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火烧十三行
越烧越排场

作为举世闻名的富商集团，广东十三行从创立之初，就面临着无数天灾人祸的威胁。其中令其最为恐惧的，不是清朝官场的压榨，也不是外国资本的剥削，而是在瞬间就能够吞噬无数财富的火灾。

中国传统的土木建筑主要用易燃物建造，给火灾提供了完美的肆虐环境。十三行所在的广州西关虽然不在广州城墙内，但由于靠近码头交通便利，建筑密度高，而且常年堆放大量货物，更加重了爆发火灾的隐患。偏偏广东人自恃气候潮湿，普遍缺乏消防意识，因此一旦着火，将经常蔓延成毁灭性的大型火灾。

早在潘振承刚刚创建同文行的公元1743年，广东十三行就第一次遭遇了大型火灾。当时名列“惠门八子”之一的广东顺德诗人罗天尺目睹了这场灾难，有感而发，写下代表作《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洋货十三行因成长歌》：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我来珠海驾孤舟，看月夜出琵琶洲；

素馨船散花香歇，下弦海月纤如钩。

探幽觅句一杆冷，万丈鸿光忽横亘；

赤乌飞集雁翅城，蜃楼遥从电光隐。

高如炎官出巡火伞张，旱魃余威不可当；

雄如乌林赤壁夜鏖战，万道金光射波面。

上疑尧天卿云五色拥三台，离火朱鸟相喧豗。

下疑仲父富国新煮海，千年霸气今犹在。

笑我穷酸一腐儒，百宝灰烬怀区区；

东方三劫曾知否？楚人一炬胡为乎？

旧观刘向陈封事，火灾纪之凡十四；

又观汉史鸢焚巢，黑祥亦列五行态。

只今太和致祥戾气消，反风灭火多大燎；

况云火灾之御惟珠玉，江名珠江宝光烛。

扑之不灭岂无因，因禄尔是趋炎人；

太息江皋理舟楫，破突饮烟冷如雪。

公元1743年的这场火灾，焚毁了诸多参天大树，为原先必定被参天大树压制，无从获取阳光的小树苗提供了茁壮成长的空间。火灾并未给广东十三行造成致命打击，只削弱了一些早期的大洋行，为同文行这样的后起之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火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洋行确实全方位地超越了老一代洋行。不过，他们仍然像老一代洋商那样，忽视了消防工作的重要性。

时光荏苒，公元1796年，广东十三行面临着危险的局面。安南皇帝阮光缵在这一年派遣海军大举侵华、封锁珠江口、洗劫往来商船，广东十三行的外贸几近崩溃。号称“毅兰堂”的谭氏家族长期经营十三行中的隆兴行，主营业务是出口景德镇瓷器。由于欧洲多国在清朝中叶已经掌握了瓷器生产技术，瓷器出口长期不景气，被西方商人当作压舱货处理，行外商人也被允许参与瓷器外贸，盈顺行的生意一直做不大，远逊于主营茶叶的各大洋行，只能勉强维持。这一年，面对咄咄逼人的安南侵华舰队，久经考验的谭家慌了手脚，四处求神拜佛，祈祷平安。后来，一位名气很大的算命先生对他们说，“毅兰堂”别的不怕，就怕鱼上了二楼屋梁。谭家人一想，自己的住宅地势很高，即便珠江发洪水，也很少能漫进房门，何况淹到二楼的屋梁呢？于是自以为可以安枕无忧了。哪想到过了些年，谭家养的一只猫在厨房偷鱼，遭到厨师的追打，猫就叼着鱼一路跑上二楼，最后爬到屋梁上静静享用。谭家人一见此景，全都拍着大腿哀叹：“完了，完了，毅兰堂合该败了！”[1]

