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宁为一条狗
不为行商首

公元1796年，就是乾隆皇帝退位给嘉庆皇帝，广东十三行总商蔡世文自杀的那一年，新任广东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发现，自己刚执掌的这个全中国最大的商会虽然曾经富甲天下，现在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除去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还不完的外国高利贷以外，还有更加紧急的危机需要他立即解决：广东十三行的主要贸易通道珠江口正被外国侵华舰队封锁，十三行就要被饿死了！

在嘉庆元年悍然入侵中国领海、封锁珠江口的这支外国侵华舰队，并非来自遥远的欧洲列强，而是来自紧邻中国的亚洲国家。要是读者以为这个国家肯定是日本，那可就错了。

如果在19世纪上半叶，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组织清朝知识分子做一次调查“谁是世界上海军最强大的国家？”多数答案不会是英国，也不会是其他西方列强，而是越南。更准确地讲，是“安南”，因为“越南”在当时是个新名词，多数中国人仍然惯用其旧名“安南”。对19世纪上半叶的清朝人而言，嘉庆年间安南侵华舰队在中国东南沿海制造的恐怖，甚至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军。

说起如今世人知之甚少的安南侵华舰队，我们就要追溯到乾隆皇帝的时代。

公元1771年，安南爆发了西山大暴动，统治安南南部的阮氏集团于1777年被西山军攻灭。整个阮氏王室仅有一个名叫阮福映的年轻王子冲出包围，身负重伤，眼看就要被西山军追上时，他发现路边有座天主教堂，匆忙跑了进去，得到法国主教百多禄的庇护，得以坐法国船摆脱西山军的抓捕，辗转前往暹罗（泰国）求救兵。1784年，阮福映率领暹罗盟军杀回安南，却中了西山军的埋伏，被打得几乎片甲不留。阮福映与儿子阮福景落荒逃跑，又被百多禄主教搭救。阮福映对百多禄主教哀叹暹罗兵无用，表示如果能够借来法军，恢复阮家基业，愿意不惜任何代价。百多禄主教欣然同意，安排阮福映坐船返回暹罗避难，自己带阮福景一同前往巴黎，向路易十六求救兵。此时正值大革命前夕，已经被英国夺走印度和加拿大的路易十六急需在东方开辟新的殖民地作为财源，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在1787年11月28日草签了《法安凡尔赛条约》，建立攻守同盟，法国向阮福映提供军事顾问、雇佣兵和武器装备；作为酬劳，安南把湄公河入海口附近的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并与法国分享昆仑岛旁的广南港主权，法国东印度公司还永久性获得在安南的领事裁判权和免税权。与此同时，西山军所向披靡地攻占了安南北部，废黜了清朝册立的安南国王黎昭统。这惹怒了唯我独尊的乾隆皇帝，他立即命令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大军前往安南，“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军费一如既往地由广东十三行赞助。1788年年底，孙士毅率清军占领已经被西山军焚毁的安南旧都升龙城（河内），重新扶立了黎昭统。

然而，孙士毅并没有高兴太久。稍有常识的人都应当明白，国土南北狭长的越南不可能因为河内的陷落而向中国投降，何况这座城市是西山军主动焚毁的，它即将变成乾隆皇帝的莫斯科。1788年元旦深夜，正当清军狂欢过后酣睡之际，从南方返回的西山军主力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没有城墙的升龙城。西山军首领阮光平（原名阮惠）一声令下，载着火炮的战象发起连环轰击，毫无防卫的清军顷刻间崩溃，在黑夜中自相践踏，广西提督许世亨等数万将士阵亡，尸体堵塞了红河河道。孙士毅带着黎昭统一路狂奔回广西，才保住性命。乾隆皇帝被迫与西山军讲和，废黜黎昭统，册立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并且和以前一样，厚着脸皮将“平安南”列为自己的“十全武功”之一。清朝与安南的关系从此变得极为恶劣，作为这次清越战争的主要赞助者，广东十三行即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取得升龙之战的胜利以后，阮光平原本打算乘胜进攻广西和广东，追击孙士毅和黎昭统，他之所以接受乾隆皇帝的求和，收兵南下，是因为自家后院起火了。正当西山军与清军在红河三角洲鏖战之际，百多禄主教率领法国雇佣兵抵达东南亚，在湄公河三角洲登陆，阮福映也再度率领暹罗军乘虚而入，联合攻占了安南南部。阮光平只得掉头南下，与阮福映和百多禄在安南中部展开漫长的拉锯战。

拉锯战是昂贵的，阮光平很快就发现，自己本来就不充裕的国库正面临枯竭。安南海岸线漫长，在内战中制海权又显得至关重要。阮福映拥有法国的新式战船，在战争初期拥有绝对海战优势，一度席卷整个安南海岸，还曾东进至西沙群岛。为了保护本方沿海补给线不被切断，阮光平大量雇佣中国海盗和澳门葡萄牙人组建了自己的新式水师。在中国海盗的启发下，阮光平很快发现，与其和阮福映的海军交锋，不如派舰队去中国沿海抢劫，这样获利更多。1792年夏季，安南海军首次突袭中国东南沿海，收获颇丰，但由于突然传来海军基地被阮福映海军偷袭的消息，被迫撤兵。他们刚刚返回安南，阮光平就病死了。阮光平的儿子阮光缵不仅继承了安南王位，也继承了父亲的海路侵华计划。1794年，安南海军大举入侵福建，封锁闽江口。1796年，阮光缵听说乾隆皇帝退位给嘉庆皇帝，认为中国政局混乱，有机可乘，便调集76艘战船，扑向广东沿海，封锁珠江口，洗劫往来商船。由于中国海盗踊跃加入，安南侵华舰队后来发展到数百艘，总兵力达数万人。1796年4月10日广东十三行总商蔡世文自杀，可能就和这次安南侵华舰队封锁珠江口，导致广东十三行商业完全停顿有直接关系。[1]

