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染血的红茶

公元1833年12月9日，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之一。这天，英国下议院通过《中印贸易管理法》，宣布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与对印度管辖权，改组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几乎所有业务特别是对华茶叶贸易都将在1834年4月21日之前停止，它从此“不再是一家公司”，开始“清算其在亚洲的一切商业和工业资产”，公司债务“由印度属地的赋税来支付和负责偿还”。总而言之，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在1834年年初春破产倒闭。随即，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连续下发三道内容奇特的敕令，宣称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并“为维持前往广州的英王陛下臣民的良好秩序”之目的，设立驻华贸易监督一职，自1834年4月21日起接管以往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行使的各种权力，同时在广州的英国船舶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及海上法权的法庭，由驻华贸易监督兼任裁判长。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此后的鸦片战争和因此导致的治外法权，都与威廉四世这三道敕令息息相关。[1]

威廉四世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确实有据可查。早在1833年1月，风闻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将解散的两广总督卢坤就曾经让时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的伍元华转告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痛批卢坤为鸦片战争的祸首，因为“凡与中国官吏抗衡桀骜，皆领事之所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粤中已无领事”，乃是“洋务第一转机”，“而总督卢坤初至广东，未悉利害，听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国，令仍派领事来粤”。这里说的“洋商”，指的无疑是伍秉鉴、伍元华父子等十三行商人，魏源认为他们误导了卢坤总督。[2]

其实，魏源怪错了对象。伍秉鉴、伍元华父子等十三行商人一听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将解散，就首先报告了粤海关监督中祥，中祥不相信，他们只好又去报告两广总督卢坤，卢坤很重视，上奏道光皇帝说：

洋商伍受昌（伍元华）、卢文锦、潘绍光禀称：“向来各国夷船来粤贸易，皆系各备资本，自行买卖，惟英吉利国向设有公班衙（‘company’的音译）发船来粤贸易，名为公司船，设立大、二、三班等，在粤管理贸易事务。该国来粤夷商、水梢均由大班管束，是以事有专责，日久相安。兹该大班等忽称，本国设立公班衙定有年期，计至道光十三年以后即以期满散局，嗣后无公司船来粤贸易。将来本国有船来粤，亦系散商，与港脚船（印度巴斯人的商船）无异。”查该国专以贸易为务，公司既散，则事不相统摄，该夷梢等素性不驯，若无管束之人，万一有违犯功令之人，虽斥责究办，究于公事无裨。应请谕饬大班马治平及早寄信回国，转知该国王，倘若将来公班散局，仍否设立大班，至粤管理该国及港脚各夷商来粤贸易；船只既多，人数不少，倘有违犯天朝功令，究竟责令何人，转盼该公司即届散局之期，务令该国预为筹协等语。经（粤海关）监督文祥批斥：“该夷来粤贸易，自雍正十二年其该国设立公班衙及公司大班名目，已见于乾隆十五年该夷禀牍，距今八十年之久，中间并未闻公班衙散局之说，是否该夷商贸易居奇，故为耸听，殊难凭信！”……

道光皇帝对这份奏折这样朱批：“如果公司散局，仍应另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卢坤、文祥接旨，“即饬洋商令该夷商（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马治平）寄信回国，另派晓事大班来管理贸易事宜，以符旧制。”[3]

从上述史料看来，要求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解散后另派官员来广东管理英国商人贸易事务，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致决定，在当时根本无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可能解散的消息时，清朝政府首先的反应是不相信，认为该公司在华贸易80年之久，从未听说过“定有年期”“期满散局”的规定；其次，清朝政府很不愿意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的事实，怀疑这是耸人听闻的谣言；第三，清朝政府立即发现，自己需要英国在广州有“大班来管理贸易事宜”，因为英国在华贸易份额大，贸易纠纷多，其水手又桀骜不驯，近年来频繁闹出人命案件，如果没有英方的管理和负责者，清朝官员便无从“斥责究办”，不知道“责令何人”。究其根本原因，清政府一直忠实执行着中国自秦朝以来的“保甲连坐”制度，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就相当于古代的“三老”“保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伯克”“土司”，要对其下属的违纪犯法行为负责，从而协助中央政权进行高效的间接统治。外国商人对此也心知肚明，美国学者马士就指出：“（广东办理涉英事务的）官员的工作向来比较轻松，因为整个英国贸易，包括英国和印度两方面的贸易在内，一向都处于一个有组织的公司管辖之下，而这公司又在一个头目主持下在广州展开工作，因此他们可以对这个头目施加压力，直至停止贸易。但如果商馆里住满一群不受任何上司管辖的商人，那就无法再责成某一个人来对违法事件负责。”总之，在广州维持一位英国商人领袖的存在，最符合“恪守祖训”的清朝政府的利益，在这个方案中，身为英国商人领袖的大班与广东十三行总商（当时就是伍元华）平等交涉，他们两人对与中英贸易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极大减轻了清朝涉外官员的工作负担和责任。反过来看，这样的安排最不符合广东十三行商人尤其是总商伍元华的利益，上百年来，十三行商人已经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保商”制度付出了无数的白银、珍宝和血泪，很多商人都因为其实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涉外事件遭到清政府的问责，最终家破人亡，以至于发出“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的感慨。

