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高价画家、廉价劳工与免费医生
广东十三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作为清朝最重要的企业集团，广东十三行对清朝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上到皇室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可谓无处不在。即便是将中国带入近代的风云人物林则徐也无法不受其影响，尽管他与广东十三行矛盾重重。

在中国古代的所有政治名人中，林则徐可能是最早一位留下油画肖像的。给他作画的艺术家并非外国人，因为西方艺术家早就有了得意的中国学生。

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油画，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天启年间，当时有旅居澳门的意大利传教士教授当地华人油画技法，其得意门生倪雅谷、游文辉等人后来被派到北京教堂进行油画创作。这场油画风潮主要依附于天主教传播，因此在康熙末年，随着清朝当局查禁天主教，西方油画也就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此后来华的西方画家如郎世宁等，尽管使用了明暗对比和透视等西方绘画技巧，但其作品的本质仍是中国传统的水彩画，很少有西方油画，其影响更是仅限于北京的一批皇亲国戚。西方油画在华的第二个高潮从乾隆中期开始，结束于鸦片战争之后，发源于珠江三角洲，影响遍及东南沿海，其主要推动者正是广东十三行。

随着康熙皇帝重新开放海禁，西方艺术品立即出现在广州外贸市场上，并迅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风格与中国人传统审美观有异的油画并未广受欢迎。到了英国征服印度和美国独立战争时，饱受破产风潮之苦的广东十三行发现了一种颇受西方市场欢迎的新型出口产品，没想到却间接推动了西方油画的本土化进程。这种新型出口产品，便是享誉世界的清式家具。由于西方市场当时流行繁复的巴洛克艺术，要求在高档家具上镶嵌玻璃画（画在玻璃上的油画，四周镶有巴洛克风格的雕花金色镜框），而水彩画等中国传统绘画工艺在玻璃上的表现效果不能令人满意（除非上釉，但玻璃画不允许上釉），只能求助于西方油画。一开始，广东十三行聘用旅居广东的外国人创作玻璃画，但随着清式家具出口数量日增，玻璃画的本土化势在必行。在这一领域取得创造性突破的，是同文行老板潘有度的同时代人史贝霖。

郎世宁《孔雀开屏图》	清朝玻璃画

与潘有度的父亲潘振承一样，史贝霖据说曾有短期的出国旅行经历，对西方文化有较常人更深的理解。类似许多知名画家，史贝霖的艺术创作也始于仿作，其早期代表作《乔治．华盛顿总统像》就仿自美国画家约翰．特鲁布尔的作品，但后来开始自主创作，艺术风格近似于英国画家亚瑟．戴维斯。史贝霖既能画玻璃画，也能画《乔治．华盛顿总统像》这样的布面油画，因为其作品主题丰富，质优价廉，受到外国来华人士的广泛欢迎，纷纷购买并带回本国。美国商人约翰．米雷斯在《1788至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航行记》中赞扬史贝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或许是这个庞大帝国这一领域上仅有的一个”。于是，史贝霖的中式油画取代了纸本绘画和彩色木版画，成为清朝中期中国最主要的外销画品种。受此风潮影响，广东十三行的商人们纷纷委托史贝霖绘制自己的肖像画和风景画，赠送给外国友人，而一些广东的官员士绅也开始以拥有油画作品为荣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史贝霖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中国油画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珠三角地区，他们或模仿名家作品（史贝霖也在被仿作的对象之列），或是融合东西方艺术风格而自成一体。英国商人巴罗评论这些中国画师说：“我发现他们确实是一丝不苟的复制家，不仅画出一朵花的花瓣、雄蕊和雌蕊的准确数目，也画出叶片的数目，以及花枝上的刺和结疤。他们甚至数出鱼身上鳞片的数目，在画中如数呈现。他们模拟自然界艳丽色彩的本领也是无人能及的。我带回家几幅花草鱼虫画，人人见了都为其形态和色彩之逼真而惊叹。”一时间，广东画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令史贝霖等油画界的佼佼者名利双收。和广东十三行的商人一样，这些艺术家们有了钱以后，也都愿意买个官职风光风光，于是就涌现出了一大批自称“庭官”“新官”“煌官”“冒官”“祥官”“钟官”等外销画家。由于粤语称“官”为“呱”，于是就出现了“庭呱”“新呱”“煌呱”“冒呱”“祥呱”“钟呱”等诸多“呱”字号艺术家了。

在清朝中期广东的诸多“呱”之中，“啉呱”无疑是最突出的，因为其艺术成就最高，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巧的是，与多家广东十三行商人一样，历史上也有父、子、孙相承的三位“啉呱”，即“啉呱一世”“啉呱二世”和“啉呱三世”。

“啉呱一世”本名关作霖，大概是史贝霖的养子或亲戚，所以音译的“啉呱”其实可能应该写作“霖官”才对。据清末的《南海县志》记载：“关作霖，字苍松，江浦司竹径乡人。少家贫，思托业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历欧美各国，喜其油画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也就是说，关作霖的油画技艺源于在欧美的游历，他之所以违反禁令私自出国留学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产生的创业念头，其次是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师傅对徒弟的压迫剥削。不过，从署名“啉呱”的这时期油画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中国油画鼻祖史贝霖，《南海县志》的作者可能把他与史贝霖弄混了，才把他的油画技艺归结于出国游学，其实出国游学的是史贝霖。

关作霖的艺术创作时间并不长，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啉呱二世”关乔昌，商名“庭呱”的次子关联昌——将中国油画推向了第一个巅峰，尤以关乔昌最为著名。

关乔昌、关联昌兄弟从小时候跟随父亲关作霖学习绘画，不过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就颇具眼光地投入另一位水平更高的大师门下。

