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商业巨子
广东十三行与天地会

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过，与许多成功人士一样，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传统史书不会对十三行商人们的那些怪事做出解释，甚至不会将读者的思路向那个方向引导。但是，在践行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当今，我们完全应当对历史上的这些疑难问题做出深刻的解析。

让我们首先从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首富、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家族身世开始，深入十三行商业精英们的内心世界。

伍秉鉴的曾祖父伍朝凤祖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在明末清初从晋江移居广州后做起小本生意，乘着“三藩之乱”爆发时广州房地产价格回落之机，在海幢寺西南侧、漱珠涌运河东岸买下一块地皮，并依照老家的名字，称这里为“安海乡”，从此人称“安海伍氏”。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与叔父伍国钊在少年时结识了同样迁居广州河南岛海幢寺旁的福建籍富豪潘振承，并在后者所开的同文行中担任账房先生的要职。伍秉鉴于公元1769年生于广州，是伍国莹的第三个儿子，在他之上还有长兄伍秉镛和二兄伍秉均。

伍秉鉴出生的时候，伍国莹由于精通财务、数学和外语，得到老板潘振承和诸多外国商人的赞赏，已经挣得了一笔可观的资产，本来足以保证童年的伍秉鉴衣食无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泰和行、裕源行等洋行纷纷倒闭，粤海关收入下滑，急于增加洋行的数量，于是在1782年建议夷务熟练的伍国莹创建自己的洋行。伍国莹却担心，此时独立经营不景气的外贸容易亏本，又不敢得罪粤海关官员，于是采取了避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没想到反而激怒了当局，被迫加入他并不熟悉的传统行业盐商。果然，伍国莹在担任盐商的第一年就蒙受巨亏，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让童年的伍秉鉴对商海的瞬息万变、风云诡谲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在盐业贸易中赔光本钱以后，伍国莹“深自悔恨没有接受海关监督提供的行商执照”，于是向粤海关申请建立元顺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导鉴于伍国莹过去担任同文行账房先生的优异表现，“认为他会起作用”，在元顺行刚开张时就慷慨地下了3600箱武夷茶的大单，元顺行的业务从此顺利开展，创业3年后便跃居十三行的第六位，还拥有7万余两白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债权。[1]身为元顺洋行老板的三公子，伍秉鉴似乎这辈子注定将享尽荣华富贵。可是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命运就是要给他多开些玩笑。

正当伍秉鉴刚刚成年，步入婚姻殿堂之际，法国大革命爆发，全球外贸遭受剧烈冲击。伍国莹早已证明自己是个精通商业的技术型人才，能够出色地完成二把手的工作，但是明显缺乏一把手所必备的远见卓识与非凡气魄，无法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挑战，元顺行连续亏损，难以再承受官府摊派的苛捐杂税和巴斯商人的高利贷，于是陷入破产危局。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伍国莹就因还不起高利贷在1787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会计诱到夷馆里，囚禁了多日以后才得以脱身。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1788年年初，十三行总商潘振承突然去世，伍国莹的现金流再度断裂，连关税都交不起了。潘振承的继承人潘有度正忙着为亡父料理后事，争夺遗产，自顾不暇，难以向元顺行伸出援手。创建仅仅5年之后，元顺行就“欠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甚巨”，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按照清朝政府规定，广东十三行都是无限公司，洋行一旦破产，就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偿还全部债务及其利息，洋行老板将以诈骗罪被发配到遥远的新疆，家产全部充公，家属也要全部变卖为奴婢抵债。上百年来，所有破产的洋行老板都是这个命运。如此说来，才结婚的伍秉鉴本应和家人一道失去自由和财产，被当作奴隶拉到市场上卖掉。所幸，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

与逆来顺受的同行们相反，面对发配新疆、家属被卖身为奴和抄家的厄运，伍国莹拒绝向大清皇朝的淫威屈服。当清兵冲入安海乡抄家抓人时，吃惊地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元顺行老板伍国莹带领全家老小潜逃了！

广东十三行老板破产后带领家人潜逃，这在清朝是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事件。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记录，伍国莹（浩官一世）在公元1784年成立以后一直很活跃，每年都要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两三艘船的生意，但这个数字在1788年下降为1艘，此后再无贸易记录，足见元顺行及其老板伍国莹已经从广东十三行外贸市场上消失。[2]直至1793年，伍国莹的次子伍秉均才以“沛官”的新商名重建怡和洋行，再度开始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展贸易。根据《安海伍氏族谱》的记载，伍国莹直至公元1800年才去世，他从1788年就被逐出广东十三行，从此不得再参与外贸。伍秉均复出以后，没有试图重建“元顺”商号，而是让儿子注册新商号“怡和”，这肯定是为了避嫌，可见伍国莹在1788年携家潜逃的负面影响之大。

但是，作为破产后悍然潜逃的通缉犯，伍国莹父子是怎样咸鱼翻身的呢？尽管现有史料都对伍家在1788—1792年之间的神秘经历讳莫如深，但种种迹象显示，他们的藏身之地离广东并不远。