所以，魏源实在太不了解广东十三行了，伍秉鉴、伍元华等十三行商人绝无可能主动建议清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派遣一位官员来广东管理英国对华贸易。正如前文所述，伍秉鉴多年来一直在扶植没有统一管理、各自为政的美国商人，向他们发放优惠贷款，手把手教他们做国际贸易，多次减免他们的债务，同时逐步降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因此惹得后者大怒。这样反对统一管理外商的商人断然不可能建议卢坤总督引狼入室，伤害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威廉四世所谓应“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正是道光朝廷的一致要求，因为这样才能“符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倒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保证道光朝廷的利益。当然，如果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倒闭就更好了，这也符合广东十三行的基本利益，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财源。

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伍元华临终前曾经带着其他十三行商人拜访公司大班马治平，说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东印度公司倒闭，如果公司经营上出现什么紧急困难，他们很愿意解囊相助。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慷慨建议遭到了拒绝。如果救助性注资都不能挽救一家企业的破产命运，那么这家企业破产的原因似乎就并非资不抵债那么简单。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破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复杂的破产案，仅其清算就长达三十多年。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原因，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几十种说法，几乎与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样繁杂。其中最简明、也最滑稽（但并非没有市场）的一种说法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在1831年被广东巡抚朱桂桢强拆而崩溃的。最正统、也最谨慎的一种说法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因为运营成本高，难以与美国等国散商竞争而被解散的，以利英国散商发展。按照该说法，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被长期大力扶植美国散商的伍秉鉴父子挤垮的，所以如果伍元华等十三行商人真的提出救助东印度公司，那简直是猫哭耗子，黄鼠狼给鸡拜年。

事实胜于雄辩，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身的经营历史，有力地驳斥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该公司破产原因的解说。由于拿破仑战争和几次经济危机，公司在19世纪初的经营确实不乐观：内部贪腐横行，利润下降，负债增加。但是，在破产前的几年，公司经营有了很大改善，1825—1833年间，公司对华年贸易额从3033万银圆增长到4011万银圆，扣除鸦片等走私货物后的合法商品年贸易额也从2548万银圆增长到2793万银圆，欠款却下降了约一半，例如欠伍秉鉴的钱从1824年的857330两白银下降为1833年的265536两白银。[4]此外，公司在亚洲各地拥有天文数字的固定资产，仅在亚洲的占地就多达600万平方千米，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古玩字画数以吨计，更不用说遍布全球的种植园、船舶、工厂以及债券、股票等产业。可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1833年的资产清单足够堆满一座巨型图书馆。直到1834年，公司还一如既往地为股东们发放红利。从财务报表上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92—1837年间共有32年盈利，14年亏损，净盈利共计3200万英镑，折合白银9600万两，或银圆1.33亿。[5]显然，1833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绝没有陷入资不抵债的泥潭，而是运转良好，正在迎来伟大复兴。如果这样一家利润丰厚的企业都需要破产清算，资本主义早就灭亡了。

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因为运营成本高，难以与美国等国散商竞争而被解散的吗？从英国档案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以此为借口，提出取缔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要求。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确保对印度的独占管理权和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运营成本必然比一般自由竞争市场上的企业高。可是别忘了，公元1600—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234年一直把持着在亚洲的独占管理权和贸易特许经营权，所以其运营成本一直都比较高，却从未因此出过问题。两百多年来，英国社会上一直不乏要求取缔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声音，但全都失败。也曾经有人想要以实际行动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例如扶持库尔滕集团来华开展贸易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暗中破坏库尔滕集团的对华贸易，随即资助克伦威尔等贵族发动武装暴动，击败并杀死了查理一世，史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试图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人来说，查理一世被砍下来的人头正是最好的警告。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不过几千人，在亚洲只有4座城堡，就敢为了维护其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弑君；而在1833年，公司仅在南亚和东南亚就有600万平方千米的领地，在印度就有28万人的军队，还有随时可以动员的60万附庸国盟军，何以没有用武力维护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勇气，而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呢？公司为何不像从前多次做过的那样，召集一支大军杀进白金汉宫，砍掉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威廉四世的脑袋呢？

美国与英国散商的低成本竞争，同样难以证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破产的原因。1834年之前，英国散商被禁止到广州购买任何中国商品，也被禁止出售任何外国商品给中国人，只能靠高风险的走私勉强度日，与财大气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其占有的市场份额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经常被当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劲敌的美国散商，对华贸易额在1829年时仅有779万银圆，1830年时仅有852万银圆，1831年是856万银圆，1832年时是905万银圆，1833年也仅有1296万银圆，远逊于同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对华3000万至4000万银圆左右的贸易额，根本无法威胁后者的市场地位。而且，美国商人卖给广东十三行的一些商品，还是他们从伦敦和利物浦等地买来的英国货。[6]显然，运营成本较高，垄断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受到舆论批判，以及面临美国与英国散商的低成本竞争，都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真相，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破产解散，吊诡得难以理解。几百年来，全世界上千万仁人志士为了推翻英国东印度公司，抛头颅，洒热血，包括最后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太阳王”路易十四及其后代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战神拿破仑一世、英勇机智的提普苏丹、老练博学的美国总统麦迪逊等著名国家领袖，以及他们麾下的贤臣良将。可惜，他们全都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手：查理一世战败后被砍掉了脑袋；路易十四多次反抗，都没能威胁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却给法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路易十五丢掉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一样被砍了脑袋；提普苏丹壮烈殉国；麦迪逊总统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哨偏师打得惨败，白宫被一把火烧成了小黑屋，至今美国白宫那洁白的墙皮后面还藏着被那场大火熏成灰黑色的砖石；拿破仑一世被囚禁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地圣赫勒纳岛，直至生命的尽头。1821年去世时，拿破仑绝不会想到，自己和其他人倾尽半个地球的力量都未能战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会在13年后平静地宣告破产！这简直是对两百多年来为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献身的各先烈的莫大嘲弄！