其实，与其投机取巧地求神占卜，不如平日未雨绸缪。毅兰堂确实来日无多，但毁灭它的并不是大洪水，而是1743年就曾经上演过的大火灾。1743年以后，由于欧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广东十三行的贸易量增长了好几倍，清政府却没有批划更多的经营用地，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堆放在西关至黄埔一带的沿江地区，原有场所长年存放着大量物资，加上从事外贸的人口也相应增长了好几倍，西关至黄埔一带变得拥挤不堪，建筑密度甚至超过了广州城内。

潘有度去世次年，也就是1822年11月1日晚上9点半，位于十三行街北侧，离行商公所不远处的一家饼店着火了。时值秋冬之交，广东北风盛行，火势顺风向南蔓延，很快进入十三行夷馆内。偏偏当时新英国馆边的猪巷里堆放了很多木柴，被点燃以后火势加强。外国商人原本在商馆内备有几台灭火机，但这种老式灭火机需要先拉到珠江去吸水，再拉回来救火，此时已是杯水车薪。眼见情况紧急，十三行商人提议立即拆掉部分房屋，制造出一条隔火带，但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却出于迷信思想拒绝了，只祈祷神佛而已。这位阮元是位名气很大的学究，当他通过广东十三行接触到哥白尼的理论，听说大地是个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怒斥日心说“离经叛道，不足为训”。由于他的不作为，到了次日中午，整个西关烈焰冲天，持续七昼夜之久，“只有丹麦、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公司的商馆保存下来”，共计“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洋银融入水沟，长至一二里”，将李白魔幻现实主义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变为现实，各种奇珍异宝在超高温中剧烈燃烧，形成五彩斑斓的火焰，场面之震撼可想而知。四千余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一年的国库收入，足够修建3座圆明园（总造价约1500万两白银）或2座颐和园（总造价2000余万两白银），对广东十三行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2]

空前的大火灾既是祸乱，也是机遇。对于债台高筑的商人来说，他们可以将抢救出来的财物转移到他处存放，而向债主声称，自己的财物已被大火焚毁。新创建的天宝行洋商梁经国就因此被外国商人骗去一大笔钱，自嘲说“吃得亏亦是好处”。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由于外贸牌照在清朝异常昂贵，很多广东商人都私自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十三行之外的洋商被称为“行外商人”。行外商人参与外贸本是非法，其行为自然不受法律约束，但他们普遍遵守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制订的外贸行规。1822年火灾前，美国帕金森洋行的合伙人约翰．顾盛将价值约5万银圆的5000匹纱布托放到行外商人“义盛”处，准备染色。火灾发生的二天后，义盛来找约翰．顾盛，表示：“我的房子、我的店铺全没有了，都完了，太糟了。”约翰．顾盛以为自己的5000匹纱布一定也化为灰烬了，不料义盛接下来说：“我只搬出了你的纱布，损失了84匹（抢救出4916匹），我尽了力，损失不算太大吧？”义盛在火灾时不顾自己的私人财产，首先抢救生意伙伴的财产，令约翰．顾盛大为感动，他在这场灾难中的损失还不到2％。[3]

义盛肯定不会想到，因他的义举才保住巨额财产的顾盛家族，将会成为美国侵华的急先锋。在这场大火后的22年，也就是1844年7月3日，约翰．顾盛的堂弟凯莱布．顾盛将依仗炮舰的威力，强迫清政府签署《望厦条约》，沉重地打击了广东的外贸产业，广东商人义盛在大火中冒死抢救顾盛家族财产的恩义此时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世界上有见义勇为的人，也有恩将仇报的人，更不乏隔岸观火的人。1822年十三行火灾期间，珠江对岸的河南岛上，一瘦一胖的两位中年人正在若有所思地驻足观望。他们，就是广东十三行总商、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及其挚友“啉呱二世”关乔昌。靠着关乔昌的画笔，这场无比壮观的大火场面才得以流传至今，由于火灾巨大的影响，该画多次被复制和翻印。

