史学家往往把这一年作为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志。

欧洲第一个实行普选的国家是法国。1848年3月法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就颁布了两项政令，一是废除奴隶制，另一就是实行普选。此时实行普选，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没有人能够预见这将带来怎样的结果。法国前一次选举时，选民仅25万人，而这一次选举选民人数激增到950万。这已不仅是选民人数的变化，而是选举性质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对民众抱有极大的恐惧心理，他们担心这样的变化将把国家的命运交到毫无政治见识、易受挑动蛊惑的民众手中。然而，由于法国仍拥有一个广大的农村社会，农民总体上仍是保守的，他们得到突然赋予他们的选举权后，往往把票投给社会上和宗教界的显要人物。因此，1848年以后的几次普选选出的国民议会议员，大多是保守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分子。

当然，这样的普选还只是半普选，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尽管几次出现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但妇女参与政治生活仍遇到重重阻力。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是认为，权力只能赋予有能力独立行使它的人，而结婚的妇女并非能够完全自己作主的人；第二是担心，由于教会对妇女的影响更加深入，教会可以通过妇女来操纵政治，从而威胁共和国的自由。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才发布政令，赋予法国妇女选举权。在1945年春天的法国市政选举中，妇女选民才第一次参加了选举。这也就是说，法国妇女参加选举比普选制的建立几乎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欧洲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进步更加缓慢。英国的例子最为典型。英国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改革，逐步扩大选民的范围。1832年的改革法案扩大了中产阶级的选举权，使下院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此后，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于1867年，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于1884和1885年又相继推进改革，一方面，通过降低选民条件扩大选民团人数，另一方面，扩大了新兴工业城市的选举权，并根据人口流动造成的地区变化，调整了议会席位。最后一次改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进行的，它使英国男女公民都拥有了选举权。在要求妇女同男人一样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之后，是难以否认她们有权参与政治决策的。这也显示出欧洲历史上战争与民主进步之间的联系，战争与革命往往是社会变迁的突破口。

在德国，普选与统一同时实现。在俾斯麦倡议下，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决定，帝国议会下院议员经普选产生。由俾斯麦这样一个既反对自由主义，又反对议会制度的贵族分子提出这样的倡议，令人惊讶。然而，这一决定恰恰是出于国家统一的考虑。因为，在刚刚以铁与血缔造的帝国中，各种离心倾向十分强大，为削弱传统地方主义势力和大大小小君主陪臣势力，必须将国家的统一建立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上。由此可以看出民族统一和民主理念之间的关联。在整个19世纪，民主派都赞成统一和集权，而贵族和自由派则赞成分散和地方主义。

意大利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实行1848年查理·阿尔贝特国王颁布的自由主义宪法。1861年，刚刚实现统一的意大利，人口达2200万，而选民人数却只有90万，其中真正参加投票的仅占1/3.如此高的弃权率，是由于教会对新生意大利的敌视，忠顺的天主教徒抵制这样的选举。1870年罗马被意大利收复后，教廷更是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参与政治生活，以抗议意大利剥夺教皇财产。在经过了几次改革后，意大利于1912年通过法律，规定在20至30年内实现普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延期实施的规定被取消。意大利于1919年实现普选。在1848至1918年间，北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如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等也都实现了普选。但妇女参加选举则还要晚一些。

在民主精神的推动下，不仅选举制度得到改变，而且议会运行方式也在改变，包括上下院关系的平衡、终身议席的取消、议会职能的调整以及选民对议会活动监督的加强等。但对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产生关键影响的，是现代政党制度的出现，19世纪时，英国的辉格党改名为自由党，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这当然不是为给自己起一个现代一点的名称。辉格党只是一个议会小集团，自由党则是一个开放性的政治组织，它吸收党员，拥有常设机构，并在全国设立分支。这无疑是一种质的变化。这说明，随着普选的实施和政治生活趋于民主化，政党的性质和规模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下半叶，在英、美、法等国，现有主要政党的前身都已出现。

此时政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趋于机制化。随着选举的制度化，原来为应对选举而设立的一些临时性机构趋于常设化。其次，除了选举事务外，政党开始发挥其他职能，如思考、研究、提出党的主张和学说，宣传党的意识形态，负责党员的政治教育，等等。再者，政党自身也在民主化，工人政党开始出现。此外，还出现了国际化现象，如法国社会党就是工人国际的法国支部。

民主化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制度，还必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民主精神的激励和民主运动的推动下，欧洲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是出于民主机制运行的必然需要，有些是民主理念的自然延伸。例如，将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公民，就必须使所有公民都具有获取信息、了解情况、作出判断的能力。这样，初等教育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通畅就成为民主体制合乎逻辑的要求。另一方面，政治平等呼吁社会平等、机会平等、逐步消除出身和财产造成的差别。在许多国家，这方面最初的着力点，就是建立起一个公平的税收制度和一个平等的兵役制度。

然而，欧洲的民主主义也遭遇了与自由主义相同的问题。在早期，它反对旧制度的残余，也反对自由主义只让少数人行使自由权利的做法，并为更多人享有政治权利付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民主主义也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挑战。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派的做法并非真正的民主，仅仅确认普选权或教育权等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确保所有人平等享有民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