正如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名言所说：“把所有的不可能都剔除后，剩下的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那就是真相！”[7]当所有其他选项都被排除之后，剩下的唯一一个选项无论看上去有多么不可能，都必须被视为正确答案：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自杀的！

可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比查理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提普苏丹、麦迪逊总统加起来还要强大，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呢？肯定不是朱桂桢，虽然他有权；也肯定不是伍秉鉴父子，虽然他们有钱。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大人物在1833年之前要求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们的主要诉求仅仅是和“尊贵的东印度公司”分一杯羹，获准参与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而已，绝没有也绝不敢要求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自杀的，必定是一股长期被正统史书忽略的势力。

要想解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破产散局之谜，首先就应当弄清楚在19世纪初，什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而这一命脉是否在1834年前不久发生过重大变化。

英军在1814年8月24日攻陷华盛顿，火烧美国白宫

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的主要财富来源——印度经济已经江河日下。按照麦迪森教授的统计，1700年印度的GDP高居世界首位，比清帝国高10％；而到了1820年，印度的GDP仅有中国的一半。[8]将欧洲商人大批吸引到印度来的主要商品——以胡椒为代表的香料，由于被欧洲殖民者广泛引种到世界各地，价格大幅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初年的中国：一开始，西方商人从中国主要购买丝绸、陶瓷和茶叶这“三大件”，但随着欧洲丝绸工艺的改良，法国和意大利丝绸已经足以与上等的中国丝绸媲美，清末的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因为他囤积的中国丝绸在市场上败给了意大利丝绸而破产的；欧洲陶瓷工艺也突飞猛进，在马戛尔尼访华前夕，英国人已经发明出中国人不会生产的高档瓷器品种——骨瓷。结果，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和陶瓷的需求暴跌，导致广东十三行的一大批老行商破产。唯有茶叶，特别是高档的红茶和乌龙茶因为无法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生产，使得以潘、伍等家族为代表的福建籍行商迅速崛起，借助其来自红茶和乌龙茶主产地的优势，几乎完全把持了广东十三行。19世纪初，茶叶始终占中国对英国出口商品的60％左右，个别年份甚至占到80％—95％，可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几乎就是茶叶贸易，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倒卖中国茶叶的企业，所以北美殖民地破坏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茶船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会引发美国独立战争。[9]

既然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脉是茶叶，那么茶叶市场是否在1834年前不久发生过重大变化呢？

如今，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中国茶，而是印度茶，包括阿萨姆茶、大吉岭茶、锡兰茶等。自从1888年起，英国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就已经超过了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此后印度茶叶就一直压得中国茶叶抬不起头来。1928—1932年间，印度茶已占全球输出量的38.7％，锡兰茶占25.8％，两者合计占64.5％，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占19.6％，中国只占可怜的11％，而且中国茶已经被公认为低档货，只能低价抛售。[10]可想而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外贸，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必定极为疲弱。按照麦迪森教授的统计，1950年的中国GDP只比1820年时的GDP增长了4.9％，等于连续130年零增长，而人口却从1820年的3.8亿增长到了1950年的5.5亿！[11]这样一来，中国如何能不沦落到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窘境，如何能不忍受百年国耻的折磨？

为了发现这一切怪事的根源，我们就要前往中国边境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那里虽然位置偏僻，却是中国百年国耻开始的地方，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葬身之所。

打开如今的印度地图，许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印度庞大的三角形国土之东，还有一块较小的三角形土地，位于孟加拉国的东北侧，仅有一条狭窄的大吉岭隧道与印度本土相连。一百多来，中国、英国和印度为了这块小三角形土地争吵不断，还引发过多次战争。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之前，这块土地从未归属过印度，它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是黄种人，来自早已湮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大理国。

许多读者都对大理国有所耳闻，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国度，也是好几位大侠的故乡。现实中，这个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小国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侠，它的主要特点是笃信佛教，并不是因为它毗邻佛教起源地印度，而是受唐宋中国、吐蕃、占婆等周边崇尚佛教的国家影响所致。正如汉唐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使许多中亚国家欣欣向荣一样，大理国的经济基础是唐宋时期繁荣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依赖使大理国在许多方面效法中原，佛教即是其中之一。大理国曾多次发生内战，佛教在平乱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因此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最终达到用举国财富供养佛寺的程度。然而，大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非所有居民都笃信佛教，政府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令非佛教徒心生不满。1220年左右，今云南西部一批信仰印度教的傣族居民因为不愿意皈依佛门，离开大理国西迁。经过茶马古道上的几年跋涉，他们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里找到了一块土地肥沃却又人烟稀少的世外桃源，于是建国于此，国号“阿含”，近代华人称之为“阿三”“阿山”“阿萨密”等，如今统一称其为“阿萨姆”。

阿萨姆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之间，却人烟稀少，古代很少出现国家政权。这自有其原因：它的自然环境看似富饶，却和沙漠一样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条河谷夹在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蒸发量最高的印度洋之间，一年到头云雾笼罩，是地球上降雨最多的地方，终日大雨瓢泼（对这些傣族居民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在阿萨姆，天天都是泼水节！），导致山洪频繁爆发，水土流失严重，农牧业都难以发展。大理移民用中国的梯田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里开垦出大片稻田，进而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国度。

