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皇商”的失败与“公行”的兴起

广东十三行在公元1686年成立前后，世界局势正在发生剧变。

在南亚，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统治着地球上GDP最大的经济体，但他已年华老去，多个子孙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莫卧儿帝国境内不时爆发激烈的冲突。印度中南部的马拉地人和西北部的阿富汗人看到有可乘之机，纷纷起兵造反，跨洋而来的欧洲人也开始小心翼翼在印度海岸上建立殖民地。奥朗则布善待路易十四派来的法国使团，允许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德干建立商行。但是，奥朗则布则拒绝了法国的对手——英国咄咄逼人的贸易条约。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希尔德于是在1686年向莫卧儿帝国宣战，史称“希尔德战争”。事实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莫卧儿帝国：战争之初，英国舰队成功洗劫了印度沿海地区，但是很快就被印度陆军赶到沼泽地里，随即在海上又被印度海军大将辛迪．叶尔孤白打得惨败。1690年，被封锁在孟买的英国人投降，希尔德总经理被迫派使者去朝觐奥朗则布皇帝，向他下跪求饶，这才保住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仅有的一点商业利益。

在中东，数百年来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土耳其大军于公元1683年被奥地利、波兰联军击溃在维也纳城下，随即接连丢掉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被迫放弃了征服波斯和非洲的计划，集中力量防守巴尔干半岛。但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实力仍然强悍，在南亚和东南亚维持着很强的影响力，苏丹以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之名，不断支持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政权抵抗欧洲殖民者，同时还支持信仰印度教的马拉地人对抗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马拉地人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获得大量欧洲军事装备和新式战术支援，给莫卧儿帝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欧洲殖民者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因此举步维艰。

在俄罗斯，彼得大帝于公元1689年登基，雷厉风行地推行西方化改革，并为打通出海口执行扩张政策，却遭遇一位强悍的对手——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后者于公元1700年对俄国和波兰发动了“大北方战争”，装备落后的俄军节节败退，直到公元1709年才扭转战局，接下来又击退了瑞典和土耳其的联合反扑，最终打通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圣彼得堡，并迁都到这座全新的都市。

彼得大帝	查理十二

在西欧，曾经的世界殖民霸主、“海上马车夫”荷兰在公元1662年被郑成功赶出台湾，1664年被英国赶出北美以后①，停止了扩张。通过公元1688年的“光荣革命”，荷兰执政者威廉亲王兼任英国国王威廉三世，荷兰与英国于是实现和解，走上了经济一体化之路。英国从此成为荷兰的盟友及法国的敌人，王权被进一步削弱，商人的地位大大加强。

公元1701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对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主战场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结果却没有明显的胜利者，西班牙从此退出一流国家的行列，法国则失去了他们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各国为支付浩繁的军费大批发行债券和股票，养肥了犹太财团。

广东十三行建立之初，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生意势必难做。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使亚洲大部分商路都变得不再安全，欧洲客户之间的常年战争又使得市场需求萎靡，而且行情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时出现戏剧性的骤变，难以把握。但就像汉语里的“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合称一样，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格局也给广东十三行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继衰落，欧洲各地又战火绵延时，中国却进入了和平时期。特别是公元1697年准噶尔可汗噶尔丹兵败自杀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半个世纪没有战乱，民众安居乐业。正如中国谚语“和气生财”所说，和平是财富之母，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开始超过印度跃居世界首位，并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内不断扩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后来竟独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许多重要商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此时的中国是世界的贸易中心，令全球各经济体马首是瞻，使中国的外贸商人在谈判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上文说过，清朝前期除了东南沿海的广州等通商口岸之外，还有一条与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即和俄罗斯进行陆上贸易的恰克图。作为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主要竞争者，恰克图的贸易一度相当红火，俄国商人购买超过本国需求的大量中国商品，转手卖给土耳其、波兰、瑞典等西方邻国牟利，晋商也因此发家致富。但彼得大帝登基以后推行西方化改革，对东方产品需求减少，大北方战争的爆发又使俄罗斯与瑞典、土耳其、波兰等西方邻国结为仇敌，再无生意可做，恰克图的贸易由此衰败。1721年各方停战，清政府在6年后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使北方陆路外贸逐渐恢复元气。18世纪初中俄陆路外贸的衰落，加强了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重要性，受益最大的正是广东十三行。康熙年间的诗人屈大均曾经写过一首《广州竹枝词》，描绘当时广州外贸的繁荣局面说：“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铺满十三行。”[1]