不过，身为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何以在这毁灭性的大火面前如此淡定呢？原来，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在河南岛上，与西关相隔珠江，大火无法波及。西关的怡和行馆也有幸避免了火灾，只被烧了一些货栈仓库，损失不大。同样因定居河南岛而避免被火灾吞噬大部分财产的，还有伍秉鉴的邻居——同孚行老板潘正炜一家。除了这两家福建籍富商外，大部分行商都因为集中在西关居住和办公，遭到火灾重创。

根据伍秉鉴事后给两广总督阮元的报告，1822年火灾前，十三行实际上只有11家在经营，受灾较小的不过5家，其余严重受灾的6家从此一蹶不振，其中就包括盈顺行老板、号称“毅兰堂”的谭家。人们为此编了童谣说：“火烧十三行，里海①毅兰堂，一夜冇清光。”[4]

十三行商人们已经“一夜冇清光”了，按理说，清政府应该加以抚恤，发钱赈灾，组织重建，减免税收。可是，时任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的阮元虽然在哲学、艺术方面具有骄人的才华，也曾经在政治、军事方面展现了相当的能力，但作为重农抑商的儒家思想忠实信奉者，他对十三行商人们没有半点好感。面对中外商人请求减免税收的申请书，他考虑再三才给新登基的道光皇帝上奏说，今年粤海关应收税款148万余两白银，比嘉庆皇帝定的税额多63万余两白银，其中出口税510055两、各海口收费128593两、船钞费182091两都不能因火灾豁免或推迟缴纳，只有进口税664400两可以酌情豁免或推迟缴纳。他建议，外国商人应缴的140243两白银进口税可以全部免除，十三行商人们应缴的524156两白银进口税不能免除，应视各商行受灾轻重，让他们在以后的几年内分期补齐。道光皇帝当即准奏。[5]

按照阮元的方案，十三行商人们不仅要自己解决店铺、仓库、货物被焚毁造成的一切亏损，而且要为已经不存在的大批出口商品缴纳全额出口税和相应费用，并为同样已经不复存在的、由自己承保的大批外国商品分期缴纳全额进口税，而外国商人则不用再缴纳这笔税款。乍看起来，阮元这简直是乘人之危，要把广东十三行往死里整。其实，他顾及的多半只是自己的官运而已。在广东十三行几乎被火灾完全摧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清朝全年国库收入的这一年，阮元为道光朝廷从广东十三行弄到了82万余两白银，只比嘉庆皇帝定的正常税额少了3万多两白银，而且还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再分期攫取52万余两白银，道光皇帝怎能不对他赞赏有加呢？作为回报，道光皇帝很快让他兼任广东巡抚，他罕见地集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三大要职于一身，而且一干就是9年，俨然新的“平南王”。对广东十三行来说，这真是“道光道光，赔个精光”。

1822年的大火还带来了一个看似不大却影响深远的后果。在作为外国商人旅馆和办公场所的十三行夷馆前面，有一大片广场，广场里种植着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也是升各国国旗的地方。为维护秩序，广场周围原先立有栅栏，只许粤海关官员、十三行职员和外国商人进入，普通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在大火中，栅栏被焚毁，由于阮元和他之后的广东官员反对，栅栏此后再未重建，导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广场，此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贩叫卖的新市场。不熟悉外国人的中国平民与外国人在这个广场上频繁零距离接触，不可避免引起了诸多冲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在各个租界大规模重建旧栅栏隔离华人，最终发展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国耻。

