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停滞的帝国
糊涂的使臣

公元1788年1月10日，广东十三行的杰出领袖潘振承驾鹤西去，留下了难以估量的遗产。然而，再大的遗产也难以使潘振承安息，他生前无论有多么聪明，都未必能预料到，自己死后足足30年，遗体才能回到故乡福建，入土为安。

潘振承生前没有在家族内指定接班人，去世后不免给他的家庭和同文行都造成了巨大的纷争。潘振承有七个儿子，其中长子潘有能、三子潘有勋、六子潘有江都先于父亲去世，还有四个儿子健在。其中，年纪最大的次子潘有为在北京修《四库全书》期间同权贵发生矛盾，辞职回家赡养父母，在潘振承死后不肯从商，拒绝接手同文行，隐居于河南岛上的六松园。经过协商，潘家最终一致决定由年仅32岁的四子潘有度执掌同文行，同文行的盈亏七家平分，以保持企业的稳定。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潘振承临终前归葬厦门的遗嘱无人执行，他的遗体被草草装入棺椁，放在一个临时性的墓地里，而这一放就是30年。[1]

就在潘家子孙协商同文行领导权时，一支悬挂着米字旗的舰队出现在印度洋上，朝广州驶来。法国局势动荡，欧洲贸易显著萎缩，印度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竭泽而渔的掠夺性政策压榨得日渐贫困，迅速丧失了购买力。英国首相皮特明白，他急需打开一个新市场，以倾销英国产品，为英国民众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否则，自己的政府随时都可能倒台。当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操纵的英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有巨大的购买力，英国工业革命的商品之所以在中国销路不畅，主要原因是广东十三行垄断中国外贸，故意削减英国商品的采购量，造成巨额的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皮特首相对这一理论深信不疑，经过和自己的密友兼主要赞助人——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敦达斯商议，他决定向中国派出第一支正式使团，要求中国向英国开放新的口岸，废除广东十三行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地位，并租借给英国一块与澳门类似的土地，以便增加地球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如果可能的话，使团还应争取常驻北京。

令皮特首相和敦达斯主席失望的是，首位英国遣华使者凯恩卡特上校没能圆满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此君甚至尚未活着看到中国的陆地，就在印度洋上染病离世。失去主心骨的船队只得返回欧洲复命，途中传来了巴士底狱的炮声。[2]

1791年6月，被革命剥夺权利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逃出被革命群众控制的巴黎，试图到东部边境召集保王党和外国军队反扑首都。可是，他在半途就被革命群众发现并抓获，押回巴黎，威严扫地。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与路易十六关系密切的奥地利与普鲁士立即结成反法同盟，欧陆大战一触即发。每天都有许多保王党人渡过海峡逃到英国，试图说服英国加入反法同盟。即将到来的英法战争会给英国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工业革命本身可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印度和东南亚殖民地的财富又被英国殖民当局掠夺殆尽，敦达斯主席于是再次建议皮特首相派遣使团出访中国，争取让这个东方最大的市场放弃“一口通商”的政策，向英国商人全面开放，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为了成功，他们选择了资历和地位都比凯恩卡特上校高得多的马戛尔尼勋爵及其多年的老助手斯当东爵士。拥有64门火炮的三级战列舰“狮子”号、小型护卫舰“豺狼”号，排水量1248吨的大型武装商船“印度斯坦”号，都是英国海军在未来的英法战争中急需的武力，却不得不在此紧要关头搭载马戛尔尼使团到地球对面去执行非战斗任务。毕竟，炫耀武力也是外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

1793年6月20日，马戛尔尼使团以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的名义抵达广东，中方早已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大半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把他们即将到来的消息转达给了广东十三行，而此时广东十三行里拿主意的并不是新任同文行老板潘有度——西方人所谓的“潘启官二世”。