阮光缵的安南海军主力战舰名叫“乌艚船”，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明朝广式战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新型战舰，船体高大，设有望楼，每艘船可载百余人，载有西洋火炮数十门，火力比较强，船体结实，经常能撞沉敌船，缺点是重心不稳，航速较慢。清朝海军主力战舰有“同安船”“赶缯船”“艍船”和“米艇”等几种，每艘船只能载几十人，载炮不过十门，船身高度较低，船体较为单薄。因此在海战中，安南乌艚船可以很容易用强火力和大吨位压制清军战船，在一年的时间内横扫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各地，尽情烧杀抢掠，使广东十三行损失惨重。

继蔡世文出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的潘有度非常幸运，因为他上任没多久，安南侵华舰队就主动撤离了中国沿海。1797年，阮福映得知阮光缵的海军主力北上中国，于是命令百多禄主教率舰队攻击西山海军的主要基地岘港，阮光缵闻讯，慌忙从中国撤军回救。两年之后，阮福映水陆并进，一举攻占顺化、归仁等安南中部重镇，因为百多禄主教突然病死，这次北伐才半途而废。

阮光缵的海军尽管屡受打击，然而主力尚存，得知太上皇乾隆驾崩，首席军机大臣和珅被赐死的消息后，变本加厉袭击中国沿海。他们敢于这样做，主要是因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阮福映得不到法国的军事援助了，南方战线的压力骤然减少。路易十六夫妇于1793年被处死的消息传到东南亚之后，法国雇佣军人人自危，纷纷要求返回法国，如果不是百多禄主教施展个人魅力和强硬手腕，阮福映的海军早就解体了。百多禄主教一死，阮光缵就派西山军大举南下，把阮福映打得十分狼狈。

其实，法国停止介入安南内战，并不只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爆发与百多禄主教之死。在公元1799年去世的不仅有乾隆皇帝、和珅与百多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

三十多年来，印度西南部迈索尔国王提普苏丹在一系列的抗英战争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以至于不列颠的女士们用他的姓名来吓唬不听话的儿童。18世纪末，提普苏丹既是大英帝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法国最出色的盟友。无论革命风云如何变幻，历代法国政府从不曾中断与迈索尔王国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在大革命造就的最优秀军人——拿破仑．波拿巴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半个地球的距离虽然使两人素未谋面，却并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友谊。由于频繁的交流，法国大革命对迈索尔王国造成了全方面的影响。与乾隆皇帝等其他亚洲君主不同，提普苏丹感兴趣的，不仅有法国的军事科技，还有法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在他的治理下，迈索尔王国的陪都班加罗尔成为南亚的科技中心，其影响至今犹存；受巴黎媒体感染，提普苏丹决定彻底废除荼毒印度数千年的种姓和一切封建制度，将祖国改造为一个法兰西式的共和国，他本人公开宣布放弃苏丹君主头衔，代之以“提普公民”的新称呼。如果说乾隆皇帝代表着亚洲的过去，那么提普公民就代表着亚洲的未来，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及其领导的亚洲革命基地显然不是大英帝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能容忍的，他们决定祭出自己的撒手锏。公元1796至1797年，规模空前的跨洋远征军渡过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惊涛骇浪，在印度登陆——多达5万名英军士兵，统率他们的是野心勃勃的韦尔斯利（清朝人译作“威立士厘”）三兄弟：长兄理查德．韦尔斯利子爵担任印度总督，五弟亚瑟．韦尔斯利上校（未来将以“威灵顿公爵”之名闻名全球）担任参谋长，七弟亨利．韦尔斯利担任总督秘书。如此史无前例的巨大投入，其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摧毁迈索尔这个小国家，并把提普——不管他是苏丹陛下还是共和国公民——送入坟墓。至于同时期拿破仑将军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征战，对大英帝国来说，并不像印度远征这样重要。

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敌人——英军及其印度盟军，提普毫无惧色。他一面向法国和其他印度王公求援，一面强硬地备战，以至于亚瑟．韦尔斯利上校竟在给总督兄长的秘密报告中建议：“如果有可能，我们采取的方针应当是避免立即开战。我们当然得保持体面，不能让政府蒙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在给提普的照会中要求他对法军的登陆做出解释，不要让他认为，我们相信他已经同法国人达成了新盟约。这样，他就很可能否认这种联盟的存在……”在这一连串狡诈的外交工作完成以后，亚瑟．韦尔斯利上校率领2.5万名英印联军向迈索尔的首都塞林伽巴丹发起突然袭击，企图一举击溃提普在这个方向部署的不足1万人的兵力。

理查德．韦尔斯利子爵	亚瑟．韦尔斯利上校

出乎亚瑟．韦尔斯利上校的预料，他将蒙受一场羞辱性的惨败。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英印联军在塞林伽巴丹城郊的一片树林遭到迈索尔猛烈的火力袭击——来自一种他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新型火器。