在前文中，读者可能已经留意到，潘家和伍家等最成功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家族都来自福建，而且都住在与广州城隔着珠江水道的河南岛。伍家宅第位于漱珠涌运河东岸的安海乡，与运河西岸的潘有度家隔水相望，北邻广东省最大的佛寺——海幢寺。事实上，伍家宅第与海幢寺仅一街之隔。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住宅本不应建在离寺庙这么近的地方，何况海幢寺所在地区离广州城、广州西关的十三行办公地点均有相当的距离，住在这里，天天都得坐船渡过珠江去上班，实在是自讨苦吃。这一地区交通不便，风水又差，十三行商人们在资金紧张的创业初期在此居住可以理解，但在发家致富以后，依然坚持在此地定居，而不搬到明显更适合工作和生活的广州城内和西关十三行一带的“外贸区”①，反倒兼并附近的地产，扩张毗邻海幢寺的宅第规模，并且将宗祠都建在这一带，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说某一个十三行商人家族坚持定居于此，或许还可以用他们对创业根据地感情深来解释，但几个家族扎堆于此，似乎不是偶然事件，更像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他们聚在海幢寺周围。

更奇怪的是，当乾隆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来华人员因为行动被限制在夷馆等少数地区，缺乏运动，经常生病，请求清朝当局批准他们定期、定点出外旅行时，经潘有度等广东十三行洋商建议，广东当局批准外国人定期前往海幢寺与陈家花园两个景点游玩，使海幢寺一带成为全广东以至全中国境内国际化程度仅次于澳门的地区。[3]这两个景点都与潘家关系密切：陈家花园是广东十三行早期行商陈寿官的故居，后来被潘振承买下，此地毗邻十三行夷馆，倒是在情理之中；可是，十三行商人安排外国商人长期、频繁前往远离广州城、十三行与黄埔港的海幢寺游玩，就着实令人费解了。[4]潘有度等广东十三行洋商应该很清楚，这些外国商人大多为基督徒、穆斯林和祆教徒，不适宜出现在佛寺里。难道他们只是出于一片热情，想邀请外国商人借游览海幢寺之机，顺便到自己家中来做客？或是因为他们笃信佛教，想劝说外国异教徒皈依佛门？

都不是。潘有度、伍国莹等广东十三行洋商之所以一定要住在海幢寺边上，还费尽心机给外国商人创造游览海幢寺的条件，是因为海幢寺不仅仅是一座佛寺。实际上，它只是看上去像一座佛寺，里面却大有玄机。

海幢寺原址本为私人宅第郭氏花园，明末清初时郭家将其捐给僧人，改建为佛寺。由于明末清初时广东战乱频仍，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所以海幢寺一开始规模很小。直到今无（阿字）和尚担任住持的康熙初年，海幢寺才爆发性扩建，跃居广东佛寺之首。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今无和尚道行高深，广受善男信女尊奉，更在于他与他的师弟今释（澹归）和尚、今种和尚三人拥有独特的政治资源。

今释和尚俗名金堡，浙江杭州人，“复社”成员。复社，明末著名的文人社团，在清朝初年涌现出陈子龙、夏允彝、黄淳耀、顾炎武、黄宗羲等许多反清志士，杨廷枢、方以智、陈贞慧等成员则在南明败亡后削发为僧，拒绝与清朝合作。康熙皇帝在华东的特务头子兼“统战”官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专门抄录《复社姓氏》作为黑名单，还写了一篇《复社姓氏记》，录入他的文集《楝亭文钞》里，文中称：“呜呼！即二千二百五十五人而明亡矣！”作为复社成员之一，金堡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考中进士，明亡后在家乡起兵抗清，失败后跟随永历帝辗转到广西坚持抗清，担任给事中，名列政治团体“五虎”，因能言善辩被称为“虎牙”。由于陷入南明政权内部党争，后来入狱被打成残废，出狱后逃到广东，削发出家。但他身残志坚，一面与平南王尚可喜家族保持密切往来（尚可喜家族为海幢寺捐了很多钱），一面又以跛腿僧人身份跋山涉水，远赴福建莆田联络当地坚持反清、与厦门郑成功方面保持秘密联系的“莲社”人士。此时，金堡的另一位同榜进士、南明兵部尚书、浙东巡抚卢若腾到厦门投奔郑成功。不久，卢若腾的少年好友道宗（达宗）和尚也来到厦门，与卢若腾一同帮助郑成功谋划反清大业。

今种和尚俗名屈大均，读者对这个名字可能有些眼熟。不错，他就是介绍广东十三行的著名诗篇《广州竹枝词》的作者。广州被清军攻陷以后，18岁的屈大均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至肇庆投奔南明永历帝。同金堡一样，由于在南明官场失意，屈大均后来削发为僧，法名“今种”，成为今无、今释的师弟。南明灭亡后，屈大均以今种和尚的身份北上中原，游历名胜古迹，号称“广东徐霞客”，但其真正的用意却是联络顾炎武等“复社”背景的南明遗民，共同反清复明。郑成功与张煌言北伐南京时，今种和尚曾向他们提供过许多情报。

今释、今种两人都是坚定的反清复明志士，作为他们的师兄，今无和尚执掌海幢寺以后，就在今释、今种等同门兄弟的帮助下，将这座佛寺变成了郑郏、陆圻、郑郊、徐孚远等诸多南明遗老活动的反清复明大本营。这些人同郑成功多有联系，显然也与清朝最大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关系密切，他们的朋友道宗（达宗）和尚更被称为天地会的祖师之一。