台湾郑氏王朝覆灭，康熙皇帝结束海禁开关以后，清朝外贸很快繁荣起来。当西方国家商船初次抵达广州时，得知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和广东巡抚都有权颁发洋货行许可证，由此产生了“总督商人”“将军商人”和“抚院商人”三种洋商（外贸商人），再加上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家族委任的王商，共有四种拥有政府官方外贸许可证的合法商人，总称为“官商”。这些官商资本较为雄厚，在官场上又各有后台，长袖善舞，虽然一开始并不都熟悉外贸，但因为信用优良，资金和货物都有保障，外国商人与他们做交易比较放心。[2]与拥有许可证的官商相比，“一个接一个涌进你的房子来”的无执照中国商人则经常“乘机盗窃”或依靠在秤砣上做手脚“一定要骗2％到3％”，很不可靠。[3]结果，广州的绝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被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商垄断，再加上一口通商的中国当时在中欧贸易中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中国商人的算术又普遍比欧洲商人好，使得十三行商人在与外国商人谈判时往往显得非常强势。

广东十三行建立之初，就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当然逃不过紫禁城主人那双贪婪的眼睛。到了公元1701年左右，原本应当担任裁判监督工作的粤海关看到外贸实在太有利可图，在顶头上司内务府的指使下也开始颁发自己的洋货行许可证，委派了几名直接“通天”的皇商，凌驾于各派官商之上，意图垄断外贸。

“皇商”这个词，在《红楼梦》第四回中出现过：“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同一回还提及，薛蟠“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可见，皇商的正式头衔是“内府帑银行商”，名义上直属户部，实际上由内务府差遣，其原始资本来自向内务府申请的贷款“帑银”，故称“皇商”。事实也正是如此，清朝初年来到广东等外贸港口的皇商，确实是内务府派遣的，因此获得海关的特殊待遇，可见《红楼梦》作者对清朝初年外贸情况之了解。

借助高层背景，皇商在广东外贸市场上本来畅行无阻。但是，他们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就引发了公愤。

公元1702年，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突然发现，“广州兴起一个新怪物，名叫‘皇商’，他付给朝廷42000两白银，获得对欧洲人贸易的独占权”[4]。厦门的情况比广州还糟，因为“‘太爷’（皇帝儿子派的商人）去年曾经到过此处，今年他到此处已几天；此人从皇帝的儿子处获得承包对英国贸易的特权，他向城中商人索取百分之几的费用才允许他们和外国人贸易”[5]。不过，最坏的情况出现在宁波，因为“皇帝的次子（太子胤礽）从北京派他的商人来此，此人具有对英国贸易的特许权，并要求所有官员协助他们；该商人到来后不久，四皇子（未来的雍正皇帝）所派另一具有同样权利的商人也抵达了”[6]。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认定，“广州比厦门好，而以上两处则比舟山好”[7]。也就是说，由于宁波有太子胤礽和未来的雍正皇帝委任的两位皇商竞争，市场活动完全无法正常开展。“虽然要经过许多勒索、高价、恼人的阻挠而产生的愤恨，大班却一致表示宁愿选择广州。”[8]在各个通商口岸，这类皇商“被指定为唯一经纪人，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通过他们购买茶和丝，也必须通过他们出售当时存在需求的少数外国产品。这只是在贸易方面采取的第一步管理方法，与费用却是无关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是外商们反对的……”[9]

由皇商或官商垄断某些贸易的制度，虽然令初次来华的外国商人感到稀奇，但在中国久已有之。早在周朝，政府就经常介入粮食、丝绸、鱼、盐、铁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汉武帝设置盐铁丞，严禁百姓“私铸铁器、煮盐”，“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10]被官府垄断的商品，往往是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特别重要的商品，除了盐、铁之外，马匹、铜等产品历朝历代也经常被禁止百姓自行销售；宋朝政府还垄断了酒、碱、硝石、硫黄等商品；元朝开始，朝廷又垄断茶叶等畅销商品。清朝初年，来华的外国商人主要购买的茶和丝均属清政府垄断，而他们在华销售的葡萄酒、钟表、玻璃、鼻烟等“洋货”也被列入官府垄断商品名单，只许皇商或官商经营。久而久之，中国的外销产品因与进口商品走同一销售渠道，也被称为洋货，例如景德镇的外销瓷器就被一度称为“洋瓷”。因为洋货对品质的要求严格，所以逐渐在中国民间成为高档商品的代名词。

即便同为官方特许洋货经营企业，皇商和官商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对于皇商“被指定为唯一经纪人”，官商们极为不满，公元1702年皇商首次开展垄断业务时，广州的官商“黎安官”就对英国“大班”②说：“此皇商过去是广州的盐商，因为透漏朝廷盐税，曾被逐出省外，但并未没收他的全部财产。他设法进见皇太子，据说用了42000两白银取得包揽广州所有对欧洲贸易的特权，排除其他商人。如事先没有取得允许，任何人都被禁止干预他，但皇帝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这位皇商一无货物，二无资金，三无贷款信用，他是海关监督的公开敌手，因为不能对他进行像对其他商人那样的额外征税，他只按照皇帝定的税率交关税。”[11]

