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红与黑
林钦差与伍浩官的终极博弈

1838年12月27日，勤政的道光皇帝一如既往地在清晨四点起床，匆忙洗漱用餐以后便开始上朝。五点整，他急切地召见了自己等待已久的第一位大臣——前一天才赶到北京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与其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此后，他一连八天日日召见林则徐，被誉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最终，林则徐被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奉旨去广东查禁鸦片。[1]

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关于此事的起因，传统解释是这样说的：因为英美等国对华鸦片走私严重伤害了中国社会并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要求严禁鸦片。经大臣讨论，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驳倒了以琦善为首的弛禁派，林则徐于是被道光皇帝派往广东禁烟。

清朝原始史料向我们展示的事实，与这一传统说法却颇有出入：

黄爵滋与林则徐早就相识，二人都曾经住在北京宣武区（现已被划归西城区），是“宣南诗社”的活跃成员。宣南诗社不仅是一个北京官员交流诗词的文化俱乐部，更是一个政治俱乐部。林则徐、黄爵滋以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的真正作者张际亮，都是宣南诗社的骨干成员。在鸦片问题上，宣南诗社一直持严禁态度，其成员曾经多次就此问题向道光皇帝上奏。但是，与此前宣南诗社的其他禁烟奏折不同的是，《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不仅要求严禁鸦片，而且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一年内还不能戒除鸦片烟瘾的吸毒者全部处死，主要论据是英国、荷兰等国也都有处死拒不戒瘾的吸毒者的法律条文。[2]事实上，这一论据并非事实，正如上文所述，鸦片在英国、荷兰等国都是常见的合法药材，鸦片贸易和消费一直受到政府鼓励。

一直倾向于严禁鸦片的道光皇帝阅览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后，颇为动心，但出于谨慎，他将此折下发给各省总督巡抚，要求他们就此发表意见。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桢曾经支持过弛禁鸦片之外，各省总督巡抚都支持严禁，但在29位督抚之中，直隶总督琦善等21人都反对《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认为全国吸鸦片者极多，瘾大而难以戒除者不下百万，如果要把他们都处死，是鲁莽地“兴普天之大狱”，几乎无法实施，如果强行推动，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不能盲目照搬传说中的西洋酷刑；他们还认为，禁烟的重点是“一口通商”的广东，所以只要在广东严查鸦片就够了，暂时没必要将它扩大到全国范围内。赞成该提案者仅有林则徐等8人，占总数的27.6％，黄爵滋的禁烟奏折因此被否决。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琦善史无前例地在天津外海抓获了一艘鸦片趸船，缴获鸦片131500斤，可供三四万瘾君子吸上一整年。外国鸦片贩子带着这么多鸦片到紧邻北京的华北沿海来销售，令道光皇帝极为震惊。一个星期后，庄亲王奕轼等贵族在北京的一座尼姑庵中聚众抽鸦片，被官兵当场抓获。烟毒侵染皇室令道光皇帝极度恐慌，于是决定对外国鸦片贩子采取严厉的反制行动。奕轼事发三天后，他便召林则徐进京，打算派他去广东禁烟。[3]

道光皇帝严禁鸦片的决心毋庸置疑，但是，他既然决定在广东禁烟，为什么不选择要求只在广东禁烟的琦善，而选择要求在全国禁烟的林则徐？琦善尽管和大多数官员一样，不赞成宣南诗社要求处死全部吸毒者的极端要求，但他在行动上一直坚定禁烟，而且刚刚取得重大禁烟成果，经验丰富，出身贵族，政治可靠。林则徐虽然在奏折中有“鸦片一日不除，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的豪言壮语，但在辖区的实际禁烟成果上，还不如琦善的十分之一。现在，道光皇帝偏偏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而不对全国各省下达同样的禁烟任务，这不是让林则徐去执行琦善路线吗？至于黄爵滋处死全国吸毒者的要求，后来连道光皇帝自己都忘记了。难怪道光皇帝要连续八天找林则徐谈话，这根本不是什么恩宠，而是因为林则徐对让自己单独去广东禁烟的这个“执行琦善路线”任务有抵触情绪，道光皇帝不得不亲自耐心做思想工作。

