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之父
欧洲之父

广东十三行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世界首富，是基于其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当今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肇始于公元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由此引发了持续8年之久的美国独立战争。回顾这场战争的起因，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对北美十三州的压迫上。然而，我们还应该知道：“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反抗者倾倒进大西洋的茶叶，究竟来自何方；为什么会引起北美十三州殖民者如此大的怨恨。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过程大致如下：公元1773年12月16日深夜，数百名自称马霍克族的印第安人冲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货船，把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倒进了大西洋。英国警方后来发现，这群“印第安人”其实是北美殖民地议员塞缪尔．亚当斯等人假扮的，其幕后指使者是大商人约翰．汉考克。他们的行为令英国东印度公司蒙受了巨额财产损失，因为这批被塞缪尔．亚当斯等人倒入海的茶叶都属于中国的武夷山乌龙茶和红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花重金从广东十三行购买、尔后航行过半个地球运到北美十三州来出售的。[1]

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位签署人约翰．汉考克	塞缪尔．亚当斯

上百年以来，英国真正的当家人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破坏东印度公司的商品，就是反对大英帝国；反对大英帝国，就必须接受大英帝国战争机器的惩罚。“波士顿倾茶事件”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随之诞生的，是一个即将震撼全球的世界强权——美利坚合众国。

波士顿倾茶事件告诉我们，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茶叶，是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来贩卖的中国武夷山乌龙茶。茶叶贸易是18世纪全球贸易的核心，但当时世界上生产茶叶的国家屈指可数：日本、越南等国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中国又执行广州一口通商。所以，作为18世纪全球唯一的中高档茶叶供货商，广东十三行占据着举世艳羡的市场王座，全球的财富年复一年地像海水一样涌来，挡都挡不住。作为广东十三行的二道贩子，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将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打入全球各个市场极为热衷，其中当然就包括英国的主要殖民地——北美十三州。在这张无比广袤的贸易网中，各国政府也都渴望分一杯羹。西方商人经常抱怨广州的进出口税率太高，还需要向中国官吏缴纳大量规礼，其实他们自己的祖国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18世纪中叶，为了维持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正常运转，英国对进口的中国茶叶征收高达119％—125％的茶叶税。如此高的税率自然会引起广泛的茶叶走私，而英国茶叶走私商的大本营，正是天高皇帝远的北美十三州。1760年北美十三州进口了约100万磅中国茶叶，其中四分之三都是走私茶。包括华盛顿、杰斐逊、汉考克、亚当斯等人，后来的美国国父们无一例外全都当过茶叶走私贩子，他们在海上向瑞典、丹麦、法国、荷兰等国的商船购买中国茶叶，再将其非法运入北美十三州的黑市出售，就这样通过与广东十三行的间接贸易，他们赚了第一桶金。走私中国茶叶的暴利令北美茶叶走私商力量日益增强，结成所谓的“茶党”，制造了许多重大刑事案件，如在1772年6月焚毁停泊在罗得岛的英国皇家缉私船“加斯比”号。据说被“茶党”倒入海中的一些茶叶后来还被捞起来晒干，继续在北美市场上销售，可见当时北美茶叶市场之红火。[2]

在18世纪的北美十三州，走私茶叶是人心所向，注意到这股不正之风的英国当局在1767年颁布了《北美茶叶退税规定》，降低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卖到北美十三州的茶叶税率，却未能阻止走私泛滥。不幸当时印度爆发大饥荒，给东印度公司造成了严重冲击：截止到1772年，东印度公司拖欠英国政府140万英镑的税费，在孟加拉的现金库存已从1769年的83万英镑暴跌到27万英镑。这样下去，东印度公司肯定难以为继。

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东印度公司就已经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取了“大得不能倒”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为内战的胜利者，如果缺乏流动资金，政府就应该给它发放贷款；如果法律禁止政府这样做，就让议会修改法律好了！

公元1773年，英国下议院专门针对东印度公司通过了三部法律：

第一，《东印度公司救济法案》，宣布英国政府不再通过法律手段追索东印度公司拖欠英国政府的140万英镑税费，而是将这笔款项转变为英格兰银行对东印度公司的低息贷款。

第二，《东印度公司管理法案》，规定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直接向英国财政部负责，进行全面改组，公司在印度的领导集团被接纳入英国政府体系，称为“大英帝国印度总督府”，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改任大英帝国委任的全印度总督，设立印度参议会和印度最高法院，在印度推行英国法律。

第三，《茶叶法》，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公司经伦敦市场销往北美的茶叶不再上缴125％的高额茶叶税，仅按北美普通商品税率纳税（每磅茶叶3便士），使东印度公司在北美销售茶叶的成本下降了一大半。同时，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北美开设茶叶专卖店，无须再与北美本地的茶叶代理商合作，杜绝了“中间商吃差价”现象，以便削减流通成本。这样一来，北美的茶叶零售价暴跌，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就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茶叶倾销地。该法案仅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在英国下院被通过，表明了它的巨大争议性，而这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这三部法案相辅相成，既挽救了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危机，又开启了对东印度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之路。这样，东印度公司便成功将不良资产打包甩给了英国政府，只保留真正能盈利的核心业务，公司职员全都被接纳为政府公务员，公司股价也因之大涨。但是，导致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依然存在，随着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和业务的日益繁复，依靠垄断亚洲贸易谋取暴利的东印度公司显得越来越缺乏管理手段。就像普拉西男爵克莱武抱怨的那样，公司各部门效率日益低下，腐败日益严重，而且职员日益无能和自私。尽管如此，这家企业依然“大得不能倒”，并且依然随时有能力将反对自己的任何人置于死地。[3]

然而，世界上总有些不怕死的人，当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时候，偶尔也能创造奇迹，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走私团伙“茶党”就是如此。尽管在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些人早已被尊称为“美国国父”，但就当时而言，称他们为走私犯兼奴隶主倒更符合实际一些，因为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既不是工业革命，也不是启蒙运动，而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走私中国茶叶和剥削非洲奴隶。《茶叶法》使得走私茶叶无利可图，也就毁掉了北美茶叶走私商的主要财富来源，而且导致北美本地的合法代理商丧失了原有的权益，由此引发了空前的不满。“茶党”于是以“自由之子”自居，高呼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口号。这在当时就等于是要求把走私合法化。