公元1702年的清朝皇太子是康熙皇帝的次子爱新觉罗．允礽，当时的内务府总管是允礽乳母的丈夫凌普。早在公元1697年，就有人向康熙皇帝告发“太子暱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12]。看来，允礽并未因此收敛，反而结党营私，干预朝政，甚至瞒着康熙皇帝指使内务府和粤海关设立“皇商”，以谋私利。令人吃惊的是，多位皇子都参与其中，使东南沿海外贸陷入一片混乱。皇子们私设皇商的行为破坏了国家的原有经济秩序，也触犯了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广东巡抚及其所属的“总督商人”“将军商人”“抚院商人”和“王商”等官商的根本权利，并使海关税收减少，可谓四面树敌。外国来华商人对皇商垄断外贸同样不满：“因为他并不是广州的大商家之一，非经过很多耽搁，不能供应外商一宗货物；同时，这也是那些被排斥于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之外的其他广州商人所反对的，并且官吏们——财政官和地方官——也一致反对，因为这种垄断虽没有损害到他们对于船舶的管辖，却干犯他们对于产品贸易征税的完整权力。”[13]总之，皇商在对外贸易中表现得很不职业，远远逊色于对外贸易经验丰富的官商，因此引起多方反感。

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包括未来的雍正皇帝在内的几位皇子很快都停止了对皇商的支持，只有皇太子允礽和内务府总管凌普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但是，在各方势力的联合抵制下，他们最终也妥协了。1703年，康熙皇帝派得宠的内务府官员孙文成出任粤海关监督，由于皇商制度遭到强烈抵制，导致“上季没有船只到来，经皇上考虑，准他延长任期三个月”。在不利的外贸局势下，孙文成的态度有所缓和，十三行商人乘机和几位外国商人“往见海关监督，明确地说皇商的成功一定会损害他们和他本人，请求帮助他们去打败他”，结果，“旧任海关监督（孙文成）不出一个月内，就要将他的官印交出。第一步，他把全体商人叫到面前，坦率地斥责皇商，因为他没有资金去供应船货……由于妥善的应付和海关监督的帮助，虽然商人们被迫付给他一笔款项，但我们本季的贸易不致受到太大损害”。最终，在各方的配合下，孙文成通过牺牲皇商的利益，赶在卸任前夕签下了几笔外贸大单，基本上完成了当年的关税任务。尽管皇商在孙文成离职后两天立即向新任粤海关监督安泰告状，但已经无力回天。孙文成返回北京后，因为打压皇商受到部分贵族的排挤，但他的工作毕竟令清朝政府受益，因此很快在同为包衣的好友江宁织造曹寅举荐下，出任杭州织造，康熙皇帝还特别在圣旨中指出：“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从此便有了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并称的“江南三织造”。

孙文成在担任粤海关监督期间，差点因“皇商事件”造成外贸停滞和巨大亏空，后来顺应潮流处理皇商才挽回局面，与曹寅、李煦并列为“江南三织造”，又相互结成姻亲，成为《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原型。正因为这段历史，曹雪芹才会对短暂的皇商制度如此熟悉，并安排反面人物薛蟠担任皇商。

决定历史潮流的，往往不是个人意志，而是自然规律。违背经济规律的皇商制度尽管有诸多清朝贵族大力支持，仍然回天乏力。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两年之后（公元1704年），‘皇商’发现他自己不得不允许其他商人分润他的垄断，但是他却要求对每艘商船征收一笔五千两银子的款额作为这种让步的代价，这笔款项自然是贸易上的一种负担，并且是直接取偿于外商的”[14]。这对皇太子允礽无疑是沉重的经济打击，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的政治地位随之急剧下降。1708年，康熙皇帝诏令废黜皇太子，并将凌普革职抄家，斥责两人：“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肆恶虐，伺朕躬起居动作。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徵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15]

在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书中，康熙皇帝不打自招，承认自己明知皇太子秉性奢侈，还故意任命其乳母的丈夫（当时叫“奶公”，等于干爹）、著名贪官凌普担任内务府总管，以便其更好地盘剥勒索，并前后包容达20年之久。可见，这些贪官的总后台正是康熙皇帝，反映出康熙皇帝对皇子们的纵容。