公元1825年，50岁的英国画家钱纳利抵达澳门定居。钱纳利是一位在英国本土享有盛名的大艺术家，因为家庭纠纷在盛年离开祖国，远赴亚洲，在印度和东南亚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珠三角地区。南粤大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更为舒适的生活条件令他倾心，便决定在此安度晚年。他的到来，是广东艺术界轰动性的事件。钱纳利擅长古典写实画法与速写，其人像画尤其受市场欢迎，在广东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便有年轻的关乔昌、关联昌兄弟。在此后的十几年内，两兄弟追随钱纳利来往于澳门和广州之间，创作了大量绘画。相较而言，关乔昌更有商业头脑，他率先离开钱纳利，在广州毗邻十三行的同文街上开设了自己的画室，其画作水平与钱纳利相近，以至于被英国人誉为“广东的劳伦斯”，但收费却比钱纳利低得多，还大量复制钱纳利的最新作品，从而通过价格战抢走了钱纳利的许多生意，让那位英国老画家生动地体会到了中国谚语“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含义。后来，钱纳利咬牙切齿地说，啉呱和贼没什么区别。相对哥哥关乔昌，弟弟关联昌则要谨慎得多，他与钱纳利维持了更长时间的合作关系。[1]

其实，在中国人看来，钱纳利应该为自己的作品被广泛盗版感到光荣才对。如果嫌自己的生意被徒弟抢走了，那也应该怪自己没多长个心眼，对徒弟倾囊相授。

“啉呱二世”关乔昌自画像	钱纳利自画像

以关乔昌为代表的清朝中期广东油画家普遍具备灵活的商业嗅觉，他们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金钱而艺术”，因此能敏锐地把握住国际艺术潮流的变化。他们称油画为“英国画”，因为当时他们的外国客户大多是英国人，倾向于伦敦最流行的艺术风格。为了迎合市场，他们普遍把画室设在广东十三行附近，因为十三行商人、外国商人与管理外贸的广东官员是他们最主要的顾客群。作为他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曾委托关乔昌绘制了多幅自己的肖像油画，送给亚、欧、美三大洲的十几国商人，甚至在自己的别墅“浩官花园”里建了一条画廊，陈列了数百幅油画以供鉴赏，并在合适的时机赠送给来访的友人。

长年从事西方艺术创作，使清朝中期广东油画家们的生活有了许多不同于普通中国人的特征。其实，这些对西方文化有高度理解，也因此获得丰厚收入的艺术家思想和行为依然高度中国化。鸦片战争前夕造访啉呱画室的英国商人惊讶地发现，这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浑圆的脸，眼神深邃犀利……友善外表下隐藏着适度的辛辣与狡狯”的大油画家拿画笔的姿势居然是中国式的“毛笔范”，忍不住予以纠正。在这尴尬时刻，关乔昌总是一脸谦逊地表示，鄙人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佬，懂得不多，承蒙各位外宾赏光指点……不过，请您也像我这样拿画笔试试，怎么样？运笔的感觉是不是更舒适便捷？[2]

英国商人心想，我还是先学会用筷子吧。

不仅拿画笔的姿势是中国式，清朝中期广东油画家们也用中国式的方法经营画室。与许多成功的国画家一样，他们也收徒弟，但极少传授他们最精妙的技巧——不是每个画家都像钱纳利那样头脑简单，对非亲非故的徒弟倾囊相授。实际上，许多著名国画家的署名画作大部分都出自其徒弟们之手，大画家本人仅仅负责画中最精巧的部分，例如人物面部和动物肢体。这样，画室能够用惊人的速度完成顾客的订单，以达到最快夺取市场份额、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广东油画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广东十三行商人的支持和影响。受广东十三行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广东欧式艺术”，不仅只有广东油画，还有前文中曾经提到过的广彩、广钟、广式外销家具等很多种。不过，这些艺术的影响力在一种艺术面前要黯然失色，那就是不可或缺的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誉满世界。同英国相比，这种优越感愈发强烈，广东十三行商人有十足的信心，让各国外宾在餐桌上满意。不过，用传统的中餐招待外宾，也会遇到几个难题，其中外宾不会用筷子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众所周知，广东人几乎什么都吃，这很容易给有忌讳的外宾造成不良印象。十三行商人早就认识到了这点，经常提醒厨师注意挑选食材，但也难免百密一疏。某日，一位初次来华的英国商人在中和行老板潘文涛（潘铭官）的欢迎宴会上吃到一种味道奇特的肉，他猜想可能是鸭肉，因为不懂汉语，就指着装肉的餐盘对中国仆人学鸭叫：“嘎嘎嘎？”

见多识广的中国仆人微笑着回答：“No，汪汪汪！”

自己刚才吃的是狗肉！？

英国商人脸色惨白，呕吐了一整晚。[3]

想要避免和解决这类尴尬的问题，十三行商人们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细致耐心的性格以及必不可少的幽默感。

十三行商人经常请外国商人吃饭，外国商人也免不了要请十三行商人吃饭。吃来吃去，十三行商人发现，相对于中餐，西餐有自己的优势：摆盘漂亮、卖相好、干净卫生，尤其是甜点色味俱佳，最为十三行商人欣赏。于是，在十三行商人的私家厨房里，一种新型中餐诞生了：广式点心。

人们如今对广式点心习以为常，但在清朝中叶，融会东西饮食艺术的广式点心却是罕见的美食。在各种广式点心中，有一种和十三行商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那就是伍秉鉴家族发明的“鸡仔饼”。