天地会，又称洪门，通常认为是由泉州、厦门一带的郑成功部下在福建南少林寺建立的秘密组织，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简称“反清复明”。郑成功被清军赶出大陆以后，很多留在大陆的部下为了应对清政府“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文化压迫政策，剃发出家，以僧人的身份掩护其反清复明的秘密行动。天地会内部一直有康熙皇帝在福建“火烧南少林寺”，幸存的五位南少林僧人“少林五老”逃到邻近的长林寺投奔道宗和尚，六位僧人共同创建天地会的传说，虽然现在看没有什么确凿史料支持，但也反映出天地会与华南佛寺的密切联系。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均与明末清初中国的海外及沿海贸易关系密切，郑成功反清斗争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来源于海上贸易，其麾下众多部将都参与其中。台湾郑氏政权败亡之后，一些坚持反清的郑氏余部以“义兴公司”等名目漂泊海上，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兼做海盗劫掠，康熙年间“分仁、义、礼、智、信五字号”的“海贼”徐荣集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清朝政府多次下令“迁海”和“禁海”，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有天地会背景、致力于反清复明的海盗们。至于天地会本身，一开始就组织松散，任何成员在获得足够的部下支持以后，都可以自由成立分会，各分会之间可能密切合作，可能相互对抗，也可能完全没有来往。拿现代语言讲，天地会就像一个传销组织，或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平台。

综上所述，受到郑成功逝世和清朝政府下令“迁海”和“禁海”的打击，大批原来从事海外贸易和海盗活动的人员被迫涌入平南王尚可喜控制的广东，得到尚可喜家族的庇护，并在尚可喜家族参与的“三藩之乱”中起过一定作用。广州海幢寺由于拥有地邻珠江航道的交通便利和同广州城相隔珠江的偏远位置，成为削发为僧的广东天地会成员们主要的隐蔽地和联络站。于是，海幢寺在康熙五年建大雄宝殿、地藏阁，次年又建天王殿、韦驮殿、伽蓝殿等，一时高僧云集，盛极一方，呈现爆炸性发展。

随着福建天地会成员来到广东的，不仅有“反清复明”势力的惊人财富，还有他们独特的武术——洪拳（顾名思义，洪门之拳），清末涌现出过黄飞鸿等大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据海幢寺的昌怀法师介绍，相传南少林寺被毁以后，“少林五老”五枚师太、至善禅师及其弟子方世玉等“少林十虎”在海幢寺居住期间曾经传习武术，留下一根“五枚棍”，可能就是双节棍的鼻祖。南少林寺的僧人“少林五老”和“少林十虎”云集海幢寺，绝不是偶然的，恰恰说明了这两座寺庙与天地会之间的秘密联系，以及他们研习洪拳的目的。追根溯源，天地会传授洪拳的主旨，最初主要并不是为了帮助华人抵御洋人欺侮，而是为了增强其成员抗击清军的能力。清朝政府的很多档案资料都显示，当台湾郑氏政权败亡、天地会走入地下之后，教授拳术成为其核心骨干发展组织、吸纳新成员的重要手段。[5]

天地会既然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就不能留下明显的文字材料让清政府发现线索、抓捕镇压，而是用各种隐晦的称呼和暗号来相互联络。与青帮成员多数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水手一样，在清朝，从福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运输茶叶、丝绸和陶瓷等外销商品到广州的水手们和货栈、客栈人员多为天地会的成员。因此，“拜码头”一词及其仪式、手势、暗语和传统在天地会成员中成为常识，并且逐渐扩展成为社会用语和习俗。

广东十三行商人长期住在广东天地会的主要根据地海幢寺周围，雇用的工人又多为天地会成员，他们与天地会又是什么关系呢？

公元1816年，这个秘密曝光了。这一年，清军在广西东兰州（今东兰县）的天地会成员姚大羔家里，搜获了天地会的核心材料《会簿》，书中详细记载了“火烧南少林寺”等天地会的发展经历和主要的仪式、手势、暗语。在这份绝密文件里，多次提到天地会的女联络员“艄婆”（水母）住在广州的“海棠寺”，有时写作“海童寺”或“海潼寺”，指的无疑都是海幢寺，因为在粤语中，海幢寺与海童寺、海潼寺发音相同，海幢寺的俗称就是“海棠寺”。在海幢寺附近的珠江南岸，至今还有一处名为白鹤洞的地方，《会簿》说，天地会总舵主、被金庸在《鹿鼎记》中誉为“平生不识陈近南，就识英雄也枉然”的陈近南（本名陈永华，郑经的军师、郑克臧的岳父）就“在白鹤洞修道，各处村庄唱道为名，访贤为实”，目的是“复效桃园结义，做先生，教习兄弟，再复明朝，定中原之江山”。海幢寺里的一个天地会组织名叫“莲社”，又称“白社”，这个组织在福建也存在，甚至可能比天地会还要古老，今释就曾远赴莆田联络他们。后来，海幢寺一直热衷于接纳反清人士，例如1900年，戊戌变法的重要参与者、湖南哥老会“龙头”毕永年在组织惠州起义战败后，就逃到海幢寺剃发出家，两年后在寺外被清兵刺杀（一说在寺内病逝）。[6]

在海幢寺里活跃的，不仅有反清复明志士，还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人。

据长期旅居广东的美国商人亨特记载，历任海幢寺主持都对外国游客异乎寻常地热情，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没有改变；海幢寺的一大特色是饲养了12头大肥猪，“肥得几乎都要走不动了”，对外宣传说，这样做是教育民众要爱护生命。[7]世界上恐怕没有几座佛寺会养猪，海幢寺养猪的真实用意显然是纪念明朝，因为明朝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所以明朝百姓不敢说“杀猪”，而是“杀万里哼”。