提普的学习方向从来都不仅限于西方，他固然尊敬法国军事顾问和工程师的意见，但也同样重视亚洲的传统军事技术。如前文所述，18世纪末，印度与中国的贸易迅猛发展，印度进口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出口给中国棉花和胡椒，大批印度沿海居民、特别是巴斯人还长年旅居广东经商。在这种背景下，地处印度西南沿海的迈索尔人间接地通过广东十三行，弄到了一种清军已经很少使用的中国传统火器——火箭。

火箭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但和大多数中国传统火器一样，此后便进入停滞不前的阶段。到清朝建立的时候，这种装着黑火药的竹筒由于性能不稳定，早已从中国军队主力装备中消逝，现在却被远在印度的海德尔．阿里和提普父子慧眼识珠，并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无穷潜力。他们发现，火箭是所有便携轻武器中射程最远、杀伤力最大的，其性能不稳定的缺点主要来自竹筒。找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便命令兵工厂用金属取代竹子制造标准化的火箭筒，最终获得惊人的效果，组建起一支1200人的火箭兵特种部队。

公元1799年4月的塞林伽巴丹城郊树林里，提普火箭弹发出明亮的光芒，划过黑暗的雨夜星空，准确命中英印联军的阵地，其中一枚更是直接击中了亚瑟．韦尔斯利上校的坐骑。上校摔倒在地，膝盖被弹片击穿，全身多处烧伤。尽管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狼狈地逃回大营，却从此成了一个瘸子。在致总督兄长的战报中，他愧恨地承诺：“面临白天没有仔细观察的地形时，对于夜间占据良好位置和做了准备的敌人，我以后将绝对避免发动攻击……”

塞林伽巴丹城郊之战固然辉煌，却未能挽救提普的命运。迈索尔有限的军事资源逐渐被战争消耗殆尽，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而法国援军却未能及时赶到——他们正跟着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沙漠中蹒跚地跋涉。公元1799年5月4日，塞林伽巴丹的城墙被英国大炮轰开了缺口，提普在巷战中身负重伤，为了避免被俘虏的耻辱，引剑自刎。在提普的国库里，英军发现了不少惊人的艺术品，其中有一件被称为“提普之虎”的自动机械，按下开关，老虎模型就会咆哮着撕咬英国军官模型的喉咙，同时后者会发出惨叫声，显示了迈索尔工匠的高超技艺。它后来被运到伦敦，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许多英国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定期来参观，以期不忘国耻，振兴大英。至于提普更重要的发明——提普火箭，则启发英国军事工程师发明出未来将在拿破仑战争和鸦片战争中大展身手的康格里夫火箭，继而在20世纪中叶发展为令纳粹德国闻风丧胆的喀秋莎火箭炮，随后还将把人类送入太空，登上月球。[2]

亚瑟．韦尔斯利上校等英军将领发现提普苏丹的尸体	提普之虎

与许多大国相比，迈索尔的命运貌似无关紧要，但它马上就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拿破仑．波拿巴的认识更深。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拿破仑与提普之间的书信表明，拿破仑在公元1798年夏季离开欧洲入侵埃及和巴勒斯坦，不是为了控制地中海或打击土耳其，而是为了围魏救赵，迫使1797年入侵南印度的英军从迈索尔撤军来救土耳其，尔后联合提普征服西亚和南亚；1799年8月24日拿破仑突然抛弃驻埃及法军，冒着极大的风险坐船避开英国和土耳其舰队回到法国，既不是因为第二次反法联盟成立，也不是因为法军在意大利北部的几次失利，而是因为他得到了当年5月4日迈索尔亡国、提普丧命的消息，宣告了他在中东的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此前，他曾多次向印度、越南等热带亚洲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和工程师，扶持提普和阮福映等当地的亲法反英势力。但随着迈索尔的灭亡，这一切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印度洋已经成为英国的内湖，拿破仑只得放弃东方计划，停止对阮福映等亚洲盟友的援助，尽快赶回法国，为此不惜牺牲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精锐部队，后者很快就向英军投降。

返回法国的拿破仑迅速夺取了绝对权力，并在与欧洲列强的对抗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占领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大片国土。不过，这些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大多是“皮洛士式的胜利”，征服的土地过于贫穷，尽管拿破仑放任军人肆意抢劫，也远不足以支付浩大的军费。近现代战争已经不再主要取决于主将的骁勇和智慧，再高明的战术也难以抵挡高科技武器的冲击，而这些高科技武器需要昂贵的研发、制造、维护和更新费用，并且还消耗大量的弹药，逼得拿破仑哀叹：“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为了筹措军费，拿破仑不得不再次将目光转向海外。公元1803年，他将被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使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次年，拿破仑在筹划渡海入侵英国本土的同时，又制定了两个跨洋远征计划，目标是英国统治下刚刚发现金矿的澳大利亚，以及盛产蔗糖的加勒比诸岛。这两次远征都以灾难告终，4万名多法军将士丧命于热带海岛，同时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也一个个被英军蚕食，法国海军主力更是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英军歼灭，波旁王朝苦心经营的帝国就这样被完全葬送。[3]放眼全球，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变得日益被动，法国主导的“大陆封锁”没能对英国造成严重影响，是因为英国可以源源不绝从广大富饶的海外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获得财富。自从征服迈索尔以后，英军在印度所向披靡：1803年9月23日，亚瑟．韦尔斯利上校在阿萨耶彻底摧毁了马拉地军队主力，同时他的战友莱克上校攻陷了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毫无疑问，英国人已经成为整个南亚的主宰，并彻底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留给法国的只有经济危机。