仿佛是觉得广东十三行衰败得还不够快，1827年西关再次发生火灾，规模虽不及1822年那场，却摧毁了几家十三行商号的最后一点希望。截止到1829年，除了盈顺行以外，又有5家洋行老板宣告破产，他们是：西成行老板黎光远、丽泉行老板潘长耀、同泰行老板麦觐廷、福隆行老板关成发、东生行老板刘德章。其中，潘长耀可能在火灾中被烧伤或受了刺激，1823年即去世；刘德章病死于1825年，其子刘承澎自感无力回天，放弃商号潜逃回安徽老家，却还是被清军逮捕，押回广州，审判后发配伊犁，死在新疆，从此广东十三行里再也没有了安徽籍商人。1830年，广东十三行已经只剩下经历过1822年西关火灾的5家以及新开的2家，即：怡和行老板伍秉鉴、同孚行老板潘正炜、广利行老板卢文锦、天宝行老板梁经国、万源行老板李协发、东裕行老板谢嘉梧、茂生行老板林应奎，由于广东连续发生天灾人祸，这7家行商中能够清偿外国商人债务的，只有怡和行、同孚行和东裕行3家而已，其余4家都在破产边缘挣扎。天宝行老板梁经国本来与同泰行老板麦觐廷一同被判为破产，但他在开庭前夕惊险地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借到了3万银圆贷款，这才转危为安。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竟然陷入这样困顿的局面，不仅是天灾的原因，更是以道光皇帝和阮元总督为代表的清朝当局不重视甚至为一己私利蓄意压榨民族商业造成的恶果。[6]

清政府虽然没有在火灾后给予广东十三行必要的支持，但火灾本身的责任倒不能全归罪到清政府头上，还有另一个非人力能控制的重要责任方。

如今，人人都知道环境能够发生剧变，而且这些剧变会对人力社会产生重大影响。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剧变的时代。1783年6月，冰岛的拉基火山大喷发，时间长达八个月，导致冰岛80％的羊、50％的牛和马，以及25％的人口死亡。拉基火山喷发出的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在1783—1784年导致数万欧洲人死亡，其中包括2万多名英国人和更多法国人。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由于灰尘遮天蔽日，导致全球日照量下降，气候变冷，二氧化硫又与空气中的水蒸气结合为硫酸造成酸雨，使得粮食大幅度减产。法国农民的处境因此变得异常艰难，收不上税的法国政府债台高筑，加快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7]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始于火山喷发，也终于火山喷发。1815年4月10日，比拉基火山大喷发还要强烈12倍的火山喷发降临地球，具体位置在印度尼西亚的松巴哇岛上。

坦博拉火山曾经是东南亚第一高峰，海拔约4300米，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度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珠穆朗玛峰的相对高度为4114米），是地球上唯一位于热带的海中雪山。1815年4月5日，坦博拉火山大爆发，火山最高峰骤然降低到海拔2850米，其余1450米高的山体均被炸上了天，造成9.1万人死亡。这是人类一万年来经历过的最强烈火山爆发，火山灰笼罩着滑铁卢战场上的法军和英军，此后更环绕地球达3年之久。受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影响，1816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降低0.7摄氏度，酸雨连绵，暗无天日，没有夏天，史称“无夏之年”。“无夏之年”在全球各地都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5月霜冻，6月飞雪；欧洲全面饥荒，仅爱尔兰就饿死了10万人；中国也经历了农业大减产，水牛在夏天冻死，全国粮价飞涨。

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固然规模庞大，但它仅仅是东南亚火山群爆发的一幕而已。1812年，印度尼西亚阿乌火山爆发；1813年，日本诹访之濑岛火山爆发；1814年，菲律宾马泳火山爆发。加上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东南亚在19世纪初常年处于暗无天日的状态，并不时发生地震和海啸，给高度依赖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运送商品的广东十三行以沉重打击。大量吸入火山灰和火山气体，会给人体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特别是呼吸系统可能遭到永久性损伤，1820年前后多位十三行商人相继去世，与东南亚火山群接连爆发恐怕不无关系。人类的心理也会因大量吸入火山灰和火山气体而变得乖戾，1813年10月8日，以往不为人知的天理教徒大胆地在北京发动暴动，一举攻入紫禁城，险些颠覆清朝统治，嘉庆皇帝哀叹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更糟糕的是，这一连串火山爆发喷出的火山灰吸收了大气层中的海量水蒸气，导致了“无夏之年”之后全球多年干旱。旱灾连绵，天干物燥，广东十三行在坦博拉火山爆发7年后被大火焚毁，貌似偶然，也可以说是天意。[8]