顾名思义，鸡仔饼的外观酷似小鸡，与许多广式点心类似，它的主要原料是面粉、糖、盐和油。有些民间传说将鸡仔饼的发明归功于伍秉鉴之子伍绍荣的婢女小凤的偶然创作，因此又名“小凤饼”。不过，如果我们对伍秉鉴家族和广东十三行商人有足够的了解，就应该明白，鸡仔饼的发明完全不是偶然，而是伍秉鉴家族长期苦心研究的结果。

作为广东十三行的翘楚，伍秉鉴家族需要经常接待各国外宾，宴会几乎天天都有。有些外宾不吃猪肉，有些不吃狗肉，有些不吃牛肉，经过长期海上漂泊才抵达广东的他们，又早已对鱼肉和其他海鲜丧失了兴趣，真是众口难调。结果，除素食者以外人人都可以吃的鸡肉就成为伍秉鉴家族涉外宴席上的首要荤菜选择，看到鸡肉的形状，就足以令餐桌上的外国客人安心。在广式点心的第一波热潮中，发明一种外观像小鸡的点心，无疑是明智的选择。鸡仔饼正是这样一种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广式点心，它凝结着伍秉鉴家族长期从事外贸活动所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经验，堪称顶级的饮食文化瑰宝。

说到艺术，还有一类不能不提——诗歌。虽然东西方文化迥异，清代也严重缺乏优秀的外语翻译人才，但这并不能阻止有外贸经验的中国人创作异国情调的中式诗歌。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当数同文行老板潘有度，他在19世纪初写过20篇《西洋杂咏》，内容丰富，文学水平也较高，现抄录如下：

一

忠信论文第一关，万缗千镒尽奢悭。

聊知然诺如山重，太古纯风羡百蛮。

赞扬西方商人守诚信，再大的生意只要握手便不反悔，有“太古纯风”，与缺乏诚信概念的野蛮人不同。

二

客来亲手酌葡萄，响彻琉璃兴倍豪。

寒夜偎炉倾冷酒，不知门外雪花高。

描绘西方人与来客碰杯饮葡萄酒祝福的习俗。

三

缱绻闺闱只一妻，犹知举案与齐眉。

婚姻自择无媒妁，同忏天堂佛国西。

描绘西方人一夫一妻制和自由恋爱习俗。

四

生死全交事罕闻，堪夸诚悫质于文。

素衣减食悲三月，易篑遗囊赠一分。

描绘西方人的丧礼，以及将部分遗产送给友人的风俗。

五

金藤一丈绕银壶，炉热熏烟锦上铺。

更有管城分黑白，无人知是淡巴姑。

描绘西方人的烟管、雪茄和卷烟。

六

头缠白布是摩卢，黑肉文身唤鬼奴；

供役驶船无别事，倾囊都为买三苏。

描述西方商人的印度奴隶，指出他们生活困苦，经常借酒浇愁。

七

拌将性命赌输赢，两怒由来大祸成。

对面一声枪并发，深仇消释大轻生。

描绘西方人的决斗风俗。

八

养尊和尚亦称王，妇女填门谒上方。

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鱼蟹厌羔羊。

描绘澳门天主教会及斋戒风俗。

九

恫瘝胞与最怜贫，抚恤周流四序均，

岁给洋钱过百万，途无踝丐忍饥人。

描绘西方各国的慈善组织。

十

戎王匹马阅齐民，摘帽同呼千载春。

简略仪文无拜跪，逢人拉手道相亲。

描绘西方君主的出巡仪式，赞扬其亲民。

十一

一枪一剑渡重关，万里浮航久不还，

积有盈余归娶妇，问年五十须丝斑。

描绘西方商人来华的艰辛，赞扬其勇气和坚韧。

十二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描绘西方的望远镜，诗人亲自用望远镜观测月球，好像看见嫦娥在烹饪。

十三

起居饮食定时辰，人事天工善保身。

见说红轮有迟速，一阳来复影初均。

赞扬西方人的守时风俗。

十四

弟恭兄友最深情，出入相偎握手行。

海外尚饶天性乐，可怜难弟与难兄。

赞扬西方人兄弟情深，似乎还借此抱怨诗人自己与兄弟存在矛盾。

十五

红灯白烛漫珠江，万颗摩尼护海幢。

日暮层楼走千步，呢喃私语影双双。

描绘大批外国人在海幢寺游览的景象。

十六

十字门中十字开，花王庙里证西来。

祈风日日钟声急，千里梯航瞬息回。

描绘澳门的天主教堂及其祈祷仪式。

十七

百尺樯帆夜款关，重洋历尽贸迁艰。

孩童不识风波险，笑指天南老万山。

描绘西方儿童自幼就随家长乘船渡海的情况。

十八

数历三年无闰月，阳回三日是新年。

头施白粉家家醉，乱掷杯盘乐舞筵。

描绘西方历法及过年习俗。

十九

术传星学管中窥，风定银河月满地。

忽吐光芒生两乳，圭形三尺最称奇。

描绘诗人用西方望远镜观测到的各种天文现象。

二十

廿年角胜日论兵，望断遐方结好盟。

海水不扬依化日，玉门春到自输平。

描绘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持续20年后停战的情况，盼望和平带来商机。[4]

从这些诗篇来看，潘有度对西方文化和政局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谓“胸怀世界”。不过，拿破仑战争并没有像他期盼的那样，在1813年就彻底结束。仅仅一年后，拿破仑便卷土重来，但被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击败，被迫再度退位，并被流放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6年后在那里病逝。

抵达圣赫勒拿岛以后，拿破仑本想在这座安静的孤岛上专心写作回忆录，但在1817年6月29日，岛上固有的宁静被一群吵闹的英国来客打断了。一年之前，这群英国人带着世界新霸主的傲慢，在广东十三行的安排下，继马戛尔尼之后再度造访北京，结果又因为拒绝对嘉庆皇帝磕头，被清朝当局羞辱并驱逐回国。20年前，拿破仑的东方梦曾经被英国人粉碎，现在，是时候对英国的这次外交失败来一次狠狠的嘲弄了。

