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记》中天人理想的现实诉求

除了具体的天象与鬼神，“天”在《史记》中还代表一种抽象的概念，即赋予自然万物性命、权力的宇宙主宰。例如《六国年表》说“盖若天所助焉”，《伯夷列传》说“天之报施善人”。这种抽象的天人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家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礼记·中庸》）这种人格化的“天”当然也是从天象与鬼神中抽象出来的，只不过它更多地与帝王受命相联系，成为人间政权合法性的象征。

由于史官自古以来职掌沟通天道的占星、方术之学，而天道正是判断人事的依据，故此，史官和史书实际上便成为天道在人间的代言人，特别是对王朝政治与受命帝王具有重大意义。从《春秋》三传中，我们发现，无论《左传》所言“书”与“不书”“礼”或“非礼”，《公羊传》所言“褒贬刺讥”，都反映了先秦史官对时政的批判和评价。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高于王权的位置上审视历史，正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天”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官和史书除了对历史进行“实录”之外，还可以对现实政治进行一些干预。因此，史官撰写史书并非完全出于客观描述，其中的主观成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便着重体现在史书“伪造”天象记录的案例上。有学者曾以现代天文知识分析了历代文献中整理出的二十三次“荧惑守心”（火星侵入心宿，古人以为大凶之兆）记录，发现其中竟然有十七次并不曾发生；另一方面，自西汉以来实际发生的近四十次“荧惑守心”天象中，却大多未见文字记载。如果说史官有机会“代天立言”，那么史书对于人间政权和现实政治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

史书记录天象的主观性是随着占星学的发展而逐渐加强的。考察《春秋》，我们还无法确定其中存在明显的“伪造”天象。而到《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记录日食的次数比《春秋》记载减少了十四次之多，这恐怕就是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的了。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根据现代学者研究，秦始皇三十六年并未发生“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应该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而《史记》将其与“坠星”天象写在同一时间，恐怕是出于为亡秦事件扩大声势的目的。

《史记》天人思想的落脚点更在于对西汉君权的制衡。司马迁曾在“八书”中的《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里对汉武帝朝政进行直接的批判，尤其《平准书》对现实政治批判可谓相当激烈、大胆：

至今上即位数岁……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平准书》）

汉武帝茂陵陵庙遗址出土的青玉铺首。汉代帝陵中，迄今发现只有汉武帝

陵使用玉质铺首，说明武帝奢侈甚于其他诸帝

尽管如此，太史公在撰写当代史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阻力。《史记·匈奴列传》中“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言外之意，太史公著《史记》，也像孔子作《春秋》一样，在对当朝政治问题的处理上还须一定技巧。当然，这个技巧并非简单地回避，而是像孔子《春秋》一样在字里行间显示出微言大义，以无声胜于有声。笔者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考察，发现以天象对应人事乃是太史公含蓄评议当代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史记》对当朝君主的批评不是直接出自史官之口，而是借助天象记录旁敲侧击，由此达到制衡君权的目的。

对比《史记》中的《孝文本纪》与《孝景本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文帝、汉景帝两位君主当政与天象变化的对应关系，见表4。

（注　日蚀，今作“日食”。）

《史记·孝文本纪》共记录异常天象3次，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平均每年0.13次。《史记·孝景本纪》共记录异常天象29次，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平均每年1.81次。也就是说，景帝时发生灾异天象的频率几乎是文帝时的十四倍。如此悬殊的比例，充分说明文帝朝天人关系的和谐与景帝朝天人关系的失调。并且，在《孝文本纪》中，太史公还特别强调了汉文帝对天人关系的高度重视，譬如文帝二年发生日食，皇帝下诏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徭费以便民。”正因为文帝能够正确看待天象对君权的示警，在每次灾异后都做出积极反省和回应，所以才得到太史公“德至盛也”的称誉。而在《孝景本纪》中，我们则很少看到汉景帝对上天垂象的明确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比班固《汉书》中的《文帝纪》和《景帝纪》，我们会发现其中对文、景两朝灾异天象的记录与《史记》存在一定差异，见表5。

汉景帝阳陵奢华铺张的外藏坑

《汉书·文帝纪》共记录异常天象十二次，平均每年0.52次。《汉书·景帝纪》共记录异常天象二十次，平均每年1.25次，仅是《文帝纪》的两倍多。这说明《汉书》并不像《史记》那样在文帝和景帝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史记》在天象记录上有着褒文帝、贬景帝的倾向，《汉书》则表现出持平的态度，并且在《景帝纪》传赞中推举文、景二帝为“双美”：“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通过对《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太史公以天象记录褒贬现实政治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