公元1704年被迫放弃外贸市场垄断权后，本来就不擅长从事外贸的皇商受到沉重打击，允礽和凌普在公元1708年倒台，更令皇商一蹶不振。即便如此，康熙皇帝似乎还不准备彻底放弃对他和内务府有利的皇商制度，于公元1710年任命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李士桢的二弟李国屏为粤海关监督，试图找到一条皇商与官商并存的路线。然而，李士桢家族一直都是广东十三行的积极支持者，李国屏也不例外。由于他未能挽救皇商，一年后便被调离粤海关，改任武英殿总监造。李国屏刚走，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就在1715年同新任粤海关监督哈尔金达成了外贸新约，第一条内容便是：“（外国商人）有与任何人做不受限制的贸易的自由。”[16]从此，皇商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既然康熙皇帝是皇商的总后台，皇商制度的失败自然令他痛心疾首。在利润丰厚的东南沿海外贸市场，有中央背景的皇商居然被以广东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商彻底挤走，这对一直忌惮南方汉人的清朝政权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报复随之而来。

就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粤海关达成外贸新约，皇商彻底退出外贸市场的1715年，厦门爆发“安妮”号武装冲突，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迫停止与福建、浙江口岸的贸易，将所有来华的商船都派往广州。两年后，康熙皇帝下达《南洋禁航令》，只许外国人来华经商，却不许中国商人出国经商，南洋华人必须回国，否则以叛乱分子论，不许再回中国。

显而易见，康熙皇帝想通过这两项行动，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把外国商人全部限制在与郑成功集团有仇、政治上对清朝可靠的广东进行贸易。经过与郑成功集团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康熙皇帝一直对福建、浙江不放心，因此多次南巡，并派曹雪芹家族等亲信长期侦探东南地区的社会消息。通过《南洋禁航令》，他掐断了东南沿海居民出国的通道，同时，这也是他对官商排挤皇商的报复。

但是，康熙皇帝没有想到，在发布《南洋禁航令》以后，中国的外贸却比以往更加繁荣。公元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欧洲经济开始复苏，广州的外贸订单随之迅速增长，贸易量很快超过了以往“四口通商”的总和。

出于安全考虑，清朝政府禁止奇装异服、文化多与中国传统习俗抵触的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为了接待贸易伙伴，广州洋货行的行商们在广州城南的珠江北岸陆续建造了一批富丽堂皇的欧式多层建筑，从西到东分别是：丹麦馆、西班牙馆、法国馆、美国馆、宝顺馆、帝国馆、旧英国馆、混合馆、新英国馆、荷兰馆、小溪馆，再加上夹在其中的章官行与瑞行，合称“十三行夷馆”。从馆名可知，各馆是为招待不同国家的商人而建，也做了不同风格的装修，但后来有些国家的经贸没落，其馆不免门可罗雀，其他国家的商人只好入住，导致居民与馆名不符，最后这些馆名形同虚设。

十三行夷馆位于广州城南的珠江北岸，南侧有一片正对珠江的广场，北侧为十三行街，再北为公行会所。十三行夷馆是中国最早的联排别墅，性质为涉外宾馆，产权属于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外国商人住在里面需要缴纳租金，每个贸易季度租金400—1000两白银不等。[17]十三行夷馆始建时颇为轰动，是广东民众的日常谈资，繁盛景象有诗为证：“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18]

十三行夷馆这批欧式建筑大有来头，可以上溯到12世纪德国城邦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汉萨同盟”。“汉萨”一词，在中世纪德语里就是“会馆”的意思。13—15世纪，汉萨同盟在欧洲各国建立了上百个商站，其中以驻伦敦商站“钢院”最为著名。汉萨同盟的商人拥有德国城邦政府的特许经营权，被称为“merchant”，被视为高级的官方批发商，后来广东人将这个词翻译成“马占”。汉萨同盟的商站通常是三层楼房（上下两层加一层阁楼），供商人办公和居住，带有院子和库房以便存放牲畜、车辆和货物。各商站驻有商业代表，由声誉良好的已婚商人担任，妇女严禁进入商站，昼夜都有武装人员看守，以防匪徒袭击。将汉萨同盟的商站建筑、内部规定与十三行夷馆建筑、粤海关的“禁令”相比，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这肯定不是巧合。汉萨同盟活跃于中国明朝，即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初期。当时，汉萨同盟的商站建筑、内部规定代表了欧洲商界的主流规范，自然而然被欧洲殖民者推广到世界各地。汉萨同盟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性质的军事强权，它的建筑规章都是在商业活动中千锤百炼而成的，很合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有效地保障商业秩序，推动贸易发展。举例来说，禁止妇女进入商站看似不够人性，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旦允许妇女进入商站，大部分商站都会很快变成妓院，令正派商人避之唯恐不及。同样深受汉萨同盟影响的沙皇俄国③，也一直严禁晋商携带女眷进入旅馆。后来的研究者看到清政府严禁妇女进入十三行夷馆，往往觉得这是封建、落后的规定，殊不知这是源于汉萨同盟的国际惯例。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好不容易理解并接受了国际惯例，过了不久，国际惯例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中国人十分被动。