事实证明，阿萨姆的建国者颇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离开故乡不久，就传来蒙古帝国南征大理的消息。在吃羊肉、喝马奶的蒙古大军面前，终日吃斋念佛的大理军队不堪一击，蒙古亲王忽必烈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征服了整个云贵高原。正如金庸在《天龙八部》等书中描写的那样，慑于蒙古军队的淫威，众多大理居民逃离故土，向南方和西方流亡，其中不少人辗转抵达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加强了阿萨姆王国的实力。由于元朝军队没有找到进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道路，这个襁褓中的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到了明朝末期，阿萨姆王国已经颇具实力，国土面积也增加了数倍，这使它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莫卧儿帝国接壤。阿萨姆王国的富庶令莫卧儿帝国垂涎三尺，先后17次发动军事入侵，却全部被英勇的阿萨姆人击败。到了18世纪中叶，当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之际，阿萨姆王国却依旧巍然屹立。

珍稀的独角犀母子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悠闲地散步

在长达6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内，小小的阿萨姆王国能够避免被蒙古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世界强权吞并的命运，靠的主要是自然环境优势。阿萨姆王国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虽然极为平坦，但南北两侧都是高不可攀的山峦，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沼泽密布，外人只能由西侧和东北侧的两个山口进入河谷，如果扼守住这两个山口，阿萨姆王国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外，阿萨姆气候极度潮湿，终日大雨，这会摧毁所有弓箭和早期火器，因为它们普遍容易因受潮而丧失功能。在这块土地上，猎人的柴刀、匕首、套索比正规军的火器和弓箭更实用，大炮等重装备在湿滑狭窄的道路上寸步难行。在这里异常湿热的环境下，普通的金属盔甲都足以把军人闷晕。

作为莫卧儿帝国的征服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在1815年开始关注阿萨姆。当年，公司派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领事莱特尔上校到当地贵族家中作客时，品尝到一种风味独特的茶叶。正对西藏事务感兴趣的他满以为，这些茶叶是尼泊尔人从西藏买来的，由此可以获知从尼泊尔去西藏的道路信息，但一问之下才知道，它们来自尼泊尔以东几百英里一个叫阿萨姆的王国，那里不属于清朝。①莱特尔上校找来几个去过阿萨姆的尼泊尔人询问后，得知阿萨姆的新浦山中生长着野生茶树，当地人不仅像中国人那样用开水冲泡其叶片，也将叶片兑油，拌大蒜食用。

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优秀员工一样，莱特尔上校极为重视有关茶叶的各种信息。他立即委托尼泊尔人再去阿萨姆，帮他采集茶树的枝叶、种子和树苗。次年（1816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连忙把这些植物标本送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皇家植物园鉴定。但令莱特尔上校失望的是，皇家植物园主管瓦利奇博士后来答复说，经过他与伦敦皇家学会的专家讨论，鉴定标本为一种山茶科植物，但并不是能够出产高品质茶叶的中国茶树。同年，尼泊尔南部也发现了一棵疑似野生茶树的植物，瓦利奇博士鉴定后给出了同样的答复。[12]

尽管专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阿萨姆出产茶树的消息依然在大英帝国盛传，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浦山于是成为英国探险家人人向往的黄金城。这些野心勃勃的英国探险家中，就有对植物学颇有研究的罗伯特．布鲁斯上校。可是，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正当罗伯特．布鲁斯上校越过半个地球抵达印度，申请办理前往阿萨姆王国的手续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他瞠目结舌的新闻：阿萨姆王国灭亡了！

在莱特尔上校发现阿萨姆茶树的1815年，阿萨姆王国正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中。19世纪初，在首相蒲纳南达及其姻亲巴丹旃陀罗的领导下，阿萨姆王国内部的诸多割据政权被逐一削平，残余的反政府武装无法在国内立足，纷纷逃往境外。可是，这两位阿萨姆王国的栋梁之臣却都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之徒，一旦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他们便在嫉妒与野心的驱使下展开恶斗。蒲纳南达试图将巴丹旃陀罗免职，巴丹旃陀罗闻讯后派刺客去行刺蒲纳南达，结果失败。蒲纳南达下令逮捕巴丹旃陀罗，但他的儿媳却抢先一步，将消息透露给了父亲。巴丹旃陀罗匆忙逃出国，前往英属孟加拉首都加尔各答请求庇护。蒲纳南达的特种兵穷追不舍，在半路上抓住了巴丹旃陀罗，但这里已经位于孟加拉境内。结果，英国警察逮捕了蒲纳南达的特种兵，并把巴丹旃陀罗送往加尔各答，觐见印度总督哈斯廷斯。哈斯廷斯总督并未认识到阿萨姆的重要性，身旁的印度顾问告诉他，阿萨姆既贫穷，居民又桀骜不驯，没有得罪的必要。于是，哈斯廷斯总督大手一挥，宣布把巴丹旃陀罗驱逐出境，并释放了蒲纳南达的特种兵。

被从总督府赶出来的巴丹旃陀罗如同一条丧家之犬，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流浪，躲避着英国警察的搜捕。正在这时，他身边忽然鼓乐喧天，一个衣着华丽的使团出现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巴丹旃陀罗凑上去打听，得知这是缅甸国王波道帕耶（孟云王）在访问友好邻邦。

绝境中的巴丹旃陀罗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他一头冲入缅甸使团的队伍，向孟云王求助。

孟云王心中纳闷，自己身在国外，居然还有人拦轿鸣冤。在得知此人是阿萨姆王国的大贵族巴丹旃陀罗后，他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机会。