为了狠狠嘲弄英国人，拿破仑提前3个月做了精心的准备，还阅读了马戛尔尼勋爵的中国游记。如今，在未能完成访华任务的英国大使阿美士德等人面前，拿破仑的说话口吻与其说是像法国皇帝，不如说像大清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贵国大臣预见到在礼节问题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怪诞，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意大利人吻教皇的骡子，您跟着做并不算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如果和中国最高官员行同样的觐见皇帝礼仪，丝毫也不会有损于自己的名誉……如果我要派使者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应该服从。你们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和许多商业利益……把使臣等同于该国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使臣签署的协议如果没有派遣他们当局的批准，就不能生效。任何君主都不会把外国使臣当作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磕头，就是对中国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居然提出，如果中国使者访问英国，也要对英国国王磕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中国使者在英国国王面前，应该行与英国内阁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贵国使者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本国使臣拒绝向中国皇帝磕头看作是不可原谅的事……如果当时付给中国最高官员100万法郎，一切就可以解决了，这并不是影响国家声誉的贿赂，应该把它当作一笔很合算的商业交易……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然后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2亿多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那可真是考虑不周！……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国家作战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一开始会成功，能够夺取他们的一些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让我们也来建造同敌人一样强大的船只，并用火炮装备起来。他们还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雇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击败……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5]

拿破仑1817年有关中国的这些讲话，后来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前拿破仑虽然与埃及、印度等国有密切关系，算是半个东方学家，但是与中国极少来往，也没有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何以在被废黜并流放孤岛以后，突然以这种口吻大放厥词？

原来，拿破仑在欧洲确实没怎么接触过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所以也很少发表有关中国的言论；不过，在到了圣赫勒拿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座看似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他其实每天都能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圣赫勒拿岛是地球上距离大陆最遥远的海岛之一，岛上资源匮乏，既无值得开采的矿产，也无茂密的森林。由于存在这些缺陷，直到公元1502年被葡萄牙商船发现之前，圣赫勒拿岛从未有过人类居住的记录，无论美洲印第安人还是非洲黑人，都对这座偏僻荒凉的海岛一无所知，偶尔路过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殖民者也没有经营过它。1659年，英国占领了圣赫勒拿岛，并将其交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从此圣赫勒拿岛就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西方的领地。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岛上建一座避风港，为此从非洲运来不少黑奴，但是建设效果并不理想，一个半世纪以后，这座岛屿依然满目荒凉。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出于战略需要，英国政府决定加速建设圣赫勒拿岛，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决定向这座荒岛输入地球上最勤奋的劳动力——中国人。在广东十三行的配合下，从18世纪末开始，陆续有数百名华工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圣赫勒拿岛，在当地修建房屋和道路，种植小麦、马铃薯、红薯、水果、蔬菜，逐渐改善当地土壤，使其变得草木茂盛，以至于可以养殖牛、羊、猪、鸡等家畜。截止到拿破仑抵达圣赫勒拿岛的公元1815年，这座拥有3507名居民的小岛已经有150名华工，此后岛上华人的数量更应拿破仑一行人的要求急速增长。1817年，岛上6150名居民中竟然有多达618名华人，他们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原本毫无经济价值的荒岛在十几年内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小经济体，足以养活由法国皇帝及其随从组成的一个不事生产的大型外来群体且有余。拿破仑死后，英国便停止向圣赫勒拿岛输入华工，否则这座海岛有可能变成大西洋上的新加坡。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圣赫勒拿岛上还有约四分之一的居民拥有华人血统——也就是将近2000人。[6]

在生命中的最后6年，拿破仑几乎每天都能在圣赫勒拿岛上看到中国劳工忙碌的身影，并多次通过翻译与他们交谈。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是多么勤劳和聪明，自己之所以能够在这座偏僻海岛上安度晚年，主要感谢对象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没有中国劳工的努力，他恐怕早好几年就会死于饥饿和疾病，他对华人既感激又佩服，所以才会对中国识破英国的侵略野心和击败英军的可能入侵充满信心。华工之所以会大批出现在圣赫勒拿岛上，服侍拿破仑安度晚年，又要拜广东十三行所赐。有鉴于此，当我们重读潘有度描绘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诗作“廿年角胜日论兵，望断遐方结好盟。海水不扬依化日，玉门春到自输平”时，恐怕将有更深的感触：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广东十三行的手心，这正是清代中国民族商业的力量，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影响力的确无远弗届。

广东十三行既然有能力把数百名华工送到地球上最荒凉的海岛上去，当然也能把华工送到地球上的其余大部分地区。公元19世纪初，在广东十三行的策动下，新一轮华人民族大迁徙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自以为通过地理大发现控制了大半个地球的欧洲列强惊恐地发现，脑后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正在和平地夺走自己用血和铁征服的广大殖民地。

在整个地理大发现时代，令欧洲列强扼腕痛惜的是，征服殖民地这一过程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大半都流入了中国和印度。据各类不完全统计，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地球上约一半的白银流入中国，三分之一流入印度，辣椒、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花生、西红柿、向日葵、菠萝、南瓜、橡胶等美洲的农作物更是全被引种到中国和印度，并在这两个东方的农业文明古国取得了远比在欧洲和美洲更高的产量。结果，地理大发现的先驱和主力军——西班牙和葡萄牙不仅未能富强起来，反而沦为欧洲积贫积弱的两个国家，受尽后起之秀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欺凌。由此可见，不仅蒸汽机开启的工业革命不足以使国家富强，而且地理发现和军事征服也不足以使国家富强。