自从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之后，东非、南亚、东南亚、东亚的很多沿海港口都建立起了类似汉萨同盟商站的建筑群，以供越洋而来的欧洲人居住，其中当数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夷馆的规模最大，很可能是十三行商人仿效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商馆建造的。

公元1720年，十三行夷馆刚刚建成，十三行商人却收到了一个令他们深感恐惧的消息：“厦门的老安官确已从北京出来，并做了皇子的商人，带有大量资金收购茶叶和瓷器！”[19]

千夫所指、好不容易才消灭的皇商制度又要复活了！

原来，允礽和凌普倒台以后，康熙皇帝派当时自己最为宠爱、也最有希望成为皇储的皇八子爱新觉罗．允禩去抄凌普的家，满以为可以大捞一笔。不料允禩与凌普也有旧交，抄家时马马虎虎，所获财物数量有限。康熙皇帝大怒，下圣旨痛批允禩：“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从此允禩失宠。皇十四子允禵当场出面为允禩辩护，惹怒康熙皇帝，几乎被杀。[20]眼看宫廷内斗即将失控，康熙皇帝被迫再次立允礽为皇太子，但是不久后又将其废黜囚禁。于是，康熙皇帝的威信大跌，众皇子纷纷拉帮结派。北京日益升级的权力斗争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官场，特别是直属户部和内务府的粤海关，以及受粤海关管辖的十三行。几位大胆的皇子又盯上了外贸这块大肥肉，准备派自己熟悉的商人去中国沿海仅有的开放口岸广东，垄断当地外贸。

十三行商人所谓“厦门的老安官”，即上文提到过的黎安官。此人在清朝外贸中资格极老，仅次于广州的王商洪顺官等第一批外贸商人。早在1701年，黎安官就曾在厦门卖给英国商船“会场”号、“坎特伯雷”号和“奥朗则布”号一批生丝、黄金、白铜、明矾和水银，同时购入英国毛纺织品。由于贸易量超出了预算，粤海关又不许双方直接用银钱交割（为了防止中国白银外流），双方都欠了对方的货款，并写了欠条。[21]为了解决关税纠纷，黎安官专程从厦门前往宁波，试图说服浙江政府重新开关。在此期间，厦门的另一个商人田官获得了皇商的许可证，并立即推动了一项令外国商人愤恨的改革。

新皇商的第一件工作，是将厦门的商人组成一起，由几个人紧密合作：“这个有害的方法是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是由皇子的商人建立起来的，他把所有一切掌握在他的手里……商人们经提督和海关监督认可后，只准八人或十人可以购买我们的货物或出售中国货，其他人等一律不准。这样迫使商人没有贸易的自由，对我们（英国东印度公司）非常不利，因为这一小群人可以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价钱，而同时（已有很多例子）其他人愿意付给我们更多，却不能随便来买，中国货也是如此。”[22]

英国人原来因黎安官欠他们的货款一年多没还清，称其为“下贱的坏蛋”，此时却感叹：“安官知道你会付出多少口岸费用，买你的船货和卖给你中国货，一个下午就可以解决，而现在却需要花三个月或四个月的工夫。”因为田官为了取得皇商资格耗费了巨资，现在“缺少本钱做生意，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比其他商人的信用坏，另一方面公司有命令不许借出现款，于是他就想尽各种方法来骚扰英国人，威胁他们把钱借出来……”[23]

黎安官发现宁波和厦门的外贸环境都很恶劣，于是又转往广州，申请外贸执照，开办了十三行中最早知名的“资元行”。开业后，他改变经营策略，自己建造船队，开到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去做生意。事实上，黎安官并不是个胆大包天的独行侠，“1674年之后，许多中国商人出现在巴达维亚（荷属爪哇），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中国就变得多余了。1700年前后，这一帆船贸易十分兴盛……1710年之后，欧洲市场上对于茶叶的需求量暴增……竞争对手在广州买到高质量的茶叶，次等的才被运往巴达维亚……”[24]可见，购置船队去南洋做买卖的十三行商人，并不止黎安官一位。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元1704年，一位叫汉密尔顿的英国船长自称在广州受到黎安官的欺诈，为了报复，他在马来亚的柔佛海峡上袭击了一艘资元行的商船，并将船和货都就地卖掉，获得赃款6000银圆。黎安官因此遭受了11000银圆的巨额经济损失，但他联合其他几位广州商人，利用丰富的贸易经验、商品资源和官场关系，软硬兼施，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赔偿了损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感叹：“黎安官和他的合伙人势力强大，没有他们就难以做任何买卖，结果他们就不像从前那样谦卑。但是以中国人的标准而言，他们是极其守信的人；假如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使船只不受海关监督。今年他们勇敢地向那个叫‘皇商’的新怪物进行攻击……虽然商人被迫付给他一笔款项，但我们本季的贸易不致受到太大损害。”[25]