19世纪初的缅甸是当时东南亚最强大的政权，而且野心勃勃。明朝末年，缅甸迅速崛起，一度征服了包括泰国、老挝在内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孟云王的祖父孟驳王还击退了乾隆皇帝的四次入侵。虽然泰国在华人郑信的领导下重新赢得了独立，但其大片国土依然被缅甸占据。作为佛教徒，孟驳王宣称自己是未来佛，孟云王在吞并了曼尼普尔和阿拉干等小王国以后，更给自己加上了“宇宙之主”的尊号。为了使自己名实相符，孟云王制订了庞大的征服计划，要将东南亚、印度和中国都纳入缅甸帝国的版图，与两百多年前丰臣秀吉的狂想如出一辙，后人称之为“佛教帝国主义”。

可是，孟云王很快就碰了钉子：三次入侵泰国无功而返。他迫切需要新的扩张目标，正在此时，巴丹旃陀罗主动把阿萨姆王国送上门来，这位“宇宙之主”自然迫不及待地笑纳了。经过与哈斯廷斯总督协商，孟云王获准将巴丹旃陀罗带回缅甸，后者立即为他制订了详细的入侵阿萨姆军事计划。1817年1月，巴丹旃陀罗带领缅甸军队从一条罕为人知的雪山小径潜入阿萨姆河谷，打破了这块世外桃源五百多年的宁静。

大敌当前，蒲纳南达首相连忙组织抵抗，双方相持三个月不分胜负。偏偏蒲纳南达由于过度气愤，突发心脏病而死。群龙无首的阿萨姆将领提出和谈，最后同意恢复巴丹旃陀罗的政治地位，并赔付孟云王军费，缅甸人才撤走。可是他们刚离开阿萨姆国境，广受憎恶的巴丹旃陀罗就被刺杀了。孟云王以此为借口，发兵3万人再次入侵阿萨姆。阿萨姆军队首战获胜，却因疏于防备，在凯旋路上被缅甸伏兵袭击而战败。缅甸军乘胜追击，一举攻陷阿萨姆首都高哈提，俘虏了阿萨姆国王苏鼎法。正在此时，传来孟云王驾崩的消息，部分缅甸军队匆忙撤离阿萨姆，苏鼎法国王也恢复了自由。阿萨姆人试图抓住这一机会驱逐缅甸势力，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孟云王的继承者巴基道，是一个与其祖父同样野心勃勃的君主，而且更加残忍。他很快出兵阿萨姆，赶走苏鼎法，另立了一个傀儡国王。苏鼎法四处组织游击战，巴基道则以三光政策作为回应。1822年，苏鼎法被迫逃往印度，巴基道便废黜傀儡国王，正式宣布将阿萨姆并入缅甸版图。此时，阿萨姆的一半成年男子都已在战争中丧命，众多贵族都惨遭凌迟、剥皮、点天灯等酷刑，稍有姿色的年轻妇女几乎都被掳去了缅甸。作为一个民族，阿萨姆人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这便是罗伯特．布鲁斯上校抵达印度时的阿萨姆局势。但在茶叶的巨大利益诱惑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前往阿萨姆。[13]

经过长途跋涉，伪装成商人的罗伯特·布鲁斯上校终于在1823年携带大批欧洲和印度商品抵达他朝思暮想的茶树圣地——上阿萨姆的新浦山。他高兴地发现，由于交通不便，这一带并未受到战乱的太多波及，当地酋长古穆依然效忠于苏鼎法国王，为了赶走缅甸侵略者，既乐意与英国通商，也愿意在其他方面与英国人合作。征得古穆酋长的同意，罗伯特．布鲁斯上校周游新浦山，发现了不少野生茶树。离开前，他与古穆酋长约定，来年还会再来，届时古穆酋长会准备一些成熟的茶籽以供贸易。没想到，罗伯特．布鲁斯上校在回程时染上热带病，卧床不起。幸而这时，他的哥哥查尔斯．布鲁斯以炮舰船长的身份从爪哇来到印度，病榻上的罗伯特．布鲁斯便把再访新浦山的任务转交给哥哥。

正在查尔斯．布鲁斯准备出发之际，传来了英国对缅甸宣战的消息。阿萨姆国王苏鼎法在1822年逃往英属印度，他的许多臣民相继步其后尘，流亡到英属印度。在同样被缅甸吞并的阿拉干王国，也出现了难民潮。缅甸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索要阿萨姆与阿拉干难民，遭到拒绝，而这些难民又在孟加拉参加军事训练，不时潜回故国打游击战，令缅甸人十分头疼。与英方多次谈判却未能取得进展后，缅甸将领悍然调兵进入孟加拉，袭击阿萨姆和阿拉干难民营，一直打到吉大港。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自然将这视为极端恶劣的挑衅，1824年3月5日，英国对缅甸宣战，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身为海军军官，查尔斯·布鲁斯被征召入伍。他自告奋勇，率领一支先遣队突入雅鲁藏布江河谷，抵达新浦山。古穆酋长按照与罗伯特．布鲁斯的约定，将一批新鲜的茶树种子和树苗交给他，奠定了彼此间的友谊。两人于是合兵一处，向阿萨姆首都高哈提进军。在阿萨姆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在3月28日占领了高哈提。查尔斯．布鲁斯由于军务繁忙，将茶树种子和树苗托付给阿萨姆行政专员斯考特上尉，后者立即在高哈提的官邸花园里种植茶树，并取得了成功。

