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进程

作为一场划时代的政治社会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跌宕起伏，极为曲折复杂。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因素干扰、影响着革命的进程，以至于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由一连串不同主角、不同使命、不同方向、不同结果的革命所组成。也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要求会议同意征收新税，而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但第一、第二两个特权等级坚持按等级投票，不同意第三等级提出的按代表名额投票的要求，从而阻挠了改革提议的通过。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退出三级会议，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决定制定宪法。6月20日，国王下令封闭会场，他们便来到附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宣誓不制定出一部法国宪法，会议就不结束。在凡尔赛宫发生的这一连串事变被称为“议会革命”，它标志着法国革命的开始。

贵族不甘心退让，他们说服国王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在这关键时刻，由于路易十六罢免支持改革的财政大臣内克，爆发了巴黎市民起义，起义民众于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巴士底狱陷落本身并无太大实际意义，只从里面释放出七个人（五名刑事犯，两名精神病患者），但却挽救了国民议会和第三等级的革命，并产生了远超其自身的巨大影响，从而宣告旧制度暴政的标志被摧毁。与此同时，在法国外省，尤其是在东部和西北部，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许多贵族城堡被烧，地契被销毁，大批贵族逃亡。

网球场宣言，雅克·路易·大卫，1792

国民议会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通过“8月法令”，废除各种特权，从而实现了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取消贵族和僧侣特权，实现平等原则的理想。

——于8月26日通过《人和公民权宣言》，明确宣示了社会、政治改革的主要原则。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件的普世主义倾向，其作者不仅是在为法国人立法，而且是要为全人类立法。宣言宣告：“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一切政治结合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宣言明显受到启蒙思想和英国革命理念的影响。这标志着，国家主权不再等同于国王本人，而被转移到国民的代表机构，也就是说，“主权在君”变成了“主权在民”。

——1791年9月，国民议会完成一部新宪法，按此宪法，法国建立起一个有限权力的立宪君主制。建立一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取代法国的专制君主制，正是法国革命最初的目标。国王依然存在，被称为“法国人的国王”，而不再是“法国国王”。立法议会被赋予最高权力，国王为行政首脑。由于只有纳税的男性公民才能当选政府公职，实际上由资产阶级牢牢掌握了国家权力。

国民议会还对法国的行政区划和司法机制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封建的苛捐杂税，代之以对土地和工商业利润征收的统一税；统一了度量衡制度，确立了迄今国际上仍在使用的公制；还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没收教会财产，实现教会世俗化……

这一阶段，尽管由于经济匮乏、面包涨价等因素，农民发生反叛和起义的现象所在多有，但总体上暴力行为有限，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革命的“温和阶段”。

当时人们充满了激情，幻想着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整个法国要形成一个公民的“联盟”，一个伟大的民族（国族）。1790年7月14日，国民议会在巴黎战神广场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联盟节”，以彰显革命所实现的全国和谐。后来成为拿破仑外交大臣的塔列朗主教主持了弥撒，国民卫队总司令拉法耶特将军检阅了国民卫队，路易十六宣誓忠于新宪法，各地代表则庄严宣誓，法国将组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族。这一天（而不是一年前攻克巴士底狱那一天），后来被定为法国的国庆节。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革命进程的发展是无法预料的。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对比格局，而此时，革命阵营和维护旧秩序的阵营两者之间的胜负尚未见分晓，革命者要捍卫获得的成果，而敌对阵营则力图夺回失去的权利。不甘屈服的贵族和僧侣等级在保守的天主教农民的支持下蠢蠢欲动，时刻都在威胁着革命的成果。

另一方面，第三等级的下层，即被称作“无套裤汉”的小店主、工匠和打零工者等，或被称为“第四等级”的“无产阶级”，尽管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所得甚微，他们担心财富特权将代替身份特权，因此，不满情绪也在上升。如果说，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要求拥有与贵族一样的权利，那么此时，“无套裤汉”们也要求拥有与资产阶级同等的权利。如果说，资产阶级要求的是自由，那么此时，革命将超越自由的范畴，而更趋向于消除社会差别的平等，以及全体公民都能行使政治权力的民主。这些更激进的革命者希望建立一个平民也能参政的民主共和国。

真正促使法国革命从温和阶段进入激进阶段的，是1791年6月路易十六及王室成员的出逃，和1792年4月爆发的法国与奥地利、普鲁士之间的战争。

1791年6月21日夜，国王、王后及部分王室成员乔装打扮，分乘几辆四轮豪华马车，向法国东北方向逃亡，以期与在德国集结的法国流亡贵族汇合，并争取外国的支持，向法国革命阵营反扑。这次逃亡差一点成功，但在离边界仅30公里的瓦雷纳镇的一个驿站，路易十六被人认出，随后被带回巴黎。这次出逃，是一次背叛，国王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但议会的温和派不愿承认这一点，而把国王的出逃说成是被劫持。这是因为君主立宪制是他们全部政策设计的核心，一旦没有了国王，他们的政策将无法推行下去。路易十六也只好承认是被劫持，并于9月13日批准了议会通过的宪法。制宪议会终止，继之以立法议会。君主立宪制被正式建立起来，但这一体制只存在了一年。国王的出逃和背叛破坏了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信任，也破坏了君主立宪制的基础。许多法国人转而反对君主制，从而削弱了温和派的地位，加强了激进派的地位。

