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的兴起

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安人进入希腊南部，征服亚该亚人，在学会了航海技术后，又渡海征服了克里特岛和爱琴海上的其他海岛。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000年间，进入海岛的各族群分别占领了希腊各地，多利安人占领了希腊南部，爱奥尼亚人占领了中部，伊奥尼亚人占领了北部。自此，希腊人成了东地中海的主人。新入侵的希腊人持铁制武器，他们战胜了持铜制武器的当地人。他们的胜利，正是铁器时代取代青铜时代的证明。

从多利安人入侵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经历了数百年的混战时明期，史称“黑暗时代”。迈锡尼被摧毁后，建立起了一些小王国，但像迈锡尼那样凌驾于各小国之上的至高王权不复存在。

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经济恢复活跃，希腊文明真正拉开了帷幕。希腊人南迁后逐渐定居，改务农业，建设村落。游牧时代的部落首领变为统治部落的王。日久天长，相近的村落组成小型的城市，人口从数百至数千不等，自成独立的城邦。王的堡垒居于高处，可供民众战时避难，称为卫城。城市有城墙，城内有神庙，还有既作为休息场所，又是城邦政治、商业活动中心的广场，城墙外则是农村。各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军队和神祇。

希腊地域狭窄，土地并不肥沃，当人口发展得过于拥挤，往往会迁往别处另建新城。海外殖民的浪潮自多利安人入侵时即已开始，迈锡尼旧民在外族入侵之下有相当一部分移居海外，或迁往其他已建立的殖民地，或开辟新的殖民地。迁居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小亚细亚。早期希腊殖民者在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利都，这个城邦后来成为希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中心。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出现了第二次殖民浪潮。希腊人一方面向西地中海移民，主要地点为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高卢西部、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地区和北非（利比亚昔兰尼加地区），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众多，因而被称作“大希腊”。另一方向是向北，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于黑海沿岸。公元前600年左右，黑海四周已遍布希腊殖民地，成为希腊谷物进口的一个重要来源。

希腊人移民，主要是为了寻找安家落户的新土地，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但同时，也是要在重要的运输线上建立中继商站，以便利货物交易，开辟新的市场。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地星罗棋布，在整个地中海及沿岸地区构成了一张密集的贸易商站网络，这是希腊贸易扩张的一种基本方式。但移民也有政治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城邦内部政争引起的分裂，或是被判处政治流放后的流亡。新殖民城邦建立后，仍与母邦保持联系，但却独立自主，并不从属于母邦。

初期的城邦划分为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城邦有王，但军事和防务往往由贵族担纲。王并无绝对权力，其权力是宙斯赋予的。不久，贵族演化为执政者主持邦政。当希腊人占领全境后，除少数城市仍保持王制外，几乎在所有地方，贵族都取代了王，形成了大地主和军人专权的贵族统治。这就是所谓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寡头政治。

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希腊经济的活跃使小农变得富有，成为小财主，由于商品贸易在希腊城邦之间，以及埃及、黑海沿岸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变得十分频繁，还出现了商人阶级。公元前8世纪末，希腊沿海城市的一些精明的商人和银行家开始铸币，并逐渐广泛使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变成了以货币为基础的商业，源于古巴比伦的银行、保险、股份投资，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制度也在希腊萌芽，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推动。

经济社会状况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与政治生活仍被一些大贵族所控制的现象，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一种更高程度的联合作战方式——重装步兵方阵的出现，加速了政治局面的演变。

重装步兵主要由自耕农即拥有土地和一定经济实力的自由民组成。方阵一般纵深为8列，每列士兵并肩列队，左手持盾，右手持矛。盾牌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同伴的右侧。这种集体作战方式加强了参战者的团队精神，全体公民参战也使他们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这种状况激化了城邦公民与贵族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在众多城邦引发了政治冲突和危机。