种种证据显示，潘、伍两大十三行商人家族住宅的近邻海幢寺，就是清朝广东省的天地会主要根据地，也是反清复明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以潘、伍两家行商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热衷于安排外国商人频繁造访海幢寺，并不是为了向他们宣传佛教，而是因为这座寺院里有许多反清复明志士和洪拳大师，清政府的眼线很难进入，在这里可以放心大胆地谈论一切话题，甚至包括如何与外国势力合作推翻清朝的秘密计划。

广东十三行商人十分熟悉天地会，而天地会也非常重视广东十三行。在姚大羔的《会簿》里，“广东十三行”是个多次出现的地名。例如《盘问兄弟》：

“……尔舡在那（哪）里来？”

答曰：“是长沙汉口起程。”

“尔的舡何能这样快？”

答曰：“子午时起程，丑时就到广东十三行。”

“这样好风？”

答曰：“佛祖皇天助我一阵风。”

“尔的货是何人？”

答曰：“是义兄合店，弟（第）三间洪盛店。”

再如《盘问包袱》：

“布在那（哪）里买来？”

答曰：“在广东十三行义合店第三间洪盛店买来。”

又如《盘问烟铜》：

“尔在那（哪）里买来（铜烟斗）？”

答曰：“广东十三行义合店第三间洪盛店买来。”[8]

在天地会《会簿》里反复出现的“广东十三行义合店第三间洪盛店”，看来也是天地会在广东的重要据点。从《会簿》中看，“义合”或“义兄合”似乎是广东十三行中的一个商行。可是，查遍广东十三行的商行名称，都找不到一家叫“义合”的商行。不过，由于天地会成员大多文化程度有限，《会簿》中的很多字都被写成了同音字，如“百”写作“白”，“第”写作“弟”，“拦”写作“兰”，“守”写作“手”，甚至连“天地会”有时也写作“添弟会”等。那么，广东十三行中，有没有哪家商行采用了“义合”的同音字作为自己的商号呢？

答案明摆着：天地会《会簿》里的“义合店”，指的就是伍国莹的次子伍秉均在公元1793年建立的“怡和行”！无独有偶，在道光皇帝的圣旨等清朝官方文献中，“怡和行”也多次被写为“义和行”！

身为清朝的“红顶商人”，伍国莹父子一直在暗中为天地会工作，而他们并不是孤例。作为广东十三行的领军人物，同文行潘家和怡和行伍家的祖先不约而同地在清朝初年从福建来到广东，又不约而同地选择定居在河南岛上紧邻海幢寺的地方，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都没有迁离，现在看来绝非偶然。可以断言，他们的整个家族都是天地会成员。也就是说，随着福建籍商人在广东十三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迟到雍正年间，清朝的“天子南库”广东十三行就已经落入主张“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洪门）之手。以潘、伍两家为代表的广东十三行洋商，因而具备复杂的双重属性：表面上他们是清朝官商，戴红顶、穿补服，为清帝国特别是清朝皇室御用的小金库内务府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援和各种涉外服务；暗地里他们是天地会成员，与海盗和外国势力密切联系，一心要颠覆清帝国。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具备复杂社会历练和多重人格的双料间谍。这些商人既为清朝经济做贡献，也想要革掉清朝的命。

回顾历史，台湾郑氏政权败亡之后，天地会在军事上遭受重挫，自知已经无法与清帝国正面抗衡，为了保存并发展实力，将经营重点转移到外贸上。这一思路的转换，在屈大均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广东新语》书中写下“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铺满十三行”诗句，正是在1683年郑克塽降清至1687年《广东新语》首次出版期间。郑氏政权败亡是对天地会的最沉重打击，屈大均似乎从此淡出政治事务，一心研习学术。然而，从他对广东十三行和外贸的关注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地会要渗透广东十三行，以商战取代血战的方式继续反清复明大业。于是，在康熙末年，天地会集中渗透并最终控制了广东十三行的核心商行，自雍正年间开始，天地会以外的商人就很难在广东十三行取得成功了，难怪雍正皇帝会为此勃然大怒。

天地会做这种选择，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还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

早在南明末年，面对清军步步紧逼的窘境，向西方列强借兵重整山河，就已经成为南明小朝廷的主流思想，这与南明初年企图“借虏平寇”，联合清军剿灭大顺、大西军思想一脉相承。在清军进攻广东、广西期间，确实有一些葡萄牙雇佣兵为明朝战斗，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麾下同样不乏白人和黑人雇佣兵。在南明的死敌清军中，同样有来自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且据明末清初在中国亲历战争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入侵明帝国的许多清军将士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甚至有来自莫斯科和波兰的，可能是当时沙皇俄国派去东征西伯利亚的哥萨克或卡尔梅克人（卫拉特蒙古人）。[9]基于“借虏平寇”思想，南明政府还曾在1649年派大臣黄宗羲渡海去日本求救兵，但被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拒绝。[10]为了达到抗衡清军的目的，南明永历皇室最后甚至集体皈依天主教，王太后取教名海伦娜，以女信徒的身份写信向梵蒂冈求援，恳请罗马教廷发动十字军远征中国，帮助汉人驱逐满人，但信还没送到欧洲，永历皇室就被缅甸引渡给清军处死。[11]在这种“借洋灭清”的思想引导下，低潮中的天地会很容易做出与西方各国加强往来的决定，而康熙皇帝在消灭郑氏政权以后开放海禁，正好给天地会成员提供了一条与外国人合法来往的通道——外贸，他们于是蜂拥而入，一步步地控制了清帝国的沿海外贸。就这样，位于天地会根据地海幢寺的潘家和伍家发展成为广东十三行的领袖。难怪天地会《会簿》中会多次出现十三行及相关地名，而终身反清的屈大均还要在他的诗中纵情讴歌十三行给羊城带来的繁荣，十三行总商潘有度也作诗描绘大批外国人游览海幢寺，并在寺内密谈的景象：“红灯白烛漫珠江，万颗摩尼护海幢。日暮层楼走千步，呢喃私语影双双。”