林则徐确实对去广东禁烟这个任务有抵触情绪。按照他本人的记载，在抵达北京前四天，原本正在北京向道光皇帝述职的直隶总督琦善就专程南下迎接他，两人在安肃县（今河北省徐水县）相遇，交谈了一整天。[4]琦善本来可以在北京等林则徐，他之所以迫不及待赶往北京西南仅100千米的安肃县去提前会见林则徐，其实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授意，召开一场预备会议，先行向林则徐做思想工作。传说，琦善当时告诉林则徐，皇上有意派他去广东禁烟，但是“无启边衅”（不得因此引发与外国的军事冲突），林则徐不以为然，“漫应之”[5]。林则徐受任钦差大臣以后，同为宣南诗社成员的龚自珍专门为他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提出十条意见，并强烈要求随同林则徐一同南下。[6]林则徐虽然感谢龚自珍，却表示“事势有难言者”，托人劝阻龚自珍，不肯带他去广东。[7]这大概是因为龚自珍恃才自傲，在官场上树敌极多，连时任礼部尚书的叔叔龚守正都得罪了。林则徐知道，如果带这种人在身边，会给自己惹麻烦。果然，一年后，龚自珍就辞官回家，两年后在赴上海迎战英军前夕突然去世，其子龚橙怀疑父亲是被清朝皇室毒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主动参加英法联军，带领他们去火烧圆明园泄愤。[8]

林则徐可不是龚自珍那种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之辈，他在官场上磨砺了多年，八面玲珑，懂得规矩。他很清楚，道光皇帝和琦善正在给自己下套，自己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双方都希望严禁鸦片，此外却无共同诉求。道光皇帝授予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这是巨大的权力和无上的荣誉。可是，户部和内务府都没有拨一两银子的财政经费。也就是说，林则徐有义务自费查禁鸦片，他为此能够动用的，仅有钦差大臣、左都御史、湖广总督这三份工作的薪水及养廉银，加起来一年仅有几千两白银。即便再算上当时官场常见的各种灰色收入（从小面对巨大经济压力的林则徐对此并不排斥），充其量也就三四万两白银，而且需要在北京官场支付各种名目的感谢费，所余不过一二万两白银。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一万两银子供养一个普通官宦家庭还算充裕，但雇几位幕僚就很拮据，更别说给禁烟的官吏兵丁发放奖金、采购装备了。显然，对林则徐来说，自费查禁鸦片，是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摆在他面前的财政道路只有两条：第一，贪污；第二，劝捐。林则徐素有清名，号称“林青天”，虽然不像海瑞那样拒绝一切灰色收入，但即便是为了查禁鸦片，他也不会选择大肆贪污这条不归路。所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利用自己的职权，找广东的有钱人募捐，而广东的有钱人，又非广东十三行莫属。

于是，这个纷繁复杂的谜题又转回原点：道光皇帝为什么选择林则徐去广东禁烟？

因为林则徐是当时所有总督中唯一的福建人。

道光皇帝非常清楚，要想真正把鸦片赶出中国市场，就必须有广东十三行的全方位配合，而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行商更是直接参与鸦片贸易，利用其遍布全国的购销网络将外国鸦片贩卖到中国各地。摧毁广东十三行是不可能的，那将会导致清帝国的经济大崩溃，甚至连道光皇帝本人的收入也会大大缩水，因此只能软硬兼施说服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脱离关系，并且资助清政府严禁鸦片，这就要求当事官员能够与广东十三行建立充分密切的联系。自雍正以来，广东十三行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福建人，日常使用独特的闽南话。对琦善这样的老北京人而言，闽南话几乎和英语一样难懂。此外，鉴于广东十三行与反清组织天地会的秘密关系，如果这位福建籍官员还具备对天地会的斗争经验，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道光皇帝选择了林则徐，也只能选择林则徐。基于同样的理由，精通福建各地方言却不懂广东话的林则徐选幕僚不要浙江人龚自珍，而是专门找了“籍隶广东，于土俗方言本皆谙晓”的老部下彭凤池。令他遗憾的是，他最亲密的福州同乡、协助他在长江三角洲推广占城稻的左膀右臂、江苏按察使李彦章于1836年去世，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不祥的兆头。

选择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的道光皇帝，绝对不是什么庸才。他自幼好学，在文艺领域造诣很高，而且是大清帝国屈指可数的火器专家和武术高手，曾亲手杀过很多人，包括两名冲击紫禁城的天理教武装头目，甚至还有皇长子奕纬（传说是道光皇帝盛怒之下用“弹腿”踹中其下腹毙命的[9]）。在这个受害者名单上，也许还要加上一个人，那就是与嘉庆皇帝同时神秘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刑部郎中伍元兰——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次子。