人们日后为北美独立运动的正当性辩解的时候，往往强调英国在当地征收的税务之重，但从不把北美殖民地的财政负担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对比，特别是从不与亚洲殖民地对比。如果北美十三州有权因为税务太重要求独立，那么英国在其他洲的任何一个殖民地都更有权要求独立。事实上，北美殖民地的税收和劳役甚至比英国本土还要轻，北美抗英暴动主要是北美茶叶走私商因自身利益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伤害而蓄意煽动的结果。1773年年底，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开始在北美以每磅茶叶3便士的普通商品税率纳税，北美市场上的合法茶叶售价暴跌，导致走私茶完全卖不出去，彻底断了汉考克、亚当斯等北美茶叶走私商的财路，他们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决定以破坏东印度公司茶叶的方式反抗英国在北美推行《茶叶法》，于是制造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又名“波士顿茶党案”[4]。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的根源在于北美茶叶走私商与东印度公司争夺西方的茶叶贸易权，这就是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危机会引发《茶叶法》，《茶叶法》会引发“波士顿倾茶事件”，而“波士顿倾茶事件”又会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可以说，为了天朝喝剩下的这点树叶子，引发了惨烈的美国独立战争。

从根源上讲，美国独立战争和半个多世纪后的鸦片战争一样，是由植物农产品的非法贸易导致的，只是非法贸易的对象不是鸦片，而是广东十三行的武夷山乌龙茶。试想，如果“波士顿倾茶事件”是正义的话，那么美国国父们及其党羽为什么要假扮成与茶叶毫无瓜葛的印第安人，试图借此转嫁这份无上的荣誉？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次日，未来的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激动地赞美道：“昨夜，有三船武夷茶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创举。我无限地敬佩爱国者们的这一崇高举动。销毁茶叶的行动如此大胆、果断而坚定，必然会产生深远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不禁要视之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过，这次行动只是对物资的袭击，再发生类似的行动就可能酿成流血事件。许多人希望，港口里漂浮着像茶叶箱那样多的死尸。其实，用不了死那么多人，我们（北美茶叶走私商）的灾祸根源就可以消除。”

事实证明，约翰．亚当斯的预言过于乐观了，他大大低估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报复的意愿和能力。在那个时代，342箱茶叶太过昂贵，需要成千上万条人命来抵偿。

“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之后，应报复心切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请求，英国议会很快就宣布在马萨诸塞州实施军事管制，并封锁波士顿港。北美茶叶走私商于是转移到远离海岸的费城，在那里召开了“大陆会议”，通过了《权利法案》，公然要求十三州自治。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大胆，是由于有强大的后援——刚刚登上法国王位的路易十六。

法国支持北美十三州独立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自七年战争惨败、丢失大部分海外殖民地以来，法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国内矛盾迅速积累，贵族们入不敷出，民众怨声载道，反对王权统治的“启蒙运动”日益受欢迎。如果不能迅速夺回这些海外殖民地，法国上层社会就难以维持其七年战争前“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奢华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国家经济崩溃和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根本不以旧制度改良与否为转移。原因无他，当时世界的经济重心并不在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而在由传统生产方式主宰的亚洲，失去亚洲殖民地和贸易渠道对法国经济是致命的打击。

从广东十三行的角度来看，英国的胜利与法国的失败其实早已注定，因为广东十三行总商潘振承厌恶西班牙，恨屋及乌，反感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天主教国家，法国商船在广东要缴纳比英国、瑞典、荷兰等新教国家更高的税，限制了法国对华贸易的盈利率。更重要的是，法国人不像英国人和瑞典人那样爱喝茶，20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对此醋意十足地评论说，茶叶只有在那些不出产葡萄酒的国家才会得到民众的真诚喜爱——比如在气温和文化程度都同样低的英国。结果，与英国、瑞典等国商船相比，法国商船购买中国茶叶数额小得多，自然不受以出口茶叶为主营业务的广东十三行欢迎。[5]

路易十六登基时，由于失去了亚洲殖民地和外贸市场，法国的经济危机已经极为严重。路易十六深知，如果不从英国手中夺回在七年战争中失去的殖民地和外贸市场，法国将永无复兴之望。但眼下的法国显然无力再与英国正面对抗，他于是孤注一掷，大力介入北美独立战争，甚至从德国招募雇佣兵，派他们坐船横渡大西洋与华盛顿会师，直接参与战事，支持北美茶叶走私集团。

法美联盟相当脆弱，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极为可怕。英国东印度公司紧急任命普拉西男爵克莱武为北美总督，委派他率大军从伦敦直捣费城，镇压北美茶叶走私团伙。在战场上，华盛顿等人肯定不是克莱武的对手，他们需要使用特殊手段。

1774年11月22日，就在英国远征军出发前三天，远征军总司令、新任北美总督克莱武男爵被发现死在伦敦豪宅书房的沙发里，一把水果刀深深插在其脖子上。美国的历史学家和记者都一致声称，印度的征服者是自杀身亡的。

如今，英国第一名将已经告别人世，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走私团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果然，在克莱武死亡5个月后，莱克星敦的枪声就响了。突失主帅的英军士气低落，在北美游击队和法国雇佣军的夹击中屡战屡败。1781年11月19日，英国驻北美殖民地主将康沃利斯（清朝人将这个姓氏翻译成“皋华丽”）在约克顿向华盛顿投降。[6]

广东十三行的茶叶，就这样决定了美国的独立命运。

战后，为了打击美国茶叶走私团伙，1784年，英国政府宣布将本土的茶叶税从119％降到12.2％，猖獗一时的茶叶走私活动几乎立即就在全球销声匿迹。

可是太晚了，美国已经独立了。

如前文所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北美十三州军队的国旗“大合众国旗”其实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旗：英国国旗“米字旗”配上13道红白相间的横条。也就是说，美国虽然以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家，但起兵一开始时，却打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旗号。美国独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上的英国国旗被撤掉，取而代之的是象征北美十三州的13个星星，现代的美国国旗“星条旗”从此诞生。前文分析过，美国国旗之所以要抄袭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将美国船误以为是环球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而不敢造次。此外，美国船也可以很容易冒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与英国和英国殖民地做生意——要知道，在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内部，美国国父们有许多熟人，可以为他们提供可靠的货源。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实力强悍，却正如克莱武所说，由于规模过大而管理不力，内部存在很多乐意牺牲公司利益换取私人利益的蛀虫，甚至堂而皇之地要求在公司船上获得一些自己的“私人货舱”，用公司船免费给自己运货，并将货物卖给公司禁止与之贸易的对象，其性质与和中国贪官索取陋规别无二致。这些情况都说明，美国国父们在建国伊始，就将做海外贸易当作美国经济的头等大事，而他们想要做的生意，主要就是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意，也就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内部的“蛀虫”，走私中国茶叶。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给独立初期的美国下定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本质，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私生子，而且还是一个忤逆不孝的私生子。美利坚合众国从英国独立，如同私生子与生父分家。

不过，美国国父们恐怕无法料到，美国独立以后，没能做成他们梦想的自由走私中国茶叶生意。震怒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扼杀襁褓中的美利坚合众国，不惜壮士断腕，一面长期用海军封锁美国各港口，一面将本土的茶叶税从119％降到12.2％，使美国既没有能力将茶叶走私船队开到公海上去购买茶叶，又无法通过偷漏茶叶税赚取利润。于是，“茶党”的立国之本就成了空中楼阁。