既然自从雍正年间开始，广东十三行的主要商人就出自主张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清政府对此也有所察觉，尤其是在1816年缴获天地会《会簿》以后，完全可以确认海幢寺及伍秉均、伍秉鉴兄弟的怡和行是广东天地会的主要根据地，清朝为什么不调集重兵血洗海幢寺和十三行，一举铲除这个祸源呢？

因为投鼠忌器。

经过清初几十年的血腥镇压，清政府很清楚，汉族人口数量大、文化发达，在社会上完全根除反清复明思想是不现实的。十三行商人们借助天地会背景，在国内外树大根深。如果血洗海幢寺和十三行，不可能将其骨干成员全部消灭，很多人都会跑到南洋，投靠外国政府和华侨亲属，尔后在中国沿海展开海盗活动，对清朝统治危害极大。更加高明的办法是：关闭福建、浙江的通商口岸，只许在郑成功没有民意基础的广东一口通商，引导大陆反清复明势力集中到珠三角地区，便于管理，派遣大量贪官污吏到广东去对他们巧取豪夺，尽可能不让十三行商人变得太富有，再挑动他们与广东其他社会团体的矛盾，将其孤立。这样，反清复明思想自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不再像清朝初年那么有煽动性。只要反清复明势力没有割据土地，组织军队，仅限于在海幢寺里发发牢骚，训练几位拳师小打小闹，而且还能不断向朝廷捐款进贡，清政府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比起清白的普通人，有“原罪”把柄攥在政府手里的人反而更容易管理。

清政府的这一政策虽然有些无奈，但是非常高明，也非常受基层官员欢迎。

1763年，“少林十虎”方世玉与胡惠乾在与“武当派”的街头火并中，丧命于广州西关的西禅寺。实际上，这个地方就在十三行一带。当时正逢乾隆皇帝下令在广东“一口通商”，十三行业绩大增之际，方世玉与胡惠乾的公开身份又是丝绸商人，等于是十三行的供货商，他们的败亡等于是给十三行商人的一个严厉警告：赚到钱了也不要得意忘形，朝廷知道你们是谁。

十三行商人伍国莹在欠税破产以后敢于拒捕潜逃，而且在几年以后返回广州，还收回了原先的房产，让儿子重建洋行并拿到十三行牌照，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行动背后，肯定有清政府与天地会的暗中交易。

如果伍国莹及其家族是扶持海幢寺的天地会骨干成员，那么一旦家中有难，他们必定会寻求海幢寺的保护，而海幢寺的艄婆（水母）等天地会成员必将保护伍国莹及其家族坐船离开大陆，前往对天地会友好的安全地区避难。这样的秘密行动对天地会骨干成员来说早已驾轻就熟，清朝大部分海盗集团都有天地会的影子，从福建到马来半岛的无数岛屿都在这些天地会海盗的控制之下，而广东十三行肯定一直在给他们提供资助。

在广东十三行的资助下，18世纪末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愈演愈烈，最终与境外势力结合，演变为安南侵华舰队。伍家在1788—1792年之间在中国大陆上失踪，这个时间窗口同安南局势有着密切关系。读者可能还记得，安南国王阮光平在1788年元旦大破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的清军，同年伍国莹就携家逃离中国大陆；1792年夏季，安南海军首次突袭中国东南沿海，当年伍国莹就携家返回中国大陆，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从时间分析，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阮光平统一安南以后，提出要效法勾践和孙权，征服华南与华东，同清帝国划江而治。当时，阮光平麾下有大批华人军官，而且多为天地会成员，他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源于天地会成员的建议。[12]作为天地会成员，不排除潘振承、伍国莹等广东十三行洋商与阮光平频繁往来，借贸易之便向阮光平提供各种援助的可能性。阮光平在1788年元旦的升龙战役中击败清军，两广总督孙士毅逃回广州以后，伍国莹一家便立即从广州消失，也许不仅是因为交不起税，而是因为害怕孙士毅的调查报复，才坐船逃往安南投奔阮光平了。阮光平正要北上进攻广东，不料法军在其国土南部登陆，死敌阮福映也乘虚而入，只得与清帝国讲和。伍国莹本想带着安南军队杀回广东，这时却身陷窘境，被迫长期滞留在安南。到了1792年，伍国莹一家总算有机会随安南舰队杀回广东，不料阮光平突然病死，这次军事行动半途而废。此时，孙士毅早已被调任四川总督，并与在他之后继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一道，被乾隆皇帝调往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广东当局群龙无首，很少有人了解伍国莹的过去，他乘机返回广州，在潘有度等同属天地会的友人协助下，成功地将自己“洗白”，安排二儿子伍秉均组建怡和洋行。

也可能，伍国莹去了比越南更遥远的国土。

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沛官”（伍秉均）在公元1793年建立怡和行以后，当年就做了一单生意。这单生意与众不同，是当年来华最大的一艘船——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乘坐的“印度斯坦”号，上面满载着他给乾隆皇帝带来的祝寿贡品！[13]

