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从旧金山到上海
广东十三行的转型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时期。期间，历届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都是外债及其带来的金融枷锁，这其实是《南京条约》前广东十三行“商欠”的继承和发展。

签订《南京条约》之后，道光皇帝承受的最直接压力不是来自割让香港造成的舆论大哗，而是2100万银圆的巨额赔款。2100万银圆相当于清朝半年的财政收入，这笔款项必须在3年半内还清，给清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在此紧急情况下，道光皇帝为了能够按期支付赔款，自然会对户部银库进行检查，想搞清楚自己到底还有多少钱可供支付。没想到，不检查不要紧，一查就捅出了大娄子。

清朝入关后，以明朝户部严重贪腐为戒，设定了严格的户部财政纪律，甚至规定管理户部现银的库兵必须由满族士兵担任，这些库兵工作时必须裸体，以防他们将纹银夹带在衣物中带走。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库兵们世世代代与巨额白银打交道，逐渐找到了一种裸体夹带白银的方法——用肛门去吸！有些库兵甚至能将100两白银吸入自己的直肠，然后堂而皇之地离开户部回家挥霍。经过百余年，库兵及户部官吏们用肛门贪污的银两早已累积成了天文数字，历代清朝皇帝却浑然不觉。直至1843年春天，道光皇帝迫于鸦片战争赔款的压力，才生平第一次委派刑部官员认真核查户部银库，结果令人震惊：按照档案记录，户部应有1218万两白银，实际上库中仅有293万两白银，短缺925万两白银！[1]

屋漏偏逢连夜雨。为了弥补925万两白银的亏空，道光皇帝想出的办法是向相关官员摊派罚款，但这种传统方法所得终究有限，而英国催要的战争赔款却不容拖延。在此危急关头，道光皇帝又想到了他的“天子南库”——粤海关和广东十三行。

如上文所述，1843年6月，钦差大臣耆英勒令广东十三行商人支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银圆“商欠”，他此时无疑已经得知了户部银库盗窃案的结果，这样做显然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授意，既然户部现在拿不出银子，那么这笔赔款就必须由十三行商人来承担。借此，道光皇帝为濒临破产的户部减轻了约220万两白银的财政负担，足以使其熬过灾难性的1843年财政年度，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朝廷还需要开辟更稳定的财政来源。由于康熙皇帝制订的“永不加赋”财税政策不容改变，道光君臣只能从商业特别是外贸上动脑筋。

摧毁广东十三行的，不仅是《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按照该款，清政府应当自主公布新税则，以便英国商人遵守。但是，在道光皇帝的授意下，钦差大臣耆英又向英方交涉，结果在《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中规定了“每吨输银五钱”的协定关税。后人读史至此，往往以为《虎门条约》比《南京条约》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可是，《虎门条约》是清政府再三主动向英方提出的，道光皇帝与钦差大臣耆英都具备丰富的行政和财税经验，怎么会犯如此幼稚的错误呢？

原来，与未破坏中国主权的《南京条约》第十款相比，《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关税收入。《通商章程》第十六款规定：“英国之各小船，如二枝桅或一枝桅、三板、划艇等名目，向不输钞。今议定，各船由香港赴省、由省赴澳，除仅只搭客，附带书信、行李，仍照旧例免其纳钞外，倘载有货物，无论出、入口及已、未满载，但使有一担之货，其船即应按吨输纳船钞，以昭核实；惟此等小船，非大洋船可比，且不时往来，进口每月数次不等，亦与大洋船之进口后即停泊黄浦者不同，若与大洋船一例纳钞，未免偏枯。嗣后此等小船，最小者以七十五吨为率，最大者以一百五十吨为率，每进口一次，按吨纳钞一钱；其不及七十五吨者，仍照七十五吨计算；倘已逾一百五十吨者，即作大洋船论，仍按新例，每吨输钞五钱。”也就是说，以往清朝海关只对排水量150吨以上的外国大船收税，现在，排水量150吨以下的外国中小船只也都必须纳税。另外，与鸦片战争之前的货物进口税率相比，《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几乎将所有中国出口和外国进口商品的税率都提高了一倍以上。按照耆英的奏折，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大项出口商品茶叶每100斤应纳0.87—0.92两白银的正税，《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将其提升为每100斤应纳2.5两白银的正税，提高了约170％；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大项进口商品棉花每100斤应纳0.21两白银的正税，《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将其提升为每100斤应纳0.4两白银的正税，提高了约90％！结果，粤海关每年仅茶叶出口税就可收110多万两白银，棉花进口税也可收20多万两白银，仅这两项收入之和，便远超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总收入。照此推广到全部通商五口，《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使清朝的海关年收入猛增了五六倍！难怪道光皇帝看到《虎门条约》后，不仅没有像看到《南京条约》那样愤怒，反而十分满意，朱批赞扬耆英“所办甚属正大公诚……所办可嘉，何罪之有？深得大臣之体！”[2]