随着英军在阿萨姆战场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野生茶树被发现，斯考特上尉收集了许多样本，并把它们寄回加尔各答。但是，令布鲁斯兄弟和斯考特上尉失望的是，皇家植物园主管瓦利奇博士鉴定它们全部是山茶，不能加工成可以冲饮的茶叶。[14]

罗伯特．布鲁斯上校在1825年带着巨大的失望病逝，他信心十足的阿萨姆茶叶事业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而第一次英缅战争的进程也远不如英方预想的那么顺利。在阿萨姆以外的地区，缅甸军队表现出当时亚洲军队的最高水准，捍卫了“佛教帝国主义”的荣誉，在阿拉干和克车等地多次击败英军。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迫大举增兵，在军舰掩护下水陆并进，从缅甸南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这招果然奏效，1824年年底至1825年年初，英军相继在仰光和达努漂歼灭4万缅甸军主力，随即沿伊洛瓦底江长驱北上。缅甸王巴基道被迫求和，双方在1826年年初签订了《杨达波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缅甸不得再干涉阿萨姆和曼尼普尔等国的事务；

2.缅甸将阿拉干和一些沿海岛屿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

3.英国在缅甸首都常驻一名大使；

4.缅甸分四年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100万英镑（约合300万银圆）的战争赔款；

5.英军占有缅甸部分领土，直至赔款付清为止。

6.缅甸的全部港口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开放。

显而易见，《杨达波条约》与16年后的《南京条约》及更晚的《北京条约》内容非常相似，反映了大英帝国一脉相承的亚洲殖民政策。从此，缅甸帝国的脊梁被打断，骄傲的佛教帝国主义终于败给了拥有坚船利炮的基督教帝国主义。即便如此，第一次英缅战争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依旧得不偿失。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次战争：由于缅甸环境恶劣，缅甸军队又顽强抵抗，5万名侵缅英军中共有1.5万人阵亡，近3年的战争耗费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300万英镑（约合4000万银圆或2800多万两纹银，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所存白银的3倍），而只从缅方收回区区100万英镑赔款，净亏1200万英镑。结果，第一次英缅战争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动的最后一次战争。1833年，公司大批债务到期，现金流一时间捉襟见肘，庞大的印度固定资产由于法律限制无法在短期内变现。对于包括一些东印度公司董事在内的许多英国权贵来说，结束这场由第一次英缅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对第一次英缅战争的主要战果——阿萨姆——善加利用。

本来，按照《杨达波条约》，阿萨姆王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恢复，苏鼎法国王应当重登大宝。可是，虽然苏鼎法国王在战后积极地多方申请，英国东印度公司却总是磨磨蹭蹭，不给他复辟的机会，只是每个月发给他500卢比的安置费，并划给他和其他阿萨姆贵族一些房地产以供居住。1833年4月，手头拮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召来苏鼎法和缅甸拥立的傀儡国王普兰达，告知二人：上阿萨姆必须被并入印度，但是公司可以允许下阿萨姆独立建国，前提是放弃安置费，而且每年向公司进贡5万卢比。苏鼎法提出异议，普兰达则满口答应。于是，普兰达重登阿萨姆王位，苏鼎法则继续隐居生活。就这样，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上阿萨姆——传说中野生茶树的主产区——的主宰。[15]

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步蚕食阿萨姆时，由于查尔斯．布鲁斯的四处活动，很多英国人都得知了布鲁斯兄弟在阿萨姆寻找茶叶的传奇故事，不断有探险家步其后尘，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阿萨姆地区，希望找到能与中国茶媲美的优良茶树。但无论他们送来多少标本，瓦利奇博士都断言它们是山茶，而非真正的茶树。直到1833年印度经济危机爆发，印度总督班廷克爵士急于开拓财源，一些植物学家乘机向他进言，瓦利奇博士身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下属的皇家植物园主管，有可能受到公司管理层的影响，一直在隐瞒阿萨姆茶叶的真相。班廷克爵士于是力排众议，由印度政府牵头，于1834年1月24日在加尔各答组建了一个独立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是英国官员，还有两名印度贵族以及一名长期在孟加拉行医的华人医生。受瓦利奇博士等英国东印度公司专家影响，茶叶委员会的成员起初都怀疑阿萨姆茶叶的真实性，令班廷克总督大为光火。

就在茶叶委员会成立三个月后，也就是1834年4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宣布停止经营业务，破产清算，班廷克总督成了真正的印度之王。在他的催促下，茶叶委员会摆脱了东印度公司的影响，积极开展工作，决定派委员会秘书高登前往福建采集茶籽准备运回印度种植。班廷克总督给他开出了1000卢比的月薪，是苏鼎法国王的两倍，可见对其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班廷克爵士还命令阿萨姆行政专员詹金斯上尉大力寻找野生茶树。

1834年11月，詹金斯上尉将大批阿萨姆茶树枝叶、果实、花朵，以及土著烘制的茶叶成品运到加尔各答。在大量证据面前，瓦利奇博士被迫推翻了自己从前的结论，承认阿萨姆确实出产野生茶树，而且与中国的茶树是同一个品种，完全可以用来制造冲饮的茶叶。当年圣诞节的前一天，即12月24日，茶叶委员会迫不及待地通知班廷克总督及印度政府：“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向诸位报告，在阿萨姆省的确存在着土生茶树，它的生长区域在东印度公司的管辖范围内，从萨迪亚、皮珊西等地一直绵延到中国的云南省边境，地域之广需要一个月的旅程，当地人栽种茶树的目的在于生产茶叶。我们认为，这将是帝国在农业和商业资源方面的最重要且最有价值的发现，将来必定能让帝国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