绝望中的拿破仑被迫重启亚洲计划，在1807年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提出联合入侵波斯和印度，但沙皇不敢让法军进入自己的国土，于1808年回绝了这一建议，造成法俄关系恶化，最终导致拿破仑在1808年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即又在1812年入侵俄国。按照拿破仑的如意算盘，法国可以通过征服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富饶的拉丁美洲殖民地；征服俄国以后，就可以通过恰克图和伊犁与中国展开贸易，并通过阿富汗入侵波斯和印度，把英国势力从这三个最富饶的亚洲国家驱逐出去，从而打开利润丰厚的亚洲市场。没想到，这两场战争都以法军的惨败告终，拿破仑连法兰西皇冠也没能保住。回首这段历史，拿破仑在亚洲的失败，早已预示了他未来在欧洲的失败。

亚洲对法国就是如此重要，这个不爱喝茶的国家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广东十三行的影响。

拿破仑一直在关注广东十三行，而广东十三行，特别是广东十三行头号商人潘有度也一直在关注拿破仑，经常与外商彻夜讨论拿破仑战争的局势。不过，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他却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安南侵华舰队撤离广东沿海后不久，他就碰上了一位更加难缠的死对头——新任粤海关监督佶山。

佶山是顶着“青天大老爷”光环来到广东的。作为嘉庆皇帝自幼熟识的宠臣，佶山在公元1799年春季被委以负责查抄和珅家产的重任。佶山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以至于和珅多位家人都自杀身亡，抄没的钱财塞满了内务府库房，民谚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皇帝对这次收获自然十分满意，作为认真工作的酬劳，他把粤海关监督这个公认的肥差赏给了佶山。1799年9月，佶山抵达广州，正式上任。然而，正如和珅在查办李侍尧贪腐案之后，变成一个比李侍尧更加腐败的贪官一样，查办和珅贪腐案的佶山似乎也暗自立下志向，要超越和珅的贪腐纪录，而他主要的索贿对象当然就是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首席商人潘有度。他们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成为清朝举国热议的社会话题，以至于在1804年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蜃楼志》，描绘了粤海关监督赫广大压榨洋行总商苏万魁的故事，影射目标是谁不言自明。不过，这两人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势同水火，他们曾经平静地相处过几个月，直到拿破仑战争的烽火烧到广东才恶化。

公元1799年11月，英国借口拿破仑战争，声称法国海军可能占领澳门，派出三艘军舰前往澳门，对葡萄牙侨民实施“保护”，遭到清方的抵制。但英方拒绝接受交涉，战舰长期停泊在珠江口外不去，还多次派小船违令驶入珠江口，直逼黄埔港。佶山因此多次命令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去找英方交涉，由于交涉不顺利，几度斥责潘有度，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开始。1800年2月17日夜，英国东印度公司“普罗维顿”号战船上的水兵怀疑中国渔民偷盗缆绳，开枪打伤一人，又抓去一人。佶山闻讯，三度命令潘有度去找英方交涉，要求对方交出凶犯，“普罗维顿”号始终拒不交凶，佶山便大骂潘有度无能。不久，因为拿破仑战争开销浩大，“伦敦市场极度缺乏银圆”，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广州运来一批银条充数。潘有度经化验后发现，这批银条的成色只有92.5％，加上化验费用，如果接受它们，自己将承受8％的亏损。但是，为了支援英国打赢拿破仑战争，潘有度最后还是同意，与其他三位行商共同平均接受这批银条，结果不仅亏了本，还再度遭到粤海关监督佶山的指责。两头受气的潘有度当即表示，愿意辞去全部职务，关闭同文行，佶山却不肯同意，因为他还要从潘有度身上压榨出更多的财富。

公元1801年夏，由于永定河发水，北京周边地区遭受洪灾。尽管这次灾情并不严重，但北京朝廷依然趁机要广东十三行摊派25万两白银的赈灾捐款，其中潘有度的同文行应当捐款5万两。然而，事情到了佶山手上，却起了变故，他当时正因英国纺织品关税的问题与潘有度发生争执，新仇旧恨一股脑涌上心头，于是私下命令潘有度捐款50万两白银，威胁说不照办就让同文行倒闭。潘有度与亲友再三商议，决定只捐10万两白银，一分不肯再多交。佶山极为气恼，正逢丽泉行承保的一艘英国商船上查出一箱48匹的纺织品没有报关，事情很小，通常不会严办。但佶山得知后，想起丽泉行老板潘长耀是潘有度的堂兄，立即怒向胆边生，命令丽泉行缴纳相当于100箱纺织品的超高额罚款67200银圆，丽泉行从此一蹶不振。英国东印度公司评价佶山说：“现任的海关监督生性贪婪、残暴，而且存心害人，连最坏的前任也无法与他相比。”[4]