早在公元1788年年初潘振承的葬礼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通过同文行的伙计，与正在服丧的潘有度取得联系，希望同文行能够像以往一样，成为1788—1789贸易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首位贸易伙伴。没想到，潘有度断然拒绝了这个看似常规的请求，谦虚地自称资历浅薄，缺乏做生意的经验，不足以担当保商重任，并推荐近年来迅速扩张的而益行老板石琼官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首位贸易伙伴。到了8月底，潘有度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按照粤海关的最新告示，万和行老板蔡世文已被任命为新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第二位是源泉行老板陈文扩，他和同文行只排在第三位，而益行老板石琼官排名第四，源顺行老板祚官排名第五。至于元顺行老板伍国莹，由于经营不善，在这一年携款潜逃了，给潘有度和伍国钊都带来了巨大压力。[4]当时恐怕没人能想到，仅仅十年之内，万和行、源泉行、而益行、源顺行这四大洋行将会全部倒闭，携款潜逃的伍国莹则咸鱼翻身，其子伍秉鉴还将成为世界首富。

这一切变局的关键，在于新任同文行老板潘有度。表面上，这位年轻的十三行新手谦虚低调，处处让人三分；实际上，他是个极其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人。在父亲潘振承身边耳濡目染二十余年，他清楚地知道广东十三行商战的险恶，要应付大生意，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观察。不仅如此，在当时，崇尚“丰亨豫大”的乾隆皇帝与和珅、福康安等宠臣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贪腐的政权，穷奢极欲的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和恭王府等建筑群无声地诉说着当时如流水般的花销，这些巨额支出很多都来自广东十三行，广东十三行总商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近年来，广东十三行的主要贸易对象——欧美列强之间更是矛盾重重，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给国际商贸造成极严重的动荡。因此，潘有度得出结论：在经商环境有本质改善之前，他必须尽可能避免出任千夫所指的十三行总商。

当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广东时，广东十三行正遭遇一场重大危机。公元1789年，在十三行座次表中排名第二的源泉行老板陈文扩去世，他的儿子陈寿官二世不善经营，洋行大小事务都委任账房先生倪秉发。粤海关监督盛住得知倪秉发擅长外贸，自身资金也渐渐充裕，为了索要一笔洋货行许可证注册费，勒令倪秉发独立组建洋行，即达成行。达成行独立出去不足一年，陈寿官二世便出现经营困难，无力再履行与外商签订的供货协议，又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只得宣告源泉行破产。得知这一消息，新任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紧急命令十三行总商蔡世文、财力最强的洋商潘有度、陈文扩的生前好友伍国钊和倪秉发一同清理、分担源泉行的债务。[5]参与清偿源泉行债务给潘有度带来了严重的财务压力，并使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更加谨慎，这些都影响了他在马戛尔尼使团心目中的印象。

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并不顺利。由于带有劝说乾隆皇帝开放其他口岸的使命，他们深知自己在广州不受欢迎，因而特意避开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直接前往天津。不过，广东十三行的影响依然贯穿着他们的整个行程，使团行程报告和英国信息咨询雪片般地从十三行发往华北的朝廷，供乾隆皇帝与和珅君臣参考。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内，粤海关监督盛住及其继任者苏楞额都对英国使团可能在朝廷告自己的御状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他们的前任的确有过惨痛的教训。在北京，马戛尔尼一行被安排住进了原粤海关监督穆腾额位于圆明园附近的宏雅园故居，这位满族官员因为从欧洲商人那里敲诈了过多的钱财而被罢免并抄家。对此，乾隆皇帝幽默地批示：“为了兴建此馆舍，该贡使的国家花了很多钱，因此不能不允许他住在那里。”宏雅园本是一所知名豪宅，英国使团成员估计“占地约15英亩（约合6万平方米）”，甚至还有穆腾额僭越修造的石舫，但年久失修，一些房屋墙壁漏风，内部也污秽不堪，因此英国使团强烈要求搬走，并在5天后如愿以偿，此事成为两国官员交恶的开端。[6]

最终，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所有要求。失望的英国人怒气冲冲地称，中国是“停滞的帝国”。可是别忘了，一百多年前，与马戛尔尼相似，托马斯．罗爵士率领英国使团出访莫卧儿帝国，争取到了在苏拉特、阿格拉、布罗奇和阿赫迈德巴德等四座印度港口城市自由经商的权利，史称“四口通商”，随即还获得了印度东海岸港口马德拉斯的租地权。此后发生的事无须赘述：开放、友善和进步的莫卧儿帝国大幅衰败，被英国迅速征服。而在乾隆朝的中国人看来，自己的祖国不是太“停滞”，而是太“冒进”了：国内出现了太多的外国人，广东有，福建有，甚至北京也有，他们居然掌握着中国的历法修订工作，还为皇帝和官员设计宫殿、绘制肖像画！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戴上西洋假发，穿上西洋紧身裤，游走于圆明园的时候，谁又能说这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它只是比莫卧儿帝国对自己的主权更敏感而已。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	雍正皇帝洋装刺虎图