尽管广东十三行在19世纪20年代的两场西关大火中损失惨重，但在火灾之后，毕竟还有三家企业经营良好。这其中，东裕行老板谢嘉梧出身通事，行事一向谨慎，虽然因此得以长期保持收支平衡，但企业规模一直做不大，对市场的影响有限。到了1830年时，广东十三行其实已成了怡和行老板伍秉鉴、同孚行老板潘正炜两家的天下，其市场份额占了全中国外贸的一多半，而这两家偏偏都祖籍福建，都住在河南岛拱卫着海幢寺，与主张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国外贸竟高度垄断于这两个政治上可疑的家族，当然不是清政府愿意看到的，粤海关监督延隆于是上奏道光皇帝，提出“数年以来，夷船日多，税课日旺，而行户反日少……十余年来，止有闭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其弊百出”，出于反垄断的目的，他建议，对有意参与外贸的商人放宽申请限制，不必“总、散各商出具联名保结，方准承充”，“嗣后如有身家殷实呈请愿充行商，经臣查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仍照旧例一二商取保得充”。

延隆的这一建议很顺利就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批准，从此以后，有意从事外贸的商人无须获得全部行商的联名保证书，就可以从粤海关处获得为期2年的洋货行临时许可证，开始试营业，执照期满时如经营良好，即可转正。于是，在短短一年内，就有4家新的洋货行开张营业，即：中和行（老板潘文涛）、仁和行（老板潘文海）、兴泰行（老板严启祥）、顺泰行（老板马佐良），此后陆续增长，至1837年就恢复了13行的数目。不过，这些新开设的商行无论在人力、财力还是物力上，都完全不能与怡和行、同孚行两家老牌商行相提并论，中和行老板潘文涛、仁和行老板潘文海兄弟还都是同孚行老板潘正炜的亲戚，其余行商也大多出身于怡和行、同孚行内部，他们开设的其实只是这两家商业巨鳄的子公司而已，根本起不到打破垄断的目的。只有严启祥、严启文兄弟开设的兴泰行有大干一场的雄心，他们从6万银圆的原始资本起家，依靠向外商融资，在5年内便扩张到占有广州贸易总额四分之一的巨大规模。不过，这样的疯狂扩张早已有前车之鉴，1837年，兴泰行欠下外国商人226万银圆巨额债务无力偿还，企业破产，严氏兄弟依法被抄家并发配伊犁。至此，延隆通过增加竞争对手来打破怡和行、同孚行垄断外贸格局的计划完全失败了。[9]

19世纪30年代的怡和行、同孚行两家外贸巨头，似乎已经令一切天灾人祸无可奈何，在商业上立于不败之地。单就伍家来说，其势力在广东盘根错节，上至官府，下至海盗，几乎无处不在，甚至遍及全国各地。经常是北京朝廷有什么动向，广东官员尚未了解，伍秉鉴就先知道了，于是事先做好相应的准备。至于其他行商，潘家与伍家本来就是邻居兼同乡，过从甚密；和伍秉鉴并列为十三行总商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祖籍广东新会县（今江门市），本是万和行老板蔡世文手下，后来自起炉灶，18世纪末一度跃居十三行第二位。伍秉鉴执掌怡和行以后，见广利行势头很好，就毅然破除福建帮与广东帮由来已久的地域偏见，把侄女嫁给卢观恒的次子卢文锦，伍、卢两家从此结为姻亲。在保证怡和行优越市场地位的前提下，伍秉鉴经常将一些外国商人的大订单分给长期拿不到订单的其他行商，并且向外商学习，自己开设信贷业务，以10％至12％的年利率（略低于外商索要的利息）把资金借给经营困难的其他行商，巧妙地使用债务手段控制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伍秉鉴比潘家高明之处，潘家虽然富有经营才能，但地域籍贯观念太重，与广东本地的商人关系太僵，经常公开相互拆台，这些矛盾容易被官府和外国商人利用，给潘家带来负面影响。伍秉鉴则真正做到了“和气生财”，用温文尔雅的方式实现了对市场的垄断，全世界的财富也由此源源不绝地流向他的腰包，每年仅出口茶叶一项就有上百万银圆的收入。