马戛尔尼曾经在回忆录里提到广东十三行的两位洋商，即同文行老板潘有度与而益行老板石中和，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可是，他并没有选择这两位财大气粗、经验丰富的洋商承保自己的船，而是选择了刚刚获得外贸许可证的怡和行老板伍秉均。伍秉均家族此前离境潜逃达5年之久，臭名昭著，一家无限公司居然能够咸鱼翻身，本属史无前例的奇迹；老板伍秉均当时年方27岁，从未有过独自承揽外贸货单的商业经验，何德何能，敢于并能够承保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带来的贵重贡品？要知道，作为“贡船”，“印度斯坦”号装卸的所有商品全部免税，因此这次承保包赚不赔！反过来说，怡和行负责承保马戛尔尼勋爵的“印度斯坦”号，马戛尔尼勋爵及其部下不可能不认识伍秉均，但他在回忆录里只提和自己没有业务往来的潘有度与石中和，而对伍秉均竟一字不提，莫非是在蓄意隐藏什么？伍家在破产停业5年之后，居然要劳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带来祝寿的贵重贡品为自己的洋行重新开张，这是多大的面子？从此以后，清朝官员还有哪个敢在伍家与怡和行头上动土？

通常来说，外国商人抵达广州之后，都住在自己选择的保商的夷馆中，马戛尔尼使团也不例外。据1816—1817年访华的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秘书埃利斯记载，他们一行抵达广州以后，曾经在伍浩官（伍秉鉴）家的房子里住过几天，而旁边的一栋旧房子是马戛尔尼来华时曾经住过的地方，归伍浩官的父亲所有！[14]

在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已经去世，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还健在。所以，当年在这里接待马戛尔尼下榻的“伍浩官的父亲”，毫无疑问就是伍国莹！也就是说，马戛尔尼不仅肯定认识伍国莹、伍秉均父子，而且还在他们的房子中住过好几天，与伍家的亲密程度肯定远超与其他中国商人的关系，但他在回忆录里对其只字不提，多么奇怪！

看来，马戛尔尼勋爵和他屡次批判的中国官员一样，也是惯于欺上瞒下之徒。他这样做，究竟在掩护谁？

天地会，只有天地会，为了反清复明大业隐忍了一百多年的天地会，才能导演这些诡秘大戏。与意大利黑手党一样，天地会原本是公开反抗外族侵略和压迫的武装组织，军事斗争失败后被迫向下层社会隐蔽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清朝统治的267年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反抗斗争是由天地会发动的。同时，天地会在海外华人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具备最强的组织能力。历经百年风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层肯定很清楚，与天地会搞好关系，是自己在远东贸易平安兴旺的必要条件。天地会需要扶持伍国莹、伍秉均、伍秉鉴时，把怡和行独自承保“印度斯坦”号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将它交给了马戛尔尼勋爵，马戛尔尼勋爵完成了这项任务，伍家父子与怡和行由此咸鱼翻身，重新入主广东十三行。当然，这都是在海外以及海幢寺之类秘密场所达成的最高商业机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都绝对不能形诸笔墨公布于众。

作为广东十三行的代表人物，伍国莹、伍秉均、伍秉鉴父子兼备清朝外贸官商与天地会成员的双重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们终身都处于高度紧张与焦虑中，得罪其中任何一方，轻则遭受清政府重罚或商船被海盗洗劫，重则自己的脑袋都要搬家。他们这样的广东十三行洋商的确很富有，社会地位也不算低，却从未得到过清政府的完全信任，备受官员压榨和欺凌的同时，又得面对天地会内部的各种斗争，同时还需要应付国际局势和外国势力花样百出的各种挑战。巨大的生活压力带给他们的痛苦，可能远甚于巨额财富带给他们的欢乐，难怪广东十三行洋商屡屡非正常死亡。不了解广东十三行的天地会背景，就难以全面了解广东十三行的复杂本质。

马戛尔尼使团并未成功完成自己的访华使命，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依存度却有增无减，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进一步加强与广东十三行的联系，并试图通过放贷等商业手段，扶持能够满足英国要求的商行，打击不能满足英国要求的商行。十三行首席行商蔡世文自杀一年后，1797年又爆出消息，行商中排名第二的源顺行欠英国东印度公司6万多两白银，欠巴斯商人12万余银圆货款，无法按期还清。其实，源顺行经营状况不错，老板祚官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只要借给自己“两三千元”就可渡过难关，不料却被拒绝，最终只能宣告破产，这真是一块钱憋死英雄汉。[15]源顺行破产以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下，源顺行的资产、债务和贸易份额全由伍秉均的怡和行接管，怡和行自此跃居广东十三行的第三位，由此也可见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关系之亲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公元1800年，安南侵华舰队主力在松门山海域意外地被台风毁灭，消息传到广东，伍国莹借外力反清复明的理想破灭，在绝望中溘然长逝。他那担任怡和洋行老板的次子伍秉均顶不住这些坏消息及新任粤海关监督佶山严厉压榨的双重打击，于次年突然撒手人寰。怡和洋行老板的职务，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落在了伍国莹三子伍秉鉴的身上。

伍秉鉴以31岁的年龄出任怡和洋行老板时，没有人看好这个年轻人的前景，因为他不仅要支付佶山的巨额勒索，还要应对海盗与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无数挑战。好在他的运气不错，他入主怡和洋行仅4个月，佶山就被调离粤海关监督，继任者三义助对待十三行洋商的态度要和蔼宽厚得多，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安南内战的结束，清政府决定大幅削减海防军费，不再需要广东十三行的那么多捐献了。