最终摧毁了法国君主制的，是外国的入侵。法国是当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它与处于欧洲边缘孤悬海外的英国不同，在这里出现一种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立宪君主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而言，是一大威胁，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法国革命取得的进展令它们惊惧不安。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而且还因为为数众多的法国逃亡贵族和保王党人在那里避难，他们十分担心革命危险的扩散。1791年8月，奥普两国君主联合发表“伯尔尼兹宣言”，公开声明，恢复法国秩序和国王权利是“所有欧洲君主普遍关注的事情”。这引起了法国人的极大愤慨，将之视为外来干涉的威胁，他们确信奥地利准备入侵法国，破坏大革命。

在大革命初期，革命者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认为用战争来解决冲突已是过时的做法。国民议会曾公开宣布，法国“放弃进行任何旨在征服的战争”，“决不会为反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而使用武力”。但此时，这些和平主义者都变成了“好战”者。他们企图通过武力来消除外来威胁，当然，他们也想把法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其他国家，挑起一场反对王权的战争。1792年4月20日，立法议会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宣战。这意味着，法国是向奥地利君主，而不是向奥地利人民开战。8月，一支奥普联军攻入法国。率领这支联军的布伦瑞克公爵发布公告，声称如法国王室成员受到伤害，他将对巴黎人实行最可怕的报复。8月10日，被激怒的巴黎市民向杜伊勒里王宫发起进攻，国王逃到议会。在民众压力下，议会宣布国王退位，并将王室成员关押起来。9月20日，选举产生了新议会——国民公会。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巴黎国民自卫队参战，莱昂·科涅，1836

1789年革命兴起时，没有人想在法国建立共和国。但当战争爆发，国王被捕后，共和就成了政治上唯一的出路。大革命的命运此后便同战争联系在了一起，战争成了革命的推进器，成了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1792年12月10日，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进行审判。在激进的雅各宾派的坚持下，国王被判处死刑。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宣称：“向暴政妥协的宽恕是野蛮的”，“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以阴谋反对法国人民自由的罪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送上协和广场（当时称作革命广场）的断头台。

路易十六被处决，引起欧洲各国王室的震怒。奥、普、英、荷、西等国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此时的共和国政权，不仅要面对外国武装干涉，还要面对国内的叛乱和经济危机等巨大压力，因此革命的领导人变得更加激进。1793年6月，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了温和的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的领导地位。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拯救共和国，使得这场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免于被葬送，必须对这场革命加以强有力的领导，这一重任落在了国民公会的内阁——“救国委员会”的身上。该委员会有12名委员，罗伯斯庇尔是其主要成员。在这一阶段，法国大革命同样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禁止把负债人投入牢狱，建立免费国民教育制度等。此外，还颁布法令，规定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的最高售价，增加工资，将逃亡贵族产业廉价卖给农民……

1797年，雅各宾派发布新的《人和公民权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将平等权列在人权之首位，强调“社会的目标是共同幸福”，首次宣告了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而且明确承认人民有反抗压迫的“起义权”。

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国民公会发出“祖国处于危急中！”的警号，并发布总动员令，18至25岁的未婚男性均被征召入伍。这种全民征兵的做法开启了现代兵役制的先河，也宣告了现代战争的诞生。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励下，法国装备起了80多万人的大军，赢得了瓦尔米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在至关重要的北部边境打败了反法同盟联军。

雅各宾派执政期间最为人诟病的是恐怖统治。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人类群体行为的一个常数，尤其是在战争状况下。法国大革命也未能逃脱这一逻辑。暴力恐怖行为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可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自发的冲动行为，也可以是某个派别或是国家决定采取的一种战争手段和政策行为。雅各宾派应当为之负责的，是后一种行为。恐怖统治并非由罗伯斯庇尔发起，但他无疑对恐怖统治的推行和扩大负有重要责任。恐怖行为不仅打击了革命的敌人，也打击了偏离政府路线的革命伙伴，如主张更激进的革命的“忿激派”和“无套裤汉”等，或主张“和解”的“革命英雄”丹东等（“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子”）。恐怖成了政府统治的有效手段。事实上，雅各宾派确实挽救了共和国，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们在法国实行的纪律、秩序和统一，第一共和国很可能在外国入侵和国内无政府主义的双重打击下崩溃。然而，恐怖统治却是与《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这场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的暴力恐怖统治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根据2013年法国出版的《巴黎历史词典》“法国大革命”词条，仅巴黎在此期间经法律程序被判处死刑者，就有16594人。

法国大革命被盖上了恐怖统治的印记，然而，将两者划上等号却是错误的，因为法国大革命并不能笼统地被归结为恐怖统治。而且，应当把这段历史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考察。当时的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各个阵营的不同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恐怖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看一下之前法国专制君主制时期和之后法国第一帝国期间的暴力恐怖行为，看一下欧美大多数国家内战期间各方的所作所为，再看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这段历史，应该可以更为客观一些。贝尔纳·伏瓦耶纳在其所著《欧洲观念史》中，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视为旧制度下君主专制行为的延续和在正义旗帜下的强化，不无其道理。

恐怖统治于1794年夏结束。这时，共和国的胜利似乎有了保证，对恐怖行为的热情消退，国民公会中担心自己命运遭到不测的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们下令逮捕了他，并将他送上了断头台。这一事变史称“热月政变”。革命的领导权落入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手中，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热月党人”又回到了制宪议会期间的自由主义政策取向，无情地抛弃了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各项政策。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停滞乃至倒退的时期，甚至是一个“大规模腐败和玩世不恭的时期”。此时还出现了针对雅各宾派的“反向恐怖”活动。

“热月党人”主政的国民公会和1795年10月成立的“督政府”未能使法国脱离国外战争、国内骚乱和经济萧条的泥潭，他们一方面受到保王势力的攻击，一方面要对付雅各宾派的残余——“罗伯斯庇尔的尾巴”，这种状况为拿破仑·波拿巴横空出世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