在中国，马戛尔尼使团不断从肤浅的观察中得出错误的结论，结果当然一事无成。公元1793年12月，他们灰头土脸地被驱逐到广州，粤海关监督苏楞额冷冷地迎接他们入住广东十三行夷馆。如果不是苏楞额以为可以从他们身上再榨出点值钱的东西，连这种待遇也未必会有。据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小斯当东记载：“监督上任刚刚两个月，但他已表现得比前任（盛住）更贪婪。他毫无理由地向一名中国商人勒索20万元。尽管皇帝有旨，他还企图对我们的商船征税。”另一位使团成员巴罗解释道：“‘印度斯坦’号因携带过礼品而免征税；然而公行的商人已替该船交纳了3万两银子的税款。他们要求海关监督归还这些银两，但他只交出1.1万两，说原来就交了这点钱。从中可以看出，进入皇帝国库的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马戛尔尼“单独与监督谈了许久”，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想改变接任时的海关情况”[7]。

在中国官场上折腾了大半年，马戛尔尼发现，自己还是绕不过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头疼的广东十三行。1794年1月，马戛尔尼只得与最富有的两位行商——同文行老板潘有度（潘启官二世）和而益行老板石中和（石琼官二世）展开谈判，这也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搏。

马戛尔尼亲笔记载：“我与此间的主要洋商有过一些交谈。潘启官是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论重要性，琼官排名居次，但比潘启官更有钱、更年轻，也更坦率。在我看来，琼官表现得对英国十分尊重，而且毫无保留地声称，他愿意尝试任何我们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行委托他去尝试的新事物。潘启官的帽子上只有一个半透明的白顶珠，而琼官却戴着水晶项珠帽子，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一级。但我很快就知道其中的缘故。潘启官比较审慎，而石琼官则比较爱炫耀。石琼官肯定地告诉我，潘启官还有一个蓝顶子，但只在家中与家人聚会时才戴，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怕那些衙门里的官老爷因此找上门索贿，想当然地以为，用一万两银子的代价换来如此荣誉的阔佬当然能拿得出这点小礼物。”[8]

当时，在广州经商的瑞士人德．贡斯当曾经批评马戛尔尼“天真幼稚”，言论错误百出，理所当然在中国官场上遭到惨败。事情的确如此，而且这也不是马戛尔尼第一次惨败了：1779年，身为加勒比总督的他被法军击败俘虏，获释后被派到印度去当马德拉斯总督。在这块当时几乎每个英国人都能大发横财的土地上，马戛尔尼依然不走运，正好赶上南印度的迈索尔王国加入法美联盟，向英国宣战。如果克莱武能够以3000名英印联军征服孟加拉，那么马戛尔尼以1万多名英军击败还没有孟加拉一半大的迈索尔王国理应轻而易举。可战局的发展令人大跌眼镜：1780年9月10日，印度提普王子率领的迈索尔军队在波利留尔丛林中击溃6000名英军，随即又接连在达摩山和阿纳古蒂对英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将马戛尔尼包围在马德拉斯城内。幸而此时提普王子的父王海德尔．阿里苏丹病逝，提普王子收兵回国处理善后事宜，马戛尔尼这才躲过一劫。在提普王子登基为迈索尔苏丹以后，英军在南印度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依旧。1784年年初，入侵迈索尔的英军被包围在芒加罗尔港，多次突围尝试均告失败。3月11日，马戛尔尼被迫接受屈辱的《芒加罗尔和约》，同意归还英国此前侵占迈索尔的全部领土，并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多项经贸特权。

两个世纪以来，英军第一次被印度人打败，而且还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英国舆论哗然。1785年，马戛尔尼被解除了总督职务，次年返回英国。回国以后，原先的总参谋长斯图亚特因为嫌马戛尔尼指挥不力，导致自己的多位亲友伤亡，自己也被革职，找上门来约马戛尔尼决斗，并将他射伤。马戛尔尼虽然逃过此劫，却总找不到工作——英国公众已经对他的军政才能彻底丧失了信心。直到失业6年以后，他才谋得一份遣华大使的职务，其才能的匮乏使此次出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因为他既不够精明，也缺乏手腕和魄力。[9]