《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结束了《南京条约》及户部银库盗窃案带来的1843年财政危机，从长远看来，还极大提高了清政府的财政实力。道光皇帝看着海水般涌来的海关税银，深感实现清朝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尽管如此，人们对《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仍然颇多微词，认为它们严重伤害了清朝经济，而清朝经济也的确从此每况愈下，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尤为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虽然提高了大部分进出口商品的税率，却取缔了几乎全部规费。举例来说，鸦片战争前，每担茶叶平均纳正税0.87—0.92两白银，纳规费5.1至5.3两白银；每担棉纱平均纳正税0.48两白银，纳规费1.52两白银；每担棉花平均纳正税0.3两白银，纳规费1.45两白银。可见，外贸商人缴纳的规费远比正税多。正税全部由海关收缴，其中70％上缴户部、24％上缴内务府，中央政府共得94％，地方政府仅得6％；规费则全部落入地方官吏兵丁之手，其中一部分以各种方式流入地方政府，也为地方社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所以，《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提高正税，取缔规费，等于提高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财力，削弱了地方政府和官民的财力。结果，《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给通商口岸所在的地方政府和官民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利益，中国东南沿海因此变得比五口开关之前更贫困了。清政府由此加强了财政方面的中央集权，北京朝廷与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关系由此变得紧张，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行政治安能力也由此降低了。

其次，《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虽然提高了中国茶叶和印度棉花等大宗商品的税率，却以纺织品市场不景气为名，降低了纺织品的税率。举例来说，南京棉布的税率从之前的每担1.84两白银（加规费实征2.65两白银）降低为每担1两白银，英国双幅细布的税率从之前的每丈0.71两白银（加规费实征1.24两白银）降低为每丈0.15两白银。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纺织品，但英国纺织品质量低劣，在中国普遍滞销，导致许多承销英国纺织品的广东十三行商人亏本甚至破产。然而，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发展，英国纺织品的质量逐渐提高，加之美国纺织品的兴起，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进口纺织品的质量已经较为接近中国纺织品，又因为依靠机器生产，拥有较低的生产成本优势，对中国本土手工生产的纺织品形成了威胁。《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降低纺织品税率的政策，导致中国一夜之间变成英美资本家倾销洋布的天堂，中国本土纺织品蒙受沉重打击，不仅无法依靠出口税降低的优惠政策扩大海外市场，反倒在本土市场遭到洋布冲击而严重滞销。《虎门条约》签署后的1846年，包世臣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市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3]作为拥有诸多相关行业的清朝支柱性产业，中国纺织业的崩溃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了中国各地特别是纺织业集中的长江流域经济严重滑坡。

就这样，《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增强了北京朝廷的财力，却破坏了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摧毁了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小农经济。结果，清帝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南北对立局面，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商贩和手工业者发现，除了加入反清组织，自己别无选择。清帝国的未来已岌岌可危，实际上，它能够再延续半个多世纪，简直是一个奇迹。

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相似，原十三行商人失去了官商的地位和外贸垄断权，于是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以普通商人身份继续在商海打拼；二是从此离开商界，另谋高就。

鸦片战争的结束，一度令曾经傲视全球的中国市场似乎获得了重振雄风的良机。《虎门条约》签订后的1844年和1845年，广州卖出了4946万磅和4977万磅的茶叶，以及1787包和2604包丝绸，堪与战前最好的年份相比。市场如此红火，因此许多十三行商人坚守着自己从前的商铺，继续同老主顾做买卖。但是，从1846年起，广州的外贸额便一落千丈，直至13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才重新达到1845年的贸易额。依附于广东十三行的上下游产业链随之崩塌，华南无数企业倒闭。幸存下来的少数企业中有詹世鸾的茶行“万孚行”，但业务已大为缩水，詹家成员因此纷纷改行。后来，詹世鸾的孙子詹天佑参加了首批留美幼童班，最终成长为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师。

企业倒闭潮不可避免地引发失业潮，无数华南民众因此失业。

华南民众在1846年之后大量失业，推动了一种新兴宗教的崛起，这是起源于广东的“拜上帝教”。1846年之前，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很不顺利，但自1846年起，成员迅猛发展，规模急剧扩大，很快就达到上万人的规模，最终得以在1851年发动金田起义，向清朝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拜上帝教”的早期成员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客家人为主，二是以小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客家人由于进入华南晚，拥有的土地少，往往无法完全依赖农业生存，小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又特别容易受经济波动打击，因此在1846年起的广东经济大衰退中受到的打击尤为强烈。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又进一步加剧了广东经济特别是外贸的沦落。

广东外贸之所以会沦落百年，倒不是因为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日后中国丝绸的劲敌意大利丝绸和日本丝绸此时尚未完全形成气候；印度茶叶的发展也不像英国政府期盼的那样顺利，由于无法生产出质优量足的茶叶，义律家族苦心培植的阿萨姆公司几乎在1848年破产，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破产清算尚未完成，阿萨姆公司董事会还认真讨论了将公司资产重新划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下的可能性。1852年，阿萨姆公司扭亏为盈，真实原因可能是一群蜜蜂对阿萨姆的茶树进行了恰到好处的传粉，从而创造出能够媲美中国上等茶的新品种。到了1857年，阿萨姆公司的茶叶出口形势一片大好，印度各地的茶叶公司争相开张上市，英国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没给英国经济带来多少好处。1865年茶叶泡沫破裂，印度茶叶公司纷纷倒闭，受此影响，中国茶叶销量大增，价格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清朝随之迎来了“同光中兴”。可是好景不长，1872年，英国人威廉．杰克森发明揉捻机，8000具揉捻机可以代替150万名茶工，大大降低了印度茶的制茶成本，这样制成的茶叶还比用脚揉捻茶叶的中国传统做法卫生得多，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大大降低了英国到印度的航运成本。同时，中国茶不断爆出用矿物染色、阴光、掺土等丑闻，漫长的战争更使中国茶农无心工作，茶叶的质量剧烈波动，中国茶成为劣质茶的代名词。到了1881年，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跌到1867年的一半，在国际市场上的销量也先后被印度茶叶和日本茶叶超过，短暂的“同光中兴”至此戛然而止。大英帝国终于主宰了国际茶叶市场，从此不再需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了。[4]

