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多样性和两重性

欧洲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中心地带，绝大部分处于温带，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内陆交通发达，从外部进入十分便利。在数千年历史上，欧洲既是外族入侵的目标，也是迁徙移居的乐土。尽管欧洲绝大部分居民是欧罗巴人种，即白种人，但民族结构却很复杂。按照房龙的说法，如果用“种群”的概念来划分，欧洲有三大种群，六七个较小的种群。三大种群是日耳曼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其余还有马扎尔和匈牙利人、芬兰人、希腊人、犹太人、凯尔特人、吉普赛人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众多民族和种族因素在欧洲这片土地上融合。今天，多瑙河平原上生活着蒙古人（鞑靼人）的后裔，西班牙人身上流淌着非洲人、犹太人的血液，更不必说遍及各地的日耳曼血统的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大陆上有1000至1800万人被迫迁徙；今天，欧洲面临着来自地中海南部的强大移民压力。欧洲实际上一直是一个种族和文化的大熔炉。

欧洲的语言相对单一，但也存在印欧和芬兰——乌戈尔两个不同的语族，主要使用三种文字：希腊字母（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均由希腊字母演变而来），大约讲43种语言，还有不属任何语系、迄今尚不明来源的巴斯克语。

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赋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极为幸运的条件。然而，欧洲人的命运却需自己去创造和实现。是这里的人类活动所造就的历史和文明，使欧洲成为今日之欧洲。也就是说，欧洲不是由地理、人种或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奋斗造成的。

欧洲的文明大体是统一的。人们常说的“欧洲文明”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基本一致的表现形式。就其传承而言，欧洲文明的源头有二：古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本要素有三，即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古罗马的法制精神和帝国传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所有这些，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在欧洲的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如神庙、宫殿、教堂、广场、道路等建筑物，文字、音乐、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乃至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体系和著作之中。

欧洲文明又是多姿多彩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欧洲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在中世纪封建割据基础上形成的近代民族国家至今仍是欧洲政治格局的基础。而且，除了地理上对东欧、西欧、南欧、北欧乃至中欧的划分外，还有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有时是南北划分：如南方的拉丁民族与北方的凯尔特和日耳曼民族，北方的基督新教地区和南方的天主教地区，而令人惊奇的是，前后这两条界线竟大致重叠。有时又以东西划分：如承继希腊文明并以斯拉夫化为标志的东欧，和由拉丁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相遇而形成的西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幕”两边对峙的东方和西方。甚至经常是三分欧洲：如拉丁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二战期间的社会主义阵营、议会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正是这些同中之异，使欧洲历史上充满了相互觊觎、争斗，乃至兵连祸接，但又不乏持久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对于共同历史的想象和认同，对于共同生活的意愿和对于共同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始终维系着这个命运共同体，并推动着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努力。

还应当强调的，是欧洲文明的两重性。这个最小的大陆，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在曾较其更先进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文明的影响下，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近代以来，欧洲对世界其他大陆产生了极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它通过暴力和战争，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自己的意志和统治，以及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强加给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并主导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它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世界造成过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不妨引述几位法国著名学者对此的评说。历史学家贝尔纳·沃耶纳说：“使欧洲人成为欧洲人的，是某种热切的精神追求，是一种敢于冒险和长于组织的激情，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忧虑，一种召唤……这些都引导他去从事神奇的发现，有时也会令他做出疯狂之举，几近将自己毁灭。”

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说：“当人们认为找到了‘欧洲精神’的真实属性时，往往会掩盖与其相反的、同样属于欧洲的属性。如果说它是公理，它亦是强权；如果说它是民主，它亦是压迫；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它亦是无分寸的；如果说它是理性的，它亦是神话的，即使在理性观念中，也有神话。”

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说：“当人们对我说欧洲是法治国家，我想到了专制；说欧洲是人类尊严之乡，我想到了种族主义；说欧洲是理性的国度，我想到了浪漫主义的梦幻。”

欧洲文明的两重性同生共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才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