面额3美元的大陆币，名义上可兑换3块西班牙银圆

由于走私中国茶叶不赚钱，在本土引种中国茶树又屡屡以失败告终，独立后的美国变成了一个“不饮茶的国家”，它的爱国居民只得转变口味，去喝源自非洲、在美洲广泛种植的咖啡，或是美洲的特产饮料，例如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饮料马黛茶或19世纪发明的可口可乐①。但是，新生的美国在经济上过于弱小，几乎完全依赖武装掠夺印第安人和法国援助维生，发行的货币“大陆币”缺乏资源和信用支撑，汇率迅速暴跌，到了1780年就已形同废纸，留下了“连一块大陆币都不值”（not worth a continental）的讽刺谚语。无论《独立宣言》写得多么慷慨激昂，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了多少存在的意义。身处穷途末路，美国国父们只得抛弃不再做茶叶生意的原则，向18世纪末的全球贸易主宰者——广东十三行求援。[7]

可是，此时的美国商人们没有钱和广东十三行做生意……

建国之初，美国遭到英国（准确地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上封锁，自身又没有什么资源和技术，可谓一穷二白，仅有的几个富商跟欧洲和中国的富商相比，也都是拿不出手的小角色。美国发行的“大陆币”缺乏信用基础，在国内飞速贬值，在国外更是完全不可兑换。当时中国市场上唯一接受的外国货币是西班牙银圆，但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一直不好，而西班牙又在1779年对英国宣战，导致美国国内市场上西班牙银圆极为匮乏，美国第一艘前往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好不容易才凑了2万西班牙银圆，折合1.44万两白银。[8]在当时的广州市场上，即便免去美国商人的全部关税和食宿费用，这点钱也只能买到1000担质量最差的武夷红茶或54担生丝，实在是太寒碜了。

其实，十三行商人乐意购买的外国商品并不少：钟表、望远镜、金银制品、红木、珊瑚、象牙、犀角、珍珠、棉花、胡椒、葡萄酒……可是，建国之初的美国除了少量棉花和葡萄酒之外，一样也不能生产。如果美国人先把船开到欧洲和东南亚购买这些商品，再拉到广州去卖，根本没有价格优势。换句话说，即便能够突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上封锁，把船开到中国，美国商人也不知道有什么商品能够卖给广东十三行，又没有多少钱购买中国商品，走私茶叶还不赚钱，简直就像是去中国乞讨要饭，前景无比绝望。

但是，美国人交了好运。1782年，一名曾在库克船长麾下服役的英国水兵雷雅德叛逃到美国，并很快出版了一本书，记述自己穿越太平洋航行的所见所闻。他在书中提到，1778年，库克船长的舰队抵达温哥华岛（当时还未落入欧洲殖民者之手）时，因为气候寒冷，用金属工具和镜子与印第安土著交换了一批毛皮，将其中一部分做成大衣。次年，库克船长在夏威夷被土著杀死，群龙无首的船队匆忙向西航行，前往东亚。抵达澳门时，这些不幸的海员急需补给，却没带什么钱，船上可供出售的商品也很少。没想到，好几位中国商人都对他们的大衣和船舱里剩余的毛皮感兴趣，并开出了高价，海獭皮的价格尤其惊人：“6个便士换得的毛皮运往中国，就能卖出100银圆。”净赚832倍（当时1银圆合50便士）。最后，这批毛皮大衣换来了一整船的丝绸和陶瓷。海员们因此群情激昂，纷纷要求返回北美，向印第安人采购更多的毛皮，运到中国来卖，但被官员阻止了。[9]

832倍的利润！“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托．约．登宁在《工联和罢工》文中的这段话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援引而闻名世界。既然资本家为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为300％的利润就敢犯下任何罪行，那么，当83200％的利润摆在面前呢？

雷雅德的书刚出版，便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原来，向中国出口北美毛皮，比走私茶叶赚钱多了！所有人都想找印第安人弄些毛皮，再拉到广东去换成西班牙银圆。雷雅德的书上市一年之后，在主管美国财政的美国国父之一罗伯特．莫里斯大力支持下，排水量360吨的第一艘美国远洋商船“中国皇后”号就于1784年2月22日下水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突遇暴风雪，“中国皇后”号和同行的其他美国船只都没能抵达温哥华岛附近的毛皮主产区，只好带着在东海岸采购的2600张海獭皮前往广州。这点货当然不够，所以他们还带上了30吨刚刚被传教士在北美森林中发现、传说具备和中国人参类似疗效，因此也可能在中国畅销的西洋参。[10]

库克船长	罗伯特．莫里斯

到了广州后，“中国皇后”号的大班山茂召却大失所望。他们的2万银圆在广州市场上如同九牛一毛，毛皮价格虽然昂贵，无奈供应量太少。更糟的是，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几年前就开始成批地对华出口加拿大西洋参，“今年的到港数量十倍于往年”。美国商人瞬间陷入绝境：他们能买得起多少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呢？[11]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美国人的运气出奇地好，当年正逢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广东十三行因此被强制捐助大笔财物。年迈的行商领袖潘振承对闻所未闻、穷得叮当响的美国商人不屑一顾，身家殷实的行商们也对美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不过，几位初出茅庐、手头吃紧的中小行商却愿意冒险，对送上门来的新主顾相当热情，为首者就是刚刚开始独立经营外贸的同文行账房伍国莹，他们的积极配合使美国商人满载而归。最终，“中国皇后”号上的30吨西洋参全部售出，得银80410两，2600张海獭皮卖得5000两白银，加上其他商品，共卖得13.6万两白银，采购了4.9万两白银的红茶、1.7万两白银的绿茶，各2500两白银的丝绸和瓷器。[12]

“中国皇后”号帆船	山茂召

次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返回纽约港，船上的中国货物当天就全部售罄，再加上带回的6万两白银，获利高达1500％。当时清朝政府为了避免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已经明令禁止外国商船将白银带出境，美国商船能够带回这批白银，显然是得到了伍国莹等十三行商人的特殊关照，这笔钱成了美国金融界的“第一桶金”，山茂召也因此成为美国首富。同年8月17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亲自写信给另一艘前往中国的商船船长，托他代自己向广东十三行采购以下物品：“一张最好的中国南京条石桌子；一套最好的中国晚餐茶具，配以茶碟；一批上好的中国青花瓷盘子，多少都行；一套中国青花瓷小碗；六个水壶和洗手盆；六个杯子，或者三个大杯子和三个大壶；一盒散装上等熙春茶，13码黑花丝绸；一段平纹棉布；一块丝手帕；12段上等、18段次等的南京布……”[13]从此，美国商船络绎不绝地来到广东，向广东十三行购买各种中国商品。