1846年后广州的外贸趋势每况愈下，不是因为中国茶叶在外贸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而是《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外贸市场有个基本原则：港口离产地距离越近，运输成本就越低，产品也越新鲜。当时，外国商人来华主要是购买红茶和丝绸，如果要购买红茶，他们会发现，离红茶主产地武夷山最近的口岸是福州，而不是广州，所以自1846年起，福州的茶叶外销量就超过了广州；如果要购买丝绸，他们会发现，离丝绸主产地湖州最近的口岸是上海，而不是广州，所以自1846年起，上海的丝绸外销量就超过了广州。如果要做其他生意，特别是非法的鸦片走私，那么英国统治的香港无疑比广州更方便。因此，从1846年起，广州便让出了已保有一百多年的中国最大港口的桂冠，逐步沦为一座平凡的省会城市。

了解鸦片战争后全球茶叶市场的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主营茶叶外销的原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命运。

作为拥有几十年以至上百年从商经验的商业世家，十三行商人们的商业嗅觉非常人可比。早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们就看得很清楚：无论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如何，广州的经商环境都会恶化，广州的经济地位必将沉沦。有鉴于此，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分散投资和资产转移。

得知《南京条约》内容后不久的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就给已经返回美国的干儿子、旗昌洋行股东罗伯特．福布斯写信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到你附近的某处定居。”同日，他又致函另一位美国商人约翰．顾盛，表示自己若非年纪过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实在很想移民美国。伍秉鉴确有先见之明，在未来的一个世纪，美国将飞速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而中国经济则每况愈下，沦为全球经济版图中积贫积弱的三流国家。在19世纪中叶，看似还远不如欧洲和东亚富裕和发达的美国，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投资国。生前，伍秉鉴就已经通过旗昌洋行开始了在美国的初步投资，虽然他自己没能移民美国，但他的儿子伍绍荣却将对美国的投资规模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元1843年，随着伍秉鉴的离世，年方33岁的伍绍荣完全接管了父亲留下的庞大外贸企业。然而，这笔令全世界都垂涎的巨额遗产却让他寝食难安，置身鸦片战争后的内忧外患危局，稍不留神就会给伍家带来灭顶之灾。处在伍绍荣的位置上，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采取谨慎保守的经营策略。但是，伍绍荣与众不同。作为一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富二代，尽管他无经商的天赋，却历经了许多大场面，具备过人的视野，而且胸怀大志。父亲生前想要移居美国的愿望以及向罗伯特．福布斯的投资，都在时刻提醒他，这份家业守是守不住的，主动出击才是唯一的希望。

五口通商初期，由于外国商人对其他四座口岸的商情并不熟悉，觉得“新商经理贸易，总不如旧商之可靠，故夷商之有资本者，多不肯舍旧而趋新”，伍绍荣等广东十三行旧行商依然不愁客源。更重要的是，由于阿萨姆公司经营不善，中国茶商此时完全感受不到来自印度茶叶的压力，《虎门条约》及附约《通商章程》提高正税、取缔规费的做法，实际上降低了中国茶叶的出口成本，从而提升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出口额一直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仅广东口岸的茶叶年出口额就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3倍左右。这样，虽然失去了外贸垄断权和“怡和洋行”的金字招牌，伍绍荣等原广东十三行商人却依然通过出口茶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对广利行卢继光、同孚行潘绍光（潘正炜）、东兴行谢有仁、天宝行梁承禧等原十三行商人而言，繁荣的外贸已经与他们没有关系了，因为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们不看好广东未来的外贸前景，纷纷自愿歇业，将家族的人力、财力转移到科举考试、古玩收藏和房地产等传统领域。到了道光末年，还在广州外贸前线活跃的原广东十三行商人，只剩下伍绍荣与吴天垣两家，吴天垣还有后来居上之势。在他们两家的努力下，到了1849年11月，旧行商们已经资本充足，为了搞好官商关系，准备重建“公所基金”。由于《南京条约》的限制，当然不可能再叫“公所基金”这个名字，而改名叫“茶用”。经过与广东当局协商，出口茶叶“每百斤收银二钱”，但当年就涨到五钱，仅1850年便“共抽银七十万两”，相当于粤海关年收入的四成，后来这笔钱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天国。[5]