面对这一局势，一些城邦选出“立法者”兼调解官，将城邦内部各种关系通过立法予以确定，建立以法律为依据的制度，并促使所有人都遵守这些原则和规定。由此导致了某些成文法的出现。如在斯巴达，来库古制订了城邦宪法；在雅典，德拉孔制订了以严厉著称的“法典”。最著名的立法者是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梭伦。

在许多城邦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即某个贵族利用平民的不满攫取权力，形成了所谓僭主政治，即僭主的个人统治。僭主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往往打着维护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旗号向大地主和上层市民开战。他们采取的措施往往是重新分配土地、兴办大型工程等。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僭主政治往往导致民主政治的建立，雅典就是一个显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人”或“政治动物”的古希腊人，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尝试了治理城邦的各种可能的模式，从国王统治（君主政治）到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寡头政治），再到夺取政权的个人的统治（僭主政治），最后是人民治理国家（民主政治）。

希腊城邦众多，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为多里安人所建，农业发达，是个陆上强国。斯巴达依宪法（来库古宪法）立国，由出自两个贵族家庭的双王共治，他们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宗教和军事方面。除国王外，还有双王加28名年过60、经选举产生、终身任职的元老组成的元老会，和年满30岁的公民都可参加的公民议会。元老会握有实权，公民议会并无实权。还有每五年一次经公民议会选举产生的五名监察官，其职责是监督双王，监察公民，确保传统和法律得到严格遵守。后来，监察官的权力日益扩大，在城邦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这是一种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寡头制，或贵族共和制，但也不无一些民主的因素。

作为一个奴隶制城邦，斯巴达人不按希腊的传统方式将战争中的俘虏卖往他地，而是留作本邦的奴隶。为巩固对人数十倍于己的奴隶的统治，斯巴达人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军营。在斯巴达，奴隶从事农业，被征服的希腊外邦人（被称为“希洛人”）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斯巴达人只从事一件事，即军事。斯巴达因此成为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公民的孩子从七岁起就接受战争技能的严格训练，并被灌输为本邦服务的思想。因此，斯巴达人往往较其他希腊人体魄更加健壮，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因而也更勇敢善战。斯巴达人个性坚毅、节俭朴素，他们重视集体、崇尚武力，却蔑视智慧，不重视教育，在文化艺术领域毫无建树。

雅典所走的是与斯巴达不同的道路。雅典是个大城邦，占地2650平方公里，公元前5世纪最兴盛时，有约50万居民。它地处阿提卡半岛，临近海岸，因此海军强大，商业也在希腊首屈一指。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而达成这一结果，则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公元前594年起，梭伦实行改革。梭伦改革的目的，是限制贵族权力，改善贫困者状况，以恢复雅典社会的活力。为此，他发表“解负令”，取消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他还规定，不再按照家族的地位，而依据财产的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作为他们不同程度参与政治活动的标准。他还成立了所有公民都可参与的人民法庭。梭伦的改革并未解除贫困者的所有不满，也未消除贵族派系之间的纷争，但他推进的“政治革命”（恩格斯语）深刻地改造了雅典社会，他的改革标志着雅典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建立僭主政治。他以支持平民的姿态出现，运用自己的权力，延续了梭伦的改革措施。他将没收的被流放贵族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还向小农产者发放贷款。他的另一重要政绩，是大力促进雅典的文化生活，使过去属于贵族的文化为大众所有。

雅典卫城

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当政，推动雅典走向民主，因而克氏有“雅典民主政治之父”的称号。正是他建立了以平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他以区域而不是宗教或族群为标准，把雅典划分为10个行政区，称为10个“部落”，每个部落以抽签方式选出50人参加雅典的“五百人委员会”，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每个五十人委员会轮流主持邦政十分之一年，即36天。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均可每年约40次到大广场上参加公民大会，参与制定法律，决定重大事项。为防止僭主或野心家再现，还制定了陶片驱逐法，被公民大会半数以上公民在陶片上写下名字者，将被放逐十年，但仍保留其公民资格和财产。

雅典的民主政治到公元前5世纪的伯里克利时期达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