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时的欧洲

若用一个词来概括1815至1830年间欧洲的形势，那只有“复辟”二字。“复辟”一词不仅适用于法国，也适用于整个欧洲。

拿破仑逊位后，欧洲各国代表齐聚维也纳，商讨解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的各种问题，以恢复大革命后的欧洲秩序。这次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会议选择在维也纳举行极具象征意义，因为维也纳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而哈布斯堡王朝是旧制度、传统秩序和反革命阵营的象征。会议从1814年9月一直开到次年6月，主持会议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外相梅特涅，而主导整个会议方向的是法国外交大臣塔利朗提出的“正统”原则。塔利朗提出的这一原则，本意是要使法国免遭他国的严厉制裁，却为梅特涅所采纳，成为整个会议以及会议所形成的“维也纳体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所谓正统原则，就是要恢复1789年之前欧洲的政治秩序和状态，这首先意味着封建王朝的复辟。在法国，路易十八被认为是法国王位的正统继位者；在其他各地，被大革命和拿破仑赶下台的君主们也纷纷复辟。王朝复辟也就意味着君主制原则的复辟。君主制在欧洲大行其道，共和制不再时兴。整个19世纪，正统原则、正统主义都是反对革命、主张恢复旧制度的保守势力的重要旗帜和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

正统原则是对大革命原则的全面反动。大革命被看作是历史的偶发事件，应当消除其影响，以回归正轨，亦即全面恢复旧制度。这确实是主导维也纳会议的大国君主们的本意。为达此目的，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成立了由天主教的奥匈帝国、新教的普鲁士和东正教的俄国组成的“神圣同盟”；不愿使同盟过于具有宗教色彩的英国又与这三国组成了“四国同盟”。这两个同盟的目的，就是全力捍卫维也纳体系，干预任何动摇该体系的企图，并监督法国，防止法国再次燃起革命烈火。

然而，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样深刻的革命之后，要想完全恢复1789年以前欧洲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了。并非所有的君主都坐回了过去的王位，因为维也纳会议并未恢复1789年之前欧洲的政治版图。被军事占领的法国固然又退回到过去的疆界之内，但各大战胜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以英国提出的“均势原则”为依据，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

被拿破仑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得到恢复，接替它的是新成立的德意志邦联。神圣罗马帝国的300多个邦国经过调整、合并，减至邦联的39个成员（既有王国、公国，也有自由城市）。邦联领袖由奥地利皇帝担任，普鲁士是邦联中最重要的成员。原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属低地国家比利时与联合省合并，成为荷兰王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英国看来，新成立的荷兰王国，将会成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区，有效地遏制法国今后可能对英国不利的扩张企图。

各大战胜国都因为战争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土。主要在欧洲以外发展的英国得到了原为荷兰殖民地的锡兰、开普敦以及马耳他岛。奥匈帝国继续统治着多瑙河沿岸的日耳曼、马扎尔、斯拉夫等民族的人民，尽管失去了比利时，但却得到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这样，奥匈帝国就进入了欧洲的心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意大利。此时的意大利则处于分裂之中，南方主要有那不勒斯王国，中部有教皇诸国，北方主要有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由于波兰被瓜分，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从中获益。普鲁士向东得到扩展，但更多是在西部，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得到了大片领土。俄罗斯保留了1809年从瑞典获得的芬兰和1812年从奥斯曼帝国得到的比萨拉比亚，还吞并了波兰三分之二的土地，大大向西扩展，成了接近欧洲心脏的一大强国。由此可见，战后欧洲政治版图与1789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政治制度看，变化同样是深刻的。不仅封建制和城邦共和制在大革命以后难以生存下去，就是想要恢复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也已无可能。

在这方面，法国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路易十八从拿破仑的“百日政变”中得出教训，认为已不可能恢复旧制度。他迫使保王党人作出重大让步，例如，他并没有对大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进行反攻倒算。他还颁布了一个宪法性质的宪章，以回应法国人的期待。颁布宪章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在旧制度下不存在宪制。有了这样一个成文宪章，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复辟君主与国民之间的契约。宪章规定了代议制的存在，经纳税选举人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立法权，并根据“不经国民代表同意不得收税”的原则代表国民批准预算。这实际上是将25年前引发大革命的三级会议的主张合法化了。而且，宪章还承认了大革命所宣示的一部分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等。

走上这条道路的并非法国一国。1814至1815年间，许多国家的君主都颁布了同样性质的宪法或宪章。如，新成立的荷兰王国颁布基本法，规定王国和三级会议分享权力，此基本法后来成为荷兰宪法；挪威王国颁布宪法，这是所有颁行宪法中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一部，因为挪威国王仅享有暂停执行的否决权；甚至俄罗斯沙皇也为华沙大公国颁布了一部宪法。

至于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设立并传播开来的新型行政体制，其继续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任何一个君主，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均不希望失去一种更加集中、更加有效的行政体制。不仅大革命时期规定的新的行政机构，甚至新的选区划分，也都保留了下来。

复辟时代并非全面复辟，这从社会领域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但凡大革命时期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地方，大革命的重要观念和改革都保留了下来。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荷兰、德国西部、意大利北部，直至波兰，在《拿破仑法典》影响之下制定的法典都在继续实行。农奴制被废除，特权被取消，教会的永久管业权不复存在，权利平等原则，包括所有人在法律、司法、税务和进入公务、行政队伍方面的民事平等原则，在多半个欧洲成为定规。从这些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是资产阶级，事实上，欧洲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已经从贵族社会转变为资产阶级社会。

因此，在复辟的表象之下，大革命的一部分成果被接受和保存下来。但这种状态受到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冲击。一方面是来自极端保王党人，他们不接受大革命的任何成果，想继续开倒车，实现全面复辟。在1815年的欧洲，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仍生活在旧制度之下，那里存在着一个依然强大的土地贵族阶层，他们力图恢复过去的欧洲。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自由党人，他们不承认大革命的失败，而想要将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认为，大革命时期制度改革和民族解放这两大遗产依然充满活力，国内的政治自由和国际的民族自由依然是他们行动的口号。在各国的自由党人和雅各宾党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声援，以反抗复辟的君主。正是这分别以正统和自由为旗帜的两大阵营的对决，将再次给欧洲带来革命性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