要想理解这些怪事，我们就得来到各类怪事开始的地方——东南亚，这里也是欧洲、中国和印度三大势力的交汇处。与在地球上其他地区不同，欧洲殖民者刚来到东南亚，立即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中国移民。明末清初，由于中国遭受一连串天灾人祸，几十万中国移民涌入东南亚，他们不仅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欧洲殖民者，而且更适应当地环境，更吃苦耐劳，在科技上也并不逊色。海外华人与欧洲殖民者既有冲突也有合作，但以合作为主。例如1819年1月28日英军占领新加坡时，第一个把英国米字旗插上新加坡土地的就是华人曹亚志，他因此被英国殖民当局赏赐了大片新加坡土地。曹亚志是义兴公司（天地会的一个机构）成员，从此新加坡成为天地会在东南亚的大本营。[7]结果，几乎所有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建立的殖民政府，政府雇员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尽管这些殖民政府的中高层官吏很少由华人出任，但华人获得了大部分低层岗位，并且承包矿山和种植园，垄断了市场上的各个行业。当时，欧洲殖民者极少离开沿海深入内陆，所以有很多东南亚土著甚至从未见过白人，却每天都能看见华人。华人越来越多，无处不在，以各种手段占据他们的土地，在上面建筑道路、房屋，向他们征税，兜售和收购各种商品，提供和抢走各种就业岗位……于是，许多东南亚土著都认为自己的家乡并不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而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这就为华人在东南亚频繁遭遇灾祸埋下了伏笔。

把欧洲殖民者吸引到东南亚的，主要是当地的特产——胡椒、甘蔗、锡矿等。偏偏无论种植胡椒、甘蔗，还是开采锡矿，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欧洲殖民者受人数的限制，无法也不屑于亲自种植和开采，而当地土著大多还处于原始社会，不善于种植和开采，生产效率极低。于是，雇用聪明能干的海外华人种地、开矿，甚至把这些产业直接承包给海外华人领袖和富商，自己仅坐在海滨城堡里向华人抽税，就成为欧洲殖民者无可奈何的选择。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这里在被荷兰人殖民以后，几乎全部的胡椒、蔗糖和罂粟种植园都由华人承包，并由华工种植，辣椒、红薯、烟草、橡胶等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种植园也大多由华人经营。20世纪初，英属马来亚政府曾经在报告中写道：“从开始到现在，开采马来亚锡矿的全是中国人。经他们的努力，全世界的锡一大半是马来亚供给的。”[8]

既然东南亚的欧洲殖民政权高度依赖华人生产、建设，以至于东南亚的财富，大部分都以利润、税收和薪酬等形式流入了华人的腰包。由于当时的多数东南亚华人都是壮年男子，并不打算在当地永久定居，而是计划挣够钱以后返回祖国，买地、建房、娶妻、生子、养老，所以他们源源不断地离开东南亚，带走的不仅有以白银为主的硬通货，还有自己喜欢的许多当地特产，例如欧洲殖民者委托他们在东南亚种植园里种植的辣椒、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花生、西红柿、向日葵、菠萝、橡胶等美洲农作物，日后在家乡广泛种植，而欧洲殖民者对此根本防不胜防。就这样，地理大发现榨干了美洲，养肥了中国和印度，并使本想借此大发横财的欧洲列强落入“为中国和印度打工”的窘境。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东南亚，既是欧洲殖民者激烈争夺的战场，也是中国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挣得了比欧洲殖民者多得多的财富，并把它们带回祖国，使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便是广东十三行崛起的重要外部因素。广东十三行的元老潘振承就是在菲律宾吕宋岛上挣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并积累了丰富的外贸经验，由此奠定了同文行在广东十三行独领风骚半个多世纪的雄厚基础。这种对海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商极为有利的“东南亚模式”，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很快走出东南亚，蔓延到全球许多地区，其中就包括拿破仑被软禁的圣赫勒拿岛。

不过，世界万事有利必有弊，有入必有出。海外华人横扫地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财富和外国特产，也将中国的特产带到了国外。海外华人不仅将东南亚种植园的农产品带回中国，也将中国农产品带到东南亚，主要是蔬菜，例如白菜、韭菜、萝卜和茼蒿等，还有柑橘和荔枝等水果，以至于在当地语言和有关的欧洲语言里，这些蔬菜、水果往往借用粤语或闽南话的名称。白菜换土豆，韭菜换辣椒，荔枝换烟草，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不过，某些中国作物在国外的引种却会给中国带来大麻烦。

清代中外贸易以茶叶为主，欧美各国每年都要花费巨资从中国进口茶叶。因此，自从林奈开始，欧洲人试种茶树的热情就从未消退过，但是都以失败告终。茶树首次在海外成功产业化种植，出现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南美洲的巴西。

巴西是地球上与中国距离最远的国度，中国的茶树被欧美各国学者和农艺师潜心研究多年却无法实现产业化种植，反而被成功引种到巴西，必然有一段传奇故事。

与地球上诸多欧洲殖民地相比，巴西显得独一无二，因为它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公元1807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葡萄牙，摄政王唐胡安为首的葡萄牙王室在英国海军的庇护下辗转来到殖民地巴西，并于1808年年初在那里建立了流亡政府。与其他流亡政府不同，葡萄牙王室自知实力薄弱，所以从一开始就没奢望能击败拿破仑，杀回葡萄牙复国，而是集中力量发展巴西，特别是首府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东南沿海城市，打算永久迁都于此。所以，葡萄牙在巴西执行的，并不是其他欧洲列强在殖民地执行的掠夺性政策，而是建设性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一开始收效甚微，巴西经济在各方面还是都很落后。唐胡安政府每天最担心的事，就是拿破仑的法军渡过大西洋来袭击巴西，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拿破仑一直认为，拥有了欧洲宗主国，就同时拥有了附属于宗主国的各海外殖民地主权，而且他也付诸行动，其中一个主要的征服目标，便是有众多华人居住的印度尼西亚。