尽管佶山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祸害广东十三行和清朝外贸，在广东官场也树敌甚多，简直是千夫所指，却颇得嘉庆皇帝欣赏，将他提升为一品大员太子太保，与两广总督平起平坐。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清朝的制度。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向广东十三行征缴的税收70％上缴户部，24％上缴内务府，粤海关与广东布政司仅仅各得3％。户部是清帝国的政府财税中心，内务府是清皇室的小金库，政府和皇室决定了官员的升降。这就导致一个特别的现象：粤海关监督主要不是为广东地方政府和广东十三行服务的，而是为中央政府和皇室成员服务的，所以粤海关监督越是压榨、祸害广东十三行，越是在广东官场和商界树敌，反而越会得到朝廷的奖赏。

由于难以忍受粤海关监督佶山的横征暴敛，潘有度自公元1800年起开始认真考虑关闭同文行，退出广东外贸市场。与此同时，佶山对广东十三行的压榨愈演愈烈，这既有其身份职责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受了国防局势的影响。

公元1799年年底，阮光缵再度调集庞大的安南海军入侵中国东南沿海，四处烧杀抢掠，遭到清军的顽强阻击。1800年夏季，安南海军主力百余艘战船逼近台州，浙江巡抚阮元派定海镇总兵李长庚迎战，双方在一座名叫“松门山”的海岛旁相遇，清军舰队的数量和质量均明显不如对手。没想到此时突然刮来一阵飓风，把安南海军船只悉数吹沉，包括三名安南总兵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淹死在海里，只有总兵伦贵利等八百余人游泳登上海岛，随即全部被俘，而清军水师却安然无恙。这次“神风”拯救了清帝国，也拯救了广东十三行。此后战局逆转，阮光缵的海军陆续向清朝和阮福映投降。1802年秋季，持续25年之久的安南内战终于走到了尽头，阮福映的大军攻陷升龙城，俘虏并处决了阮光缵全家，就此统一安南全境，并将在阮光缵海军里效力的许多中国海盗引渡给清朝。于是，嘉庆皇帝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以示他统治着两广（简称“粤”或“越”）以南的地区。[5]

日趋激烈的安南海军入侵和安南内战，加剧了粤海关与广东十三行之间的矛盾。这场战争关系重大，嘉庆皇帝不得不通过佶山领导的粤海关，加紧向广东十三行敛财。松门山海战之后，由于未能迫使潘有度捐出50万两白银，佶山愤怒地向朝廷写奏折，要求严惩潘有度。但同文行在广东毕竟树大根深，潘有度成功争取到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广东粮道的共同支持，在三大员的联合抗议下，佶山被迫追回奏折，却转而向嘉庆皇帝声称，广东十三行洋商们自愿将用于采办外洋贡品的“备贡款”从每年的5.5万两白银提高到每年15万两白银，又下令加征294种货物税。这些几近疯狂的政策带给十三行洋商们极大的压力，导致怡和行老板伍秉均（伍沛官）在1801年6月13日突发急病身亡（不久前他刚因为一桩英国商船走私钟表案，被佶山处以案值50倍的巨额罚款），其三弟伍秉鉴接任怡和行老板，即未来与同龄人拿破仑、威灵顿一同名震寰宇的世界首富伍浩官二世。随着佶山在1801年11月17日被调离粤海关监督的岗位，这几项计划大都不了了之。

佶山离开广州时的背影是孤独的，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当时居然没有一名广东官员到码头上去送他，这在向来重视迎来送往的中国官场上史无前例，可见他人缘之差。然而，佶山离开广州时的心情却是愉快的，为了表彰他在粤海关监督任上对户部和内务府做出的突出贡献，嘉庆皇帝又赏给了他另一个肥差——曹雪芹家族曾经长期担任的两淮巡盐御史。[6]

无论佶山后来在江淮地区如何盘剥倒霉的盐商，至少潘有度等广东十三行洋商们摆脱了他这个衰神，好消息也接踵而至。由于安南内战结束、安南侵华舰队覆灭，清帝国南方的国防压力骤然减轻，政府对广东十三行的资金需求也大为减轻。新任粤海关监督三义助为了修补粤海关与广东十三行的紧张关系，立即废止了佶山临走前要求十三行缴纳用于采办外洋贡品的每年15万两白银“备贡款”，以及新征的294种货物税，甚至以永定河堤坝已经修好，无须更多善款为由，主动退还了潘有度捐给洪灾的10万两白银。

奇怪的是，尽管三义助对广东十三行的态度如此友好，却没能换来十三行洋商们对粤海关工作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们接连向三义助递交了辞职信。当时，广东十三行中排名前列的四家洋商分别是：同文行潘有度、广利行卢观恒、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合称“潘卢伍叶”。其中，同文行资格最老，怡和行次之，广利行和义成行都是始建于公元1792年的新洋行，把握住18世纪末广东十三行破产潮的机遇，成功填补了诸多破产洋行留下来的市场空白，迅速发展为能够与同文行、怡和行相提并论的大型外贸企业。但在公元1803年，义成行老板叶上林向粤海关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退出十三行的申请，并且成功地获得了批准，曾经红火一时的义成行仅仅存在了12年，便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解散义成行以后，叶上林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能够在退出广东十三行以后，还能享受平静生活与巨额财富的十三行商人，令其他十三行洋商羡慕不已，纷纷效法。在短短一两年内，包括同文行老板潘有度、广利行老板卢观恒、怡和行老板伍秉鉴在内，几乎所有十三行商人都把解散洋行申请函送到了三义助的粤海关。