此时，美国向中国出口什么商品呢？

第一，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毛皮。正如雷雅德发现的那样，广东市场上的毛皮价格特别贵。但是，广州气候温暖，广东人很少使用毛皮制品。广东十三行购买的外国毛皮大部分都输往了中国北方，那里有当时全世界最狂热的毛皮收藏者。如前文所述，明朝末年女真人之所以富强起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气候寒冷，中国市场对毛皮的需求量增大，女真人得以高价出售东北特产毛皮。清朝入关以后，在东北建造“柳条边”，禁止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进入东北大部分地区，导致毛皮供应减少，毛皮价格进一步上升。在整个清代，中国市场上的毛皮价格都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仅靠向中国大陆贩卖鹿皮，就能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国家，满洲气候寒冷，人们传统上最看重的不是房子、车子，而是貂皮大衣等厚实御寒的毛皮衣物，而且还用毛皮来分别社会等级尊卑。清朝政府规定：“衣冠定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穿貂皮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14]所以，毛皮在清朝上层社会被广泛使用，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广东的气候虽然不算很冷，但清朝广东的上层人物也“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为此需要大量的海龙皮（海獭皮）、貂皮和黄貂鱼（海狗）皮”（《涅瓦号环球旅行记》）。直到现在，东北依然保存着类似的消费习惯。同样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世界上最优质的毛皮兽大多分布在北太平洋沿岸：黑貂、紫貂、雪貂、灰熊、棕熊、狐狸、猞猁、浣熊、水獭、海獭、海豹、海狮等。为了出售毛皮给广东十三行以赚取暴利，美国独立之后，美国商人立即成立“西北公司”“美国毛皮公司”和“太平洋毛皮公司”，有组织地在北美和北太平洋捕杀这些毛皮兽，以残忍的手段把多种野生动物逼到绝种的边缘。[15]英国也成立了“哈德逊湾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采购毛皮。同时，俄罗斯也在对华毛皮贸易中大发横财。为了掠夺毛皮，俄国探险队越过白令海峡直扑温哥华岛，从而控制了阿拉斯加，还成立了“俄美公司”，专门在北美狩猎并生产、采购毛皮，然后转手卖到中国和西欧。当阿拉斯加的毛皮资源渐趋枯竭时，俄国政府就毫不怜惜地将这块土地转手卖给了另一个对华毛皮出口大国，也是当时唯一有兴趣的买家——美国。与中国相反，当时地球上另一大经济体印度由于气候炎热，对毛皮完全没有需求，因此根本不从欧美进口毛皮，双方经济互补性太差，导致美国和俄国商人无法进入印度市场。

第二，上文中也提到过的西洋参。在明清时期“人参热”的影响下，中国对西洋参的需求一发不可收，西洋参迅速成为广受欢迎的中药，进口量越来越大，欧洲和美国商人于是大量雇佣印第安人进山开采西洋参，结果严重破坏了北美西部的森林，并扰乱了印第安传统社会，为美国征服“西部”，占领盛产毛皮兽和西洋参的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和俄勒冈等地奠定了基础。[16]

第三，红木。自从明朝的“家具革命”以来，中国对红木的需求就有增无减，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然而，红木种类虽多，全都原产于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被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列强垄断，美国沾不到边。受自然环境影响，北美根本就没有红木生长。不过，美国商人在多次穿越太平洋的航程中，在太平洋上的几座海岛上发现了一种优质红木——檀香木，在广东可以卖出天价。其中最大的一个群岛是夏威夷，它的首都火奴鲁鲁因为盛产檀香木而被中国人称为“檀香山”。由于没有“贡赐贸易”体系的保护，美国商人通过市场经济，在40年内就将这些岛屿上的檀香木抢掠一空。结果，在檀香木绝迹之后，这些岛屿的经济全部崩溃，随后都陆续被纳入美国领土。[17]

通过与广东十三行展开对华贸易，美国资产阶级完成了最艰难的“第一桶金”原始资本积累。到了1792年，美国已超过瑞典，上升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英国。于是，广州成为最受早期美国人欢迎的外国城市。如今，美国的23个州都分布着以“Canton”（广州或广东）命名的城镇。

在广东十三行的精心呵护下，襁褓中的美国经济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可是，美国商船来广州必须绕过波涛汹涌的好望角或火地岛，如此艰辛而漫长的航行很不合算，所以美国建国以后，一面全力向太平洋扩张，一面长期致力于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运河的工程计划。又因为发现广东十三行常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印度棉花，为了同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所以建国后的美国疯狂地从非洲购买黑奴开垦棉花种植园，以便向中国出口美国棉花，导致美国社会分裂，为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笔。

新盟友美国迅速投入广东十三行的怀抱，成为压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18世纪后期主宰全球经济的广东十三行—英国东印度公司—美国经济联盟而言，摧毁法国经济不过举手之劳。公元1784年，法国政府已无力偿还债务，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尽管并不像许多宣传手册描绘得那样奢侈腐化，依然被法国民众嘲讽为“赤字夫人”。1789年年初，经济危机导致大批民众冲击政府部门，据说当大臣报告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老百姓已经买不起面包的时候，法国王后傲慢地回答：“那他们干吗不吃蛋糕？”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夫妇的王位和性命都随风而逝。与他们同样惨死在断头台上的，还有当时的欧洲头号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庭上，拉瓦锡的朋友为他辩护说：“砍下这样一颗头颅只需要一秒钟，培养这样一颗头颅却需要一个世纪。”法官义正词严地批驳道：“革命不需要科学家，革命只需要正义！”

拉瓦锡死时只有50岁，科学成就远远超过瓦特等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可是，拉瓦锡身败名裂，死于非命，法兰西斯人云亡，邦国殄瘁；瓦特富可敌国，欢度晚年，英吉利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两国的科技水平和政治制度，而在于两国同亚洲的贸易特别是与广东十三行的亲疏关系。英国占有了印度，并控制了大部分对华贸易，因此财富源源不绝涌向英国，民众越来越富，社会日益稳定；法国失去了印度，在对华贸易中也只占有很小一部分，因此只能坐吃山空，民众日益贫困愤怒，最后走向革命。法国大革命解散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法国自此在亚洲贸易中更加无足轻重。

作为对欧美政局影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潘振承没能等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在公元1788年1月10日溘然辞世，享年73岁。这位中国商人利用广博的知识和精明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相继打垮了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欧洲最强大的政权，帮助瑞典和普鲁士复兴，提携濒临破产的美国走上富强之路，更推动英国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真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理所当然，每个参与对华贸易的欧洲政治家和商人都对潘振承的商名“潘启官”耳熟能详，他们一到广州，便争先恐后地请求潘振承的接见，以至于在与潘振承握手时竟会像粉丝遇到崇拜的明星一样，激动得痛哭流涕。“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从此成为广州外贸市场上众所周知的规矩。[18]即便在潘振承去世几十年以后，他的子孙“潘启官二世”和“潘启官三世”依然令外商趋之若鹜，堪称“余威振于殊俗”。主宰世界贸易市场的潘启官家族，因此获得了一个令人震惊但又确实当之无愧的辉煌头衔——“欧洲之父”[19]。

