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走向衰落

公元前6世纪末，亦即希腊民主诞生之初，希腊就受到来自东方波斯帝国的威胁。其时，波斯帝国已成为从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之间广袤土地的主人，并不断向西扩张。公元前499年，小亚细亚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奋起反抗波斯帝国的统治，雅典派了20艘船予以支援。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决心报复，希波战争就此爆发。大流士派船和军队远征雅典，但在马拉松被雅典的重装步兵击溃。十年后，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组织了一支25万人和500多艘船的大军，水陆两路入侵希腊，要将希腊变成波斯的一个省。

希腊各城邦，包括斯巴达，组成同盟抗击波斯入侵。在温泉关，斯巴达国王率领三百名战士英勇抗敌数日后全军覆没。随后，雅典被攻破，并遭焚烧。正当希腊军队在陆地上遭受重挫时，雅典政治家兼将军提米斯托克利将波斯舰队诱入萨拉米斯海湾狭窄的海域，波斯舰队无法展开，被毁于背水一战的希腊海军之手。萨拉米斯海战一年后，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陆战中再败波斯人。波斯作为一个地域覆盖半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强国，却败在了一些自由城邦组成的同盟之手。西方史学家多强调，这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第一场冲突，公民自由战胜了奴役制度。希罗多德认为，这是“雅典民主战胜了东方野蛮主义”。这场战争在西方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若希腊败于波斯，则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文明乃至欧洲文明也就无从谈起。

希波战争后，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进入了其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462年伯里克利掌权，终于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防止波斯重新发动战争，希腊200多个城邦组成提洛同盟，雅典担任盟主。然而，这个自愿组成的同盟逐渐被雅典所控制。曾领导同盟战胜强权的雅典，开始奉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希腊。盟邦有义务向雅典缴纳贡赋，若不纳贡，就被视为“叛离”，要受到征讨，降为纳贡的附属。盟国在外交政策上也必须听命于雅典，不能自作主张。提洛同盟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帝国，而雅典俨然成为帝国的中心。

希波战争后，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430年期间，伯里克利以十将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当了三十年的不冠之王。在他领导下，雅典的政治与文化均达到鼎盛时期，史称“伯里克利时代”。此时的雅典已成为希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公民直接参与制定法律，就城邦重大事项进行辩论和投票。盟邦源源不断的进贡，为实现雅典民主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进贡为雅典政府实行官员薪酬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从而使最下层的平民也可以在政府中任职而生活无忧。与此同时，雅典人贪婪地操纵盟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同盟公库基金挪到雅典，用于雅典的公益事业。伯里克利甚至动用部分基金重建被波斯破坏的雅典卫城。在此情况下，雅典的建设蒸蒸日上，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雅典的日益坐大，在斯巴达及其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引起了恐惧。认为自身生存受到威胁的斯巴达，决心用战争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这场长达27年（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给整个希腊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开始蔓延疫病，致使城邦三分之一人口丧身，伯里克利本人也死于瘟疫。雅典最终不得不投降。持续的战争摧毁了希腊社会的精神基础。战后仍战乱频仍，各城邦自相残杀，自私的个人主义取代了公民义务，极端主义取代了稳健和理性，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在战争中被颠覆。

亲历这场战争的希腊伟大史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力求找出这场灾难性战争的“最真实的原因”。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帝国”，本可以和平相处，为何非要进行这场对任何一方都无益的战争呢？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雅典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雅典缔造了一个帝国，就必然要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战争正源于过度的强权。一个城邦越强大，就越有征服的野心和胃口。雅典完全没有必要将其帝国扩展到其整个周边，但却注定不得不走扩张这条路。与此同时，其他城邦却越来越惧怕雅典的强权，不得不寻求自卫。正是这种冲突性的恶性循环，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正当希腊各城邦都卷入这场残酷的战争时，希腊北方却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那就是马其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