从登上皇位那一天起，道光皇帝就不是广东十三行的朋友，但他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需要广东十三行的银子。其实，道光皇帝刚刚即位就有机会好好治治伍秉鉴：1821年12月15日，广东新安县民众与英国水手酒后互殴，几名英国水手被打伤，英国海军上尉汉密尔顿闻讯，率兵赶来报复，开枪打死新安百姓黄奕明、迟大河。英方将事件经过说成是新安县民众主动袭击在前，汉密尔顿被迫开枪自卫，船长理查德森还威胁两广总督阮元，要求他交出其他涉案广东民众，广东的英国商船也全部停止贸易以示抗议。在伍秉鉴等十三行商人建议下，阮元见汉密尔顿等当事人已经离开中国境内，决定大事化小，停止追究。死者黄奕明的弟弟黄奕通不服，多次向广东当局控诉无果后赴北京上访，控告伍秉鉴“包庇凶夷”，却被道光皇帝发回广东，让阮元复审。可想而知，阮元判黄奕通对伍秉鉴的指控为诬告，应打一百板子，流放三千里，但念其自首，免罪释放，该案终于不了了之。[10]可见，在张格尔入侵、军费紧张的背景下，道光皇帝并无决心与伍秉鉴撕破脸摊牌。向“天子南库”开刀，即使皇帝也是需要魄力的。在鸦片已经侵染紫禁城的局面下，道光皇帝才勇敢迈出了这一步。

除了鸦片走私肆虐之外，驱动道光皇帝向广东十三行开刀的，还有越积越多的外债——十三行商欠。就在他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一年的1837年，爆发了广东十三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欠案——兴泰行商欠案。兴泰行是金匠严启昌、严启祥兄弟在1830年开办的新商行，初始资本仅有五六万银圆。严启祥自称：“我以有限资本开业，在支付了执照费，买下货栈和家具之后，我已一钱不名。”不幸的是，刚刚开业，就发生了盼师妻子进广州的事件，虽然对此负主要责任的是东裕行，但兴泰行也被广东当局罚了10万银圆。还没等他们缓过劲来，广州又发生火灾，烧毁了兴泰行价值30万银圆的棉花。于是，严家兄弟很快就陷入了连环债务。更糟的是，1834年英国驻华贸易监督律劳卑要求进广州城时，兴泰行承保了律劳卑乘坐的船只，律劳卑与广东当局闹翻以后，严启祥便被逮捕，入狱六个月之久。严启祥出狱后，兴泰行已经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绝境，被迫“经营很大规模的贸易，可能是（所有行商中）最大的，因此它的债务非常巨大。”1836年年底，兴泰行无力再偿还任何债务。以英国自由茶商（同时也是大鸦片贩子）颠地和查顿为首的外国债权人起初还帮助兴泰行拆东墙补西墙，但次年春天贸易季行将结束时便决定诉诸法律，索要的债务和利息总额高达骇人听闻的285万银圆，相当于兴泰行总资产的几十倍！

两广总督邓廷桢震惊了。他当即表示：“若不认真清理，何以恤远人而免效尤？”“不能使夷本竟归无着也！”责成十三行商人与外国债权人共同研究解决。颠地要求中英双方各出三人，组成清债委员会，伍秉鉴建议被他多次誉为“头等的老实人”的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参加，但被拒绝。结果，伍绍荣、卢继光、潘绍光与颠地、记连、阿切尔组成委员会，经过近两年谈判，最终在1838年3月确定兴泰行债务总额为226万银圆，由于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广州公所基金，只能由广东十三行的其他商行分八年半支付，连本带息共计247万银圆。此外，兴泰行历年欠下的40多万两白银关税也由广东十三行的其他商行分摊。[11]

广东十三行“无限公司”的弱点，被英国“有限公司”牢牢地抓住了。虽然一些十三行企业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赚取到巨额财富，但更多的企业却会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由于中国企业没有“破产保护”，因此它们理论上的债务是无穷大。于是，像兴泰行这样资产仅有几万银圆的小企业，却可以欠下几百万银圆的巨额债务。即便有广州公所基金垫赔，这些债务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十三行各家商人分摊。

“东方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的亚洲贸易中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在类似的情况下，曾经多次协助十三行商人渡过难关。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1833年破产，接替它在广东与十三行做生意的，是一群并不打算过度“东方化”的散商，他们一来没有足够的资本，二来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帮助困境中的十三行商人，反而推波助澜，疯狂地向他们发行高利贷，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1833年之后，十三行财富的流出速度是惊人的。从此之后，中国人民将热切地憧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时代的到来。

