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中的鬼神方术
《史记》里不只有占星学，还有不少神秘的鬼神方术。何谓“鬼神”？古人云：“天神曰神，人神曰鬼。”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天神”大概包括日月神、星辰神、五方神、昊天上帝、气象神、土地五谷神、山川神、火神等，“人神”则起源于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和创始崇拜，大致包括伏羲、女娲、盘古、炎黄、太皞、少皞、颛顼、帝喾、蚩尤、共工等。由于古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亦归于上天，并且恭敬地侍奉于天帝周围，因此往往将天神与人神并称，皆视作与人事相对的“天”的范畴。
在《史记》之前的《左传》和《国语》中，用巫术与卜筮沟通鬼神便成为天人感应的主要方式。巫术是借助于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及事物施予影响和控制的方术，通常使用恶毒的诅咒来驱鬼驱邪，祓除不祥，使用祈请的祝词来实现具体愿望。卜筮之“卜”，是指在龟甲、兽骨上钻孔，孔中用火灼烧成裂纹，根据裂纹的形象辨别吉凶；卜筮之“筮”，则是用筮草表示《周易》里的某种卦象，再以卦象应验吉凶。
《左传》中的巫术包括“诅”“誓”“祈祷”等多种形式。例如：
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左传·隐公十一年》）
以上为“诅”。郑庄公进攻许国时，大将颍考叔率先登上城头，同僚公孙子都出于忌妒，暗暗向他射了一箭，把他射死。郑庄公知道后，就让士卒摆出狗、鸡等祭品，用来诅咒射死颍考叔的人。后来公孙子都果然受到了诅咒，被颍考叔的魂魄索命而死。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以上为“誓”。秦穆公派兵护送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回国，到了黄河边，一直追随重耳的子犯拿出一块宝玉献给他说：“我牵马执缰服侍您走遍天下，得罪您的地方也很多。我自己尚且知道有罪，何况您呢？请让我从此离开吧。”重耳发誓说：“我绝不背弃舅舅子犯，请河水作证。”说完，他就把那块宝玉扔进河里，以示决心。
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左传·昭公十三年》）
以上为“祈祷”。楚共王有五个宠爱的儿子，不知道应该立谁为继承人。于是他遍祭神明，请求神明替自己在五个儿子中选出一人，并拿着一块玉璧祈祷说：“正对着玉璧下拜的儿子，就是神明所立的未来国君。”祭祀完毕，共王便和巴姬一起秘密地把玉璧埋在宗庙的院子里，让这五个儿子斋戒，然后按长幼次序下拜。结果康王两脚跨在玉璧上，灵王的胳臂放在玉璧上，子干、子皙都离玉璧很远。平王还小，由别人抱着，两次下拜都压在玉璧纽上。根据这个情况，后来康王、灵王、平王都曾做过楚国的国君。
至于卜筮，《左传》《国语》中有比较原始的龟卜、枚卜，而尤其常见的，还是依据《周易》进行的占筮。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懿氏要把女儿嫁给敬仲时，占卜显示：“吉利。凤凰飞翔，唱和嘹亮。妫氏后代，育于齐姜。第五代昌盛，官位和正卿一样。第八代以后，没人可与他争强。”敬仲是陈厉公的儿子，在他年幼时，曾有一位周太史用《周易》为他卜筮，预言他将享有国家，但不在陈国，而在别国，也不在他身上，而在他的子孙身上。如果在别国，必定是姜姓之国。后来，敬仲的后人果然在齐国大有作为，陈桓子在齐国获得了强大的势力，陈成子则最终取得了齐国政权。
不过，到《史记》的时代，卜筮的地位已经下降，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卜筮相关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被安排在《史记》“七十列传”之末，而同为阐发天人之学的《历书》和《天官书》却被列入地位显赫的“八书”，等级悬殊，显而易见。
由于《日者列传》作者存疑，并且表现出“以道攻儒”的思想倾向，与《史记》全书不协调，因此，我们关于《史记》卜筮思想的探讨还是以《龟策列传》为主。在《龟策列传》中，太史公很明显地将卜筮之学与仁义道德联系起来，并欲以儒家精神改造旧有的卜筮之学：
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溪之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太史公说：周公连卜三龟，周武王的病就好了。而商纣王暴虐，就算用大龟占卜也得不到吉兆。晋文公力图恢复周襄王的王位，卜得黄帝战胜于阪泉的吉兆，终获成功，受到周襄王彤弓的封赏。晋献公贪图骊姬的美色，进攻骊戎，卜得“胜而不吉”的口象之兆，结果这场征伐骊戎的祸患竟然延及晋国五世君主。楚灵王将要背叛周天子，占卜不吉利，终于招致乾溪之败。龟兆预示着事物内在的变化趋势，而人们又能看到这种变化在外部的展现，这不是两相符合吗？君子认为，那些轻视卜筮、不信神明的人，是糊涂；不过，如果背弃人道、只信占卜，鬼神也不会相助。所以《尚书》记载解决疑难必须参考五种意见，卜和筮仅为其中两种，五种意见不一致时，要听从其中占多数的意见，并不能一味迷信卜筮。
