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一场以理性和自由的光明驱散蒙昧和狂热的黑暗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法国由一群自称为“哲学家”的人（哲人）发起的。这些“哲学家”，并非真正搞哲学研究的人。按照《百科全书》“哲学家”词条，这里所说的哲学家，是指拥有达致真理的手段，并对一切事物行使其思辨和批判理性的人。按照著名女作家、女侯爵德朗贝尔夫人1715年时的说法，“搞哲学，就是要恢复理性的全部尊严和全部权力，以打碎传统和权威的枷锁”。

德国著名学者迪特里希·施万尼茨曾对自称为“哲学家”的启蒙思想家们做了这样的惟妙惟肖的描绘：“他们不会对别人死心塌地，因为他们只忠于自己的理智；他们批判权威，主要是针对权贵；他们的脸上总是一副嘲讽的表情，并时刻准备着进行论战；他们不是隐世的学者，而是现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关心政府的无意义行为和社会弊端；他们推崇理智，将其视为一切社会机构的最高法官；他们组织对神话、教条和迷信的斗争。在他们眼里，教条是愚民政策的代表，基督教所宣扬的教义简直就是荒谬无比。”因此，这些人并非构造深奥理论体系的思想者，而是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这类人的原型。这些哲学家用他们的“大不敬”改变了欧洲的人文气候。“这对文化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就像是先前的宗教改革。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

启蒙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希望借助理性了解自然和人生的奥秘，也希望借助理性建立完美的制度和社会。此时，牛顿理论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人们开始认为，理性分析应用于人类行为和制度应当同样有效，因此，希望能够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找到统治人类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的法则。启蒙思想家已摆脱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崇古思维，他们大多相信，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思考，将会开创一个不断进步的全新时代。“进步”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坚信，人类理性能够引导人们走向自由，并建立起一个繁荣、公正、平等、幸福的社会。他们的职责，就是要为此而努力奋斗。启蒙运动的思想就这样颠覆了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价值观，而用一套以理性构建而非上帝启示的世俗价值观取而代之。

在宗教领域，启蒙运动向基督教发起了空前广泛而又系统的抨击，同时，也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桎梏天主教会发起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伏尔泰写道，基督教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之上的。而且，他认为，一切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教会所散布的蒙昧主义。启蒙思想家们谴责教会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并导致宗教法庭和宗教战争。

然而，18世纪是自然神论的世纪。启蒙思想家们，除狄德罗等个别例外，都不仅继承了笛卡尔的科学理性主义，也继承了斯宾诺莎（1632-1677）的自然神论。他们试图使宗教同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相一致。他们认为，只有造物主才能产生如此完美有序的宇宙，因此，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上帝只是宇宙万物的始因，一旦创造了“调节自然和社会的自然法则”，就让世界自然地运作。上帝不对人类历史进行任何操纵，因此与世界并无任何现实关系，所谓天启、圣训、教会、教士、教条等，全无任何价值。

以伏尔泰为首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还认为，宗教本身作为社会秩序的保障，对于“下层民众”仍是必要的。但总有一天，启蒙的进步将使所有人都从宗教的桎梏中获得解放。

在政治思想领域，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了伟大的创新，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这方面，启蒙思想家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和英国革命时期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路径，他们驳斥君权神授论，提出了限制王权的思想，并为实现此目的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马基雅维利选择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他的共和制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具有持久的吸引力。霍布斯认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产生于同民众达成的契约之上。他关于人性的观点是灰暗而可怕的（“人对于人是狼”）。他认为，恢复人的本性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起一种权力以对其加以限制。他是最早意识到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产生极大权力的政治思想家，也是第一位敲响“君权神授”丧钟的具有完全世俗观念的政论家。

洛克的影响远超前两位。他最重要的著作《政府论》发表于1690年，但完成于英国1688年革命之前，是对民主政府观念的肯定。他的政治哲学是以契约理论作为立宪政府的根据。他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承认，人们期待于政府的，是对自己的财产和自由的保护。如政府实行专制统治，侵犯个人的天赋权力，就是违背了契约，人民就可以用武力反抗并合法推翻政府。这一理论对18世纪后期欧美自由革命运动的影响至为深远。

启蒙思想家继承了他们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观念和原则，如：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平等、宽容乃至人民主权等。可以想见，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发起全面挑战，其重要性和革命意义绝不亚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对亚里士多德学说体系发起攻击。

应当说，除卢梭外，启蒙思想家们都同意保留君主制，然而，这却是一种温和的、尊重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君主制，即立宪君主制。这些启蒙思想家们是理性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却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开明专制”的君主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伟大的君主是把自己的权力用于实现人民的福祉，并从哲学家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不断进行改革的君主。当时也的确有一些君主，在启蒙时代新思潮，如崇尚理性和自然律，如相信进步和倡导人道主义等的影响下，愿意脱掉君权神授的外衣，树立开明无私、造福人民的形象，并以此来治国理政，建功立业。其中最著名的，有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等。哲学家们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开明君主的顾问，向他们提供指导性的意见。例如，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通讯，狄德罗与俄罗斯女皇叶卡特琳娜通讯，卢梭为波兰起草政府规划，为正在争取独立的科西嘉起草宪法草案。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开明君主们虽然赞赏孟德斯鸠，却无心分权制衡；虽然同意伏尔泰的宗教宽容，但其目的在于削弱教会；虽然主张改革，却认为改革必须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此，开明专制实际上是开明君主利用启蒙运动原则来强化自己的中央政府以及自己的权力，并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启蒙思想家所期望的更自由、更人道、更理智的社会。

当时主张民主和共和制的，只有卢梭。卢梭的政治主张同样以社会契约论为出发点，并进而提出人民主权的概念。他认为，人民应当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在此进程中组成公民社会；人民和政府的契约应当不断更新，政府必须对人民的意愿负责。然而，卢梭的政治理想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并且认为，民主和共和制只在小国有可能实现。他还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存在分歧，那就是，他主张平等，他认为，只有自由和平等都得到确保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社会，因此，他谴责私有财产制；而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则为有产者的权力和社会功利辩护，认为开明阶级应当在政治上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财产是个人权利的基础，他们捍卫私有财产，尽管他们也主张在法律和司法面前人人平等。

在经济领域，启蒙思想家赞誉自由和自然秩序带来的益处，而反对重商主义由政府调节经济和视工商业高于农业等原则。在支持启蒙思想的重农学派理论家们看来，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也是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因此，土地的拥有者应当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重农学派从他们推崇的自然秩序引申出经济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的原则，认为只有奉行这样的原则，商业和工业才能繁荣发展起来。

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首推亚当·斯密（1723-1790）。他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并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先河。斯密是首先认识到劳动分工重要性的理论家之一，他把劳动力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因素。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劳动力是衡量所有货物交换价值的唯一尺度。”斯密还透过市场混乱的表象看到了市场的秩序，他用“无形的手”来比喻市场秩序的根源。他认为，商品社会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无需国家干预，在完全自由的生产与交换之中，供求法则可以使个人的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在无形中协调起来，从而使市场得以和谐地组织和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