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续写《史记》的人们

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布《史记》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就如同时下当红的影视作品出品续集一样，西汉成帝以后，文化界出现了各家续写《史记》的盛况。所谓续《史记》，就是接着《史记》的时间断限，把汉武帝以后的史实续写出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

刘向、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父子俩都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奉命领校秘书，广泛收集前代史料轶事，在目录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造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刘歆父子都著有“续《太史公》书”，可惜今天已经散佚不存。现代学者经过仔细考证，认为刘向的“续《太史公》书”里至少应该包括西汉名臣赵汉广、尹翁归、韩延寿三人的传记以及《匈奴列传》。《汉书·司马迁传》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向、刘歆父子之所以续作《史记》，应当是出于对《史记》的推崇。

冯商其人，史书无传，他大约是汉成帝时的学者，奉皇帝之命，续作《太史公》十余篇，《汉书·艺文志》三国韦昭注释说：“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不过《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了七篇。篇幅虽然不多，但其他人续《史记》都是出于个人喜好、自发进行的，《史通》谓之“好事”，而冯商续《史记》则是皇帝亲自指定的，意义又不一般，说明当时就连朝廷也对《史记》这部书非常重视。

扬雄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是与司马相如齐名的西汉文学家。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须颂》中提到：“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司马迁字子长，扬雄字子云。按照王充的说法，扬雄续《史记》的内容，就是从汉宣帝到汉哀帝、汉平帝这段历史。按照上文的说法，扬雄和刘向一样推崇《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不过，他对《史记》的态度，不单有褒扬，也有贬抑：“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意思是说，《史记》在价值判断上没有和圣人完全保持一致，有悖于儒家经典的教义，是很不妥当的。所以我们认为，扬雄续写《史记》，不只是补充史实，恐怕也有在思想上纠正原著的目的。

扬雄画像

史岑，《后汉书·文苑列传》称：“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说明他是一位两汉之交的文学家。但他如何续写《史记》的情况，今已不为人知。

晋冯、段肃二人之名见于《汉书》，金丹之名见于《后汉书》，冯衍在《后汉书》中有传。这四位都是王莽末到东汉初的文人、学者。至于卫衡、梁审、肆仁、韦融、萧奋、刘恂几人则生平不详，更不可考其续作《史记》的情况。

《史通》一口气列举了十六位续写《史记》的学者，已经不算少了，然而，事实上，续作《史记》的人还不止这些。

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流传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他也是《史记》的续作者之一。《汉书·司马迁传》说：“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说：“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祖述其书”和“颇为《春秋》”都是续撰史书的意思，所以说，第一个续写《史记》的人其实就是杨恽。有学者研究认为，杨恽续撰的部分内容，至今还保留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

另一位著名的《史记》续作者是班固的父亲班彪。《后汉书·班彪列传》说：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班彪不但续撰了《史记》，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评价太史公：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后汉书·班彪列传》）

班彪说：司马迁记载了汉朝开国直至汉武帝的历史，这是《史记》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典籍、搜罗百家材料，则有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够真实详细。司马迁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笃实。他讨论学术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儒家五经；写《货殖列传》，是轻仁义而羞贫贱；写《游侠列传》，是轻视那些真正节烈的人，而推崇在世俗中建功立业之士。司马迁犯了大忌，有伤正道，所以遭到宫刑。不过，他的确善于叙述事理，笔法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他能遵照五经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

班彪的观点是继承扬雄而来，他肯定了《史记》的文笔，却否定了《史记》的思想，说《史记》呈现的价值观有违儒家礼教。班彪说的对不对呢？实际上，在前面的“思想篇”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司马迁的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的。那么，为什么班彪却说他站在儒家的对立面？这既不是司马迁没有遵循五经，也不是班彪故意吹毛求疵，而是从司马迁到班彪的这一个世纪里，“儒家”本身发生了变化。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不久，儒家的地位虽然高于诸子百家，却没有取代诸子百家，所谓“儒家思想”内部也是融合、杂糅的。而到西汉后期，儒家地位益发上升，越来越纯洁化，越来越具有排他性，成为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后来班彪站在这个纯洁化、礼教化的“儒家”立场上，反观一百年前司马迁所认定的那个杂糅的、尚未定型的“儒家”，当然就会觉得，司马迁的“儒家”怎么能算是儒家呢？班彪正是抱着“纠偏”的态度撰写了《史记》的续书，后来这一观念又被他的儿子班固带入到《汉书》的编著中。

总结起来，《史记》的续作者们动机不一，有人续写《史记》是出于对太史公的敬仰，有人续写《史记》则是出于对太史公的不满。然而，无论对《史记》推崇还是批评，西汉后期的文人学者们早已跳出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独立框架，把《史记》演绎成一部可续可补的“开放型”著作。先秦时期，由于著述意识相对薄弱，书籍被增补的情况也极为常见；但若从历时顺序上和叙事层面上增补一部著作，西汉后期出现的续写《史记》的风潮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如果头脑里毫无史学概念，这种续写历史的自觉行动想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史记》续书的激励和促进，作为后代史书模板的《汉书》也不可能成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史公撰写《史记》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史学意识，但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才开启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启蒙了两千年演绎古今的蔚为大观。

汉长安城南郊辟雍复原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史记》这些续书，早已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就像影视作品或小说的续集总不像原著那样受欢迎吧，《史记》的续书当然无法和《史记》本身相提并论。正如《后汉书·班彪列传》所云：“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另一个原因是，《史记》续书普遍记录了西汉后期的历史，而这部分内容很有可能被班固《汉书》直接吸收。如果一定要追问这些《史记》续书都到哪里去了，那么，笔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它们就像“盐入水”一样融化在《汉书》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