伍绍荣与吴天垣等旧行商自愿向政府缴纳大笔“茶用”，最终目的是重建广东十三行，并再度确立其外贸垄断地位。但由于《南京条约》的限制、上海与福州等口岸的竞争，以及外商的激烈反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始终没有成效。看到国内的合法贸易发展空间有限，伍绍荣便将投资目光转向了国内黑市及国外市场。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鸦片走私变本加厉。早在鸦片战争末期的1842—1843贸易年度，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就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每年3万余箱，1848—1849贸易年度更达到4.3万箱，此后连创新高，1854—1855贸易年度竟达6.5万箱之多，相当于林则徐禁烟时的2倍。如上文所述，伍秉鉴家族与鸦片走私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怡和洋行成立之初，因为怡和洋行本身就从被其并购的远来行那里继承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网。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走私的猖獗，无疑给伍绍荣带来了更多的利润，而他打算从事的非法贸易还远不止于此。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走私行为比贩毒更可怕，那非贩卖人口莫属。早在大航海时代，东南亚华人就多次向欧洲殖民者证明过自身的价值；而在拿破仑战争前后，华工又在印度、巴西、圣赫勒拿岛等地大显身手。与此同时，英国废除奴隶制度，并派遣义律兄弟等海军将领在全球缉捕贩奴船只，使原先极受欢迎的黑奴贸易遭到重挫。于是，19世纪中叶，全球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热带作物种植园为支柱产业，因此对农业劳动力有着极大需求的美洲各国发现，“中国移民是耐劳的、驯良的、服从的，如同奴隶一样，而且很省钱……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他们都将创造出一种难以与之抗衡的竞争力量”。《南京条约》恰在此时签订，五个通商口岸便很快成为走私华人去美洲务工的基地。在中外商人的配合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香港和澳门都建立了“猪仔馆”，将成千上万的贫苦华人以“猪仔”的名义运往美洲当苦力。只有很少的华人像伍秉鉴那样对美洲有所了解，是自愿出国的，大部分都是被拐骗上船的，并由于支付不起船票和其他旅费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名为“赊单”），被美洲雇主视为债务奴隶。

在美洲各国中，盛产蔗糖的古巴、盛产鸟粪的秘鲁和刚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美国对引进华工最为热衷，前往这三个国家的华工占整个19世纪中叶出国华工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在那个巴拿马运河尚未开凿的年代，从中国绕道火地岛前往古巴的航程是最为艰苦的，超过三分之一的华工尚未抵达目的地，就因船员的残酷折磨和营养不良死在途中，尸体都被扔进大海喂鲨鱼。去秘鲁挖鸟粪的旅行是最危险的，由于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抵达秘鲁的数万华工几乎无人幸存。比较而言，去美国淘金似乎是华工最好的选择，可是由于美国一直存在蓄奴制度，美国雇主们对华工异常残忍，来美国淘金的欧洲新移民（特别是因家乡的马铃薯灾荒大批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又嫉恨能干耐劳的华工夺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策划了多次针对华工的屠杀。尽管如此，与太平天国时期到处血雨腥风的祖国相比，美国依然被华工们视为“幸福”的世外桃源，他们因此称圣弗朗西斯科市为“旧金山”。

由于盛产毛皮和黄金的美国西部迅速繁荣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从美国东部前往西部，希望一圆发财的“美国梦”。为了解决由此引发的交通问题，加快美国西部的开发，借以打击南部分裂势力，林肯总统于1862年南北战争期间宣布成立中央太平洋铁路股份公司和联合太平洋股份公司，共发行1亿美元的股票，兴建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负责铁路西段建设的中央太平洋铁路股份公司很快发现，白人和黑人大都不能胜任在落基山脉造铁路的艰苦工作，于是想到了以吃苦耐劳著称的华工，在4年内先后雇用了约3万名。在全长近1100千米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上，有95％的工作是华工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就现代美国的，不是南北战争，而是太平洋铁路。然而，近1万名华工在此期间付出了生命，号称“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时至今日，仍有无数的华工白骨躺在美国腹地的崇山峻岭中尚未掩埋，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美国的统一和繁荣，自己和家人却失去了一切。[6]

无论是将华工运往古巴去种甘蔗，或是将华工运到秘鲁海岛上挖鸟粪，还是将华工运到美国去建太平洋铁路，背后都少不了原广东十三行商人们的身影。他们是与外国商人联系最密切、海外关系最多的中国商人团体，没有他们的帮助，外国商船不可能把几十万华工偷偷运出中国领土，特别是规模最大、用工最多的太平洋铁路项目，原广东十三行商人更是起了主导性作用，因为末代十三行总商伍绍荣就是中央太平洋铁路股份公司的大股东！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伍秉鉴就曾经给干儿子罗伯特．福布斯50万银圆，用于在美国的投资。他死后，伍绍荣又多次给旗昌洋行汇款（其中一笔为30万银圆，有两笔为50万银圆），加大在美国的投资。旗昌洋行用这些钱购买了大量股票，获益丰厚，后来伍绍荣更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美国股票，尤其钟爱美国基础建设股，例如太平洋铁路和檀香山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股份公司之所以能雇得到这么多华工，并对他们进行高效的管理，无疑与伍绍荣的帮助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伍绍荣在美国前后投资的数百万美元巨资，帮助林肯总统打赢了南北战争，自己也获益丰厚，据说在南北战争之前，不算股价的上涨他每年可获得20多万两银子的美国股息。[7]结果，伍绍荣“富益盛”，名下资产又大大超出了父亲伍秉鉴留下的遗产，稳居世界首富宝座。[8]

尽管在美国股市发了大财，伍绍荣却并非只想着海外投资。五口通商之后，多位原广东十三行商人都把投资眼光投向了新开埠的另一个口岸——上海。

鸦片战争前后，人们一致公认，上海拥有比广州和香港更为优越的经商环境。西方商人发现，“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舒适得多，有广大的空间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而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自由……上海人比广州人客气有礼……”[9]可是在开埠之初，外国商人却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上海知县出于避免政治风险的考虑，宣称上海没有多余的房屋可以租给外国人。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位广东商人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早在《南京条约》签署后不久，此君便携重资从广州来到上海，买下了大片房地产，等着租给外国商人。换言之，他设计了一个上海版的“十三行夷馆”，期待靠自己先知先觉的外贸嗅觉在上海滩大发横财。当时上海的大商人的确多半都来自广州，以至于社会上有种说法，上海人的生意头脑都是向广东人学的。