不过，茶叶委员会成员也一致认为，尽管茶树可以在阿萨姆地区生长，但其茶叶品质低于中国茶叶，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从中国特别是福建进口优良茶籽和茶树苗，并将它们移植到阿萨姆。没过多久，高登秘书就从中国带来了好消息。尽管未能如愿抵达武夷山，但他还是设法在广东买到了大量福建茶籽，并在1835年年初将它们寄回加尔各答。尽管茶叶委员会的靠山班廷克总督此时已经因病离职，“茶叶热潮”还是立即刮遍了印度全境。为了研究野生茶树，并勘察茶树种植园的最佳地点，茶叶委员会在1835年年底筹组了一个科学调查团，任命瓦利奇博士为团长，查尔斯．布鲁斯为向导。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人事决定：瓦利奇博士尽管已经承认了阿萨姆茶叶可冲饮，却力主茶树最适合在炎热干燥的印度中部高原种植，其次则是喜马拉雅山区，再次则是雅鲁藏布江畔的沙地。结果，他们在印度中部高原种植的2000株茶树中，仅有9株活了下来；在喜马拉雅山区种植的2万株茶树有2000株幸存；在雅鲁藏布江畔的沙地上，茶树更是全军覆没，“当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流经第一座阿萨姆茶园时，瞬间就把我们的悲哀和失败埋葬在滚滚洪流之中……”[16]

种种证据显示，瓦利奇博士从一开始起，就在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印度的茶叶产业。所以，他后来被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免除在皇家植物园和茶叶委员会的一切职务，被贬到印度博物馆去当研究员。作为当时极负盛名的植物学家，瓦利奇博士在茶叶问题上犯下这么多错误，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其实，打开他的履历，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瓦利奇博士本是一个丹麦见习医生，在拿破仑战争中沦为战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重新给予他自由，还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使他一步步升为有世界声誉的学术权威，他自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感激不尽。当第一片阿萨姆茶叶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就立即察觉到了其中蕴藏的危险：阿萨姆茶叶可能会毁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存基础。所以，他一直在想方设法阻止这件事。不过，在历史洪流面前，他的努力不过是螳臂挡车，最终只能与恩主英国东印度公司同归于尽，想必他对这样的结局倒也问心无愧。

没有了瓦利奇博士的掣肘，印度茶叶产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詹金斯上尉在阿萨姆征发当地人砍伐有野生茶树的原始森林，然后在上面种植茶树。不过，经过一连串血腥的战争，当地人数量稀少，因此又从印度各地调来许多工人，但他们普遍缺乏种植茶树的经验和技术。于是，应茶叶委员会的要求，高登秘书在澳门雇用了12名茶农，用商船送到加尔各答，再从那里经陆路前往阿萨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12名茶农最终都遭到暗杀，他们工作的茶园也被付之一炬。

谁是凶手？茶叶委员会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最可能的凶手是广东十三行。

如上文所述，广东十三行商人，特别是总商伍秉鉴的家族，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群之一，还是世界上与黑社会来往最密切的的人群之一，黑白两道通吃是其成功的秘诀。成长在天地会的国内大本营海幢寺对门，伍秉鉴的手可以轻松地伸到天地会的海外大本营新加坡，直至当时有不少华人定居的加尔各答。他甚至很可能了解印度茶叶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里的那位华人医生。以潘家和伍家商人对海外的了解，他们可能得知了阿萨姆茶叶的新闻，并察觉到此事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的关系。当高登在中国东南沿海购买茶籽、茶苗，雇用茶农时，十三行必定会有所耳闻，并预感到它对自己的潜在危险，派出间谍追踪破坏也就在情理之中。

虽然从澳门雇用茶农的计划惨遭失败，但印度政府并没有气馁，更多华人被从加尔各答、新加坡和南洋各地雇来，但这些人因某种原因不断发生骚乱，而且缺乏工作欲望，最终大都被遣返。茶叶委员会仍不放弃，又秘密从云南雇来一批茶农。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之下，1836年，阿萨姆终于产出第一批茶叶，布鲁斯连忙将其送往加尔各答。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亲自品尝，十分满意，称赞说是品质优良的饮料，当即决定加大对阿萨姆茶业的支持力度。

瓦利奇博士	奥克兰勋爵

1838年5月6日，8箱阿萨姆茶叶被装上商船运往伦敦，这第一批“印度茶叶”引发英国社会轰动。1839年1月10日，这8箱总重350磅的阿萨姆茶叶在明星巷拍卖，在一批自诩“爱国主义者”的茶叶炒家哄抬之下，卖出了每磅16—34先令的高价，相当于同等品质中国茶的4—5倍。主要买家名叫皮丁上尉，他本人经营着一个中国茶加工公司，主营混合茶（将多种茶叶混合包装冲饮，当时很流行），但品牌并不叫“皮丁混合茶”，而叫“浩官混合茶”。伍浩官，也就是伍秉鉴父子，作为当时的世界首富，即便在英国，也有无与伦比的市场号召力，以至于竟被皮丁上尉抢注为他的混合茶商标。可以肯定，皮丁上尉从没有为“浩官混合茶”给过伍家一块银圆的姓名使用费。更可叹的是，他所热捧的阿萨姆茶叶，马上就会变成毁灭伍秉鉴父子和广东十三行的战略物资。