何以粤海关减轻压迫时，十三行商人们不仅不欢迎，反而拒绝合作，以集体辞职解散的方式示威？他们是不识好歹、得寸进尺的小人吗？

情况绝非如此。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性商业组织之一，广东十三行的所有重大行动都必须放在世界视角下审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公元1803年开始的十三行商人申请辞职解散浪潮，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与倍受广东十三行厌恶的佶山离职、保护商人权益的三义助调任粤海关监督并没有直接关系。

先说内因。19世纪，随着清军在与安南的战争中一再失利，广东和广西由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暴动越来越多，“它们全都是由一个预言鼓动起来的，说‘1804年清朝灭亡’”。两广总督爱新觉罗．吉庆受命镇压这些暴动，并取得了胜利，但在1803年凯旋之后，暴动再次发生。一向与吉庆不和的广东巡抚瑚图礼乘机上奏嘉庆皇帝，说吉庆滥杀无辜，反而放跑了匪首，致使暴动迟迟无法被镇压下去。嘉庆皇帝大怒，下旨将吉庆革职拿问。瑚图礼于是将吉庆抓到自己的衙门，逼他穿上囚服，戴上镣铐，像对普通犯人一样。吉庆大怒，抓起桌上的鼻烟壶吞下而死。在清朝官场上，吉庆是比较清廉的官员，生活简朴，爱民如子，百姓无不称颂，广东十三行商人和外国商人也对这位温和的封疆大吏评价甚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称“在贪污腐化方面来说，他似乎可以全部宣告无罪”。瑚图礼则是一个大贪官，向来与佶山狼狈为奸，而且毫无治国才能，人送外号“糊涂李”。逼杀吉庆之后，他连忙向北京送去大量财物，上下打点。受贿的嘉庆皇帝于是放过瑚图礼，反而批判吉庆“身为封疆大吏，即罪在不赦，亦当静以待命，岂得私行自尽，效匹夫沟渎之为，是自裁一节，即吉庆之罪，实无足惜”。吉庆身为天潢贵胄和广受爱戴的总督，竟被贪官白白害死，广东、广西舆论大哗，有识之士都以做官为耻，一时官吏辞职风行，身为“红顶商人”的十三行洋商们也在其列。以瑚图礼为首的广东当局威信扫地，忙着解决吉庆自杀案，执政能力丧失殆尽，不得不批准叶上林等行商的辞职请求。[7]我们知道，清朝统治者根本不需要像吉庆这样清廉正直的官员来治理广东，他们需要的是像瑚图礼、佶山这样善于“创收”，能够不断从广东向北京输血的官员。这样看来，吉庆之死的确“实无足惜”。

再说外因。自公元1803年《亚眠和约》被撕毁起，拿破仑战争进入新阶段。起初，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势如破竹，接连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辉煌胜利。1804年，拿破仑称帝，1806年迫使欧洲大部分国家加入其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计划，随即控制了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时间，法国势力迅猛扩张，英国的全球霸权看上去摇摇欲坠。

前文中多次提到，18世纪的法国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差，贸易额很小，负责对华贸易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793年被革命当局取缔，从此在历史上永远消失了。与法国相反，18世纪的英国与中国经济互补性高，贸易额很大，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所以，如果英国战胜法国，对负责中国外贸的广东十三行将是利好；反之，如果法国战胜英国，对广东十三行将是利空。所以，1803—1808年，拿破仑在欧洲扩张的这段鼎盛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东十三行这对贸易伙伴都面临着极大压力，相互间的需求也随之大幅提高。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来看，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该公司每年来华的商船多在5艘左右，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就超过了每年10艘，进入19世纪拿破仑战争爆发后，更是达到了每年20艘左右，中英双边贸易额在十几年内翻了四五倍。拿破仑战争，特别是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计划，进一步提高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依存度。

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清朝群体，广东十三行洋商一直都非常关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消息，并据此制定战略规划。据曾经被潘有度邀请到家中做客的美国商人提尔登记载，潘有度“虽然举止十分威严，但与聪明的外国人在一起时则和蔼可亲。他喜爱探询有关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事情，且与其大部分同胞不同，坦诚而自在地谈论宗教等敏感话题”。提尔登回忆，潘有度经常与外国客人讨论拿破仑战争，有时通宵达旦，家中收藏着一些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地图，有些地图还尚未在欧洲面世，就已被潘有度以高价购入。他曾经对着这些地图感慨：“啊！为什么能这样把船开到海上2到4个月之久，不让它们看到陆地？为什么能由欧洲、美洲越洋而来，船只却始终不撞上礁石？真的，实在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是中国人都不能照做的啊！”他大度地承认当时中国在航海科技上的落后现状。[8]基于对拿破仑战争给英国、瑞典、葡萄牙等贸易伙伴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心，广东十三行洋商自1803年起，开始集体歇业并申请解散。