对外贸局势感到困惑和绝望的，不仅有两广总督邓廷桢，还有道光皇帝。1833年之后，广东十三行积累外债和拖欠关税的速度，已经快要超过粤海关关税的总额了。也就是说，从清朝中央政府经济利益的角度上看，曾经的“天子南库”广东十三行正在变成负资产。鸦片与商欠双管齐下，贪婪地吞噬着大清帝国的银子，纹银与铜钱的兑换价从1820年的1：1000上涨到1838年的1：1600。联想到十三行商人的海外关系，清朝政府难免会认为“商欠”其实是一种里应外合，向国外转移资产的方式。道光皇帝虽然无法理解“无限公司”与“有限公司”的概念，但他非常清楚：广东十三行再不整顿是不行了。毫无疑问，这也是他交给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要任务之一。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及伍秉鉴父子为首的广东十三行商人等广东官商显贵的列队欢迎。广东十三行此时共有11家，即怡和行伍绍荣、广利行卢继光、同孚行潘绍光、东兴行谢有仁、天宝行梁承禧、中和行潘文涛、顺泰行马佐良、仁和行潘文海、同顺行吴天垣、孚泰行易元昌和安昌行容有光，伍绍荣和卢继光担任总商，但实际控制者却是伍绍荣名义上已退休的父亲伍秉鉴。林则徐与伍秉鉴这对福建双雄，即将在广东大地上展开惊天动地的博弈。两人虽然此前素未谋面，但一个不便明说的名字，却让他们难以忘怀——林则徐的死敌、伍秉鉴的挚友张保仔。

伍秉鉴父子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一个难缠的对手，因此在证实林则徐启程来广东的消息以后，他们就立即开始做相应的准备。林则徐南下途中的1839年1月30日，伍绍荣去澳门拜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提醒对方重视林则徐，义律随即命令所有英国鸦片船只驶离珠江口；2月，“旗昌洋行接受浩官的劝说，决定洗手不再做鸦片生意”。此时，马地臣、因义士等英国鸦片贩子拒绝遵照义律的命令，将鸦片船驶离珠江口，只是“在浩官的诚恳请求下”，“才忙着把鸦片趸船从香港移到大屿山南部”[12]。

虽然贵为钦差大臣、左都御史、湖广总督，但林则徐在广州却没有私人住宅和办公场所。老于世故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对此早有准备，初次会面，他们就提出已经为其准备了一处宅邸，却被后者婉言谢绝。林则徐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此行与这些福建老乡存在巨大的利益纠葛，一旦住进他们的房子，很多事就难以处理了。所以，他选择入住越华书院，结交监院（院长）梁廷柟等广东籍知识分子，向外界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尽管自己是一个福建籍官员，但绝不会袒护福建老乡，反而要倚仗广东本地人与福建财团斗争。

入住越华书院一个星期后，林则徐召见广东十三行商人，当面用官话指责他们蒙骗官府，包庇外国鸦片走私商，甚至亲自参与鸦片走私，偷漏税银：“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馆内行丁及各项工役，皆该商所雇，马占等皆该商所用，附近银铺皆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充股份，其谁信之？……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向该商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况经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入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该商中之败类者，又何至拖欠夷债百余万之多？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受到这番严厉斥责以后，十三行总商伍绍荣回答说，行商并未参与鸦片走私，查禁鸦片利国利民，他们“愿以家资报效”。这话表面上是被动的辩解，实为讽刺林则徐缺乏办案经费，结果触怒了一向以清廉自许的林则徐，引来他的怒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现在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已另谕夷人将趸船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签名出其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此谕即交该商等赉赴夷馆，明白谕知……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13]

表面上看，林伍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以林则徐取胜和伍绍荣惨败告终。实际上，双方未分出胜负：林则徐“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的话，8年前广东巡抚朱桂桢早已对伍绍荣的四哥伍元华说过，威慑力有限。作为福建老乡，伍家与林则徐毕竟不是完全的敌我关系。饱经世故的伍家心里有数：在私下里用福建方言交流的内容，往往比在公开场合用官话说出的更重要。

伍秉鉴父子的反击非常迅速，而且一招致命。林则徐居住的越华书院并不缺他们的耳目：它压根就是一所教育广东商人子弟的学校，其学生大多与广东十三行有关联。更重要的是，越华书院的教师中有许多才子，却没有一位懂外语，只能利用不可靠的二三手资料来了解涉外事务，肯定无法满足林则徐了解外国事务的急迫需求。很快，他就雇了四名翻译：马来亚华人袁德辉（小德）、孟加拉混血儿亚孟、曾在美国生活的广东人林阿适（亚林）、曾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梁进德（亚轶）。[14]这四个人全都来自伍秉鉴父子的怡和行，而且全都是有海外背景的基督徒。袁德辉祖籍四川，传说他原本姓朱，是明朝皇室后裔，早年在马来亚槟榔屿的天主教学校学习拉丁语和英语，成绩很好，自1829年起便在伍秉鉴的推荐下打入清政府内部，任职于理藩院，多年后返回广州。[15]梁进德的父亲梁发是清朝第一位华人牧师，对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领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6]基督教当时被清帝国视为邪教，所有基督徒一经发现，轻则发配新疆，重则处死，清朝也严禁华人出国，发现后同样要严惩。也就是说，林则徐雇佣的这四位翻译全都是严重违反清朝法律的罪犯，有些甚至不是中国国籍，对清朝的忠诚极为可疑。这肯定不是巧合，而是他们的雇主伍秉鉴父子有意为之。

