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和“永久和平”

18世纪，亦即启蒙的世纪，正是欧洲民族国家加速形成的时期，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世界主义”的潮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欧洲出现了一种颇为复杂的政治局势。洛克在同霍布斯的论战中指出，当时的欧洲，存在着三种政治制度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和约签订后依然留存下来的古老遗产，即帝国制度，这种制度在奥地利与天主教会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与东正教联系在一起，在巴尔干半岛则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模式是王朝国家，如西班牙、法兰西、英格兰、波兰、丹麦、瑞典，以及不久前刚刚出现的普鲁士等等，这种王朝国家的模式又与一种新出现的民族话语难以分割开来。第三种模式，则是一些自由城市，最重要的有阿姆斯特丹、热那亚、威尼斯、汉堡等等，它们实际上是一些自主领土的中心。很显然，这是一种正在向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制过渡中的形态。

正是在这种政治上走向相互独立的状况下，欧洲在文化上却表现出了一种“世界主义”倾向。这里所谓的“世界主义”，法文原文为Cosmopolitisme，由希腊文Kosmos（世界）和Politês（公民）两词转来，指的是那些想当“世界公民”的人所追求的那种状态和理想。当然，这里的“世界”主要指的是欧洲。

之所以出现这股潮流，自然是由于欧洲文化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时也是由于在启蒙世纪里，人们不愿局限于一国一地，而想到更广泛的天地里去追寻更多的经历和经验，以获得更大的精神上的自由。

世界主义深受法国的影响。在启蒙的世界里，欧洲的中心是巴黎，当时就有“法国的欧洲”的说法。“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各国的上层人物，包括贵族，都普遍使用法语，连一些开明专制君主，如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和俄罗斯叶卡特琳娜二世，不仅说法语，而且用法语同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通讯。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即有教养的欧洲人都用法语交流和思考，法语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普世语言”。18世纪初，法语还成为欧洲的外交语言。世界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是法国艺术尤其是宫廷艺术的影响，法国凡尔赛宫的宫殿和花园在欧洲许多地方被仿造。

在思想和哲学领域，世界主义作家的典型是伏尔泰。他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注意到了欧洲在思想和精神上的一致性，注意到了一种共同的欧洲意识，而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伏尔泰将“基督教欧洲”描述为由若干国家组成的某种共同体，其中有王国，也有混合政体，“但彼此都和谐相处，全都奉行相同的公共与政治规范，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前所未见的”。他还写道：“基督教的欧洲人同希腊人是一样的：他们相互打仗；但他们在对立中仍然保留着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多的礼节，以致当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相见时，往往显得像是出生在同一座城市的人。”

孟德斯鸠同样是世界主义的倡导者。他曾作为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游历过许多国家，并写下了这样的话：“德国适宜旅行，意大利适宜居住，英国适宜思考，法国适宜生活。”对于他来说，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现实。他注意到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欧洲的情况是这样的，所有国家都相互依恃。法国需要波兰和莫斯科的丰饶，就像阿基坦需要布列塔尼，布列塔尼需要安茹一样。”他甚至说：“欧洲就是由几个省组成的一个国家。”

自称“日内瓦公民”的卢梭不赞成世界主义，他希望捍卫民族的独立性，制止欧洲国家的同一化。但他也注意到：“今天，不管人们怎么说，已经不再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有的只是欧洲人。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习俗……”

到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理性成了比其他任何需求都更能推进欧洲联合的动力。寻求欧洲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权，以及专制政权所代表的战争威胁。因此，欧洲人的“世界主义”又是与某种形式的和平主义相联系的。

1713至1717年间，圣皮埃尔神父发表了《欧洲永久和平方案》。当时，欧洲和平正受到法国和奥地利争夺霸权的威胁。圣皮埃尔神父主张建立一个欧洲邦联式的、叫做“欧洲协会”（Sociétéeuropeenne）的联盟，以确保和平不受威胁。他为此而提出的方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各国君主缔约，结成永久联盟；（2）

各国君主均需服从联盟代表大会或议会的决定；（3）各国分摊联盟开支；（4）

对违约国进行集体干预，战争费用由违约国偿付；（5）条约的修订以简单多数决定，但以上这最基本的五点的修订需经一致同意。成员国边界的改变亦需一致同意。

在当时，提出欧洲联盟方案的不在少数，如苏利公爵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名义提出的将欧洲建成一个“基督教共和国”的“大宏图“（“Grand dessein”），法国教士克鲁塞于1623年提出的通过仲裁确保广泛和平和贸易自由的方案，英国公谊会教友威廉·宾于1693年提出的“欧洲目前及未来和平”的方案，以及同是公谊会教友的约翰·贝勒斯于1710年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欧洲国家的草案”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圣皮埃尔的“永久和平”方案却由于莱布尼茨、尤其是卢梭给予的特别关注，以及其对康德“永久和平”论产生的影响，而成为欧洲联合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圣皮埃尔神父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设想通过某种联盟形式探寻和平的道路，并通过法的绝对权威来实现集体安全。然而，他的方案的缺点在于，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方案。他是希望将欧洲当时的政治格局固定下来，禁止除了军事惩罚以外的任何战争，禁止对各国边界做任何改变，并且将实现这样的永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各国君主身上。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最早对这一方案作出反应，他对此方案的评价颇为积极，但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方案。

卢梭对圣皮埃尔的论著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他于1761年将圣皮埃尔原来三大册论著浓缩为40页的提要，将原来一堆杂乱的论述改写成一篇一气呵成的漂亮论文，又于1782年发表了“对永久和平方案的评论”，足见其对此的重视。卢梭这样做，是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洲社会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上存在着，需要通过一个邦联宪法使其真正成为现实。他在“评论”中表示，圣皮埃尔的方案完全合情合理，但却完全不可能实现。他认为，战争是君主们的事情，为了避免战争，需要建立君主的联盟。但是，却不能像圣皮埃尔那样，寄希望于君主们。因为，建立欧洲共和国很可能符合君主们的利益，但君主们却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君主们渴望强权。他们对外奉行帝国主义，对内奉行专制主义。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战争扩大对外统治，也巩固对内统治。欧洲共和国将限制君主的野心，也将促进臣民的解放，这是君主们决不会同意的。因此，卢梭认为，实现圣皮埃尔的方案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以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的国家取代君主国。

1795年，康德发表《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这是18世纪“世界主义”乌托邦的最后一块界石。从康德的方案中，可以明显看出圣皮埃尔和卢梭对他的影响。康德同样提议建立欧洲国家的广泛联盟，但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超其两位前人。由于当时正值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崛起，波兰第三次遭到瓜分，康德提出了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应受到另一国家奴役的思想。为了解决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实现欧洲和平，康德提出了缔结和约、裁减军备、互相尊重权利等具体建议。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之上的，那就是，为了确保永久和平，各国的政体必须是共和制的，因为，在共和体制下，进行战争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而人民是不要战争的。康德认为，共和制必须符合三项原则：（1）人类社会的自由原则；（2）

全体服从公共法律的原则；（3）社会成员的平等原则。各国在共和制基础上结成联邦，缔结永远结束战争的和平公约。此后，还将在欧洲联邦基础上结成“世界联邦”，建立“国际政府”，从而实现永久和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康德的“永久和平”只能是一个实现不了的“哲学方案”，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无疑将对后来的欧洲联合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