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也曾是“禁书”
今天，人们提起《史记》，无不对这部旷世杰作赞叹有加。可是，你知道吗？历史上的《史记》其实毁誉参半，有人说它是“奇书”，也有人说它是“谤书”，甚至，在《史记》诞生的最初三百多年里，世人对它的批评一直占据主流，导致《史记》几乎成为朝廷的“禁书”。
前文说过，《史记》成书之后，一个版本上交皇家图书馆——“秘府”，另一个版本收藏在司马迁女儿、女婿家中，而后者最终也可能归于秘府。尽管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对外公布《史记》后，民间有了一些阅读和传抄，但在西汉一代，大多数时间里完整的《史记》版本仍旧被朝廷垄断，秘不示人，就连皇帝的亲属也难得一见。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
（东平王）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西汉成帝时，皇帝的叔父、东平思王刘宇申请阅读诸子书和《史记》，成帝询问大将军王凤的意见，王凤说：“诸子书非谬圣人，不合儒家经典之义；《史记》里有不少权谋变诈，还记载了天文、地理、灾异等只应由朝廷掌握的知识。因此，这两种书都不宜赐给诸侯王，以免把他们教坏。”于是，汉成帝便拒绝了东平王的申请，理由是：儒家经典的内容已经无所不包，没必要再读其他书了啊，读多了反倒会远离正统之道。
这段史实说明，西汉后期，朝廷已将《史记》完全排斥在正统思想之外，认为它是一部偏离儒家经典、充满纵横权谋，并且会把人教坏的不良读物。这样的看法，在两汉知识界，也引起了广泛共鸣。譬如，西汉学者扬雄谴责《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汉书》著者班彪、班固父子认为《史记》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列传》），东汉学者范升则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两汉之际，似乎只有篡汉自立的新朝皇帝王莽对《史记》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汉书·司马迁传》云：“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王莽花费力气，找出司马迁的后人，并加封他“史通子”的爵位，可见对《史记》相当重视。不过，王莽这样做，倒不是有意为司马迁翻案，而是他看中《史记》里有些批判西汉政治的内容，正好可以作为攻击汉朝的武器。也就是说，王莽对《史记》的认识与班彪父子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反其道而利用之。结果，一旦王莽倒台，东汉建立，局面便又完全颠倒过来，越是王莽推崇的东西，当然就越要打压，因为《史记》曾经被王莽利用过，所以东汉皇帝看这部书就更不顺眼了。
洛阳孟津油坊村出土的东汉石辟邪
这种“不顺眼”深刻地体现在东汉明帝与班固的一次对话中。
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班固《典引》）
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见班固等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司马迁的赞语有没有错误？汉明帝这个问题颇有深意，如果看过《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们就会知道，这篇本纪的赞语其实是司马迁抄录贾谊《过秦论》而成，就算其中有错，也是贾谊《过秦论》的错，为什么一定要归咎于司马迁？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没错，汉明帝就是存心找茬。他非要让班固等人说出司马迁错在哪里，于是班固回答：司马迁错就错在“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这句话。这个答案正中汉明帝下怀，于是他将班固叫到跟前，问他：你是以前就听说过司马迁这里有错呢，还是因为我提问才忽然悟出来的呢？班固很乖巧，连忙说自己很早就知道司马迁的错误了。汉明帝对他的回答很满意，下诏说：司马迁怀恨汉武帝，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不是个好臣子；相比之下，西汉文人司马相如虽然只会舞文弄墨，但至死都在为皇帝歌功颂德，这也算是个忠臣，比司马迁强多了。
汉明帝下诏给司马迁定了性，使《史记》这部书从此蒙上了“谤书”——“诽谤朝廷之书”的恶名。话说回来，《秦始皇本纪》赞语里“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错？为什么汉明帝对这句话特别敏感？
贾谊和司马迁都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施仁义，末代君主子婴即使以平庸之才能、得平庸之辅佐，只要能改变先前的暴政，仍然可以保住社稷。言外之意，秦亡汉兴，乃是由于人谋不当，如果人谋得当，秦朝还会延续下去。这种说法汉明帝当然不爱听，因为，在汉朝统治者看来，秦亡汉兴是天命所归，怎么能说秦朝还有回旋的余地呢？
贾谊《过秦论》毕竟是单纯地批评秦朝，但司马迁在太平鼎盛的汉武帝时期忽然想起引用这篇文章，在汉明帝看来，就是别有用心。这难道不是借秦讽汉吗？司马迁这篇赞语，以及他对西汉政治的非议，是不是给西汉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伏笔？按照司马迁“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理论，西汉还算不算是受天命？既然受天命，为什么又会遭逢王莽之乱？
如何解释和评价西汉的灭亡，是摆在东汉统治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而汉明帝问班固对秦朝的看法，实际上是要问他对西汉的看法。明帝显然对《史记》中涉及西汉史的部分很有意见，希望有人以宣扬天命、维护汉统的角度重新写一部西汉历史，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正确回答他提问的班固身上。
汉明帝授意班固撰成《汉书》，最终目的恐怕是以《汉书》替代《史记》。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的继承人汉章帝索性开始组织人手删削《史记》。据《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记载，章帝时，校书郎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史记》一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太史公自序》），而杨终将其删为“十余万字”，可见删削力度之大。幸亏这个“删节本”对后世影响不大，也没能取代原著，否则我们今天就只能看到仅剩五分之一的《史记》了。
直到东汉末年，《史记》仍然承担着“谤书”的骂名，在《后汉书·蔡邕列传》中有所记载。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由蔡邕等人书写的东汉熹平石经（残石）
董卓篡汉被诛后，大家都拍手称快，只有学者蔡邕因为曾受过董卓恩惠而面露悲伤。司徒王允见状，斥责他不顾大节、与董卓为伍，命人将其治罪。蔡邕平时研究汉史，收藏了许多资料，于是祈求王允不要杀他，让他写成后汉史书。其他大臣也来说情，谁知如此一来，更惹怒了王允，他说：“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才让司马迁有机会在《史记》里写了他的坏话；现在我们不杀蔡邕，难道还等着将来在史书中被他非议吗？”
终汉之世，从“禁书”到“谤书”，《史记》可谓命运多舛。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书，竟艰难而顽强地流传下来了，历尽千载，延绵不绝。如果说《史记》的成书是一个奇迹，那么，《史记》的流传也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