事实教育了以黎安官为代表的中国外贸商人：在拥有紫禁城背景的皇商和亦商亦盗、富可敌国的欧洲东印度公司面前，他们这些缺乏武力后盾、原始资本也十分有限的中国商人不能相互拆台。只要团结一心，他们就既有办法将扰乱秩序的皇商赶出市场，也有办法迫使欧洲东印度公司遵守他们的规矩。皇商田官虽然在厦门失败了，但他兴办商会的改革措施却启发了黎安官。在黎安官多次去过的宁波，也存在类似的组织：“所有中国行会的组织力量过去和现代都是很大的，而宁波的商业行会更是全国中最强的……英国贸易者处于不利地位。”[26]

其实，18世纪初，亚洲的英国商人在各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英国联合荷兰、普鲁士和葡萄牙进攻由西班牙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并占领直布罗陀至今。1703年，第一次爪哇战争爆发，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大扩展了它在东南亚的势力。为了阻止英国和荷兰控制欧亚贸易，神圣罗马帝国在其领土比利时建立了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派遣大量商船来亚洲。这严重扰乱了亚洲的国际贸易秩序，恐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命令在华商船抢购所有能找到的茶叶，甚至包括较劣等的货色。

第一次爪哇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广东十三行商人因为欧洲各国的这种相互竞争而大发横财，但很快就因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坏账泥潭，多家行商破产。[27]战后，来华的外国商船迅速增加，看到外贸有利可图而十三行官商衰落，许多不属于十三行的“行外商人”纷纷违规与外国商人开展贸易，因为法不责众，令十三行损失了很多订单。就在此时，黎安官于1720年从北京返回广州，在十三行公所向公众宣布，不会再有皇商了，从今以后，广东十三行要联合起来，共同控制中国外贸。他的提议广受欢迎。当年圣诞节（12月25日），乘着欧洲商人停业休假之际，以黎安官为首的16家主要十三行行商（如前文所说，“十三行”并非固定的13家外贸商行，实际家数往往高于16）经两广总督杨宗仁、粤海关监督傅德批准，聚集起来，在关帝庙前宰鸡歃血盟誓，宣布建立商会——广州公行。

广州公行的章程共有13条，如今仅存英文本，内容大致如下：

1.中国和外国商人全都食毛践土，理应共同报答皇恩；

2.为了划清公私利益，现特制定此行规，以便日后共同遵守；

3.中国和外国商人相互平等，如果外国商人贱买贵卖，那么中国商人势必亏损，而且容易产生鱼目混珠的弊端，因此各行商必须与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在公行聚首，公开议定买卖货物的价格，私自议价交易者应当受到惩罚；

4.外省或外地商人来广州与外国商人交易时，本公行应协助其定价，以求合理的利润，私自议价交易者应当受到惩罚；

5.货物价格谈妥之后，本公行商人必须保证货物质量优良，以次充好欺瞒外国商人者应当受到惩罚；

6.为防止走私，所有入港贸易的外国船只都必须登记注册，故意规避登记注册或手续不清者应当受到惩罚；

7.允许普通商家与外国商人直接交易扇子、漆器、刺绣、书画等手工制品；

8.允许普通商家与外国商人直接交易须专家鉴定的收藏级别瓷器，但无论交易盈亏，均需向本公行缴纳交易额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手续费；

9.绿茶必须从实登记净重，违者应当受到惩罚；

10.外国商船卸货及签订装货合同时，均需缴纳定金，装货后再缴齐余款，违者应当受到惩罚；

11.外国商人指名要求与某位行商交易时，只允许该行商购买该外国商船的一半货物，其余一半要由本公行商人共同分摊购买，违者应当受到惩罚；

12.行商中对公行承担责任最重、缴纳会费最多的头等行，可以在外贸中占一股，次一等的二等行可以占半股，规模较小的三等行占四分之一股；

13.创始会员中，头等行共五家，二等行共五家，三等行共六家，日后有申请加入本公行者，应当缴纳会费纹银一千两，才可以注册为三等行。[28]

纵观广州公行的章程，与此前清朝官府颁布的洋货行制度相去甚远，很多内容却同汉萨同盟的规章相似。参考之前的中国外贸史，可以推断，广州公行章程源于皇商田官在厦门组织的外贸商会章程，而厦门外贸商会章程又参考了宁波外贸商会章程。广州公行章程，很可能是明末清初的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在同来华的欧洲商人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改的结果，因此既包含了宁波等地中国商会的“土规矩”，也包含了汉萨同盟等欧洲中世纪商业组织的“洋规矩”。

