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与占星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史记》的编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究天人之际”的含义，古来《史记》《汉书》注家都没有明确解释，现代大部分学者则认为，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考察研究天与人之间互动、感应的规律和原理。
今本《史记》中，“究天人之际”最直观地体现在《天官书》里：“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天官书》专门讲天象以及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占星学。而司马氏父子之所以首选从占星学的角度来研究天人关系，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掌天官，不治民”（《太史公自序》）的太史令司职，另一方面则来自《春秋》固有的记事传统。
天象记录是《春秋》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天官书》说：“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春秋》对天象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日食和彗星。那么，这些天象记录对古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根据《左传》的相应解释加以说明。比如《春秋·文公十五年》发生日食，《左传》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春秋·昭公七年》发生日食，《左传》曰：“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
从以上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记载的日食现象是上天对人事的一种灾异谴告，其作用对象为天子与诸侯。依据古代占星学理论，日为阳，月为阴，故以日食为国君有难、月食为将相有灾，日食发生的原因是阳气（日）被阴气（月）遮蔽，月食发生的原因则正好相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界日食、月食的发生频率实际上差不多，但因为古代观测水平有限，人们往往只能看到月食而不容易看到日食，所以认为日食罕见。如果古人掌握了日食规律，发现日食实际发生的频率甚至高于月食，恐怕就不会再以日食象征国君有难了。
彗星，古人认为是“涤荡之象”，预示着社会变革的来临。《春秋·文公十四年》出现彗星，《左传》曰：“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春秋·昭公十七年》出现彗星，《左传》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在古人眼中，相对于日食，彗星的出现更为罕见和异常，因此在史书中格外受到关注。在先秦占星学中，日食与彗星是对政治影响最大的两种天象，除此之外，岁星、异星、节气等天文现象也作为重点占测对象被赋予丰富的含义。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出土的天文图摹本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到西汉时代，司马氏父子一方面继承着《春秋》的撰作模式，虔诚地对各种天象进行流水账式的客观记录；另一方面，他们又吸取着占星学发展的新理论，试图在《春秋》的基础上总结天象发生的必然规律，从而对天人关系做出更精确的解读。《史记》“究天人之际”的著作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天官书》是《史记》中最能体现司马氏父子专业学识的一篇文字，其“太史公曰”的总结部分，也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中议论最长的一篇。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天官书》到底说了什么，尝试提炼出司马氏父子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认知。
《天官书》第一部分介绍“经星”，即恒星。《天官书》将周天恒星分为“五宫”：“中宫天极”“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有学者研究认为，司马迁以北极为中心，二十八宿为四方，体现了《周髀算经》中提到的“盖天说”的思想。
通过对比《天官书》与《周髀算经》关于昼夜、四季形成的描述可以发现，“盖天说”的发展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天圆地方，即《史记》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第二个阶段是天圆而地面呈拱形，即《周髀算经》所谓“天象盖笠，地法覆盘”。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宇宙结构方面是一位彻底的“盖天说”者，他的认识甚至处于“盖天说”的早期阶段。在汉武帝时代，除了流行“盖天说”之外，另一种更为先进的宇宙理论——“浑天说”也已经出现。“浑天说”设定全天恒星都分布在一个“天球”上，日、月及金、木、水、火、土等行星也附于“天球”运行。那么，既然新的宇宙理论已经产生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为何《史记·天官书》还要固执地坚持旧说呢？笔者以为，“盖天说”虽然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宇宙模式，但它是最能够清晰地展现天文与人文上下对应关系的一种宇宙模式。而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对应关系，恰恰是《史记》最看重的。“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天官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三垣二十八宿的恒星系统与人间王国一一比附，展示了《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基本原理。
《天官书》第二部分讨论“五纬二曜”，即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及日、月。与恒星相比，行星的运行变化复杂得多，因而较难被古人掌握，在《春秋》中，除却以岁星（木星）纪年、以火星为异星，关于行星的记录很少，这说明春秋史官对行星运行的规律尚未了然。故此，《史记·天官书》的“五纬”部分主要继承了战国占星学的成果，比如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五星占》中已经形成五行相生的行星体系，这便是《史记·天官书》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顺序描述五星运行的雏形。日、月运行是古人制定历法最主要的依据，司马氏父子早已掌握其中规律性的变化，但这些都没有体现在《天官书》里。因为《天官书》关注的重点只是与占星学相关的“变”与“占”，所以在介绍日、月的部分只突出了日晕、日食、月食、月掩星等“异常”天象。
洛阳西汉卜千秋墓的伏羲、太阳壁画
《天官书》第三部分描述二十一种异星及其占测。根据现代天文学分析，这些异星如“五残星”“贼星”“司危星”“狱汉星”“四填星”“地维咸光”都属于彗星，如“天鼓”“天狗”“枉矢”“长庚”“坠星”则属于流星与陨星。对地面上的观测者来说，这些天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流失”甚至“坠落”，因此它们往往被古人误当作恒星坠落，以占测人间灾异。
《天官书》第四部分介绍“望气”与“候岁”。“望气”指根据云气变化占测人事，实际上属于气象学而非天文学的范畴。“候岁”即占测岁首吉凶，推定四时及作物播种时机。占测岁首亦与历法的制定密切相关，古代历法编制包含四要素：岁实（回归年长度）、朔策（朔望月长度）、置闰（协调回归年、朔望月与地球自转周期）、历元（历书起点）。其中“历元”对制定历法的实际作用不大，但因“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的特殊意义被看得最为重要——历元是君主沟通天帝、获得正统地位的权威体现。而要确定历元，首先便要确定岁首，即元旦。司马迁是汉武帝太初改历的参与者，自然精通历法，因此《天官书》对候岁之法的描述比之前的望气术要翔实许多，这说明司马迁本人对候岁之学是有所实践的。
以上司马迁分门别类地阐述了当时既有的占星学理论，这些都是他“究天人之际”的依据。至于《史记》考察“天人之际”的主要方法，《天官书》结尾“太史公曰”概括为：“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意思是说，在历史序列中对照天象与时变的关系，参考当时的天文记录，探寻天人感应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天官书》中也有大致说明。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按照这个说法，天运三十年发生一次小变化、一百年发生一次中变化、五百年发生一次大变化，三个五百年为“一纪”，“三纪”——四千五百年为一次完整的天运循环。不过，《史记》记事“起黄帝，讫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张守节《太史公自序正义》），比“四千五百年”还差着两千多年呢。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三纪”循环规律根本无法在他接触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