就这样，通过给林则徐提供翻译，伍秉鉴父子不仅在林则徐身边安插了四名忠诚的特务，而且控制了林则徐的所有涉外信息。通过这四名翻译，林则徐将会“睁眼看世界”，但他只能看到伍秉鉴父子想让他看到的那个世界。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与伍秉鉴父子的博弈中，林则徐其实一开始就败局已定。等待这位爱国政治家的注定将是悲凉的命运，不过，在此之前，他这位钦差大臣还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经过在广东的实地调查，林则徐意识到清朝兵船完全没有在外海与西方武装商船抗衡的能力，于是放弃了此前派水师出海攻击鸦片趸船的计划，改为设法控制广东的外国鸦片贩子，逼迫他们同意停止鸦片贸易，并交出趸船上的鸦片。需要指出，这些外国鸦片贩子并不是为了卖鸦片才来到广州的，因为鸦片走私主要在伶仃洋进行，自有大批中国鸦片贩子开着“快蟹船”到外国鸦片趸船上取货，整个过程无须外国鸦片贩子踏上中国土地。外国鸦片贩子来广州夷馆居住，是为了与十三行商人做茶叶、丝绸、棉花等合法交易，以便将来华贸易的利益最大化。

在林则徐的一再催促下，伍绍荣、卢继光、潘绍光等广东十三行商人连续几天前往他们出租给各国商人的夷馆，检查是否有鸦片和武器等违禁品，并出示林则徐撰写的《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要求外国商人交出所有鸦片。看到外国商人表现犹豫，伍绍荣向旗昌洋行的广州办事处主任格林表示，如果能缴150箱鸦片以应付林则徐的话，他愿意为此支付10.5万银圆，等于是以每箱700银圆的市场价购买，不让美国鸦片贩子有任何损失，格林欣然接受。在颠地等英国商人面前，行商声称林则徐“大约要一千箱”鸦片，这个数字与他的《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的“查尔等现洎伶仃等洋之趸船，存有鸦片数万箱”相差甚远。

英国商人问：“你们能保证这个数就够了？”

行商回答：“不能。不过，如果我们交出鸦片，他（林则徐）会因他的命令得到服从而感到满意。是否会要求交出更多，我们没法回答……”

英国商人问：“你们老老实实地说，你们现在真有生命危险吗？”

行商们都说有，并许诺：“你们将不受损失，我们以后定会照价赔偿。”最终，外国商人同意交出1034箱鸦片，市值72.5万银圆，相当一部分由十三行商人按市场价支付，外国鸦片贩子损失不大。[17]所谓的“一千箱”，应当是伍绍荣通过翻译等安插在林则徐身边的特务，探听到的口风。可是，1034箱鸦片远不能让林则徐满意，他委托各级官员调查，得知“米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便命令十三行商人去夷馆传讯颠地。颠地表示可以去，但是钦差大臣必须保证自己能够在24小时内安全返回夷馆，林则徐对此断然拒绝。十三行商人多次往返，双方均不退让，事态日益严重。林则徐于是暂停前往澳门查禁鸦片的计划，调集军队包围夷馆，同时将谈判不力的总商伍绍荣革去顶戴，逮捕入狱，十三行门口的硝烟味越来越浓。

听说儿子伍绍荣被逮捕入狱正面临其亡兄伍元华同样的悲惨命运，70岁的伍秉鉴坐不住了，连忙赶到越华书院，结果他自己也丢了顶戴，并与十三行的另一位总商卢继光共同被戴上枷锁，由兵丁押往十三行夷馆，以此催促颠地无条件进城接受讯问。世界首富的被捕游街震惊了整个广州城。

颠地等外国商人站在夷馆的阳台上，看着他们的房东戴着枷锁，跪在楼门口，“指着自己被摘掉顶戴的帽子和脖子上的枷锁说，如果颠地不立即进城，他们肯定会被处死”。不过，外国商人也注意到，伍秉鉴似乎并不紧张，反而一路上兴致勃勃地与身边的人谈论最新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鸦片贩子马地臣声称，这是“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彻头彻尾的骗局”。于是，颠地更加坚定地拒绝进城，尴尬的兵丁只得把伍秉鉴和卢继光押回越华书院。果然，林则徐并未像他威胁的那样，将这两人处死，反而释放了伍绍荣。[18]看来，林则徐很清楚，自己在经济和外交上都离不开伍家父子，虽然在公开场合用官话严厉训斥对方，但私底下却用福建方言拉关系。与此同时，十三行夷馆传来的最新事态，也迫使林则徐放下戒备，寻求与伍家父子的全面合作。