在占领荷兰以后，拿破仑逐步鲸吞荷兰的东方殖民地，1807年，他的弟弟、新任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任命丹德尔斯元帅接管印度尼西亚，这一行动刺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法国人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接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威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次年，英军便借口防御法军威胁而攻占澳门，给清政府和广东十三行造成了大麻烦。英军撤离澳门以后，集中兵力攻击荷兰本土，路易．波拿巴向拿破仑求援，拿破仑于是派军队进入荷兰。但拿破仑发现，路易．波拿巴担任荷兰国王以后，不甘心当法国的傀儡，反而维护荷兰权益（荷兰百姓因此亲切地称他为“好人路易”），不愿配合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计划，还劝阻拿破仑远征俄国。拿破仑对这个弟弟十分不满，于是命令驻荷的法军发动兵变，路易．波拿巴猝不及防，战败被俘，拿破仑随即宣布法国吞并荷兰，并将丹德尔斯元帅从印度尼西亚召回，东印度总督由简森将军接任。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机调集大军进攻法国的东方殖民地：1810年攻占毛里求斯；1811年攻占印度尼西亚，俘虏简森将军。印度尼西亚这个最富庶海外殖民地的丢失，逼迫拿破仑于1812年远征俄罗斯，自取灭亡。

葡萄牙摄政王唐胡安（约翰六世）	丹德尔斯元帅

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爪哇岛，一直都有很多海外华人，随着拿破仑战争在东方的进展，他们在短短5年内从荷兰臣民变成法国臣民，继而又变为英国臣民，饱受“城头变幻大王旗”之苦。与东南亚华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广东十三行，自然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再说十三行商人也可能有亲友住在印度尼西亚，怎能对拿破仑战争漠不关心呢？

十三行商人们忙着关心日新月异的印度尼西亚局势，却忽略了另一件可能给广东十三行带来大麻烦的事。

广东十三行的商业核心是茶叶出口，因为中国以外的地区当时无法生产出高品质茶叶，广东十三行才得以长期兴旺。法国占领葡萄牙，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沦为英国的附庸国，使澳门葡萄牙人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英军撤离澳门以后，转而占领印度尼西亚，南洋的交通安全也得到很大改善。唐胡安国王迫切渴望通过澳门发展对华贸易，以获得发展巴西经济急需的资金，但当时巴西并没有很多商品可以卖给广东十三行。正在此时，一位叫阿尔梅达的澳门参议员向唐胡安国王献计，巴西面积大、气候多样，或许能够找到适合中国茶树生长的地区。如果试种茶树成功，那么巴西将成为除中国以外地球上第二个茶叶出口国，财富自然会滚滚而来。唐胡安大喜，立即批准，阿尔梅达便背着广东十三行，招募了一批拥有种植茶树和生产茶叶经验的华人，带着茶树种子和茶苗乘船前往巴西。

1812年，数百名中国茶农乘船抵达巴西，唐胡安国王亲自接见，命农业部长利尼雷亚斯伯爵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城市郊区划出几片最肥沃的土地，免费租借给中国茶农。经过中国茶农的努力和巴西当局的积极配合，种植当年就取得巨大成功，茶树长势良好。1812年年底，中国茶农亚腾从巴西写信给澳门的南兄：“吾三人开得茶园地一座，连界上下一十余里，落得细茶种，条条可生，国王甚至欢喜。”据1817年访问巴西的德国人斯皮克斯和马修斯记载，里约热内卢的一座茶园种了“六千多株茶树……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完全一样……前部长利尼雷亚斯伯爵命人从中国募来数百名茶农，据说他们来自中国内地，种茶经验丰富”。后来，巴西茶叶年产量数万磅，品质虽不能与中国的上等茶叶相比，却足以满足南美洲的需求，还远销英国，成为巴西的支柱性产业。直到1888年巴西解放黑奴，社会治安恶化，华人经营的多家商铺和种植园遭到打砸抢，巴西茶业才衰落。受巴西华人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还建议清政府向巴西大举移民，在亚马逊河流域再造一个新中国。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批准，中国移民在巴西留下的空缺，特别是荒废的茶园被后来者日本移民占据。[9]

中国茶农在巴西取得的成功，首次证明中国以外的地区同样可以生产出不错的茶叶。对高度依赖茶叶出口的广东十三行来说，这等于是在头顶上悬了一把利剑，或是腰上捆了个定时炸弹；同时这也大大刺激了欧洲的冒险家们深入亚洲内地，寻求茶叶生产的奥秘。

由潘有度和伍秉鉴执掌的广东十三行，并没有对巴西茶业取得的进展做出什么反应，因为后者尚处于襁褓之中，生产出的茶叶无论是品质还是产量，都还威胁不到广东十三行。广东十三行商人们日理万机，有许多看上去更紧要的大事需要他们处理。

