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背景

自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作出“最深刻的分析”之后，人们往往把法国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追溯到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与状况。

在革命前的旧制度下，法国社会是建立在特权或者说权利不平等的观念之上的。这种不平等可以用“等级”和“阶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加以分析。在旧制度下，社会所强调的，是等级而非阶级。当时的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教士，负责与上帝有关的宗教事务，附带承担教育和社会救助等职责，第一等级约10万至13万人；第二等级为贵族，负责打仗和防御，时而兼任司法职责，第二等级约35万至40万人，他们占据了政府、军队、法庭等诸多重要职务，在法国社会中起关键性作用；第三等级为平民，负责劳动和生产，他们占据法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其中75%-80%是农民，其余主要为城市居民，总计约2400万人。等级是法律概念，等同身份和地位。这一概念与经济、财产或职业无关。生活水平不同的人可以属于同一等级。尤其在第三等级中，最富有的资产阶级，如银行家等，同工匠甚至流浪者属于同一身份。贵族和平民由出身决定，社会的流动性可以通过在教会中任职实现，不少在教会任职者成为了行政官员或外交官。后来，贵族身份也可以通过国王授予爵位、购买土地获得爵位甚至非法篡取爵位而获得。教士和贵族等级拥有特权，可以免缴税赋，尤其是免缴人头税，而人头税为法国的主要税收来源，因此，法国的税赋几乎完全由第三等级来承担。

然而，18世纪，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等级制这一中世纪的遗存也到了必然消失的时候。因为，在等级制的表象之下，出现了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划分，正是在传统等级与新兴阶级的对立中，爆发了1789年的社会革命。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专制君主制的兴起。当国家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原先由贵族承担的某些职责，现在由君主的大臣、顾问及有关行政机构去完成，贵族的特权也就失去了合理性。贵族的职责主要是打仗，现在国王自己花钱养起了常备军。在路易十三治下，最后一次发出征召附庸出战的动员令。到了路易十四时，显贵除了在国王身边伺奉外，已基本无所事事。如果说，原先贵族的权利和义务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的，那么，这种平衡现在被打破了。然而，贵族在不再承担社会职责的情况下，却仍力图保留原先在声望和财富方面的特权，并维护其对军队、教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垄断。这样一种错位解释了革命爆发初期民众的反贵族情绪。

其次，经济领域的变化产生了同样的效应。当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形式时，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自然是社会中最富有的人。但到了17、18世纪，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出现、重商主义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失去了在经济和国民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贵族的财产也因此日益缩水。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却不断增加，成为国家财富最有力的贡献者。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等级”，而是第三等级中的一个阶层。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等级概念，将让位于新的阶级概念。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作用的增长，它也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国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依赖资产阶级，他所任命的大臣和官员中，已有不少来自这一新生的阶级。

最后，经历了启蒙运动之后，人们也在思想上越来越难以接受不平等状况的继续存在，越来越难以接受传统的等级划分永久地存在下去了。

到了18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旧制度的最后三十年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加剧，引发了“贵族的反动”的现象。贵族为了自保，竭力阻止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在军队中，第三等级的人只能担任低阶军官；教会里，第三等级的人只能担任低级教士；想要改变身份的人购买一个职位，需要花更多的钱。路易十四时，往往从资产阶级中选任大臣和顾问；路易十六时，大臣和顾问则大多来自贵族。“贵族反动”的另一种形式，是农村的领主为恢复自己的收入，重新收缴各种早已放弃的对农民的税费，并千方百计阻止农民脱离土地获得自由，不准农民获得土地产权。贵族的反动既激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也激起了农民的不满，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大革命的初期，资产阶级和农民站在同一阵营。

正因如此，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革命初期人们所反对的，是不平等，是特权，是社会等级。此后，革命由反贵族转变为反君主，恰恰是因为法国王室未能与特权等级划清界线，而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革命的对象也因此而变成了国家本身，从而演变为一场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财产濒临破产。法国财政状况糟糕是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只要特权不取消，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富有者就被免除税赋。而18世纪下半叶，法国一直忙于战争，耗资巨大，加以王室铺张浪费惊人，财政状况必然不佳。为了防止王室破产，路易十六曾任命伏尔泰的朋友、重农主义者杜尔哥以及银行家内克等人出任财政大臣，希图通过温和的改革延缓财政崩溃，但都因贵族的抵制而难以推行下去。

为支持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法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持续上升，不得不大行举债，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此时又恰逢法国经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繁荣后进入了周期性经济危机。1787、1788年又连续两年农业歉收，导致食品短缺，物价上涨。专家估计，革命前夕，法国穷人数量已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路易十六已无法向穷人榨取更多税收，于是试图增加对贵族的税收，贵族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过的三级会议，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问题。路易十六不知，这样一来，却触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