作为广东十三行的领袖，伍秉鉴的慷慨豪爽举世闻名。1823年，由怡和行作保的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不料船上的一名买办私自挪用公款投机，亏损5万余银圆，导致贸易无法正常进行。伍秉鉴得知后，当夜就把5万多银圆现金送到美国商船上，保证贸易继续进行，后来未要求任何赔偿。另一次，美国的旗昌洋行在贸易过程中，未按照伍秉鉴的建议：卖出生丝获利后，在加尔各答换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期票，直接汇回广州，而是贪图回扣，购买了当时在中国市场严重滞销的英国毛织品。伍秉鉴得知后，自己承担了约1万银圆的损失，只是告诉旗昌洋行经纪人，以后多加小心。最著名的一次，是美国商人威尔考克斯欠了伍秉鉴7.2万银圆，由于生活奢靡，无法归还，拿不到离开广州的许可证，无法回国。一次，伍秉鉴遇到他，得知他滞留广州多日不回家的原委后感叹：“不就是7万多银圆吗，对我来说无非是个数字，却害得人家和妻子儿女无法团聚，真是造孽！”立即命令账房先生去把欠条拿来，用广东英语对威尔考克斯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只不过运气不好。现在账都清了，你走吧！”说着就把7.2万银圆的欠条撕掉了。这三次，伍秉鉴在谈笑风生之中失去了约14万银圆。[10]

伍秉鉴之所以这么慷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确实太有钱，几万银圆在他眼里，和普通人眼里的几个铜板差不多；二是他打算借此帮助某个特定人群。从上述几个案例来看，伍秉鉴“慷慨”的对象全都是美国商人，这绝对不是偶然：伍秉鉴终其一生都与此前还相当贫困的美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培植了帕金斯洋行、旗昌洋行（罗素洋行）等美国大企业，其贸易伙伴包括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阿斯特、顾盛家族、帕金斯家族、出过两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家族等美国大家族，以及伯驾、亨特等美国名人，美国铁路大王约翰．福布斯还是伍秉鉴的干儿子和主要的海外投资代理人。晚年的伍秉鉴甚至表示，有意移民美国。种种迹象表明，伍秉鉴对美国商人特别照顾（他似乎特别喜欢叫“约翰”的人）。那时，美国还不是发达国家，遍地黑奴，债台高筑，投机盛行，积贫积弱，除了毛皮、西洋参和棉花以外，没有多少能够卖给十三行的产品。而伍秉鉴却不遗余力通过优惠贸易资助美国，给美国培养出了“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相比之下，潘振承当年对瑞典的大力扶持黯然失色了。[11]

约翰·阿斯特	詹姆斯·帕金斯

看来，伍秉鉴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慷慨。在上述几个案例中，伍秉鉴实际上也没有损失太多。以前两个例子来说，按照清朝法规，外国买办挪用公款投机，造成亏损，为其担保的中国行商应当负主要责任，调查起来，伍秉鉴还可能会被粤海关以管理不当为名加倍罚款，所以还不如他自费赔偿；以第三个例子来说，威尔考克斯明显已经资不抵债，伍秉鉴肯定了解西方的破产法，他撕毁欠条，只不过是宣布威尔考克斯获得破产保护而已，钱反正收不回来了，不如落个人情。