不久后，英国市场迎来了第二批共95箱阿萨姆茶叶，这次的品质被公认比第一批好，阿萨姆茶叶显然已在英国市场取得了成功，但由于缺乏炒作者，这一批只卖出每磅2至11先令的低价。可是，阿萨姆在法律上尚未正式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实在令奥克兰勋爵、查尔斯．布鲁斯和皮丁上尉等“爱国主义者”无法容忍。于是，1838年9月，一群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冲入普兰达国王的宫殿，宣布将他废黜，理由很简单——在领地内种植茶树不力！

普兰达没有抵抗，他拿着每个月1000卢比的退休金，乖乖地去了软禁地。但是，比他更受民众欢迎也更有骨气的苏鼎法却不肯安分守己。得知普兰达遭到废黜的消息以后，他又公开露面，还带着支持者去加尔各答向奥克兰勋爵请愿，希望英印当局同意自己复辟。1839年年初的一天，苏鼎法幼稚的国王梦永远地结束了：英印政府宣布，末代阿萨姆国王在官邸自然死亡，临终遗嘱将阿萨姆的全部主权移交给自己。阿萨姆王国的6个多世纪历史就此终结，领土全部被并入英属印度版图。[17]

作为一个南亚小王国，阿萨姆的灭亡本身看似并无多大意义，极少有历史著作提及此事，即便有，也是只言片语。然而，英国吞并阿萨姆，实则与葡萄牙人在1511年攻占马六甲一样，有着世界性的决定意义。从此，英国版图同中国的西藏和云南接壤，对中国领土形成实实在在的威胁；从此，英国控制了一个潜力极大的产茶区，其经济无须仰仗与中国的贸易，完全掌握了中英贸易的主动权，中国手中已经无牌可打。阿萨姆茶叶在伦敦市场拍卖成功的消息刚一传出，伦敦和加尔各答立即就成立了两家主营阿萨姆茶叶的公司，随即在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撮合下，两家公司于1839年5月30日合并组成了阿萨姆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之后，很大一部分财产被陆续注入这家前途无限的新企业。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反，阿萨姆公司不需要与广东十三行合作：作为出口茶叶的竞争对手，它一开始就是广东十三行不共戴天的死敌。

由于阿萨姆茶叶的商业生产取得了重大成功，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1834年之前十分忌惮清朝政府动辄“停止贸易”的恐吓，突然变成1835年之后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要挟清朝政府，令清朝统治者措手不及。当然，这里指的就是鸦片战争。

十分明显，阿萨姆茶叶的商业化进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破产、阿萨姆王国的灭亡过程与鸦片战争的爆发之间，存在极富逻辑的时间关系：

1815年，英国人发现阿萨姆茶树。

1826年，英国遇缅甸签订《杨达波条约》，阿萨姆沦为英国殖民地。

1833年，印度经济危机爆发，年底，英国下议院通过《中印贸易管理法》，宣布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与对印度管辖权。

1834年1月，印度总督班廷克爵士组建茶叶委员会；同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破产清算；同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抵达广州。

1836年，英国人经营的茶园生产出第一批阿萨姆茶叶。

1838年5月，第一批阿萨姆茶叶被运往英国；同年9月，英国废黜普兰达国王；同年底，孟加拉茶叶公司成立。

1839年1月，第一批阿萨姆茶叶在伦敦拍卖，大获成功；同年初，苏鼎法国王突然死亡；同年3月，道光皇帝派林则徐来广东禁烟，英国商人陆续缴烟；5月，孟加拉茶叶公司与物产公司合并为阿萨姆公司；6月，虎门销烟；7月，在华英国人开始抗拒中国当局的命令；8月，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派遣炮舰抵达珠江口，与清朝海军发生武装冲突；10月，英国内阁决定对华开战。

从以上的史实不难看出，当英国人发现阿萨姆可以生产茶叶之后，以进口中国茶叶为主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很快就被终止业务并重组；同样，鸦片战争的真正发动者并不是伦敦的女王、首相、部长和议员们，也不是什么鸦片贩子，而是阿萨姆茶业的奠基者、阿萨姆公司之父、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更巧的是，奥克兰勋爵有位表弟，于1834年以律劳卑的助手身份来广东，1836年奥克兰勋爵出任印度总督，同年他的这位表弟也升任驻华商务监督。此人名叫查尔斯．埃利奥特，清朝人翻译为：义律。

每个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应当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他便是那个毁灭古代中国，将中国强行带入近现代的人。

在义律看来，扶持堂兄组建的阿萨姆公司，用阿萨姆茶叶压制中国茶叶，鼓动英国当局对华开战，用战争毁灭阿萨姆公司不共戴天的最大竞争对手——广东十三行，是自己作为爱国者和家族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既然如此，那么奥克兰勋爵与义律兄弟发动的鸦片战争，与鸦片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广东十三行在鸦片贸易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参考文献：

[1]　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0—25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3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四）．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245．

[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卷）；夷艘寇海记（上卷）．

[3]　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十七）．

[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四）．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49，61，243．

[5]　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8—199．

[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02；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朱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6—187．

[7]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四签名．

[8]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6—269．

[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00—101．

[10]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872—873．

[11]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6—269．

[12]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154—156．

[13]　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90—91；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242—245．

[14]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155；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92—93．

[15]　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244—250．

[16]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156—162；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93—95．

[17]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162—170；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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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事实上，阿萨姆王国曾经向清朝派遣过贡使，但清朝官员看他们长得像傣族，风俗像傣族，说话也像傣族，于是大笔一挥，把他们写成了泰国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