可惜，无论广东商人的贸易头脑多么精明，到头来还是在动荡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1844年4月，广东商人与英商宝顺洋行达成的首份上海地产租赁协议规定，每亩土地押金99870文、年租金3574文。但经过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最高官员、苏松太道宫慕久协商，租赁协议被改为：每亩土地押金1579430文、年租金1500文，而且押金和租金直接经外国银行汇给清朝政府，不入中国业主账户。就这样，增长了15倍多的押金变成了事实上的土地出让金，下降了一多半的租金则变成了事实上的物业税。贪图大笔押金的宫慕久还在《上海土地章程》中进一步规定，外国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准商人禀报不租，不准原主任意退租，更不准再议添租价”。就这样，上海租界的房地产租金永远不许上涨，而且中国业主一旦将房地产租给外国人，就必须永久出租，除非外国租户主动要求退租。实际上，由于上海经济在开埠后的发展，上海房地产租金大涨，没有外国租户会主动退租给中国业主，即便自己不再需要，也会乐得充当“二房东”，以高出原租金几倍至几十倍的价格转租给其他人，清政府对此熟视无睹。于是乎，购买上海房地产租给外国商人的广东商人既不能得到押金和租金，也不能改变或终止租约，事实上被清政府剥夺了全部房地产所有权，而外国商人则以增加押金为代价，获得了永久性土地使用权。对伍绍荣、吴天垣等原广东十三行商人来说，他们在上海房地产上的投资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黑洞，与利润丰厚的美国股票相比有天渊之别。尽管如此，原广东十三行商人依然不肯放弃上海，而是加大投入。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从万恶的宫慕久手中夺走整个上海的统治权。[10]

1847年，通过《上海土地章程》给清政府带来大笔财政收入的宫慕久晋升江苏按察使，原广东十三行商人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已近风烛残年的道光皇帝破例亲自召见了一位原十三行商人，授予他署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的重任。此君正是同顺行老板吴天垣的三哥吴健彰（吴天显）——曾经在1842年与伍绍荣一同被耆英召往南京参加中英和谈。经过艰苦的努力，上海滩的广东商人们似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与鲍鹏一样，吴健彰也出生于“中国买办之乡”广东香山，兄弟三人原本做家禽生意，绰号“卖鸡爽”，后来都转而经营外贸。据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介绍：“吴健彰自二十岁时，即在粤东与夷商贸易，以然诺不欺为外夷所信服。”靠着多年经商积累的资本，吴家三兄弟于1834年创建同顺行，1841年即上升为十三行中的第7位。在那个外贸凋敝、旧行商纷纷破产的时代，吴健彰经商如此顺利，“不仅由于他的商业信用，更由于他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和别致的小胡子”，是公认的美男子，极富魅力。《南京条约》签署时，耆英急调刚刚考取监生的吴健彰和伍绍荣两位行商领袖从广东前往南京参加谈判。得知和约签署后，伍绍荣返回广州，但吴健彰却留在江苏，因为耆英等大臣的赏识暂时代理苏松太道。可是他的屁股还没坐热，进士出身的宫慕久便抵达上海，他只得离任。他并不死心，靠着雄厚的财力，长期旅居南京，钻营江苏官场，企图重获肥缺。好不容易等到宫慕久卸任，苏松太道却被耆英赏给了他的老部下咸龄。偏偏咸龄刚刚到任，上海就发生了中国水手与英国传教士群殴的“青浦教案”，咸龄的裁决对英国传教士不利，酿成外交事件。在英国军舰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将咸龄革职，派“深悉夷情”“素谙夷语”的吴健彰去上海查办，严惩了涉案水手，获得英国官员的赞赏，吴健彰于是顺理成章正式出任苏松太道。

尽管当上了道台，后来又获得了二品顶戴、记名按察使的显要职位，吴健彰却从未放弃过外贸商人的身份。在广东就与他有频繁联系的外国商人来到上海以后，对他“见辄呼其行次，拜会不分旦夕”。与伍绍荣一样，吴健彰也购买了美国股票，名列旗昌洋行的七大股东之一。此外，吴健彰还与当时主营鸦片走私的英商颠地洋行（宝顺洋行）、怡和洋行（查顿—马地臣洋行，与伍秉鉴父子无关）来往密切。在他的袒护下，上海很快发展为全球最大的鸦片市场，苦力市场也日益兴隆。然而，英、法、美列强并不满足于他的这些袒护措施，而是变本加厉不断迫使他出让中国利益，首当其冲的便是扩大租界。1848年，刚刚上任的吴健彰不仅未能替中国业主要回租界的收租权，反而被迫同意将英租界扩大近3倍，并新划了法租界和美租界，三个租界加起来的总面积超过了上海县城！由于吴健彰大大增加了上海租界的押金、租金额和海关的税收额，他的这些行为全都获得清政府的默许。