伍秉鉴对美国商人是如此慷慨，以至于惹怒了怡和洋行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内部文件中多次表达失望之情。要知道，当年怡和洋行破产，伍国莹父子携款潜逃出境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马戛尔尼勋爵来圆场，帮助怡和洋行破天荒地咸鱼翻身，重新开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伍家和怡和洋行有再造之恩，现在伍秉鉴却居然去扶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商人，这真是恩将仇报。不过，英方却对伍秉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向广东十三行前后借贷近200万银圆；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既要统治整个南亚，还要在东南亚和中亚发动一系列战争，而“英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却日渐凋敝，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连年亏损，不得不向其最大贸易伙伴——广东十三行继续借贷。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欠下了伍秉鉴877330两白银，如果伍秉鉴此时选择“债转股”，有可能当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不过，87万多两白银这点钱，与伍秉鉴的全部资产比起来，依然是九牛一毛，他可是全球商界公认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到底有多少钱？这在当时就已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了。1834年，伍秉鉴决定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公布个人财产。在计算了农田、房产、店铺、钱庄和在外国的投资以后，他宣布自己的总资产约为2600万银圆。[12]这足以让他超越当时的欧洲首富罗斯柴尔德（犹太银行家）和美国首富阿斯特，成为世界首富（未计算各国君主）。不过，商人心中都至少有两本账，一本对公，一本对私，伍秉鉴也不例外。同时代熟悉他的很多中国商人都相信，他的财产远不止于此。与伍家过从甚密的富商潘仕成后来对美国商人亨特说，他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略多于二千万银圆，不到伍浩官财产的三分之一。”[13]也就是说，潘仕成估计，伍秉鉴的财产不是2600万银圆，而是6200万银圆以上，约合近5000万两白银，这比欧洲首富罗斯柴尔德和美国首富阿斯特的财产总和还要多，也超过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堪称“富可敌国”。阿斯特在1848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略微超过2000万银圆，美国媒体认为，这相当于公元2006年的1100亿美元，或2011年的1272亿美元。以此推算，伍秉鉴的财产起码相当于2011年的1654亿美元（以2600万银圆计算），甚至有可能超过了2011年的3943亿美元（以6200万银圆计算）。按照《福布斯2011年富豪榜》，2011年的世界首富卡洛斯·埃卢拥有的财产不过740亿美元，榜眼比尔．盖茨拥有560亿美元。由此推算，伍秉鉴的财富相当于卡洛斯．埃卢的2—6倍，相当于比尔．盖茨的3—7倍，实在惊人。

奇怪的是，拥有如此多财产的伍秉鉴自己生活却相当俭朴，每天吃得很少，穿着也不太讲究，从肖像画来看，一副尖嘴猴腮的穷样。不过，他的子孙却个个妻妾成群，女眷们也终日身着绫罗绸缎。19世纪上半叶，伍家不断在广州购置田地，修建豪宅，包括万松园、听涛山馆、听涛楼、远爱楼、仁信楼等，听起来挺典雅。实际上，这些宅邸极为豪华，以至于清末的广东官员经常在这些地方宴请外宾。至于金银餐具、象牙烟斗之类，不过是伍家的平常物件罢了。

1822年的大火不仅没有使广东十三行一蹶不振，伍、潘二家反而在火灾后更为兴旺，竟至富可敌国。难怪当时的广东民谣说：“火烧十三行，越烧越排场！”[14]

身为世界首富的伍秉鉴，其实早就没有必要再亲自料理生意，应付官府了，他完全可以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需要考虑清楚一个重大问题：谁来接班？

参考文献：

[1]　谭元亨．国门十三行——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21—223．

[2]　钱泳．履园丛话；汪鼎．雨韭盒笔记；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32；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朱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3—185．

[3]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07．

[4]　谭元亨．国门十三行——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23．

[5]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38—240．

[6]　同上：195．

[7]　约瑟夫．H．瑞恰夫．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范小青，沈倩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74—88．

[8]　田家康．气候文明史．范春飚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78—184．

[9]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13—216．

[10]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2—53；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朱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1—173．

[11]　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朱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7—93．

[12]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6．

[13]　同上：283—284．

[14]　谭元亨．国门十三行——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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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里海，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是“毅兰堂”家族宗祠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