事实上，广东十三行洋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一直都在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英国政府对法国作战。前文曾经提到，鉴于“伦敦市场极度缺乏银圆”，潘有度与其他三位行商冒着亏本和遭到粤海关监督斥责处罚的风险，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广州运来的一批劣质银条。此外，同文行一向垄断全部生丝出口，潘振承生前出售生丝时，只允许外国商人用现金结算，潘有度也长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了解到英方缺乏现金，破例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20万银圆支票，并主动放弃了同文行对生丝的垄断权，许可其他洋行向英方出售生丝。潘有度甚至在1806年向粤海关提出取消行佣，以放弃本企业收入的方式来减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财政负担。不久，由于中国发生天灾，广东米价暴涨，潘有度借机成功说服粤海关，以免除全部关税的方式吸引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印度大米，并承诺如果有卖不出去的粮食，十三行以成本价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广东运来了过多的印度大米，再加上当年秋季湖广产粮区出乎意料地大丰收，导致广东米价在短期内腰斩，使广东十三行洋商面临巨额亏损。但经过协商，他们还是信守承诺，以高于市场价的成本价收购了滞销的全部印度大米，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大赚了一笔。[9]

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潘有度等广东十三行洋商在1806年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筹措了一笔巨款。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计划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他的回应是在1807年入侵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盟友葡萄牙，随即又背信弃义地占领了盟友西班牙。有了广东十三行的财政支持，英国政府自觉有些底气，决定派军队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支援当地的抗法游击队，从而消耗拿破仑的实力。问题是，没有一位英国陆军将领敢于在战场上直面法国皇帝，至少在英国本土没有。于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推荐下，印度的征服者韦尔斯利兄弟被从亚洲召回。1808年8月，已经晋升为中将的亚瑟．韦尔斯利在葡萄牙登陆。

作为英国对法战争的主要赞助商，潘有度一点都不喜欢这次大胆的军事行动。从和外国商人的交流中他得知，两位法兰西元帅指挥的20万精锐部队正“像愤怒的黄蜂一样”，朝亚瑟．韦尔斯利中将麾下的1.5万名英军和几万名用农具和博物馆陈列的冷兵器武装起来的葡萄牙农民扑来。对英军来说，这似乎是一次毫无胜算的豪赌，可能将以全军覆没结束。

对潘有度来说，另一个不利的消息是达成行老板倪秉发的破产。由于资本不足，达成行自建立之后便一直经营困难，1803年已无力偿还欠债。倪秉发人缘不错，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都有许多朋友。包括潘有度的女婿在内，很多人都劝潘有度出资帮倪秉发一把，却遭到他坚定的拒绝。潘有度甚至威胁自己的女婿，如果他敢私自帮助倪秉发，就要和他算账。后来，随着拿破仑战争的发展，达成行的收入每况愈下，在1810年正式破产。

从1807年年底开始，决心辞职的潘有度就停止了同文行的所有贸易，清空全部库存，花了50万两白银的公关费打通了广东官场上的全部关节。这一次，他提出辞职歇业的理由是身体欠佳，并且需要护送父母灵柩回福建老家安葬。为了获得皇帝和内务府的批文，他又上缴了10万两白银。潘有度如此急于从将他的家族由普通渔民推上世界级巨富宝座的广东十三行脱身，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拿破仑在击败英国以后，找他这个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财政支柱报复。[10]

1808年2月22日，是同文行开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潘有度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欠款，连同利息和货款，共计211598.322银圆，折合15.2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即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战场大显身手。作为感谢，英国东印度公司承诺，帮助潘有度向因为拿破仑战争而破产倒闭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索还债务，后来也确实陆续汇给潘有度几万银圆。回首过去的岁月，英方对潘有度不惜赞美之词：“这位商人在过去数年中与公司从事非常庞大的交易，而其做法最具信用，最令人满意。”潘有度0也深情地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表示，“他不乐意放弃与公司交易的行号，特别是当他回忆起，他父亲及他本人从事这项业务已经超过五十年……虽然长久建立的关系现在已经停止，但他将永远铭记自己利益的源头，也就是他和他的家族如今能够过上富裕安乐生活的主要恩人（英国东印度公司）……”[11]

走过66个辉煌的春夏秋冬，同文行终于摘下匾额，曲终人散，潘有度本人在完成所有手续后立即返回福建故乡，为已故的父母挑选墓地。不过，就在临走前，广东当局官员还是以修筑黄河堤坝的名义，迫使他又捐了12万两白银，才允许他离开广州。

随着同文行解散和潘有度退休，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成为广东十三行最大的洋商，分享了总商的头衔。其实，他们两人也在效仿叶上林、潘有度，申请从十三行退休。不过，从欧洲传来的消息，改变了十三行所有人的计划和命运。

与潘有度等十三行商人担心的情况相反，亚瑟．韦尔斯利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将十倍于己的法军杀得落花流水。即便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30万大军赶来增援，也未能动摇英军对葡萄牙的控制，双方在西班牙多地展开拉锯战，每日消耗着恒河沙数般的军费。西班牙与葡萄牙本土过于贫困，无法支撑如此昂贵的战争，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崩溃，又引发了玻利瓦尔领导的拉美独立战争。结果，西班牙失去了绝大部分富饶的海外殖民地，拿破仑的国库也濒临破产，而亚瑟．韦尔斯利兜里却还有大把来自东方的银圆可花。拿破仑只得放弃替亡友提普苏丹向韦尔斯利复仇的计划，从西班牙撤军，转而进攻俄罗斯，以便从陆路打通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财富之路。就在拿破仑大军踏入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之际，英军正在马德里皇宫升起米字旗，亚瑟．韦尔斯利中将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上将、威灵顿公爵。