身为万人仰慕的“欧洲之父”，潘振承的后半生其实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波折。

潘振承同时代有许多著名的人，例如乾隆皇帝、克莱武、华盛顿、路易十六等政治家和军事家，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家，也不乏瓦特和拉瓦锡这样的科学家，他们都与潘振承领导的广东十三行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关系在一位科学家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紧密，此人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瑞典博物学家林奈。

瑞典人林奈发明以“二名法”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分类学，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生物分类研究需要大量生物标本，而瑞典地处北欧，气候寒冷，生物种类匮乏，科学家缺乏研究材料。林奈本人很少出国，而且从未离开过欧洲，瑞典又没有海外殖民地，他进行生物分类研究必需的大量标本从何而来呢？答案是：瑞典东印度公司。如前文所述，瑞典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长盛不衰，主要原因正是潘振承领导的广东十三行出于战略考虑，有意识地多方提携，令瑞典迅速走出大北方战争失利的阴影。于是，瑞典商船络绎不绝地来往于北欧和中国之间，随船带回沿途经过的众多亚洲和非洲生物标本，使瑞典的生物学研究在18世纪盛极一时，学科带头人就是林奈。林奈的女婿索兰德和学生桑伯格参加过库克船长的探险队，库克死后，索兰德造访过中国，桑伯格更是在日本生活了三年多，收集了许多东亚动植物标本，带回瑞典去和林奈共同研究。

拉瓦锡夫妇	林奈

不过，名满天下的林奈却没打算给予潘振承和广东十三行应得的酬谢。相反，他大德不报，恩将仇报。林奈毕生都与瑞典东印度公司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其中很多信件涉及一项绝密行动：设法将18世纪的摇钱树——茶树引种到瑞典。如能成功，瑞典就将从茶叶进口国变成茶叶出口国，广东十三行的命根子将被切断。林奈很清楚，广东行商必定会竭尽全力阻止这种事的发生，于是在瑞典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多次派遣自己的助手和学生化装成东印度公司商船的随船牧师、职工前往中国，潜入内地茶园，设法购买或盗窃茶树种子和幼苗。在清朝官吏和广东十三行职员的严密监视下，大部分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不过林奈还是在公元1763年得到了一棵茶树，这也是第一棵在欧洲生根发芽的茶树。而对清朝和广东十三行来说幸运的是，伟大如林奈的西方生物学家也没能使茶树在欧洲的土地上繁殖，形成生产能力。即便如此，林奈及其弟子仍然致力于寻找中国茶树的替代品，而且真的被他们找到了：桑伯格在南非发现了一种豆科植物，用开水泡其树叶，会得到一种酷似红茶的饮料，称为“如意宝茶”或“路易波士茶”。实践证明，如意宝茶是一种很好的无毒热饮，但是它不含咖啡因和茶碱，没有促使人类神经兴奋的作用，加上产量不高，因此没法完全取代中国茶叶。20世纪初，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发掘出了北京猿人和仰韶文化等众多重大遗址，并为中国培养出了大批地质、古生物和考古学家，可以被视为当年林奈对广东十三行恩将仇报行径的补偿。

在国内，潘振承领导的广东十三行也要面对与林奈同样狡诈的对手。18世纪中叶任职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是一个很有背景的大人物，当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他的曾祖父李永芳是第一个投降的明朝将领。满族统治者为了拉拢汉人，连续四世对李家恩眷有加。李侍尧的个子较矮，记性极佳，办事干练，爱钱如命，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大贪官。由于家族的原因，他自小便与乾隆相识，仗着皇帝的包庇，贪污起来毫无顾忌。偏偏英国商人洪任辉不服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赴天津状告李侍尧与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腐勒索，险些断送了李侍尧的仕途。幸好乾隆皇帝选择弃卒保车，只将李永标革职抄家，李侍尧躲过一劫。[20]

李侍尧等广东官员胆战心惊地熬过这次调查，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对洪任辉等英国商人恨之入骨，于是迅速展开报复行动。替洪任辉向朝廷递交状子的天津知府灵毓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替洪任辉写状子的四川商人刘亚匾也掉了脑袋，洪任辉本人则被囚禁在澳门三年，期满后被驱逐回国，永远不许再来中国。

公元1759年，急于报复的李侍尧便奏请乾隆皇帝颁布了包括九条禁令在内的《防范外夷规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永远禁止外国军舰进入虎门水道，以防军事冲突；

第二，永远禁止外国商人携带任何武器和妇女（包括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进入广东省，免伤风化；

第三，永远禁止中国商人向外国人借贷，以防商欠；

第四，永远禁止外国人雇佣中国员工，永远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

第五，永远禁止外国人乘坐轿子；

第六，永远禁止外国人坐船在中国江河上游玩；

第七，永远禁止外国人向中国官员直接递交诉状，如有诉讼均需由十三行洋商代写代交；

第八，外国商人在广东省居留期间，只许住在广州城西南郊的“夷馆”里，永远不许走进广州城门；

第九，永远禁止外国商人在广东省境内过冬，如因故的确无法出洋，必须去澳门过冬。[21]

尽管这九条禁令对外国商人已经相当严苛，仍然不能平息广州当局对英国商人的复仇怒火。还是在1759年，一位名叫李兆鹏的御史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建议：永远禁止向国外出口丝绸，居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宣告持续三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突然死亡。[22]

如果所有这些禁令都被严格执行，中国的外贸势必完全解体，广东十三行也就消亡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精明的官吏能够找到各种方式对属民网开一面，前提当然是有好处可拿。于是，以潘振承为首的广东十三行不得不在1759年年底至1760年年初向李侍尧等广东官员献上大笔贿赂，同时不顾外国商人的反对，再次成立公行，而这也正是李侍尧渴望借禁令取得的效果。作为一名精明的官员，他根本就没打算毁掉广州外贸，而是希望借助种种外贸禁令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样需要行商打点的，还有以乾隆皇帝为首的北京朝廷大员。结果，乾隆皇帝在公元1762年洪任辉刑满后就特批，允许瑞典商人在广东购买2000斤丝绸。[23]1764年，正在为刚刚落成的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而陶醉的乾隆皇帝取缔了丝绸出口禁令。[24]如果没有广东十三行捐献的数百万两白银，金碧辉煌的圆明园将永远无法建成，设计西洋楼的多位外国工程师都是广东十三行洋商推荐给乾隆皇帝的，甚至兴建圆明园所需的红木等建筑材料也大多由广东十三行从东南亚和南亚进口，这都是徽商、晋商等内地商帮无法代劳的。1765年，乾隆皇帝还交给潘振承等广东十三行商人16幅郎世宁等宫廷画师绘制的《平定西域得胜图》，委托法国商人运到巴黎，刻成铜版画，1772年全部完成，又由十三行商人送回紫禁城，“高宗（乾隆皇帝）见之，甚为嘉许”[25]。