颠地、查顿和马地臣这三位最大的鸦片贩子在1820年左右来到亚洲，后来抓住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机会，迅速抢占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庞大东方贸易份额。在他们的苏格兰老乡律劳卑、义律等历任英国驻华贸易监督支持下，查顿—马地臣联合公司的生意急剧扩大，成为广东十三行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鸦片和茶叶交易商。得知包括多位苏格兰老乡在内的英国商人被清军包围在十三行夷馆的消息，原先准备在澳门迎接林则徐的义律在并未申请“红牌”（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的签证）的情况下，亲自带领一批随从进入珠江口，挥着手枪和刀剑突破清军封锁线，杀入了十三行夷馆。其实，四个月前，义律也曾做过同样的惊人之举，当时邓廷桢出于杀鸡儆猴的目的，要在十三行夷馆前的广场上绞死鸦片贩子何老近，英国商人出面阻挠，捣毁绞刑架并打伤清军士兵，引起上万名广州市民围攻夷馆。义律闻讯，即在无“红牌”的情况下，擅自从澳门冲入十三行夷馆。对峙数日后，双方和解，邓廷桢派兵驱散包围夷馆的百姓，义律命令所有载有鸦片的船只退出虎门，自己也返回澳门。[19]这一次，义律显然打算故技重施，但是林则徐比邓廷桢强硬得多，闻讯后马上向十三行街区增兵，严密封锁夷馆周边所有道路，阻止外国人离开，禁止所有货物进出夷馆，并以安全理由，命令包括翻译、厨师、女仆在内的所有华人立即离开夷馆。

查顿	马地臣

封锁十三行夷馆，是林则徐所作最富争议的一件事，历来饱受外国人的攻击，甚至被比拟为中国的“黑牢事件”。近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林则徐把义律这位英国外交官关押起来，有悖于外交准则，是错误行为。[20]可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并不是林则徐主动关押义律，而是义律武装冲入中国政府划定的军事禁区，去帮助中国政府的犯人。这就好比现在如果有外国外交官荷枪实弹冲击秦城监狱，试图带走里面的囚犯一样，其行为严重违背外交守则，理应被中国军警限制行动自由，不能再享受外交豁免权了。

林则徐扣留义律和外国商人的十三行夷馆绝不是什么印度黑牢，这里本是十三行出租给外国商业伙伴的高级酒店，设备华丽，通风良好，空间充足。滞留在夷馆内的外国商人其实只有一个困难：他们自己必须亲手做家务了。由于养尊处优已久，他们基本上全都不会做饭，没有了中国仆人的照顾，简直寸步难行。在林则徐的严令之下，中国仆人不可能返回夷馆，就连食物和饮水都无从措置。渐渐的，夷馆的物资出现匮乏，义律等人发现自己身处绝境。他们知道，只有一家人能够帮助自己脱离困境——夷馆的房东伍浩官。

义律	义律的妻子克拉拉

作为房东，伍秉鉴父子对夷馆的结构比清军官兵熟悉得多。据当时被扣留在夷馆中的美国商人亨特回忆，某日，伍秉鉴的两个苦力给他送来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一只熟鸡、两块火腿、三块面包和一些饼干，其他美国商人也得到了糖、食油和饮水。[21]林则徐对夷馆的封锁就这样被打破了，也许他对此并非不知情，从策略上讲，如果真的出现外国商人饿死的事情，对他是不利的，不如允许十三行商人私下向夷馆供应一点生活必需品。此外，林则徐还可以借此卖给伍秉鉴一个人情，以表示此前给这位福建老乡戴上枷锁的歉意。伍秉鉴父子也给予林则徐丰厚的回报，就在林则徐封锁夷馆的3月，伍绍荣等十三行商人“捐银十万两”，以供在虎门内外增建靖远炮台和铁链等防御工事之用，又承诺从此每年捐3000两白银，还与其他商人共同筹资4.5万两白银，建立国防基金，每年可获4500两白银利息，全部用于虎门炮台建设，后来又陆续出资购买了一些大炮、船只，并给官吏和士兵发放奖金。[22]看来，无论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广东官员，还是十三行商人，对英方在夷馆被围后诉诸武力的可能性，都有一定的认识。只是清朝官员大多以为，英方即便再恼怒，最多也不过像从前那样，调集几艘武装商船，在珠江口进行一些骚扰性质的作战罢了。他们从没有想过，即将爆发的是一场毁灭性的全国性战争，英国将出动精锐的正规军，就连南京和北京都会遭到敌人的威胁。