在吴健彰的宽松统治下，上海迅速发展为洋行林立、商舶如云的远东最大港口，号称“冒险家的乐园”，而上海滩上最大的冒险家无疑正是道台自己。同时，伍绍荣也在上海大发横财，“适旗昌洋行之西人乏赀，（伍绍荣）即以巨万畀之，得利数倍。西人将计所盈以与之，伍（绍荣）既巨富，不欲多得，乃曰：‘姑留汝所。’西人乃为置上海地及檀香山铁路，而岁计其人以相畀”[11]。

可是，好景不长，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陷南京，吴健彰的辖区危在旦夕。手足无措的咸丰皇帝慌忙命令吴健彰雇佣船炮抵御太平军，又命伍绍荣在广东雇佣船炮驰援上海。吴健彰前后购买和租赁了十几艘外国商船、上百艘中国船只及数百门火炮，还雇用了数百名外国船员组成一支可观的水师。但没过两个月，这支水师就因发不出军饷一哄而散。西方列强由于怀疑清朝即将被太平天国推翻，纷纷宣布“中立”，甚至禁止清朝官吏和军人进入上海租界，吴健彰多次向他们“借师助剿”，全都无功而返。8月，太平军北伐至天津，清朝的灭亡看来已指日可待。正在此时，吴健彰突然后院起火了。

1853年9月7日，吴健彰的账房先生刘丽川率领“义兴公司”（即天地会支派小刀会）成员起兵，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软禁了吴健彰。吴健彰几度试图自杀，可是“会党群尼之，乃杀鸡发誓而与之盟”，他于是“暗示要参加叛军，否则就发誓回乡”，“并且命令他的部下为叛军服务”。次日，在刘丽川的默许下，吴健彰逃入旗昌洋行，其家眷则被接回广东。咸丰皇帝严令立即收复上海，吴健彰于是以上海关税为抵押，向外商借了10万两白银，用以雇佣兵船围攻上海，但他本人此时已声名狼藉，在清朝官场上被称为“王八”，他雇来的“该船等亦蔑视王八，每月则需其费几万，坐索银两而不打仗，数月不见打一仗”。到了次年4月，甚至发生了西方侨民袭击清军大营的“泥城之战”，清军的惨败迫使吴健彰向英国领事阿礼国求和，代价是改组上海海关，规定此后上海道台委派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各一名担任上海海关税务委员，由道台和三国领事组成的四人混合法庭监督其工作。自此，中国海关成为西方使领馆的附属机构，近代中国海关税务司制度从而得以确立。同时，三国领事又强迫吴健彰在他们自己商定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上签字，彻底剥夺了租界原中国业主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并允许三国在租界建立政府机构，自行管理税收和司法。这一系列卖国条约奠定了上海日后繁荣的制度基础，却也断送了吴健彰的仕途，他立即被以“通夷养贼”的罪名革职抄家拿问。

奇怪的是，尽管吴健彰的罪行罄竹难书，在朝廷里树敌甚多，清政府也早已查明小刀会暴动时，“该王八（吴健彰）实系在城内，起事之刘丽川即王八之管账，其贼匪即王八所练之勇；事发时，王八但挈其妻子奔寄于夷鬼船上，与夷狎焉，其库内公项三四十万以之遗贼……”他还是得到了赦免，1858年又当上了候补道台。此时，陆续传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继而登陆天津、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消息。吴健彰觉得清朝时日无多，于是称病辞职，回澳门养老去了。[12]

为什么无论是志在反清的小刀会，还是清政府内的政敌，都无法夺走吴健彰的性命呢？

原来，与以往多位成功的广东十三行商人一样，吴健彰也是天地会成员。他被俘后与小刀会成员“杀鸡发誓而与之盟”，就是典型的天地会仪式。刘丽川不杀吴健彰，不仅是因为吴健彰是他的老领导和香山老乡，还因为他与吴健彰同属天地会成员。正因为同属天地会，吴健彰并不急于收复上海，故意“数月不见打一仗”。

那么，清政府内的政敌为什么也无法夺走吴健彰的性命呢？

还是因为吴健彰与天地会的密切关系。

原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华南和华东的八旗军主力已经荡然无存，清朝在华南和华东的统治摇摇欲坠。在这些区域，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大部分官吏、绿营军和义勇都已经加入了天地会。眼看胜利就在眼前，天地会内部却产生了分歧。天地会的主旨是“反清复明”，反清固然成功在望，复明却遥不可及。天地会领袖发现，他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原明朝皇室的朱姓成员值得拥戴。既然“复明”毫无意义，那么“反清复明”的主张就亟待修正。部分天地会成员认为应该“反清自立”，参加了太平天国暴动；另一部分成员则认为，干脆也不必再“反清”了，继续过以前的日子为妙。这一部分天地会成员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便把“反清复明”的宗旨改为“安清保清”，另立门户，成立了“安清帮”，控制了京杭大运河及其周边地区，其中包括上海。因为出自“洪门”，所以“安清帮”又叫“清洪门”，近代讹传为“青帮”或“青红帮”。洪门（天地会）对背叛自己的“安清帮”极为痛恨，规定“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抽筋剥皮。”上海小刀会暴动，便是“安清帮”自天地会（洪门）中分裂出的重要事件，吴健彰则是关键的过渡人物，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无论如何都是不敢对他下杀手的。换言之，吴健彰实为“安清帮”大佬，他被革职之后，继续对长江三角洲施加着巨大影响，上海也继续掌握在吴家成员吴煦的手里，从此开始了青帮控制上海的近百年历史。