巨额的捐款和贿赂，使大部分禁令都名存实亡，给广东十三行洋商自身带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同文行老板潘振承在公元1760年被封为正三品的通议大夫，这是到乾隆朝为止，清朝商人获得的最高官职。同年，经李侍尧总督批准，广东公行被改组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类，潘振承被毫无悬念地任命为总商。这次改革推动广州各商行走上专业化道路，外洋行专办西洋各国的进贡和贸易，本港行专办东南亚国家的进贡和贸易，福潮行专办广东与福建和浙江等省的贸易。以当时外贸的最大宗商品茶叶为例，从此就由福潮行专门从福建等省采购，运到广州转手卖给外洋行，再由外洋行卖给外国商人。相比以前由同一家公行从商品原产地批发到广州卖给外国商人的贸易模式，1760年改革打破了一条龙产业链，增加了商品的转手次数，对广州公行有利，却提高了外国商人的收购成本。这引发了东印度公司更强烈的不满，多次向广东衙门抗议。1763年，刚刚被广州监狱释放的洪任辉灰头土脸地返回孟加拉，英国政府和媒体这才得知详情。反响是强烈的，普拉西男爵克莱武很快就给英国当局拟定了一份在华南沿海地区动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撤销贸易限制的草案，这也是英国第一次制订侵略中国的战争计划。不过，由于当时印度抗英战事升级，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实施。[26]1764年10月22日，莫卧儿帝国军队在布克萨尔完败于英军，皇帝阿拉姆被迫接受东印度公司强加给自己的“双重管理制度”，将印度东部各邦的税收和司法权都移交给东印度公司“代管”，并任命克莱武为孟加拉总督。从此，印度的半壁江山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英国在亚洲的野心也随之膨胀。[27]

圆明园西洋楼复原图	印度皇帝阿拉姆接受东印度公司的“双重管理制度”

1764年不仅是印度的伤心年，也是潘振承的伤心年，因为在这一年，他苦心培养的接班人——长子潘有能突然去世。他的次子潘有为后来写诗回忆说：“有兄拔俗灵秀钟，甫冠誉已驰鲛宫……方以摩汉许阿鸿，玉楼召赋何匆匆。嫂失柏舟哀未终，蒿里归休呼与同。仅遗一女儿数充，前哀未阕新殃重。而我踽踽飘断篷，擗摽惯与精气通。重申乱命忧心忡，吕刀秘不露其锋。”[28]看来，潘有能颇具才华，但在新婚后不久便因为某种秘密原因坠楼死亡，只留下一个女儿。潘有为想为兄长报仇，却一直没有机会。

潘振承还没来得及给儿子报仇，就又陷入了大麻烦。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的同时，东南亚兴起了新的霸主——缅甸。18世纪的缅甸王国极为好战，征服了包括泰国在内的周边诸多国家，后来又悍然入侵中国领土。1766年中缅战争爆发，清军未能占得半点便宜，至1769年，由于泰国华人领袖郑信起兵抗缅，缅甸腹背受敌，才同意与清朝停战。缅甸表面上向清帝国称臣纳贡，实际上侵占了清帝国大片领土，直到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场上还盛传着乾隆皇帝“征缅不克，弃地五千里”的尴尬往事。不过乾隆皇帝本人却厚着脸皮，将中缅战争列为自己的“十全武功”之一，而这些“武功”无不建立在广东十三行等中国商会的大笔资金支持之上。缅泰战争和中缅战争给广东十三行的贸易造成了严重影响，红木、香料、海产品等传统的东南亚大宗进口货物难以供应，还要年复一年地向朝廷捐助大笔军费，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当时，一位名叫詹万榜的安徽婺源（今属江西）茶叶商人来广州卖茶叶，就因为十三行市场行情冷淡，茶叶卖不出去，连回乡的路费都凑不齐，只好暂住在广州，后来开设了一家名为“万孚”的小茶行。由于担任公行总商，潘振承需要料理很多这类与同文行无关的杂事，进一步加剧了同文行的衰落。

“欧洲之父”潘振承居然内外交困，资产大幅缩水，这可不多见。同文行的竞争者迅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开始了资本扩张。几十年来，福建企业家长期把持广东十三行，令广东本地商民很不服气，现在他们推出了一位重量级选手——泰和行老板颜时瑛，来挑战潘振承的广东十三行领袖地位。与潘振承相比，颜时瑛年纪较轻，广东人称他为“瑛少”。1770年，广州的一座佛庙光孝寺需要重修，潘振承捐了50银圆，颜时瑛却捐了60银圆，数额虽然不多，却故意压过潘振承一头。[29]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注意到了广东十三行的两强争霸新局面，并认为这比同文行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对他们更加有利。1771年，颜时瑛卖给英方的一批茶叶不仅供货迟滞，而且质量也很差，英国大班却依然按原价接受了，并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这样解释：“我们为尊敬的公司利益着想，不能过度逼迫颜行商。他是一个集团的首领，潘启官是另一个集团的首领，两个集团相互妒忌与憎恨，有力地保证了我们能够反抗不合理的货价。”[30]

正当英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地位极速飙升之际，苏格兰学者亚当．斯密完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在这部书中，他数十次提及印度与中国的经济特点和规模，中国人熟知的有几段：“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司白银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司白银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

亚当．斯密没有来过中国，他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的这些分析，主要来自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的交流——由于历史原因，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中，他的苏格兰老乡所占比例特别高。亚当．斯密指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而且还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尚未开发，物价明显低于欧洲，但这是以中国广大下层民众的低收入为代价的，中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商人的合法财产经常被政府无端剥夺（这里指的主要是负责对外贸易的广东十三行商人）。然而，亚当．斯密所谓的“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和“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其实大错特错。在亚当．斯密之前，清朝外贸格局就已经发生过多次剧变，而清朝政府“不重视国外贸易”仅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实际上，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清朝政府，都非常热衷插手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基于这些错误的判断，英国人后来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提出了大量经贸要求，中国政府被迫满足这些要求之后，英国却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因此变得富裕。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潘振承面临来自颜时瑛的强力竞争时，四川大小金川土司起兵反清，乾隆皇帝急调十余万兵马围剿。规模浩大的战争带给广东十三行极其沉重的捐款压力，潘振承决定改变策略，向李侍尧总督请求解散公行，名义是“公办夷船，众志分歧，渐至推诿，与公无补”，同时也请求辞去公行总商职务，可以一心料理同文行的业务。解散公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求之不得的，潘振承为此向李侍尧行贿10万两白银，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替他报销了这笔公关费。不过，公行的解散降低了广东十三行对外国商人的谈判能力，增加了自身的经营风险，因此潘振承等行商后来绞尽脑汁，设计了一种抗风险的新机制。[31]