这段话说明了“卜筮”必须与“人道”相结合的道理，可见太史公正是用儒家思想规约传统的鬼神之占。在太史公看来，天人关系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卜筮之学来维持，卜筮在国家政治中必须退居“有而不专”的位置，只有儒家的礼乐建设才是弥合“天人之际”的根本途径。《史记》对卜筮的这一认知，反映出太史公对《左传》《国语》天人思想的扬弃，在《左传》《国语》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的卜筮之学，在《史记》里最终蜕变为礼乐文明的附庸，这正是理性精神在王朝政治中不断上升的必然结果。
卜筮地位下降的同时，巫术也渐渐被“方术”取代。所谓“方术”，主要是指战国秦汉时期兴盛起来的糅合术数、方技而形成的一种人与鬼神沟通的方法，“方术之士”或能召唤鬼神，或能驱使鬼神，或能“尸解”成神……凡此种种，在《史记·封禅书》中皆有体现，比如：
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
……
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
“方术”本身不是祭祀，但它的存在又与祭祀活动有一定关联，所以《史记》将其与鬼神祭祀一并记入《封禅书》。这种关联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方术之中包含“祠方”，属于祭祀方法的范畴。《封禅书》中记载，汉武帝周围活跃着一批主要来自燕地和齐地的方士，其中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谬忌“奏祠太一方”，文成将军少翁“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五利将军栾大“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这些都是方术中的“祠禳”祭祀。它们与儒家“以礼享神”的祭祀形式有所不同，采取的是“以方致神”的祭祀形式，用巫术把鬼神召唤到人间来。其二是方士对帝王封禅祭典的热心参与。《封禅书》记载李少君说：“见之以封禅则不死”，公孙卿引申公的话说：“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丁公说：“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皆是方士积极鼓动汉武帝实行封禅的明证。
汉武帝茂陵出土“延年益寿”瓦当的拓片
“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典礼，一般在太平盛世才可以举行，帝王向天地汇报自己的文治武功，然后接受天命治理人间。汉武帝之所以热衷于封禅，一方面是好大喜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方士们告诉他，举行封禅还能获得更大的好处。方士们所谓的“封禅”，不单是一种古老礼仪，而且是帝王得以成仙不死的途径：“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他们标榜黄帝，以长生不死为封禅的终极目的，以封禅获取帝王的信任，借机宣扬自己的不死之术。而《封禅书》对方士搞出来的这些“鬼神之事”，态度也是非常鲜明的：“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可见太史公对这批方术之士的怀疑与反感。
汉武帝举行过封禅大典的泰山
从《封禅书》对方士的批评来看，司马迁应当是反对方士的。然而，有趣的是，从太史公的文化身份考虑，他事实上也与方士颇有渊源。《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什么人呢？《史记·历书》明确将其称为“方士”。既然方士当过太史公的老师，那么司马迁在《封禅书》中批评方士，绝不是批评一切方士，他的批评对象，实际主要集中于宣扬寻仙求药的“燕齐海上方士”。正如《天官书》是以天官的身份批评一些星气之书“祥不法”，《封禅书》对方士的批评也同样没有离开司马迁自身方术之学的文化背景。
或许可以这样说，司马迁是方术领域的一个觉醒者，他在汉武帝时代大兴儒术的环境里接受了儒家学说，并开始以儒家的理性哲学反思传统方术。这就是为什么司马氏父子以“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身份，却要完成一部“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带有儒家色彩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