与青帮命运类似的，是天地会的另一个重要支派——主要活跃于长江中游的哥老会（又称“袍哥”“汉留”或“红帮”）。

“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鲍超军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中亦多有。”湘军统帅曾国藩虽然和林则徐一样，年轻时热衷于镇压天地会，但当太平天国兴起，他开始组建湘军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避免与哥老会合作。他自己这样解释湘军大多加入哥老会的原因：“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二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由于曾国藩的放任，“各营相习成风”，“楚师千万，无一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13]曾国藩麾下大将刘坤一回忆，湘军的哥老会士兵“昼则拜营官、百长之前，及会中有事，则此为散勇者传集其党于山壑间，夜升高座，营官、百长反从而跪拜之，予杖则杖，予罚则罚，无敢哗者”[14]。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已经完全成为哥老会的世界，曾国藩也感叹部下“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

同为天地会的分支，哥老会为何成为替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了呢？

与青帮一样，哥老会创立于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前的道光末年。不同的是，哥老会的政治立场相对中立，虽然不再热衷于“反清复明”，却也不热衷于“安清保清”。但是，激进的太平天国运动试图用基督教义全面改造中国文化，特别是消灭所有的传统宗教信仰，不仅要摧毁所有佛寺、道观和孔庙，也包括原天地会广泛信仰的关帝等神祇，以及清朝民间无处不在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这样一来，太平天国威胁到了其他天地会派别的生存基础。曾国藩所谓的“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15]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声讨，触及了哥老会最关心的领域，使双方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诉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平天国一灭亡，湘军就开始内讧，曾国藩被迫将其逐步解散，甚至考虑予以屠杀，还为此布置自己在湖南的亲戚远走高飞，以免遭到报复。

太平天国兴起后，类似的问题也摆在了广东天地会成员面前，以伍绍荣为首的旧十三行商人，再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风口浪尖。

《虎门条约》签署后，广东的局面一度趋于和平，中间虽有因英方要求租地和入城而生的一些波折，但由于伍绍荣、潘正炜等原十三行商人的调停并组织民众抗议，最终都以英方的退让而终止。但在太平天国起兵后，广东的政治气氛大为紧张，清政府祭出老办法，要求外贸商人捐款助剿，伍绍荣还以候补道员的身份主持大佛寺劝捐总局。但当太平军攻陷南京，逼近天津的消息传来，鉴于清朝随时可能被推翻，广东的局势也发生了本质变化。1854年6月，广东天地会大举起兵反清，7月聚众20万人围攻广州城，成员均头戴象征洪门的红布，号称“洪兵”或“红兵”（上海小刀会军队也这样称呼自己）。为逃避战火，广州富人纷纷携巨资逃亡香港（其中就包括油画家“啉呱二世”关乔昌），此前一直陷于经济困境的香港由此开始发展为富裕的大城市。在此危急关头，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向伍绍荣问计，伍绍荣与上海的老友吴健彰异曲同工，向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向港英当局“借师助剿”，二是借外债。“借师助剿”的计划因为港英当局“意近要挟”而终止，但伍绍荣还是分两笔向英美财团借了66万两白银，又向广州居民募捐三百余万两白银，用以支付军饷和购买西方军火。1855年秋，“红兵”终于被镇压下去，咸丰皇帝闻讯，封叶名琛为大学士，伍绍荣加布政使衔，赏二品顶戴。但究其原因，并不是叶名琛指挥有方、伍绍荣破家为国（他一直劝别人捐款，自己却几乎分文未捐），而是此时太平军北伐和小刀会占领上海均遭失败，清军接连取胜，建立江南和江北大营围困南京，曾国藩的湘军也收复了武昌，太平天国败象已露，“红兵”便逐渐溃散了。[16]

作为天地会资深成员，伍绍荣与“红兵”不可能是敌我关系，所以他表面上劝说别人捐款，自己并不捐；表面上要向西方“借师助剿”，实际上又多方掣肘。可想而知，如果“红兵”攻下了广州，也绝不会杀伍绍荣，他和吴健彰一样，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无论清朝取胜，还是太平天国取胜，自己都将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这种两面性，在“红兵”暴动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伍绍荣、梁纶枢、易景兰、俞文照等原广东十三行商人多次办理对外交涉，却毫无成果可言，广州最终被英法联军攻破，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据说，广州失陷的一个主要原因，竟是伍绍荣借机贪污了叶名琛的军费。战争期间，十三行夷馆和商铺被愤怒的广州市民完全焚毁，伍绍荣甚至还被英国领事巴夏礼扇了耳光，但他们在广州的政治地位反而进一步上升，傀儡“巡抚柏贵等日坐愁城，束手无计，惟听绅商画计而已。柏贵等每闻‘伍、俞、易、梁四大人至’，即欣欣然色喜”。这时，由于叶名琛已被英军俘虏，咸丰皇帝派宠臣黄宗汉接任两广总督，伍绍荣、梁纶枢、易景兰、俞文照等又多次与其会商，达成黄宗汉驻留惠州、不进广州的协议，听任英法联军继续占据广州。有趣的是，黄宗汉本是原广东十三行商人的死敌，在书信中多次称吴健彰为“王八”，但当吴健彰倒台后，却屡次为其开脱，至此又与伍绍荣等人一见如故，配合默契。黄宗汉对十三行商人的态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大转弯，除受贿之外，另一个原因应当是，他明白了，与天地会搞好关系对清政府有多么重要。