1805年9月16日，一个西班牙人来到澳门，此君看似精神失常，手持钢针，逢人就扎，当地几十人都成为受害者。奇怪的是，这些受害者并不生气，反倒像是自愿被扎的。40天后，这个西班牙疯子总算坐船离开澳门，居然还有许多受害者到码头去欢送他。包括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在内，大部分中国人都对此甚感迷惑，把那个西班牙疯子视为巫师。但是很快，会隆行商人郑崇谦就在与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的交流中得知，被那根钢针扎过的人，终身都不会再感染天花。郑崇谦进一步了解，才知道那个在澳门扎人的“疯子”其实是西班牙御医巴密士，奉旨到全球各个西班牙殖民地种牛痘，因为西班牙属下的拉丁美洲天花泛滥，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英国医生詹纳于1796年发明了针扎种牛痘法，巴密士医生学会这种新式医疗技术以后，便周游拉丁美洲种牛痘，控制住了当地的天花疫情，继而横渡太平洋来到另一个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继续种天花，随即被澳门葡萄牙当局请来。郑崇谦详细研究了针扎种牛痘法的用途和技巧，撰写成一本《种痘奇书》刊印出版。这下，包括全体十三行商人在内，广州士绅全都知道了种牛痘的好处，纷纷要求推广。但是，此时澳门接种过牛痘的外国人已经全部回国，几名接种过牛痘的中国人也不知去向，广东十三行只好派人到菲律宾，找到十位接种过牛痘的儿童，带到广州来。1810年，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郑崇谦等十三行商人合资在十三行会馆开设了种牛痘局，委托皮尔逊医生的中国助手邱熹、谭国给广东百姓种牛痘。为了尽快推广这种全新的医学技术，他们不仅免费种牛痘，甚至给愿意种牛痘的人发放补贴。截止到鸦片战争前夕，先后有一百多万人在这里种牛痘。由于成效显著，潘有度的堂侄孙潘仕成又于1828年在北京宣武门开设了华北种牛痘局，针扎种牛痘法从此传遍全中国，据说“活婴无算”，参与此事的广东十三行商人们也被誉为“轻财好义”。[10]

广东十三行对西方医学技术引进中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推广种牛痘。1820年，英国人马礼逊和利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中国首家西式医院；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眼科医局，虽然都没有持续很久，却治好了不少病人，为西医在广东赢得了声誉。

公元1834年10月26日，美国医学博士伯驾抵达广州，在周游澳门、新加坡各地并掌握了初步的中文知识以后，受郭雷枢等人的影响，决定在广州开设一所医院。从各个方面来讲，伯驾的这一行为都是违法的，当时清朝法律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大陆上不得连续居住超过9个月，不得从事除经商外的一切活动，更何况伯驾其实打算以行医为幌子在中国传教，而自从康熙晚年开始，清朝法律就严禁传播和信仰“天主教”，即基督教各教派，其中也包括伯驾所属的美国长老会。不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博爱医院”还是于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租金最高的地段——十三行新豆栏街7号成立了。这里虽然地处繁华之所，但是自身十分幽静，而且相当宽敞——三层联排别墅，仅客厅就可以容纳200人，很适合开设大型医院，每年的租金却仅有区区500银圆。伯驾获得的如许特殊待遇，要托一位广州的大人物之福，他就是伯驾的房东——世界首富伍秉鉴。

郭雷枢医生在澳门治疗中国患者	伯驾医生

伍秉鉴与西医渊源颇深，至晚也可以追溯到他开设种牛痘局的1810年。1827年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局后，每年都接受伍秉鉴500银圆的捐款。作为当时全中国最为开放的家庭，伍家很多人都接受过西医的治疗，其中很可能也包括伍秉鉴本人，所以他才会在伯驾在广州开设医院之事上如此热情。

伯驾之所以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是做过市场调查后的选择。与西医相比，中医不乏优势，但也有大缺陷，其中最明显的短板就是眼科，因为眼科需要精密的器械，这正是中医之所短、西医之所长。早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来华的多名佛教、景教僧侣就以治疗眼病知名，这种情况直到清朝也依然如故。按照清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在伯驾开设广州眼科医局之前，仅广州城内和近郊就有4750名盲人，其余虽未双目失明但患有严重眼疾的患者达数万之众。也就是说，清朝中叶的广州差不多每100人就有一个瞎子。美国长老会之所以派伯驾来广州，是因为他出身眼科专业。

万事开头难。伯驾的广州眼科医局开张第一天，一个病人都没等来，广东百姓全都持观望态度。第二天，总算来了一位患有青光眼的贫困老妇人，伯驾手到病除。第三天就来了6位病人，第六天已达21人，此后一个季度共治疗了925名患者。伯驾的医术得到了广州社会的很高评价，身为房东的伍秉鉴也感到很有面子。一天，伍秉鉴带了位病人到“博爱医院”就诊，伯驾见这位病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脸庞浑圆，感到有些面熟，一问伍秉鉴才知道，这便是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画家“啉呱二世”关乔昌。关乔昌告诉伯驾，作为画家，自己长年过度用眼，因此患上了多种眼病，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他同样从事绘画的许多亲友也患有眼病。经过伯驾悉心治疗，他及其亲友们的眼疾完全康复。关乔昌非常高兴，给伯驾送来一大笔酬金，但是伯驾拒绝了，因为“博爱医院”是公益性的基督教医院，从不收诊疗费，免费给病人治疗也是伍秉鉴大力赞助伯驾行医的先决条件。一生都在追逐名利的关乔昌被深深打动了，一天，他向伯驾提出，想把画室交给子侄管理，自己来跟伯驾学医。伯驾以其年纪过大且在本专业成绩卓著为由婉言拒绝，不料关乔昌几天后又带来两名年轻人，伯驾欣然收下他们为弟子。这两名年轻人，一名是关乔昌的弟弟，另一名是其侄子，他们在伯驾的教育下成长为中国最早的西医师，其侄子关亚杜成就最大，后来接替伯驾主持广州眼科医局，获得清政府的多次嘉奖，被赐予五品顶戴。

