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兴起

文艺复兴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最具特征的表现，是人文主义的兴起。

“人文主义”（humanism,humanisme）一词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未出现，它由一个叫做尼特哈麦的德国教育家于1808年首创，但直到1859年才由沃伊格特在其《古代经典的复兴：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一书中首次用于描述文艺复兴这场文化运动。然而，尽管如此，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们就已开始用umnista(humanist，人文学者，人文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教他们的古典语文老师。所谓人文主义，有狭义、广义二义。就其狭义而言，人文主义指的是当时从事古典文化研究或抱有古典文化价值取向的人文学者（人文主义者），通过他们的“人文研究”，即对古希腊、罗马乃至犹太典籍的研究，重新发掘古典文化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对《新约》希腊文原文的研究显示出拉丁文本中存在的诸多错讹，从而出现了动摇教会权威的对《新约》的不同解读；在对古典作家的阅读中，重新发现了对于快乐以及对带来快乐的财富的兴趣；对于古典艺术品和古典美学理论的研究，使得新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对人体的赞美和颂扬……

由此导致了广义的人文主义，那就是：人，人的能力，人的美，人的欢乐，占据了优先位置，人成为生活的尺度和准则，从而将上帝的尊严和教会的权威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相较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束缚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的出现不啻一场真正的革命。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在其所著《欧洲文化史》中对这场运动的发生作了这样言简意赅的阐述：

13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的许多城邦都是由富商、银行家、公爵、伯爵、教皇和枢机主教在政治和文化上统辖，他们都住在豪华的皇宫、别墅里，享受着一切能用钱买到的奢侈品。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渐渐转向世俗；这就是说，倾向人间多于倾向神，倾向现实多于倾向未来。

在这一时期，在意大利城邦里，富商为抬高身价而结交文人雅士，学术和艺术因此得到人们的尊崇，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开始发展成为体系。个人不再是被神创造、顺服于神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而被看作是独特的、有理性、有创造性的个人。在过去的时代里，人是依附于神的；现在，已经由神转到以人为中心，个人发展成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

由此可见，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两大重要特征，也是人文主义发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文主义者所期待的，是从古典文献中获取中世纪作家无法提供的知识，并从尘世间获取更多新的情趣。

路德维希的《地中海历史》在说到文艺复兴时这样写道：文艺复兴的奥秘在于“日渐强烈的对生命的感受。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热爱生命，无惧死亡，拥有挑战命运的勇气。在发现人性的过程中，文艺复兴建立了新的道德规范”。

尽管人文主义者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与过去决裂的全新时代，但他们还难以摆脱中世纪的遗产、尤其是基督教遗产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仍是信仰上帝的虔诚的基督徒，并没有、也无意向基督信仰提出挑战。在他们对古典智慧的赞佩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之间，自然不无矛盾，然而，他们却颇为乐观地将两者加以调和。他们将个人的觉醒与基督信仰结合起来，认为每个人的特性都是神赐的，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才是对神最高的尊崇。

人文主义运动肇始于14世纪，人们往往把彼得拉克（1304-1374）称为“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是佛罗伦萨人，一个具有传统精神的基督教徒。但他相信基督教文化与古典文化之间有内在的连接性，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致力于系统挖掘中世纪意大利文化的古典文化根源，为古典文化的复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到了15世纪，人文主义达到高潮，美迪奇家族当政的佛罗伦萨成了人文主义的一个中心。当政者科西摩·美迪奇除兴建了美迪奇图书馆，还于1462年捐建了柏拉图学院，由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费奇诺担任学院主持人。前来讲学者中包括当时著名的作家米兰多拉，他以《论人的尊严》为题所作的讲演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认为，人具有做任何事情的潜能，具有创造性的自由意志，因而，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而，人文主义运动中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伟大学者学说的崇尚，也起了负作用，那就是不可能提出或难以接受任何与其相反的学说和理论。因此，在崇尚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出现重大的科学发明。当时人们认为，一切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找到答案。甚至直到17世纪，一个大学教授还可以既教地理学或地质学，又教园艺学，因为他只需照搬亚里士多德所说即可。

人们往往认为，现代思想的形成，是文艺复兴的直接结果。毋庸置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到古典思想学说的激励和激荡，但古人的权威也逐渐成为新的信条，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而现代思想恰恰是在反对古人权威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正是在扬弃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才出现了新的现代思想和现代科学。

这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物理学，特别是天文学方面。波兰人哥白尼于1530年完成了《天体运行论》，他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而明确主张日心说，也就是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著作一直到1543年他死后才出版，而且他的理论与计算，也有待以后的天文学家加以补充与发展。哥白尼认为，天体围绕太阳作完整的圆周运动，而后来的开普勒确认，行星运动的轨迹是椭圆形的，并在1618年出版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论》中公布了他的结论。伽利略对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作出了动力学的解释，从而导致近代物理学的诞生。

日心说引起了基督教会的激烈抵抗，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这一审判不仅仅是出于对新生事物威胁到传统观念的惧怕，也不仅仅是这一新的学说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重要的是，这一学说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千百年来，欧洲的思想导师是教会。而教会在其演变过程中，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念。因此，许多人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是上帝的教诲。地球居于宇宙中心的思想被赋予了宗教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吊诡现象：为了避免科学与信仰的分离，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教义进行了结合，但这一结合却导致教会对新的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抵制。所幸的是，科学的力量是教会所难以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