《天津条约》签订后，黄宗汉认为恢复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委托伍绍荣、梁纶枢、易景兰、俞文照四人去与英国领事巴夏礼交涉，要求英法联军撤出广州城。“巴夏礼向伍崇曜说：‘从前六百万即由尔父经手（指伍秉鉴于1841年向英军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银圆）……若将六百万交清，我们便退城。’伍崇曜答：‘此时粤东是何情形，军饷不继汝等知之，六十万且不能，况六百万乎？’”其实，此时的伍绍荣比父亲当年更有钱，《清朝野史大观》称他较伍秉鉴“富益盛”，总资产估计远超六千万银圆，六百万银圆应当不在话下，完全可以独自承担。所谓“六十万且不能，况六百万乎？”之言，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希望英法联军撤出广州，因为此时英法联军仍在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太平天国也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作为饱受清朝官员压榨的外贸商人和天地会秘密成员，他是打心眼希望清朝早点灭亡的。

被英军俘虏的叶名琛	俘虏叶名琛并抽伍绍荣耳光的英国领事巴夏礼

令伍绍荣失望的是，清朝的生命力异常顽强，即便八旗军主力在八里桥覆没、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焚，清朝也没有垮台，反而开始复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联军撤离广州后，伍绍荣等原广东十三行商人被责成支付外债和战争赔款。可是，伍绍荣突然于1863年12月4日病逝，享年54岁。同日，苏州太平军投降清军，南京变成了一座孤城。半年后，湘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灭亡。[17]

伍绍荣、吴健彰等原广东十三行商人，与太平天国究竟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他们都曾积极向清政府捐款以镇压太平天国；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都不大积极，宁可替清政府借外债，自己也不出钱，反倒乐于乘机倒卖军火发财，吴健彰还放任部下与太平军、小刀会做生意。私下里，原广东十三行商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可能更加紧密，还牵涉清朝官场上一桩聚讼已久的谜案：林则徐究竟是怎么死的？

太平天国起兵时，咸丰皇帝在选择镇压太平军主帅人选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当时赋闲在家，据说“百战百胜”、自称“为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的林则徐，于是立即封他为钦差大臣，命令林则徐“驰驿迅赴广西，荡平群丑”。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离开福州刚半个月，林则徐就在潮州病倒，上吐下泻，三天后去世。

关于林则徐的死因，他的后代一致认为，是因为伍绍荣派人下毒。他的曾孙林兰岑这样说：“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施谋毒。公次潮阳，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18]《东莞县志》说得更清楚：“则徐抵粤，即锁拿洋商伍到粤秀书院……咸丰初发逆（太平天国）乱起，则徐起为广西巡抚，伍忧其复督粤也，遣亲信携重金贿其厨人，以夷药鸩之，使泄泻不已，行至潮州，遂委顿而卒。后所遣亲信白日为雷击死。”①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林则徐年事已高，出发前就有病，加之旅途劳累，公务繁忙，导致病情加剧，应属自然死亡，但是时至今日，其后代与伍秉鉴的后代仍如岳飞和秦桧的后代一般，水火不容。

回首林则徐之死，伍绍荣确实有作案条件。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不仅曾经从十三行聘用过翻译，还聘用过厨师。他死前高呼“星斗南”三字，被解释为广东十三行街区的新豆栏街，指的有可能是新豆栏街上的“博爱医院”（他曾经去那里看过西医），但更可能指新豆栏街上的怡和行。但是，伍绍荣想弄死林则徐，1839年在广州便有大把机会下手，何必等到1850年派人跑到潮州去投毒？更何况，林则徐在广东期间，并没有过多为难伍家，特别是在义律缴烟以后，更是对伍家相当信任，为其经商提供了很多便利。

不过，1850年确实有很多人想弄死林则徐，那就是他奉旨前去讨伐的太平天国成员。在他们看来，林则徐不是可敬的民族英雄，而是十恶不赦的“清妖”“满奴”，必须不择手段予以铲除。太平天国起兵初期，得到了大部分天地会成员的支持，1853年后两者才分道扬镳。如果伍绍荣和其他原广东十三行商人对林则徐下了杀手，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他们自己，而是在帮助太平天国。

原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很可能一直在资助太平天国，从伍绍荣病逝于1863年苏州太平军投降之日，半年后南京陷落来看，伍绍荣不死，太平天国恐怕没那么容易灭亡。只有愚蠢的商人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在战争中两面下注对冲政治风险，才是聪明的行为。当然，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历史上也不少，十三行的复兴即将遭遇重大挫折。

参考文献：

[1]　倪玉平．道光王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02—209．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673—675．

[3]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4]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172—182．

[5]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65．

[6]　董丛林．华工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8—60．

[7]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81—182．

[8]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

[9]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廙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40．

[10]　王垂芳．洋商史——上海，1843—195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85—189．

[11]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

[12]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96—128．

[13]　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卷七）．湘潭县梅震荣到任禀批．

[14]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八）．复李筱泉制军书．

[15]　曾国藩．讨粤匪檄．

[16]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68—70．

[17]　同上：70—76．

[18]　张幼珊．果庵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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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清朝野史大观》等史料说法与此大同小异，林则徐六世孙林岷还曾于1984年在《北京晚报》上撰文《林则徐系被害而死》一文，坚持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