林则徐把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和英国商人扣留在十三行夷馆里，并不构成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直接理由。事实上，这次封锁不仅不彻底，而且为时很短，仅持续了5天，此后便逐渐放松。这是因为，义律突然转变了态度，通知夷馆内各国商人：“现在本监督念及旅居广州的全体外国人之自由及生命安全等重要原因，谨以不列颠女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本监督特别警示所有旅居广州的女王陛下臣民……如在本日下午6点以前不将自己的鸦片缴出，本监督即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对该英国商人的所有鸦片不负任何责任。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英商财产证明，及一切遵照本通知缴出的鸦片之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公布的原则和办法予以决定。”[23]

义律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180度转变，肯定不是因为他和英国商人已经饿得不行——伍秉鉴父子穿越封锁线送来的饮食足够他们的基本需求。真正的原因在于禁烟运动开始后鸦片价格暴跌，麻洼鸦片从之前的每箱390银圆跌至200银圆，已低于孟加拉鸦片的批发价格，鸦片变成了滞销的赔钱货。[24]同时还有人宣布，愿意为他们交出的鸦片付账。此人既不是伍秉鉴父子等十三行商人（虽然他们付得起，为了恢复贸易秩序，也愿意分年支付），也不是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中的某个人（由于旅途遥远，他们这时对林则徐封锁夷馆还一无所知），而是最不可思议的人——林则徐。

早在刚到达广州时，林则徐就曾表示，外国商人如能缴出鸦片，自己会向朝廷“请酌予赏犒”[25]。此后，他进一步向外国商人承诺：“将烟土首先呈缴……定即先加奖赏。”[26]包围夷馆之后，林则徐更明确许诺“呈缴而得优赏”[27]。收到这份告示后不到24个小时，义律便下令商人缴鸦片，而且限定要在当天下午6点之前上报清单。义律急于让商人缴烟，商人们也迫不及待地上缴全部鸦片，显然是冲着林则徐承诺的“优赏”去的。

这样看来，林则徐的头脑异常灵活务实。他很清楚，自己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派兵收缴鸦片①，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外国商人无偿缴出鸦片。所以，只剩下一个办法：买。可是，他没有办公经费，自己又不够富有，根本买不起这么多鸦片。真正买得起这么多鸦片的只有一个人：伍秉鉴。林则徐也的确盯上了伍秉鉴的钱包。

既然要买，就得讨价还价。由于语言和制度原因，林则徐无法直接与外方谈判，凡事都通过十三行商人办理，为首的就是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此前，伍绍荣已经花银子买了一部分鸦片交给林则徐，社会上对此早有传言。林则徐不打算继续这么干，因为道光皇帝任命他做钦差大臣，除了严禁鸦片以外，还有另一项主要工作：严禁白银流失出国。他如果用白银向外国人购买鸦片，就等于执法犯法。所以，他必须效法中国历代的“贡赐贸易”，“以物易物”，也就是用中国商品去换外国商人的鸦片。当时，外国商人最欢迎的中国商品无疑是茶叶，所以他的计划是用茶叶换鸦片，以求尽快获得外国鸦片贩子的合作，美其名曰对他们“恭顺”的“奖赏”。既然是“奖赏”，就必须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赏赐，可是他没有茶叶。

林则徐究竟打算赏给外国鸦片贩子多少茶叶，历来说法不一，他的好友魏源就有每箱鸦片给“三斤”和“五斤”茶叶的不同记载。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林则徐这样说：“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数十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28]由此可知，林则徐原本打算用五斤茶叶换一箱鸦片，茶叶来自“捐办”，也就是向广东富人募捐。不言而喻，林则徐是要伍秉鉴父子等十三行商人把数十万斤茶叶捐献给自己，然后借花献佛，用这批茶叶去换外国商人的鸦片。这听上去是个很完美的计划，可是有两个漏洞：第一，五斤茶叶换一箱鸦片，并不是等价交易，当时在广州零售市场上，5斤中档茶叶只值几两白银，而一箱鸦片可以卖上百两白银；第二，执行的十三行商人有可能走漏风声，使林则徐的声誉受到沉重打击。所以，当义律表态将交出全部鸦片以后，林则徐立即召见伍绍荣，对他说：“汝为官商，倘有私许夷人以价而后设法补偿者，慎汝脑袋！”[29]