广东十三行18世纪末的实际情况和未来走势都与马戛尔尼粗糙的观察结论完全相反。同文行老板潘有度比较审慎，是由于他需要藏富，以免官员勒索，特别是被指派负担其他破产洋行的债务；而益行老板石中和装成比潘有度更有钱的样子，比较爱炫耀，是因为他需要让别人相信自己财力充裕。事实上，而益行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石中和不得不“表现得对英国十分尊重，而且毫无保留地声称，他愿意尝试交易任何我们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行委托他去尝试的新事物”。作为一位外贸商人，如此激进的商业策略是极为冒险的。

1794年9月6日，马戛尔尼使团返回英国。为了回应英国公众对他未能完成出使任务的责难，他着手撰写此次访华的游记。这位糊涂的外交家并不知道，就在自己笔耕期间，他所欣赏并极力推荐的石琼官已经宣告破产。

而益行老板石中和的破产，给乾隆年间的外贸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当时，而益行背负了惊人的债务，总数约有200万两白银。面对空前的企业倒闭风波，新任粤海关监督舒玺不仅没有慌乱，反而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他立即要求广东十三行总商蔡世文、伍国钊、潘有度，以及新近崛起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怡和行老板伍秉钧五大洋商，联合出面清理。

石中和的欠款名目很多，有欠粤海关等政府部门的20万两白银，有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订金60万两白银，还有欠外国商人的60万两白银，以及欠国内商人的很多钱，几经清算，仍有124万两白银的债务无法偿还。石中和名下还有约148万两白银的财产，包括61万两白银的房地产，但这一部分难以迅速变现，导致现金流枯竭。

蔡世文、潘有度等人深知，在所有债务中，首先解决欠粤海关的税费，才是正确的政治行为。为了解决这笔20万两白银的欠款，他们跑遍了石家的所有员工和亲友，用连哄带吓的办法，迫使他们筹集了这笔钱，并立即交给粤海关。舒玺对此自然非常满意：他只当了6个月的粤海关监督，就把多达24万银圆的巨款装入了自己腰包。可见贪官的胃口永远都是无底洞。

填饱了粤海关，蔡世文、潘有度等人接下来又得应付另一个难缠的大债主——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谈判，他们了解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想收回60万两白银的茶叶订金，他们还想按合同购买茶叶，以便在西方市场上换得更多的白银。蔡世文、潘有度等人就把众多茶叶供货商召集到广州来开会协商，并向石中和家族施加压力，最终石中和兄弟为了避免被捕入狱，拿出了45万两白银，并承诺尽快筹集余下的15万两白银。茶叶供货商拿到货款，便把45万两白银的茶叶交给了广东十三行，由他们转交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些茶叶供货商之中，可能就有詹万榜创建的“万孚行”，此时这家茶行在詹万榜的儿子詹世鸾的经营下日渐红火，是广东十三行的主要绿茶供货商之一。不过，石中和家族后来拒绝支付余下的15万两白银，而是将自家房地契抵押给茶叶供货商充数。这违反了之前的约定，因为石中和家族的房地产是准备用来冲抵其他债务的。茶叶供货商发现这些房地产的产权有纠纷，就拒绝继续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供货。这大大激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外国商人，他们正式向广东当局控告而益行欺诈，石中和兄弟于是遭到逮捕和严刑拷打，被迫用10万两白银赎回房地契，并被没收全部财产，发配新疆充军。石中和的弟弟石怀连最终死在新疆，石中和则连走上发配之路的这点运气都没有。

