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的危机

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教会的地位至高无上，至关重要。当时的欧洲全民信教，任何人一出生便隶属于教会。教会不仅是宗教机构，而且还行使着一部分国家职能。当时只有教士受过教育，能写会读，许多政府事务都由他们承担，尤其是拟定公文书牍等。教会还有自己的法制和司法机关，甚至有自己的监狱，可以终身监禁教徒。实际上，罗马教会几乎就是一个准国家。教会组织结构几乎完全套用罗马帝国的规制，教皇对所有教士有绝对统制权，罗马教廷如同一个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自然是气焰熏天。

11世纪时，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主教及修道院院长的叙任权归属问题发生冲突，皇帝被教皇逐出教会，亨利四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赤足站在雪中，请求下榻在城堡里的教皇的原谅，三天后终于获得教皇的原谅，得以回归教会。这个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显示了教皇的权威。

在中世纪全盛期，教会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教皇倡导的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的成功远超人们预期。在欧洲大地上，一改“黑暗时期”的破败荒芜景象，到处建起了罗曼式或哥特式的教堂，当时就有编年史家这样写道：“欧洲披上了教堂的白色盛装。”教会适应城市的复兴和发展，修士们走出乡村的修道院，创建了所谓“托钵僧修会”，其中最著名的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些修会不仅致力传道，服务教会，并以自己的行为引领教众，而且在欧洲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多明我会的一些杰出人物，就成了大学的神学教授。

然而，随着教会影响力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越来越多地干预与宗教无关的事务。教皇的神权在英诺森三世时期（1198-1216）达到顶峰。他确立了教皇和君主权力的理论，他认为教皇作为教会领袖、基督的代理人、圣彼得的继承者，有权在世俗统治者威胁到基督教世界秩序时，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干涉。他也是这么做的。当英王失地的约翰拒绝罗马教皇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时，英诺森三世下令停止英国的宗教活动，革除约翰的教籍，还敦促法王菲利浦·奥古斯都向英国开战，约翰只得退让，并表示对教皇的完全臣服，甚至把英格兰作为英诺森三世授予他的封地，而他则对教皇负有称臣纳贡的义务。

英诺森三世还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之争，并寻求使西西里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他支持西西里国王弗里德里希争夺皇位，弗里德里希则答应放弃西西里。但弗里德里希当选皇帝后食言，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又一场激烈争斗随之展开。结果是，皇帝不仅失去西西里，而且眼看着自己对德意志诸侯的统治也化为乌有。

然而，教皇英诺森三世却未能阻止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一度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十字军的初衷，是想将所有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同伊斯兰教作斗争，然而，却导致了拉丁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而且，教会根本控制不了它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参加十字军的君主之间、商业城市之间、军事僧团之间，相互争斗，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有的还不惜与穆斯林结盟反对其他基督徒。圣殿骑士团因其贪婪、自私、傲慢而声名狼藉。罗马教廷还滥用其教权：禁止宗教活动、开除教籍、发起十字军征讨，其可利用的手段不一而足。英诺森三世在发起对穆斯林的第四次十字军征讨的同时，也号召征讨法国南部的基督教异端阿尔比派，将所有异教嫌疑者斩尽杀绝。1231年，教会还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

随着教皇日益陷入欧洲政治漩涡，他变得更像一个世俗统治者。在不断增长的君主权力面前，其权力和威望日益衰微。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想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法王菲利浦四世时，便惨遭失败。

法王审讯并监禁了一位法国主教，卜尼法斯八世提出警告，宣称主教应由教会审判，国家无权过问。菲利浦四世为取得支持，并开征与教皇对抗所需要的新税，召开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卜尼法斯八世威胁革除菲利浦四世的教籍，菲利浦四世则派兵绑架了卜尼法斯八世，并另立新教皇。尽管卜尼法斯八世被释放，但他遭到法王代表的公开羞辱，不久便郁郁而死。

卜尼法斯八世的继任者不得不极力讨好法王。克莱门特五世（1305-1314）甚至决定留住在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城，还在那里建起了教皇宫。在六十余年中，数任教皇都是法国人，他们远离罗马，常常奉行有利于法国的政策。当教皇1377年返回罗马后，风波再起。1378年被选为教皇的乌尔班六世咒骂并监禁了一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逃离罗马。在法王的主使下，在阿维尼翁另选了一个教皇，于是有了两个教皇。双方相互绝罚。于是，教会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废黜这两个教皇，另选一新教皇。但两个被废教皇均不予承认，于是就有了三个教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罗马教会“大分裂”。这一可怕的丑闻对罗马教会的打击至大，自此，罗马教会的声望江河日下。

在法国榜样的带动下，世俗君主们纷纷摆脱教廷控制，并试图控制本国教会，从而出现了各国教会自主的倾向。这一深刻的危机预示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