广州公行章程显示，十三行商人极重视信誉，决心杜绝外贸中的欺诈现象，而且希望交易流程尽可能透明化和公平化。他们有清晰的股份制意识，也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分得很清楚。他们希望垄断大部分重要商品，但并不垄断所有对外贸易，而且很在乎自己“庄家”的地位（这可能是从短命的皇商借鉴来的），愿意消除相互竞争，并渴望控制主要外贸商品的定价权。

不过，无论制定章程的本意有多好，执行起来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广东十三行打算通过公行成为外贸规则的制定者，却没掌握相应的政治资源，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同当年皇商一样四面树敌的困境。毕竟，当生意做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难与政治脱离关系。表面上看，公行这个商会组织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外贸商人在与政府官员谈判时的地位。实际上，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法律和军事资源，依然在与商人的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双方根本不能展开平等对话——除非商人愿意捐钱买个红顶子，进入官员集团，而十三行商人大都确实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公行在建立以后，几乎立即就变成了一种广州当局的“编外衙门”，反过来帮政府官员压制行外商人。

在公行建立次年（公元1721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发现，被排斥于公行之外的商人对新成立的公行怨声载道，宣称公行的后台是粤海关监督和广州将军，现在他们卖瓷器给外国商人需向公行缴纳交易额的百分之二十，卖茶叶更需要缴纳交易额的百分之四十，导致贸易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以“金少”为首的这些外行商人怂恿外国商人与他们联名向两广总督石琳抗议，最终广州当局批准“金少”等二位外行商人首领加入公行，用分化瓦解之计结束了这场风波。看来，这些公行的反对者不满的并不是垄断的特权本身，而是自己无法分享这种垄断特权的不利处境。[29]

广州公行成立以后，承受着国内外的许多压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曾经提出抗议，并且拒绝进行贸易，直到总督允许废除这种垄断为止。结果它是被废除了，但不久又恢复原状”[30]。

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吝惜对其合作者的嘉奖。破坏公行、获准加入十三行的“金少”在1716年只能偷偷卖给外国商人一点瓷器[31]，却在公行解散后的1721至1722年贸易季度以“广顺行”老板“陈寿官”的身份包揽了全部中英贸易，总额高达70多万两白银。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在日志中得意扬扬地说：“我们只和寿官签订合约，有充分理由使官员对于他们垄断茶叶及售给欧洲人其他货物的后果发生恐慌——总之，我们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32]

得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未必知道，自己的计策之所以畅行无阻，是因为中国政坛发生了巨变：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原本并不被人看好的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继承了清朝皇位，即雍正皇帝。失败的皇位竞争者允禩被改名为侮辱性的“阿其那”，几个月后在囚禁中神秘死去，与其过从甚密的官员也相继遭到牵连。再加上雍正皇帝本人曾支持“皇商”制度，反对皇商制度的李士祯家族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次年正月，雍正皇帝便急不可耐地将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革职抄家；4年后（1727年），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頫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其儿子曹雪芹等家人被押解到北京。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次提及外贸，甚至还提及薛蟠担任皇商，说明他很清楚，“江南三织造”家族的财富有相当部分来自外贸。康熙晚年这场围绕东南沿海地区外贸进行的经济斗争，对曹家的命运造成了直接影响。

一朝天子一朝臣，皇位的变更导致各地方官员人心惶惶，纷纷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巴结新皇帝上，管理能力下降，无法再有效支持广州公行，反公行的势力得以为所欲为。结果十分惊人：1723年年初，广东十三行“差不多全部商人破产，可以签订合约的不超过两人或三人”。由于对广州外贸市场失去信心，陈寿官（金少）回到家乡厦门，造了一所大夷馆，请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厦门贸易，但遭到拒绝。[33]1724年，“除寿官外，所有商人都欠了亚美尼亚人（客居印度西部的西亚商人，专长放高利贷）很多债，都是不能信赖并与之订约的”[34]。黎安官、林官等老一辈十三行商人从此退出外贸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陈寿官及其合作人谭康官等一批新商人。有趣的是，陈寿官和黎安官一样来自福建，只有谭康官来自广东顺德。从此，福建籍商人长期执广东外贸市场之牛耳。这是为什么呢？