由于广州官府怀疑石中和仍有隐匿的财产没有交出，所以不断对他酷刑逼供。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几次派员工以证人的身份去监狱探视石中和，最后一次时他们看到，那位一年前在马戛尔尼眼中有钱、爱炫耀、富于冒险精神、风度翩翩的石琼官“穿着粗布做的短衣裤，白色的布鞋，但没有袜子，头发留得非常长，一条铁链围绕着他的脖颈和双手。他的整个外表肮脏不堪，一副像是要乞求的样子，使人不得不对这位身处逆境的富豪有所感动”。几天后，英方得知，“石琼官因在狱中受酷刑死去，他受鞭笞三次，最后一次打在脸上，因为伤势过于严重而发高烧，牙齿也掉光了。发高烧两天后，他就结束了那生不如死的人生”。石中和的合伙人叶上林也背负大量债务，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除夕来家讨债者不下数百人，公慰之，然内库实空，终无善策。三鼓后，忽闻后门啄剥声，得洋人赠遗白金三千圆，公尽付之讨债者，因此见信于友。明年大起，另开义成洋行”。于是，而益行的大部分员工和资产都转入叶上林的义成行。叶上林靠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援助幸免于难，他的义成行自然一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原本资产比叶上林更加雄厚的石中和如果不是惹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或能得到蔡世文、潘有度等同行的支持，获得公所基金的援助，未必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完全有可能同叶上林一样卷土重来。[10]

石中和惨死时，“拖欠夷货价银，除变产抵还外，尚欠五十九万八千余两”[11]。东印度公司档案也称，石琼官被发配时约欠外商债务60万两白银。这笔巨款后来由广东十三行的五大洋商分6年偿还，每年10万两白银；而益行欠国内商人（主要就是广东十三行同行）的巨额债务则被一笔勾销，很可能是从公所基金中扣除了。十三行总商蔡世文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经济负担，他的万和行其实也已多年运转不灵，只是在苦苦支撑，现在万和行借给而益行的款项无从收回，反而还要替而益行偿还十几万两白银的外债，实在力不从心。

公元1796年4月10日凌晨，就在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皇帝的消息抵达广州后不久，广东十三行总商蔡世文在寓所吞鸦片自杀，家属逃亡海外，留下50万两白银的债务难以清偿，全球政商两界为之震惊。广利行老板卢观恒因为早年参加外贸时曾经受过蔡世文的提携，此时带头承担起为万和行偿还债务的责任，从此跃居广东十三行的第二把交椅。至于蔡世文原先占据的头把交椅，此时便当仁不让地归于同文行老板潘有度。他在处理这些难缠的破产案中，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精明老辣，不愧是潘振承的儿子。以公元1799年而益行第五期10万两白银外债偿还情况为例，卢观恒的广利行承担了3.3万两，伍秉钧的怡和行承担了1.9万两，倪秉发的达成行承担了1.4万两，就连潘有度的堂兄潘长耀在1796年才开设、与1795年就破产的而益行毫无关系的丽泉行也承担了900两，而身为十三行总商的潘有度却设法让同文行只承担了448两！节省出的大笔资金，被潘有度用于收购破产洋行资产，招募破产洋行员工，拓展同文行业务。接二连三的洋行破产风潮不仅没有吹倒潘有度，反而将他推上了无人能及的商业之王宝座，也使社会舆论对他的心狠手辣议论纷纷，并折服于他的能力与魅力。[12]

叶上林	卢观恒

批评马戛尔尼“天真幼稚”的“中国通”德．贡斯当，是这样描绘潘有度的：“潘启官，广州公行之首席行商，外表迷人，但内心之邪恶无人可及。不少人目睹他一再背信弃义，甚至就是他的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还对他十分轻信，而且以为也能赢得他的信任。他自称‘欧洲人的父亲’，出于感激，有的（欧洲商）人在握住他的双手时竟激动不已。”[13]这样感情充沛的描述，清楚地体现出欧洲商人对“潘启官二世”潘有度既羡慕嫉妒恨又无可奈何，自认在商战中不是他的对手。

与“欧洲人的父亲”潘有度相比，马戛尔尼的确显得“天真幼稚”。他所拜访的大清，绝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而是一个经常发生剧变的社会，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在马戛尔尼到访后突然如雪崩般破产，行商座次发生大洗牌就是一例。导致这一剧变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参考文献：

[1]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27—32，85—87，92—93．

[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472—474．

[3]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3—8．

[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14．

[5]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03—10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14．

[6]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134；郑云艳．珞珈史苑．马戛尔尼使华团在京“寓所搬迁事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17—239．

[7]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380—382．

[8]　同上：390—391．

[9]　同上：18—21．

[10]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69—585；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十五）．

[11]　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十五）．

[1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85—586，596，611—613．

[13]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