尽管在松门山遭到重创，安南侵华舰队的许多战船依然完好，返回安南后在海盗首领郑七的率领下迅速恢复元气，继续与阮福映的海军激战，没想到又在1802年的一场台风中突然瓦解。阮福映乘机大举北上，攻下升龙城，擒杀阮光缵与郑七。郑七的堂弟郑一及其妻子石氏（郑一嫂）、部将张保仔等收编了这些原本就以中国海盗为主的安南海军余部，北上同中国本土海盗合流，号称“红旗帮”（红色是天地会最喜爱的颜色，因为“红”与“洪门”的“洪”谐音），与另一位安南海军将领乌石二组建的“蓝旗帮”等海盗组织相互配合，重新在中国东南沿海掀起滔天巨浪。还是在1802年，福建漳州纺织工蔡牵也在厦门造反，收编了几艘安南侵华战船，屡挫清军，后来麾下有船只近千艘，部下五万多人，被各路海盗拥戴为镇海王。

蔡牵颇具战略眼光，决定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像李旦和郑成功一样，他也盯上了宝岛台湾。1805年，蔡牵大举攻台，一度占领台湾府城，不料后来在阿里山中了高山族部落的埋伏，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台湾。但到了1808年1月，蔡牵卷土重来，在澳门以南的黑水洋上击毙清帝国海军第一名将、福建提督李长庚，广东、福建、浙江三省震动。[16]受此剧变影响，仅仅1个月之后，潘有度急流勇退，宣布解散同文行，广东十三行总商改由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担任。

更令广东清朝官员恐惧的是，没过多久，澳门海面上出现了一支比蔡牵武装还要可怕的舰队，战船上面高悬着米字旗。

英国侵华舰队终于来了。由于拿破仑在1807年攻灭葡萄牙，并要求接管葡萄牙的所有海外殖民地，葡萄牙人大量聚居的澳门便成为法军最有可能控制的远东城市。为了阻止法军占领澳门，亚瑟．韦尔斯利中将在葡萄牙登陆的同时，印度总督明托勋爵也以“保护澳门”为名，向广东派出了远征军。李长庚阵亡半年之后，这支英国舰队攻占了澳门，盘踞当地达三个月之久，并且炮击虎门炮台，一路冲至黄埔岛，威逼广州城。当时正逢清朝水师主力刚被蔡牵歼灭，“水师不敢御艇匪（中国海盗），而艇匪乃深畏夷舶（欧洲船）”。广东“人心骇怖，寝息不安……水师林立，相顾动色而已”，普遍认为英军将攻破广州城，对抵抗毫无信心。[17]两广总督吴熊光下令迎战，清军竟无一人敢开火，他被迫向嘉庆皇帝承认“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只是下令停止对英贸易了事，把一切交涉都交给广东十三行去处理。

这样，说服侵华英军退兵的重任，就全部落在时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肩上了。在这两人的耐心说服下，英方终于认清，自己还需要与广东十三行的贸易来打赢拿破仑战争，不能在此时得罪清朝当局，于是撤离澳门。事后，嘉庆皇帝将吴熊光革职，新任两广总督百龄上任后，看到卢观恒与伍秉鉴两个商人在广东社会上声望显赫，十分嫉恨，于是上奏朝廷，要求以后外国商船到广州时，不许外国商人与十三行商人私自达成买卖协议，而必须将船上货物平均分作若干股，由粤海关监督公开抽签，决定某洋行应购买哪一股，以便抑制富有商行，培植穷困商行，令各个洋行的实力逐渐平均化。不料，这个建议被军机大臣驳回。百龄对此次挫折倒也无所谓，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镇压海盗上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同样急需广东十三行的援助。

1809年9月，蔡牵再度从安南基地出发袭击广东沿海，被福建水师击败，当时正值逆风，蔡牵无路可逃，于是凿沉船底，与老对手李长庚一同安息于黑水洋海底。此时，另一海盗大头目郑一已经因台风溺水身亡，其妻石氏（郑一嫂）改嫁给部将张保仔，二人进一步扩充“红旗帮”的规模，达到五六百艘船，四五万人之巨。百龄希望在蔡牵死后首先解决的，就是张保仔的“红旗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得找到“红旗帮”的根据地——当年只是个荒芜的海岛，如今却已发展为全球最富庶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当地人至今仍对张保仔崇拜不已，并多次将其形象搬上银屏。

每个星期四，“张保仔”号复古客船就会扬起醒目的红帆，从尖沙咀出发，划过维多利亚港的海面，展示着香港人对“红旗帮”的怀念之情。在很多香港人看来，这座城市并非始于英国殖民者的精心设计，而始于张保仔、郑一嫂夫妇的苦心经营，据说他们经常把抢劫来的财宝分散埋藏在香港岛和大屿山上的山洞里，至今还不时有探宝者去一试运气。

其实，“香港”这个名字本来不指如今的香港岛，仅指其西南部的一小片滩涂，即如今的“香港仔”。香港岛原先的名字是“红坎山”，这个名字与香港的许多地名如“红香炉”“赤柱”“红磡”“赤腊角”等一样，具有红色的含义，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张保仔的“红旗帮”海盗大军。以红坎山为基地，张保仔率领“红旗帮”横行珠江口三年，洗劫来往商船。张保仔可能是在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海盗，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周润发扮演的华人海盗头领啸风原型就是张保仔，因为他特别喜欢攻击西方商船，还欠下了不少血债，当然也给广东十三行造成了严重损失。然而，一个洋行却是特例，张保仔从来不许部下去碰它的商船，那就是伍秉鉴掌门的怡和行。黑道的红旗帮与白道的怡和行，就这样相互扶持，共同壮大。