与明末清初主要来自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地的老一代官商不同，新一代洋商的祖籍多为福建，这是有原因的。明朝主要的出口商品是丝绸，其次则为瓷器和金属（主要是水银和铜）。嘉靖年间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注意到，中国人有饮茶的风俗，而在此之前，用开水泡茶在中国并不普遍，以至于宋元时期来华的马可．波罗等西方人都对此一无所知。清朝初年，欧洲逐渐兴起饮茶之风，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她对茶叶的嗜好带入英国。但是查理二世生性保守，于1675和1676年两度下旨，取缔咖啡馆和茶馆，结果受到公众抵制而失败。自此之后，饮茶在英国变得更为流行，但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销售渠道，政府又收取高昂的茶税，普通英国家庭消费不起茶叶。英国取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胜利之后，国内经济繁荣，茶叶才开始普及。[35]1703年，由于生丝和铜的价格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高得厉害”，决定“主要装载茶叶和瓷器往英国”，茶叶首次在大宗贸易中得到重视。[36]1705年年初离开广州的“肯特”号采购了价值12.7万两白银的中国商品，其中包括价值8万两白银的丝绸、2.3万两白银的水银和铜、1.4万两白银的茶叶和3500两白银的瓷器。[37]到了1715年，情况就变成了“茶叶和生丝各半”，而且出现了很多公司职员私自采购“大量茶叶带回本国”销售的违规事件，可见茶叶已成为最受英国市场青睐的中国商品。[38]到了1718年，“茶叶已经开始替代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但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所以要订长期的特别合约”[39]。

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茶叶当然是绿茶，但是绿茶价格昂贵，又容易在漫长的航海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变，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商品。不久，欧洲商人得知，中国还有一种发酵茶“红茶”，以及另一种半发酵的“乌龙茶”，与未经发酵的绿茶相比，它们不易霉变，而且价格便宜。1722年抵达中国的英国商船“艾美利亚”号和“莱尔”号就向陈寿官采购了2000担绿茶（250担白毫茶、250担瓜片茶和1500担松萝茶）、2000担红茶（武夷茶）和500担乌龙茶；同行的“沃比尔”号则完全没买绿茶，只收购了1000担红茶。[40]

经过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力宣传，红茶逐渐得到了欧洲消费者的认可。到了1750年，红茶在中英贸易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超过绿茶和丝绸，成为第一大宗商品。安徽、江苏和浙江作为绿茶和丝绸的主产地，外贸市场上的重要性自然会下降，红茶和乌龙茶的主产地福建则明显提升。福建商人拥有红茶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可以向欧洲商人及时提供最受西方市场欢迎、价格也合理的产品，于是顺理成章将来自长江下游的老一代官商淘汰出市场。

18世纪初，茶叶成为国际贸易的第一大宗商品，创造了高利润，同时还意外地制造了另一个财富神话。要想在海上运输茶叶，最重要的莫过于防潮，而当时欧洲人发现，锡纸既轻便又柔软还防潮，最适合用来当茶叶的内包装。现代的锡纸大部分是用铝箔贴在纸上制成，但18世纪的锡纸确实是纯粹的锡箔，而世界上最大的锡矿就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中心——马来半岛。当时，马来半岛的南部沿海地区已经被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锡矿所在的马来半岛中北部则被柔佛、彭亨等几个马来人的苏丹国占有。因为茶叶贸易兴旺，锡纸贸易也一同兴旺起来，这些拥有大锡矿的马来苏丹国得以用锡交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量先进军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敢再向马来半岛内陆肆意扩张。于是，在小小的马来半岛，马来苏丹国、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制约，谁都难以打破这种平衡，从而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百年畅通。马来华人在这三股势力中纵横捭阖，充当黏合剂的角色，同时也承包了大量生意。如今，很多马来西亚华侨富商都可以将本家族的发迹史追溯到那个年代，而这其实都要感谢广东十三行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大北方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外贸规模历经几度沉浮，发展得越来越大，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既有巧立名目索取灰色收入的官吏，也有来自新奇国度的异域商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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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87—88，99—100．

[3]　同上：103．

[4]　同上：135．

[5]　同上：129．

[6]　同上：117．

[7]　同上：116．

[8]　同上：145．

[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68—69．

[10]　汉书．食货志．

[1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36．

[12]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理密亲王允礽传．

[1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69．

[14]　同上：69．

[15]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理密亲王允礽传．

[1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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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天尺．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洋货十三行因成长歌．

[19]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58．

[20]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四）．

[21]　同上：120—124．

[22]　同上：129—130．

[23]　同上：132．

[24]　费蒙．西蒙．伽士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倪文君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135．

[2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35—142．

[26]　同上：144—145．

[27]　同上：159—161．

[28]　同上：162—163．

[29]　同上：164—165．

[30]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71．

[3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54．

[32]　同上：169—172．

[33]　同上：174．

[34]　同上：179．

[35]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卷）．侬佳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21—49．

[36]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29—131．

[37]　同上：141—142．

[38]　同上：146—147．

[39]　同上：156．

[40]　同上：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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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从此被英国人改名“纽约”（新约克），“华尔街”之名就来自荷兰人建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墙。

②　欧洲商船上主管贸易的主任经理分大班、二班、三班等，后来“大班”逐渐演化成汉语里的“老板”，至今“大班”在粤语里仍有富豪、高档的意思。

③　沙皇俄国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征服汉萨同盟在东欧的主要商业中心诺夫哥罗德以后，利用抢到的汉萨同盟巨额财富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