亚瑟．韦尔斯利上将解放马德里并受封威灵顿公爵

当拿破仑在公元1813年年初从寒冷的俄国逃回巴黎时，获悉威灵顿公爵已经攻占了大半个西班牙，正在逼近法国本土，多个法国盟友也投入了英国和俄国的怀抱。强敌压境迫使拿破仑匆忙备战，他失望地发现，与兵力的损失相比，财力的损失更加惊人，由于缺乏生产和维护经费，三分之一的法军炮弹无法爆炸。在当年秋天的德国战场上，他哀叹道：“军中无任何可以吃的食物，要找点东西出来简直是幻想。”经济压力迫使拿破仑决定在兵力严重不足、物资装备匮乏的情况下向固若金汤的柏林进军，主要原因竟是“可以在柏林找到大量食物，尤其是马铃薯，这样就可以把这场战争打下去”[12]。在这一被饥饿逼迫而生的错误战略思想引导下，法军迅速遭受了一系列惨败，最终在莱比锡被英军由提普火箭改良而来的康格里夫火箭弹无情地摧毁，只得放弃整个中欧，撤回巴黎。在巴黎，拿破仑又收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西联军已经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国本土，占领了重镇图卢兹，俘虏了最优秀的法军元帅之一——苏尔特。1814年4月11日，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如果不是因巨大的经济压力发动了一系列铤而走险的军事行动，他的法兰西皇位本来是难以动摇的。

拿破仑退位、战争结束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世界，当然也包括当时全球最大的港口——广州，英国的胜利引发万众欢腾。赋闲在家的潘有度闻讯，兴奋得当即作诗一首：“廿年角胜日论兵，望断遐方结好盟。海水不扬依画日，玉门春到自输平。”[13]在他赋闲的这几年，由于拿破仑战争、高利贷和官府压榨，又有好几家行商破产，还曾出现英军在1808年借口防御法军威胁而短期攻占澳门的恶劣事件，令外贸严重萧条。为了振兴商业，广州官员多次提议潘有度重新出山，领导十三行工作，都被婉言拒绝。随着拿破仑战败，广州的商业前景重新一片光明，潘有度便立即顺水推舟，同意再次加入十三行。1815年3月，他接受朝廷任命，建立与同文行名字相似的“同孚行”，兼任广东十三行总商。[14]

不过，潘有度有点太性急了。当拿破仑于1815年春天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的消息传到广州时，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好在他很幸运，当年6月18日，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只得再度退位，这次他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终生再无重获自由的希望。这是反法同盟的胜利，是英国的胜利，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胜利，当然也是广东十三行的胜利。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跨国贸易组织之一，广东十三行的沉浮始终与国际政局息息相关。

潘有度此后谨慎地经营着同孚行，严格控制企业规模，保证产品质量，直至1820年11月18日逝世。英国东印度公司评价潘有度的逝世时这样说道：“公司损失了一位最为正直且极为尊敬的商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发自内心地哀悼这位最亲切、最周到的朋友。”[15]

与乃父潘振承一样，潘有度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有四个儿子：长子潘正亨、次子潘正纲、三子潘正常、四子潘正炜，其中潘正常已先于潘有度去世，其余三个儿子都坚决拒绝出任同孚行老板，特别是拒绝出任责任重大的广东十三行总商，以便能够安心读书，通过科举走上比外贸商人更体面也更安全的仕途。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莫里森谈话时，潘正亨坚定地声称：“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 [16]由于广东当局的极力催促施压，最后潘正炜同意挂名同孚行老板，但他以自己不懂外语为由，将企业的日常事务全部交给有外贸经验的堂兄潘正威管理，但此人的商业能力广受质疑，是少数主动申请加入十三行却被粤海关驳回的商人之一。外国商人对潘正威的评价也不高，认为他是“潘启官一位贫穷而相当没用的亲戚，经常被用作充当台前人物”[17]。

曾经执广东十三行牛耳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潘氏家族，就这样在19世纪初渐渐淡离了外贸市场的巅峰。在19世纪上半叶领导广东十三行的，是潘氏家族原先的账房先生——怡和行的伍氏家族。

与潘氏家族相比，伍氏家族的财富更多，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深刻。不过，围绕在伍氏家族周围的疑点，也远比潘氏家族更多。比如说，在那个广东十三行都属于“无限公司”的时代，曾经资不抵债，潜逃多年的伍氏家族，是怎么避免被捕流放，卖身为奴，进而咸鱼翻身，完成建立商业帝国的华丽蜕变的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就必须接触广东十三行核心家族的核心秘密。

参考文献：

[1]　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七）．越南列传；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147—158；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5—21．

[2]　菲利普．圭达拉．威灵顿．李利谦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41—72．

[3]　克洛德．利布．拿破仑的罪行．第朱洁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55—142．

[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659—693．

[5]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李长庚列传；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七）．越南列传．

[6]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663—671．

[7]　啸亭杂录（卷二）．本朝宗室辅臣；啸亭杂录（卷十）．嘉庆初年督抚；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清操类；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702—703．

[8]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96—97．

[9]　同上：108—109．

[10]　同上：109—111．

[1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7—58．

[12]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拿破仑．赵汉生，彭光谦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288—303．

[13]　潘有度．义松堂遗稿．西洋杂咏．潘仪增编．番禺潘氏诗略（第一册）．1894．

[14]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10—112．

[15]　同上：94．

[16]　同上：110—112．

[17]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