1772年，潘振承终于否极泰来，他的次子潘有为在科场上连中三元，随即被乾隆皇帝委任编纂《四库全书》光宗耀祖，成为行商子弟楷模。可是转过年来，坏消息却来了：清军在四川前线的木果木遭遇惨败，主帅武英殿大学士温福、四川提督董天弼等上万将士阵亡，气急败坏的乾隆皇帝被迫举国动员，讨伐大小金川，广东十三行只得加倍捐款。同年，安南（今越南）发生西山军暴动，国家从此一分为二，陷入漫长的内战。许多安南难民为了谋生而沦为土匪和海盗，横行于南海和中越边境山林，给广东十三行的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年迈的潘振承采取灵活的金融手段来应对这场危机，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这样记载道：

潘启官通知管理会，他要用公司的汇票给伦敦的几个人汇去一笔相当大的款项，但他在12天或14天内恐怕难以筹得此款，这样本季度就无法将钱汇到英国。因此，他提出一个对他自己和公司都有利的方法，即他愿意接受我们订购生丝的合同，如果董事会帮助他签发这笔汇票，他可以将汇票上的款额划为生丝合同订金的一部分。因为无论怎样，公司也无法在本季度获得这笔现款，即便获得了，由于每年都必须购买大量中国生丝，也只不过是先收而后再支付罢了……他的提议得到照顾。[32]

汇票在18世纪中叶还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支付手段，年近六旬的潘振承却迅速能够接受，可见其思路之灵活。汇票在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合法，但是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没有接触过，因此对之听之任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金融创新都是落后的法律逼出来的。此类金融创新，在潘振承身上不胜枚举。

公元1775年，潘振承劝阻了广东官员重建公行的命令，代之以全新的“公所基金”，规定基金会成员必须向基金缴纳其每年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便应付突发事件可能产生的浩繁费用（主要是天灾人祸时对朝廷的捐款和官员的索贿）。表面上，它仿效天主教国家的“什一税”，本质却是一个保险公司。潘振承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解释说：“这个组合‘公所基金’不能说是公行，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而对他们的财产会有保证。行商们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免于破产。”[33]

公所基金起初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怀疑和抵制，但后来却证明了自身的效能，以至于许多外国商人后来也加入了。同时，它也给基金会创始会员带来了稳定的收入。熬过多个难关后，广东十三行迎来了黄金时代：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重组，加强了对印度和东南亚的管理，广州外贸市场繁荣起来；1776年，大小金川被平定，广东十三行摆脱了沉重的军费负担。经济复兴令奢侈品的价格水涨船高，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账目记载，一颗售价4575两白银的大珍珠在1773年广州市场上还无人问津，到了1775年却以5400两白银的高价成交。[34]1776年潘振承在河南岛上修建家族祠堂“能敬堂”，显示了充沛的财力。不过，与潘振承对着干的对手们就不这样幸运了：不久后，经济危机突然爆发，到了1779年，泰和行、裕源行两大洋行由于欠下外商巨额高利贷，本金1078976银圆，加上利滚利竟达3808076银圆之多，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倒闭。经英国东印度公司调查，当时广东十三行只剩下8家，其中4家事实上已经破产，另外3家也经营困难，惟独“潘启官欠英国人的债务总计不超过8万银圆。他的能力和他与官员的关系，使他成为此处最有用的人，他调度得法，是一位最可信赖的行商。”[35]

广东十三行洋商经营着高利润行业，却纷纷破产，主要原因无疑是清朝官吏的百般敲诈盘剥。为了维持清朝外贸的信用，并改善广东十三行的处境，1780年乾隆皇帝五下江南期间，下令将颜时瑛、张天球等破产行商按法律充军伊犁，并查办他早年最宠信的封疆大吏——前后担任两广总督13年之久、时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乾隆皇帝派去查办李侍尧的官员，是他晚年的新宠——御前大臣和珅。

和珅本来为人谨小慎微，负面新闻也不多，但自从审了李侍尧贪污案以后，他似乎突然开窍了，越来越贪。李侍尧倒下了，和珅却权倾朝野。潘振承后半生要着重打点的，就是李侍尧、和珅这两位乾隆朝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超级贪官。金碧辉煌的恭王府，只不过是和珅上百套住宅中的一套而已。应付和珅的勒索还不够，颜时瑛等人欠下的外债也需要潘振承等行商分期偿还，这正是他们建立公所基金的主要意义。

对潘振承来说，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尽管如此，有些飞来横祸还是解决不了。就在潘振承的三个对头李侍尧、颜时瑛、张天球倒台的1780年，潘振承的三子、兵部员外郎潘有勋回福建漳州料理事务，不料“庚子忽逢电光怒”，被雷劈死了。次子潘有为还在北京编纂《四库全书》，潘振承只好转而培养时年25岁的四子潘有度。潘有度也是科举得意之人，此时已经官拜翰林院庶吉士，放弃仕途一直令他心存不满，然而父命难违，只好投身商海。[36]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780年美国独立战争和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在华的欧洲各国商船之间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许多水手死伤，甚至发生过英国船在黄埔港内夺取荷兰船的恶性案件，给广东官府带来了很多麻烦。1782年，又发生了英国少年在堆栈岛射杀中国人事件。按照英方的说法，那是枪支走火造成的意外，而且“根据中国的法律，15岁以下是不致受刑的”，可潘振承身为该英国少年所在商船的保商，还是花费了大笔白银贿赂各级官员以求平安。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对此深感满意，向董事会报告说：“由于潘启官的活动和他对官员的影响，此事得到解决，我们的贸易没有因此遭遇障碍……”[37]

可令潘振承没想到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居然很快就恩将仇报，在1783年声称，同文行和而益行2年前卖给公司的1402箱茶叶质量低劣，要求退货。这批茶叶的包装都严重破损，无法辨认是哪家商行出售，何况茶叶在存放2年之后自然会变质。按照粤海关的规定，外国船舶只要进港，就得纳税。潘振承不得不耐心说服粤海关官吏对来退货的英国商船免税，并为了同文行的商业信誉起见，赔偿给英国东印度公司1万银圆，余额次年退还。他与而益行老板石琼官协商之后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类事，干脆把不合格茶叶倒进大海算了，直接拿账单来退款即可，以免进口时重复纳税。就这样，潘振承前后花了约5万银圆才保住了同文行的商业信誉。[38]

