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史”究竟是何官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官拜“太史令”，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中都有明确记载。并且根据《太史公自序》，“太史令”这一官职似乎还直接关系到《史记》的编撰动机。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读到这段话，大概有人会觉得，司马氏父子之所以要写《史记》，是因为他们身为“太史”吧。那么，先秦两汉时期，“太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官职呢？司马氏父子“论载史文”、撰写《史记》是不是他们身为“太史”分内的事情呢？

在《史记》之前，对“太史”官职最翔实的记载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宗伯·大史》说：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辩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之日、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筭，执其礼事。

概括起来，《周礼》对“太史”职能的界定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太史掌管法则文书，不过这个文书并非史书，而是一些切于实用的典章制度、契约档案。至于史记与书籍，据《周礼》记载，乃是由“小史”及“外史”掌管：“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其二，太史掌管天时朔正。其三，太史赞襄典礼。后两项职掌，在《仪礼》及《礼记》中都有补充说明。《仪礼》主要记述了“太史”赞襄典礼的职能，《礼记》则特别强化了“太史”在天文占验方面的职能，而这些都与《史记·太史公自序》强调的“太史”论载史文的说法并不一致。

《周礼》的记载代表先秦时期官方对“太史”一职的规定，而在司马氏父子生活的西汉，这一时期太史的职能与先秦时期又有何异同呢？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介绍：“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奉常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太常负责宗庙礼仪，太史既然属于太常，自然也应该为宗庙礼仪服务。在《汉书》中，凡涉及“太史”或“太史令”的实际职能，绝大多数都与服务于祭祀活动的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相关，比如：

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后二十七年，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汉书·律历志上》）

其明年，天子郊雍……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汉书·郊祀志上》）

这些记载表明，西汉的“太史”实际上并不像《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理解的那样，以论载史文为首要任务。东汉末年应劭所著《汉官仪》也说：“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这个说法与先秦礼书对“太史”的记载有相似之处，也没有提及“太史”掌管书籍、史志的职能。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司马氏父子编修《史记》实际上与其“太史”官职并无必然联系。

汉长安城南郊“王莽九庙”遗址，王莽在这里举行祭祖典礼（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

既然周代的“太史”和汉代的“太史”都不负责书籍文字工作，那么，《太史公自序》所谓“太史”论载史文的职能又是从何而来呢？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史记》之前的另一部经典——《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注解《春秋》的一部著作，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翻开《左传》，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先秦“太史”具体活动的客观记载。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在《周礼》中，记录史事本是“小史”的职责，保管书籍本是“外史”的职责，而在《左传》中，这些职责全部被安插在“太史”身上。究其原因，大概《周礼》记载的职官制度乃是针对周王朝的，并不属于诸侯列国。而《左传》所记多为春秋诸侯史事，主要涉及诸侯官制，故与《周礼》记载有异。由于诸侯国中没有与周王室一样完善的史官体系，“小史”“外史”等官职或许并未设立，因此它们在周朝相应的职能在诸侯国中就自然而然地落在“太史”身上。

回过头再来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一段话中出现的五处“太史”，其实含义并不相同。第一处，“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这里的“太史”应是《周礼·春官宗伯》中介绍的“太史”，它主要职掌法则、天文、典礼，与撰写史书无涉。而其余四处，“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四处提及的“太史”，也就是《左传》中负责掌管史事记录的“太史”，才是太史公对“太史”官职内涵的真正理解。这个“太史”虽然不是司马氏父子的实际身份，却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意识之中。

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上正在做记录的官吏（右一）

除了对“太史”论载史文职责的明确定位之外，《左传》还为《史记》撰作提供了一些先秦“太史”如何编修史志的信息。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被正卿赵盾的亲属赵穿杀死。太史董狐在史志上记录：“赵盾弑君。”赵盾大喊冤枉。董狐却说：“您是正卿，君主被杀而不惩罚凶手，罪同弑君。”孔子对董狐的做法非常欣赏，赞扬他据事直书而不加隐讳。又如《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太史如实记下此事，却遭崔杼杀害；其二弟坚持据实记录，也被杀害；其三弟继续秉笔直书，崔杼最终只得妥协。在《左传》的价值体系里，负责论载史文的“太史”应该以晋太史、齐太史为楷模，做到公平正直、恪尽职守。而这种坚毅不屈的史官精神，无疑也被司马氏父子继承，他们义无反顾地完成《史记》巨著的使命意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品格，都是《左传》史官精神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