啉呱：《伯驾、关亚杜师徒诊疗图》	啉呱为伯驾绘制的中国患者画像

关亚杜天性聪颖，学习一年后，年仅20岁的他便能独立切除肿瘤并实施白内障手术，令其家族甚为自豪。关乔昌十分频繁地拜访广州眼科医局，为伯驾师徒及患者绘画，前后就这一题材创作的油画达110幅之多，它们既是优秀的艺术品和医学资料，也是出色的宣传工具，在世界各地为广州眼科医局筹得了大笔善款。仅在当时，这些油画就价值数千银圆，反映了双方情同手足的友谊。

与此同时，还有几名中国年轻人慕名而来，自愿跟随伯驾学习西医。可伯驾万万没有想到，其中一人居然是清政府派来监视自己的特务。清政府从来都对外国人不放心，也从来对广东十三行商人不放心，很担心伍秉鉴和伯驾以行医为名做坏事。结果，这位特务经过长期观察，对伯驾心悦诚服，当面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伯驾谅解了他，并留他继续在身边行医。后来，诸多广东官员也慕名前来求医，纷纷变成了伯驾的客户，还写了许多赞扬伯驾的诗词和对联。广州知府的一位马姓师爷患白内障7年，多方求医治疗无效，伯驾给他做过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就复明了。马师爷给伯驾送去重礼，遭到婉拒，他竟然请啉呱画了一幅伯驾的画像，每日对画像焚香跪拜。广州眼科医局长年门庭若市，患者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有来自山西的，医院人手不足，患者排的队伍也经常使狭窄的街道陷入混乱。伯驾见状心生一计，给患者发放写有数字的竹片，叫号接诊。如今，伯驾发明的“排号”（排队挂号）制度已经遍布中国，从医院到银行，从售楼处到火车站随处可见。最终，所有人都对伯驾长年累月留在广州行医传教本属违法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了。

伯驾前后在中国行医18年，累计亲手治愈患者5.3万余人，即便最为排外的保守人士也对他交口称赞。包括房东伍秉鉴在内，广东十三行商人们踊跃为广州眼科医局捐款，使这家免费医院得以长期维持。广东十三行对伯驾行医的意义，也可以从伯驾的经历中看出：离开十三行新豆栏街的伯驾，并不像他本人宣传的那样受欢迎。他曾经去澳门和新加坡开过诊所，结果澳门诊所只接待了700名病人便草草关闭，新加坡诊所也只接待了1000多名病人。与此同时，关亚杜主持的广州眼科医局依然门庭若市。所以，广东十三行对西医的支持比伯驾的医术、医德更为重要。事实上，伯驾确实创造了中国医学史的很多纪录，如第一例白内障手术、第一例扁桃腺摘除手术、第一例结石摘除手术、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第一例氯仿麻醉手术等，但他的有些西方传统治疗方法，如放血疗法、用水蛭吸血治疗沙眼和无麻醉手术等，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骇人听闻。据文献记载，伯驾还曾经多次为患者把脉，但水准如何不得而知。很多中国人之所以找伯驾看病，恐怕不是因为他医术高明，而是因为在他这里看病不要钱。

更糟糕的是，伯驾希望用行医达到的传教目的，实际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虽然他不辞辛苦地传教，但由于语言和文化能力的限制，导致很多中国人根本搞不明白他的意思。最可笑的是，部分患者竟然认为，伯驾向他们“传”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有诗为证：

我居重楼越兼居，所闻疗治皆新奇。治法向与中国异，三分药石七分针。求医之人满庭宇，肩摩膝促犹鱼鳞……治愈奚啻百十计，奇巧神妙难具陈。得效忻然无得色，不治泫然悲前因。呜呼先生心何苦，噫嘻先生术何神。神术不嫌狠毒手，毒手乃出菩提心……我疑西方佛弟子，遣来东土救痾民。不然万里航海来，耘人舍己将何徇？非医一药不受报，且出己资周孤贫。劳心博爱日不懈，呜呼先生如其仁。其道自是如来教，其术确传元化真！

即便是在伯驾最引以为傲的手术领域，他自己一开始也略信心不足，因为他在来华之前并无临床手术经验。故此，他设计了一份格式化的医疗责任协议书，每位要求做手术的患者必须签署这份协议书，声明自己自愿接受手术，一旦手术失败，医生并无责任，才可以进行手术。如今，医疗责任协议书已成为全世界医院的通行做法，这也是伯驾对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11]

总的来看，伯驾及其开创的广州眼科医局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还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这一切都与广东十三行特别是总商伍秉鉴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从另一方面讲，也只有中国能够为伯驾提供这么多病例，让他毫无负担地治疗这么多病人，从而积累丰富的医疗经验，最终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手术专家。除此之外，广东十三行做的公益事业还很多，例如开设文澜书院，创立中国最早的奖学金，至于如修桥筑坝、扶贫济困、抢救文物之类，更是不胜枚举。由于当时中国其他的商帮也从事类似的公益事业，就不再多做介绍了。

广东十三行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远在清朝的其他商帮之上，这既是因为它负责外贸，有条件“睁眼看世界”，也因为它的综合实力超过其他商帮。空前庞大的资产，既是它的荣耀，也是它的负担，最终将成为无数灾难的源头。

参考文献：

[1]　陈瑞林．广东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十三行、啉呱、医学图画与近代中国写实绘画的兴起．赵春晨，冷东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478—490；陈继春．钱纳利与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139—158；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73—482．

[2]　老尼克．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钱林森，蔡宏宁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3—47．

[3]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0—51．

[4]　潘有度．义松堂遗稿．西洋杂咏．

[5]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445—450．

[6]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252．

[7]　孙昉、刘旭华．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第14—15页、第89页。

[8]　董丛林．华工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30—132．

[9]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225．

[10]　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09—111．

[11]　同上：10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