如果没有这样的手腕和智慧，单纯靠封锁夷馆，林则徐是不可能让外国人迅速服软并配合禁烟行动的。

最终，在义律的命令下，英国商人接受了林则徐的“茶叶换鸦片”补偿方案，缴出了20283箱及若干袋，共2376254斤鸦片。除了伶仃洋上22条趸船的15000箱之外，他们又从中国和东南亚沿海各地调来了5000多箱滞销的鸦片给了林则徐，而林则徐给他们送去了1640箱茶叶。以每箱鸦片120斤、每箱茶叶100斤计算，等于林则徐用6.9斤茶叶换一箱鸦片，比之前他向道光皇帝承诺的5斤茶叶换一箱鸦片还多。然而，这样的“优赏”令义律大失所望，他当即变脸，立即停止一切中英谈判，并严禁各英国商船装载这些“赏赐”的茶叶。林则徐闻讯，也不许移动“奖品”，这1640箱茶叶于是滞留在码头上，很快就因日晒雨淋变质了。[30]

“波士顿倾茶事件”毁掉了342箱茶叶，就挑起了美国独立战争，现在1640箱茶叶被毁，将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言自明。

既然义律对6.9斤茶叶换一箱鸦片的交易不满意，那他为什么会贸然将鸦片全部缴出呢？当时，英方承诺缴出的鸦片数量从1034箱突然上升为20283箱，完全不符合逻辑，连林则徐都被吓了一跳，连忙多方核实。原来，义律听说的很可能是另一个数字，也就是梁廷柟在《夷氛闻记》中记载的“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十斤”。50斤茶叶虽然还达不到1箱鸦片在广东的零售价格，但如果运回英国国内销售，足以收回20283箱鸦片的印度批发价格。义律很可能就是接受了这个价格，才下令立即缴烟的。梁廷柟身为当时的越华书院监院（院长），等于是林则徐的房东，几乎每天都与其交谈，他的记载应当比当时不在广东的魏源等人可靠。照“箱给五十斤”的标准计算，林则徐应该给义律9900箱茶叶才够，结果只给了六分之一，难怪义律大怒。不过，按照当时的公文记载，如果外国商人能够全部签署“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内容的保证书，林则徐是会进一步“优加奖励”的，很可能就是更多的茶叶。由于义律同时兼任英国在华海上法庭裁判长，坚决反对“人即正法”，主张领事裁判权，不同意清朝政府有权处死英国公民，双边关系最终破裂，进一步“优加奖励”也就无从谈起了。

林则徐和义律闹翻了，最倒霉的当数以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商人。现在，鸦片没了，茶叶没了，白银也没了，留给他们的只有债务。

由于天天同外国人打交道，伍秉鉴对未来中英冲突的认识要比清朝官员深刻得多。据美国商人亨特回忆，伍秉鉴向来不苟言笑，但有一次却破了例。林则徐对夷馆的封锁解除后不久，颠地留驻广州的副手、宝顺洋行经理英格里斯去拜访伍秉鉴，告诉后者，大批英国军队正在扑向中国沿海，而且其目的地不是广州，而是北京。伍秉鉴回答，迄今为止还没有外国人能够在不遵守中国礼仪的情况下进京见天子。英格里斯强硬地声称，这次我们不仅要进北京，而且还一定要见到天子才罢休。伍秉鉴随口回答：“如果英国人去北京，那天子就会去陕西②。”[31]全场外国商人闻言大笑，以为这是伍秉鉴说过的第一个笑话。

后来的历史证明，伍秉鉴这次也没说笑话。在外贸市场上半个多世纪的历练，使他早已预见到了天朝的崩溃。

参考文献：

[1]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百一十六）．

[2]　林则徐集．日记；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38，191—193．

[3]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八—卷三百一十七）

[4]　林则徐集．日记．

[5]　雷瑨．蓉城闲话．

[6]　龚自珍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169—171．

[7]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

[8]　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8—52．

[9]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2．

[10]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92—98．

[11]　同上：296；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390．

[12]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57．

[13]　林则徐．信及录．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东莞县志．

[14]　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7—218．

[15]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69—471．

[16]　黄启臣．广东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十三行商领潮接纳西方文化——广州十三行商与广州城市文化研究之二．赵春晨，冷东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305—313．

[17]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1954：25—26；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38．

[1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41—242；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拉克．奈萨罗．鸦片战争——夷馆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北京：三联书店，2005：49．

[1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21—224．

[20]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5：108—109．

[21]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41．

[22]　奕山．粤省军务大定摺．鸦片战争（第4册）．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1954：266．

[2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47—249．

[24]　连东．鸦片经济：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为视域（1602—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23—224页。

[25]　林则徐．信及录．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

[26]　林则徐．信及录．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

[27]　林则徐．信及录．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

[28]　林则徐．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96．

[29]　梁廷柟．夷氛闻记．

[30]　林则徐．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义律复不敢私领赏还茶叶禀．

[31]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239．

---

注解：

①　林则徐知道这些士兵大多长年参与鸦片贸易，根本不会认真禁烟。他曾亲口对包世臣说，广东水师的收入“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

②　原译翻译作“山西”，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