有不少迹象显示，张保仔与伍秉鉴交往颇为密切。1809年9月，张保仔抢劫了几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年底，清朝海军和澳门葡萄牙海军及英国商船联合，在大屿山赤腊角（今香港国际机场所在地）外海击破红旗帮海盗。同时，百龄推行的海禁政策也使海盗们得不到补给，生活日益艰难，张保仔的军师郭学显（绰号“郭婆带”）率领一部分海盗“黑旗帮”投降清军。在几次有伍秉鉴参加的谈判后，张保仔终于在1809年年底率三万海盗向百龄投降，随即又协助百龄擒杀了坚决不肯降清的蓝旗帮首领乌石二，因此功被封为澎湖副将，还得以保留一部分老海盗作为亲兵。这以后，伍秉鉴与张保仔的往来增多，伍秉鉴甚至替张保仔在广州城内买了宅邸，可见二人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18]

诱擒乌石二以后，张保仔又陆续剿灭了不少广东沿海和台湾海峡的海盗，军功显赫，按有关规定理应升任总兵。尽管地方当局和吏部均无异议，张保仔升官的计划却依然遭到杯葛。究其原因，张保仔在朝廷上有一个难缠的对手，此人恰恰也是伍秉鉴的福建老乡：林则徐。

鸦片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林则徐，出生于一个负资产的小知识分子家庭。林则徐的祖父林正澄家庭人员众多，却又为了维持面子，办了多场超出家庭经济条件的红白喜事，结果欠下巨额债务。中国自古就没有破产保护的概念，所以林正澄去世后，几个儿子尽管“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却还要连本带息偿还林正澄留下的债务。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同样不善理财，而且出于个人爱好，饲养了一群昂贵的宠物——丹顶鹤，每天都要给这些大型食肉动物提供许多鱼虾作饲料，结果忙了半辈子，依然家徒四壁。林家还清高利贷的全部希望，就都寄托在林宾日那智力超群的次子林则徐身上了，期待他能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进而升官发财。林则徐也不负众望，20岁时就考中了举人，但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不仅没考中进士，获得一官半职，还因为差旅费，又多背负了一笔债务。就在这债台高筑的绝境中，林则徐认识了张保仔。

从北京铩羽而归的林则徐迫于经济压力，像大部分举人一样尝试曲线进入官场，担任官员的助理。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书记，而厦门海防同知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击、防范海盗。由于工作认真高效，林则徐很快获得了房永清的上司、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公元1807年除夕夜，张师诚正式聘请林则徐担任幕僚，随即又为他的父亲林宾日找到了一个肥差，父子二人的年薪都高达200多两白银，工作一年后便还清了全部贷款，还买下了租的房子。有了这样优厚的待遇，林则徐自然竭尽所能为张师诚效劳，而张师诚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福建提督李长庚协力镇压蔡牵海盗集团。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林则徐进入张师诚的幕府才一年，从广东就传来了蔡牵击毙李长庚的坏消息，随即英军攻占澳门，福建全省震动。当此危局关头，林则徐积极为张师诚出谋划策，据其同事梁章钜说，张师诚有关海防的全部文件都是林则徐起草的。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一面整顿吏治和军备，一面严厉缉拿、惩办添弟会（天地会）成员，使海盗们得不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和军事情报。这些措施的效果立竿见影：1809年8月，蔡牵与张保仔联合北上进攻浙江，张师诚与林则徐指挥清军在半路截击，大破殿后的张保仔，迫使其撤回广东。蔡牵慌忙掉头迎战，又被福建水师击败，逃至黑水洋受困，战败自杀。受此重创，张保仔一蹶不振，两个月后也投降了清朝。尽管如此，林则徐并没有宽恕他。在日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和江南道监察御史期间，他至少两次上奏嘉庆皇帝，强调“严纪律、择将帅”的重要性，点名指出张保（张保仔）身为政治上不可靠的“投诚之人”，不仅不能升官，而且应该调离战略要地或降职。张保仔仕途遇阻，大为沮丧，于1822年怀着对林则徐的彻骨仇恨郁郁而终。[19]

像林则徐这样与天地会海盗不共戴天的人，在福建籍官员中凤毛麟角，自然会受到清朝高层统治者的赏识。在张保仔降清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伍秉鉴消息向来灵通，自然认识到了林则徐是天地会多么可怕的一个对手。张保仔的死，只是给伍秉鉴与林则徐漫长的恩恩怨怨吹响了序曲而已。不过，在进入这段沉重的历史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广东十三行对清朝社会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411．

[2]　同上：746—754．

[3]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56．

[4]　蔡香玉．广东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乾隆末年荷使在广州亲历的国礼与国宴．赵春晨，冷东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248—250．

[5]　罗炤．天地会探源[N]．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

[6]　孙昉，刘旭华．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337—338．

[7]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384—385．

[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第一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13—16．

[9]　帕莱福，鲁日满，卫匡国．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367．

[10]　黄宗羲．日本乞师记．

[11]　明永历朝王太后致谕罗马教皇因诺曾爵书；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D]．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3:79—118．

[12]　雪珥．大国海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145—147．

[13]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760．

[14]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85—286．

[1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611—612．

[16]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李长庚列传；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

[17]　萧令裕．英吉利记．

[18]　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雪珥．大国海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194．

[19]　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3，53．

---

注解：

①　他们在这些地区也购置了房产，但仅供出租和短期休息之用，家属都长期定居河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