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文艺复兴

西方史学界有人认为，欧洲中世纪曾有过两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是查理曼时代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在文化破产的“黑暗年代”，仅基督教会代表了一点光明。教士和僧侣大多受过罗马时代的教育，因此，寺院里的僧侣往往以抄写古籍为唯一职志，拉丁文籍得以保存多有他们的功劳。查理曼大帝深信，知识与教育亦是他实施统治的必要工具，基督教能助其扩张版图，巩固政权。因此，他四处在教会和寺院里办学校，甚至在自己的王宫里办学，请教士和僧侣教他的官员和贵族子弟读书识字，诵读《圣经》，也教他们行善积德，帮助孤儿寡母。这固然是查理曼实行教化的功绩，但被称为“文艺复兴”则不免有些过甚其词。

第二次“文艺复兴”则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它始于11世纪晚期，于12至13世纪达到高潮。正是在此期间，欧洲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文明，并表现出其动力和创造性。其显著标志是：作为宗教热情的产物的大教堂出现在欧洲大地上，许多城市建立起大学，一些重要的古希腊著作被译成拉丁语并在大学里被研读，方言文学开始兴起，一些宗教学者利用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试图实现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的融合。

中世纪的艺术以建筑为主，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等，都附属于建筑。而建筑又以宗教建筑特别是教堂为主。当时的建筑风格，先后有两种形式：罗曼式和哥特式。罗曼式风格盛行于11、12世纪，仿罗马风格，同时也吸收了拜占庭风格的某些因素。哥特式则起源于12世纪末的法国，并很快风行于全欧。“哥特式”与哥特人无关，那是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崇尚古典风格的人们对此风格的贬称。但平心而论，这种全新风格的建筑是中世纪建筑艺术最宏伟的作品，也是欧洲文明最辉煌的文化遗产之一。

哥特式风格主要用于建造主教座堂，即所谓“大教堂”。这类风格的大教堂，法国有75座，欧洲有350座，最著名的是法国巴黎圣母院。如果从塞纳河畔眺望圣母院大教堂，不难想见，建造如此宏伟的建筑，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需要大量的金钱，因此需要经济相当程度的发展；还需要高超的建筑艺术知识，因为哥特式建筑较之罗曼式，远要复杂、华美得多。

建筑物的意义并不全在美学上，它也能深刻地反映出一个社会和社会的心理。宗教建筑占据如此巨大的分量，说明宗教在中世纪的地位：那时，全部公共生活都与宗教融为一体，随着高耸的教堂的建起，人们的灵魂仿佛也升向了天主，变得更加虔诚。建造教堂的意愿很明显：不仅是建造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教堂本身就是信徒对天主的赞美。为了天主，人们所建造的，再高不嫌其高，再美不嫌其美。今天还能见到的大教堂，许多都花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得以建成。

大学的兴起是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中世纪早期，教育的中心是修道院办的学校。10世纪后，主教座堂所在地的主教学校成为主要的学校。此后，出现了非教会人士办的世俗学校，世俗教育开始兴起。12世纪大学的出现，正是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在12至13世纪，欧洲有几十座城市建起了大学。

中世纪大学是自发形成的，其起源不尽相同。西方第一座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大约设立于1158年。它早先是一座法律学校，因此以法学见长。巴黎大学创立于1174年，它是从巴黎圣母院的教会学校演变而来，以神学和艺术闻名。牛津大学据说是从巴黎大学分出去的，而剑桥大学又是从牛津大学分出去的，它们都成立于13世纪初。

大学一词由拉丁文“社团”（universitas）演变而来，中世纪的大学是由教师或学生组成的社团，组成社团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实际上，它是一种自发形成，并获得当局的特许，从而享有若干特别权利的社团组织。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联合组成，并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发的特许状。巴黎大学则是由一群学者联合创办，并分别得到法王和教皇颁发的特许状。欧洲其他大学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两种模式建立起来的。

当时大学的基本教育，是传授所谓七种“自由艺术”，或“自由学科”，即与语言有关的“三科”（语法、逻辑、修辞），和与数字有关的“四艺”（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学完这些课程后，就可以进入法学、医学乃至神学的专业学习，神学是中世纪最高级的学问。全部课程都使用拉丁语翻译的古典著作，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用的是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的著作，医学方面则采用古代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

可见，在中世纪的全盛期，已有许多重要的古典著作从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进入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当时主要的翻译中心，一为西班牙，一为西西里。西班牙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汇合点。10世纪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修道院里就保存着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手稿，以及经过阿拉伯学者注释的拉丁文手稿。那里有许多翻译者，将从东方和北非传来的典籍译成拉丁文。欧洲学者可以来这里查阅这些资料。967年，后来当上西尔弗斯特二世教皇的僧侣热尔贝，就在加泰罗尼亚修道院发现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部分遗存手稿，包括数学、天文、几何、音乐等众多领域。当时充当翻译的，主要是犹太人，他们既懂阿拉伯语，又懂拉丁语。当卡斯蒂利亚王国收复托莱多，诺曼人夺取西西里岛后，基督徒翻译家也加入了翻译队伍。当时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皮埃尔，曾找到一个犹太人、一个阿拉伯人、两个基督徒，组成一个小组，将《古兰经》译成了拉丁文。当然，翻译最多的还是先前并不知其存在的著作。1260年前后，亚里士多德几乎全部著作都译成了拉丁文。当时还翻译了一大批科学著作，包括从阿拉伯语转译的古希腊著作，也包括阿拉伯学者自己的著作，如伊斯兰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等人的著作。这样，在欧洲大学兴起时，在欧洲人面前，已经打开了一座全新的知识宝库，从而使得欧洲的教育很快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七艺图，12世纪，“七艺”即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

13世纪，欧洲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是民族语言开始出现。拉丁语不再是整个西欧唯一的书面语言，其使用范围大为缩小，逐渐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专门语言。人们更喜欢使用自己的“世俗”语言，也就是各地的“方言土语”。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了后来的民族语言。这样就形成了西欧的两大语系：北部日耳曼语演变而来的德语、英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等，南部拉丁语演变而来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正是在13世纪，一些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开始出现了书面形式，一些作家也开始使用本地语言和文字。但丁就是在这时不用仍在流行的拉丁语，而用意大利语创作了其不朽的诗篇《神曲》。民族语言的兴起和发展，对欧洲近代民族君主国的出现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发展的一大成果是经院哲学。哲学在中世纪是“神学的奴仆”，是为神学服务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等古典哲学思想的引入，对基督教思想和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院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所谓经院哲学，是一种将理性应用于宗教启示的努力，也是一种运用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和逻辑原理解释和阐明基督教教义的尝试。

实际上，基督教创立时就曾受到柏拉图的深刻影响。柏拉图的弟子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等都为基督教教义与柏拉图思想相契合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却未曾对基督教产生过影响，因为他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与宗教信仰难以融合。亚氏学说引入后，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基督教思想家们开始竭力调和理性与信仰，企图说明，信仰的教义虽不来自理性，但并不违背理性，理性是通向上帝的另一条道路。正是这种努力导致了古希腊思想与基督启示的一种特殊结合。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托马斯·阿奎那。他所著《神学大全》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圣经”，他的理论也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的官方哲学。

中世纪神学家的努力，无疑是为维护基督教信仰服务的。但吊诡的是，他们的努力也赋予了希腊哲学以新的活力，从而也导致反对将理性应用于上帝的启示，拒绝使理论屈从于基督教思想的力量的出现。正是这股力量导致了对阿奎那学说乃至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质疑和扬弃，近代的科学理论也由此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