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导致的经济危机，行商不断破产。到了1783年，“行商已减至四家（同文行潘振承、万和行蔡世文、源泉行陈文扩、而益行石琼官），海关监督（李质颖）企图增加至标准数额的十三家。4月，他公布招商申请。广州商人大都想逃避这种烦苛的荣誉，但还是在8月增派了5位行商——先官（远来行）、祚官（源顺行）、平官、思官（万和行蔡世文的弟弟）和麟少。”其中，远来行早就在做对外贸易，曾经接待过瑞典来华商船，但从未领过外贸执照，属于“行外商人”，不在“十三行”之列。“其他两位从前是做小生意的，另两位曾经是行商的账房，一位是潘启官的，另一位是瑛少的。”潘振承的老账房先生伍国莹也在粤海关的应征范围之内，但他见势不妙，“坚决拒绝应允，并逃避不见。为了惩戒，（广东当局）强迫他担任盐商，这样会使他很快就破产。他现在深自悔恨，没有接受海关监督提供的行商执照”。1783年，他开设元顺行，次年又接管了破产的远来行，正式成为广东十三行洋商。[39]伍国莹按照自己三子伍秉鉴的乳名“亚浩”，取商名“浩官”，从此人称“伍浩官”。英国东印度公司乐观其成，这样评价伍浩官：“我们认为他会起作用。”立即向元顺行订购茶叶。由于实力有限，经营不善，这几家新行商在三四年内就相继破产，很快只剩下元顺行一家。[40]

粤海关为什么急于增加十三行商人的数量呢？

因为广东十三行不能只有三四家成功，这样有垄断市场之嫌，北京朝廷并不愿意看到。从行商的角度考虑，树大招风，沉重的内外压力早已使他们不堪重负，也急需更多的同行来分担压力。公元1784年，有4名外国人违禁经广州去西安传教，事发后潘振承因监管外国人不力，被罚款12万两白银。1785年，东南地区发生旱灾，在广东地方政府的暗示下，潘振承请求捐款30万两白银，这一请求后被乾隆皇帝拒绝。从1786年开始，十三行被迫每年向内务府进贡5.5万两白银。随后发生的台湾林爽文暴动，又使十三行在1787和1788年各捐30万两白银。[41]单凭三四位行商，根本应付不过来这么多苛捐杂税。此外，广东政府不肯直接与外国人接触，各种涉外事务全都推给十三行代办，要消耗行商的大量精力，因此增加行商数量势在必行。

伍国莹组建元顺行之初，因能从福建亲戚处购入质优价廉的武夷山乌龙茶，生意蒸蒸日上，买下了小溪行夷馆和帝国馆，并积极扩大规模，但扩大经营规模往往是企业的败亡之源，林爽文暴动和越南内战等事件使伍国莹突然蒙受巨亏。1787年3月19日，身为房东的伍国莹竟然“被‘诺丁汉’号的会计多默关押在‘帝国馆’内……借口浩官在本季度初期曾担保一个叫阿钟的人向他借钱，所以要浩官清偿，但他承认浩官在借钱时没有提出要做担保人，也不能证明后来浩官答应担保……”经英国东印度公司调查，“浩官被释放出来，多默受到申诉，并被勒令乘第一艘开行的船回去”[42]，但事后不久，“据称浩官欠海关税及其他税捐甚巨，他已逃匿”[43]。

广东十三行洋商居然因欠税潜逃？这可是轰动中外的大新闻，社会是一时议论纷纷。

然而，所有这些烦心事，都不如一样最令潘振承烦恼：怎么才能把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新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呢？

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商品产量大幅提升，但这些早期机器生产出的产品大多质量粗糙低劣，根本无法与亚洲的手工产品相比，加之数量过多，有些种类又不符合亚洲人的消费习惯，往往在亚洲严重滞销。身为十三行洋商，潘振承等人不仅要负责把中国商品卖给外国人，也负责把外国商品卖给中国人，后者常常令他们更加难办。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材料：

从伦敦直接来的两艘商船所载货物的品种令人满意，可是行商们对于数量过多表示不满……但潘启官答应承销半数，幸而赤官也很快同意承销其余半数。承销如此大量的货物，是对我们尊敬的雇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极大关照。（公元1768年）[44]

潘启官到商馆通知我们……他无法将我们的铅的收购价提高，因为来货太多，他劝我们以每担4两的价格出售……我们对启官必须有公正的看法，在整个和我们贸易的过程中，他的作为都是诚实的。（公元1768年）[45]

潘启官指出……我们今年销售毛织品，是有很大困难的……如果要他按照去年的价格承销四分之一的毛织品，则公司要向他购买5000担武夷茶，每担价格15.5两白银……如果他无须承销毛织品，则公司要向他购买5000担武夷茶，每担价格14.5两白银……如果要他按照去年的价格承销四分之三的毛织品，则公司得向他购买16000担武夷茶，每担价格15.5两白银……我们决定采纳第三种方案，即由他按照去年的价格承销四分之三的毛织品，公司向他购买16000担武夷茶，每担价格15.5两白银……（公元1770年）[46]

我们提请你们注意，这里的行商对于公司商船今日运来的大量玩具感到极度忧虑，承销它们必将使几位行商破产。自公行解散以后，行商不再互相担保，因此极有理由担忧，公司的贸易将会因他们的不幸而受到影响。（公元1770年）[47]

经商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潘振承都在与外国商人的谈判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另一位广东十三行洋商的后裔梁嘉彬总结潘振承的一生时说：“彼陷于绝境者多次，然卒能自拔，可见其伟大之魄力与手段。”[48]当他在1788年以74岁高龄逝世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评价他们的老伙伴：“很难判断他的去世是否会给欧洲贸易带来不便。他确实是一位有大才干的人，非常善于处事，但当他自己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动摇而陷于困难时，他总有能力将这些麻烦消除。同时，他还精于权术，他的儿子一定能够保持其商行的信用与经营。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的逝世是有遗憾的。”[49]

的确，潘振承死而无憾，因为他生前不仅报复了敌人，报答了亲友，而且还培养出了多位合格的继承者。在他们手里，广东十三行将会迎来更为辉煌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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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朱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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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12．

[9]　同上：8—9．

[10]　同上：9—14．

[11]　同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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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12—14．

[17]　同上：148—152．

[18]　张维屏．艺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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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14．

[27]　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2—146．

[28]　潘有为．南雪巢诗钞．

[29]　光孝寺重修大门碑记．

[30]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四、五）．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84—585．

[31]　同上（第一、二卷）：303．

[32]　同上（卷四、五）：584．

[33]　同上（第一、二卷）：336—339．

[34]　同上：326．

[35]　同上：366—367．

[36]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92—93．

[37]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394．

[38]　同上：410—419．

[39]　同上：404；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40;Weng Eang Cheong（张荣祥）．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1684-1798．Curzon，1997：263．

[40]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411．

[41]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72—76．

[4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468．

[43]　同上：471．

[44]　同上（卷四、五）：555．

[45]　同上：564.

[46]　同上：574—575．

[47]　同上：576．

[48]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59．

[49]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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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可口可乐”一词是“可卡因”与“可乐果”的结合体，可卡因来自拉丁美洲特产古柯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