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春秋》的“镜像”
《史记》因继《春秋》而作，在《汉书·艺文志》里被列入“六艺略·春秋家”。那么，《春秋》对于司马氏父子有什么特殊意义呢？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春秋》当成自己学习的对象？
《春秋》是儒家六经之一，在中国古代地位非常尊崇。书名中“春秋”二字，本义为编年记录。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春种秋收的农业规律使得春秋两季在四季之中显得格外重要，从而成为全年的代称。因此先秦时期，列国记事多以“春秋”命名，《墨子·明鬼下》曾记载，当时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鲁国记事也称为《春秋》，正是这种时代风尚的产物。后来，“春秋”逐渐成为鲁国记事的专用名，见于《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又见于《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不过，《春秋》成为儒家经典，并非因为它能记事，而是由于它和圣人孔子扯上了关系，见于《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意思是，《春秋》是孔子写的。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为了在乱世中拨乱反正、惩恶扬善，警告那些弑父弑君的乱臣贼子。言外之意：《春秋》表面上只是记事，背后却隐含着圣人思想的寄托，如果你想了解圣人垂示后代的教化，就去《春秋》里寻找吧！
《孟子》这个结论，今天来看未必科学，人们一般认为，孔子对《春秋》做的工作最多只是修订，而非撰写。但对古人来说，《孟子》的说法就是金科玉律，不容置疑。于是，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出自圣人亲笔的《春秋》自然身价倍涨，被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奉为“为汉立法”的正宗。
尽管孔子的时代和汉武帝隔了几百年，但公羊家认为，圣人的思想不会过时。《春秋》不仅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件，还有预言功能，为汉朝一统天下提供了依据，所以叫作“为汉立法”。他们提出“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董仲舒传》）、“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援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始，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春秋繁露·俞序》）。公羊家这些观点，不单把《春秋》“经学”化了，更把它“神学”化了。
陕西靖边杨桥畔汉墓壁画《双圣图》，画中三人分别为孔子、老子和神童项橐
在《春秋》公羊学的极大影响下，汉代人对“孔子作《春秋》”推崇备至，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司马氏父子也不例外。《史记》对“孔子作《春秋》”事件的具体描述多次见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世家》等篇目。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史记·三代世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
在肯定孔子编著《春秋》的前提下，《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情节做了一番解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解读，很多都是《史记》的首创，并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记载。
《史记》首先将“孔子作《春秋》”定义为圣人怀才不遇的失意之举。圣人怀才不遇，所以讽喻当朝，垂法后世。他“讽喻”和“垂法”的方式，主要是“笔则笔，削则削”——有的写，有的不写，以自己的主观评判体现记事中的“微言大义”。比如，吴国和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春秋》却只称他们为“子”，因为“王”只能是周天子，“王”以下依次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任何人不可僭越。又如，践土之会上，晋文公以诸侯的身份召见周天子，有违君臣之道，孔子为顾全周天子脸面，便掩盖了实情，把这件事记录为“天子在河阳狩猎”。有褒有贬，有隐有显，这就是后人所总结的“春秋笔法”。《史记》将《春秋》定性为圣人“道穷”隐退之作，一部独立于时政、与官方无涉的私家著述。我们在前文中曾谈到，《史记》实际上也是一部私家著述，它的编著，与司马氏父子“太史令”的身份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正与孔子《春秋》暗合。
东周王城出土的朱雀纹瓦当的拓片
孔子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为弘扬儒道，谒见过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的国君。《史记》却夸张了孔子的生平“干七十余君”，强调长期游历、增广见闻对《春秋》撰作的重要性。与此呼应的是，司马迁作《史记》，也通过游历，完成了对历史事件、人物感性认知的积累。《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有所介绍。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也提醒我们，司马迁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还存在更多相通之处。比如，司马迁将“孔子作《春秋》”同参考《史记》密切联系起来，并把历史记录当作《春秋》成篇的最重要依据，意在解释《春秋》虽然是私家著述，却具有诸侯史记形制的原因。司马迁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写成《春秋》，是因为他亲自到周王室图书馆拜读了秘藏其中的诸侯史记。《史记》在《孟子》未说明孔子如何“作《春秋》”的情况下提出“观书周室”的说法，恐怕是参考了秦汉以后中央政府的藏书制度，使“孔子作《春秋》”与周王室联系起来而获得了更为尊崇的地位。同时，“观书周室”一说强调历史资料对典籍编撰的关键作用，这大概也融入了司马氏父子从事著述的亲身体验。司马氏父子为太史令时，正值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祕府”（《汉书·艺文志》），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氏父子当然最清楚这些“遗文古事”的重要价值。
《史记》对“孔子作《春秋》”事件的这些引申和理解或许同历史真相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然而它为司马氏父子撰写《史记》提供了一个可依据、可操作的参照。不过，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难怪司马迁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有这么多相似之处，这个“孔子作《春秋》”的参照本身不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自己构建出来的吗？没错，这听起来就像是自导自演的“双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大胆假设：与其说司马氏父子是参考和模仿了“孔子作《春秋》”的过程和方法来撰作《史记》，倒不如说是他们根据自身撰作《史记》的经验和西汉《春秋》公羊学的成果来“复原”了一个“孔子作《春秋》”的“历史镜像”，从而使它与自己写作《史记》的过程保持一致。这样做的初衷，一方面，司马氏父子追慕圣人的“情不自禁”；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借圣人之名为《史记》宣传的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