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欧洲航海家与中国海贼王

明朝末年中国的外贸，与欧洲殖民者的“地理大发现”进程密不可分。

一切都要从十字军东征讲起。

公元1291年，十字军在亚洲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被埃及军队攻占，大部分残余的十字军在圣殿骑士团的率领下撤回南欧。

1307年，觊觎十字军从东方带回的财富、急于摆脱巨额债务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发动“黑色星期五”事变，逮捕并烧死了圣殿骑士团的大部分成员，并迫使罗马教皇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只有伊比利亚半岛的圣殿骑士团获得当地政府保护，后来被罗马教廷改组为隶属耶稣会的两个组织，即西班牙的蒙特萨骑士团和葡萄牙的基督骑士团。

1320年，葡萄牙王子恩里克（英语称他为“亨利王子”）被封为第一任基督骑士团总团长，基督骑士团的徽章定为绯红色十字架。恩里克王子从此获得了巨大的圣殿骑士团财产，他强烈仇恨伊斯兰教，以十字军继承人自居。然而，葡萄牙人口只有100万，是个缺乏资源的小国，距离中东圣地又太远，恩里克王子于是决定另辟蹊径。他在入侵摩洛哥期间，从俘虏的口中听说非洲腹地盛产黄金和象牙，又在古籍中看到古埃及人曾经环绕非洲航行、东方有强大的基督教国家等记载，于是策划派舰队绕过非洲，联合东方基督教国家攻打伊斯兰教的心脏地带。作为第一任基督骑士团总团长，恩里克王子很快用耶稣会和基督骑士团的庞大财产组建了几支远洋舰队，打着绯红色十字架的基督骑士团旗号，南下非洲海岸。

“航海家”恩里克王子	悬挂带有绯红色十字架“基督骑士团船帆”的葡萄牙舰队

1445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佛得角，掠夺了大量黑奴和珍宝。

1453年，土耳其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穿过黑海的“草原丝绸之路”完全落入了穆斯林之手，基督教世界与东方的贸易从此完全被伊斯兰世界垄断。

1460年，恩里克王子去世，死后被誉为“航海家”。他培养出了大量航海人才，并在西非通过黄金、象牙和黑奴贸易赚了很多钱。他死后，葡萄牙一度放弃了劳民伤财的远洋航行，但日益昂贵的胡椒等东方产品迫使他们重拾恩里克王子的计划。

1481年，恩里克王子的侄子若昂二世登基以后，立即向西非再次派出舰队，同时派遣众多间谍渡过地中海，调查中东地区。

1488年，葡萄牙船队抵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因风暴折返。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同年，西班牙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将穆斯林全部逐出伊比利亚半岛。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线以西的未知土地和商业权益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西班牙据此可以独占美洲，葡萄牙则获得向亚洲扩张的授权。

1494年，西班牙对“教皇子午线”不满，主动要求将线西移，以出让巴西为代价，获得介入远东事务的入场券。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抵达南印度最大的海港古里（69年前，郑和在此地去世）。一路上，葡萄牙舰队不断袭击穆斯林船只，古里等印度城邦由于袒护穆斯林商人，后来也遭到葡萄牙舰队的攻击。

1507年，葡萄牙首任印度总督阿尔梅达攻占霍尔木兹城，控制了波斯湾海域。

1508年，阿尔梅达在第乌海战中大胜埃及与印度的联合舰队，葡萄牙从此成为阿拉伯海的霸主。

1510年，葡萄牙新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占领了另一大南印度海港果阿，在南亚站稳了脚跟。当年底，几艘葡萄牙商船抵达东南亚的咽喉马六甲，当地的穆斯林苏丹允许他们上岸贸易，但鉴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对穆斯林的种种暴行，苏丹采纳其首相的建议，决定袭击葡萄牙商船。如果不是一位葡萄牙船长麦哲伦及时发现了阴谋，葡萄牙人险些遭到灭顶之灾，但仍然有数十人被俘。阿尔布克尔克总督闻讯，认为这是天赐的开战借口，立即率领舰队扑向马六甲，声称“通过占领马六甲，穆斯林永远无法通过这条海峡获取他们必需的香料……我非常肯定，如果马六甲失守，穆斯林迟早也会丢失开罗和麦加”。

瓦斯科．达．伽马觐见古里国王	指挥葡萄牙海军称霸印度洋并发现中国的阿尔布克尔克

1511年年初，葡萄牙海军封锁了马六甲港。马六甲苏丹被迫处死首相，释放葡萄牙俘虏，但阿尔布克尔克仍然拒绝停战。苏丹不断向邻国甚至名义上的宗主国明帝国求援，但没有回音。马六甲的多数居民信仰印度教或佛教，并不支持穆斯林统治者，港口很快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马六甲都城只有脆弱的木墙，但是港口和都城之间隔着一条河，葡萄牙人的海船吃水太深，几次尝试都没开进河，河上唯一的桥梁又被苏丹派重兵和战象守卫着。关键时刻，一位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告诉阿尔布克尔克河流的潮水规律，还为葡萄牙军队提供了一条巨大的内河船只，葡萄牙人这才得以乘涨潮渡过了河流。马六甲都城的木墙被迅速轰开，苏丹及其亲信连夜逃走。8月24日，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从此成为葡萄牙人向东南亚和东亚扩张的战略基地。

欧洲殖民者踏足东南亚的第一战，就感受到了华人的力量。没有中国商人提供的信息和内河船只，葡萄牙人将无法顺利攻占马六甲。马六甲华人因此得到葡萄牙人的优待，葡萄牙人也随之了解到了从马六甲前往中国的航线。

1513年，阿尔布克尔克总督进攻亚丁失利，葡萄牙人从红海奇袭麦加的计划破产，回师后便向中国派出船只。

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广州，却被禁止上岸贸易。

1517年，马六甲的葡萄牙当局派皮莱资使团访华，抵达珠江口。由于葡萄牙在东南亚的扩张掠夺行为早已被报告给明朝，葡萄牙人发现，中国政府并不像南洋华人那样欢迎自己。事实上，当时中国由于经常被倭寇骚扰，正在执行海禁，允许葡萄牙人上岸经商已经是广东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破例优待了。

1518年，麦哲伦在他的环球航行计划被葡萄牙当局拒绝以后，寻求西班牙当局的支持，西班牙急欲打破“教皇子午线”的限制，参与亚洲贸易，欣然批准。

1519年，麦哲伦克服葡萄牙的阻挠，率领西班牙舰队开始环球航行。同年，皮莱资使团通过贿赂宦官，获得了进京觐见明武宗的许可。

1521年，西班牙征服中美霸主阿兹台克帝国。同年，麦哲伦穿越太平洋之后，为了获得优惠的香料贸易合同而介入菲律宾内战，结果被麦克坦岛的土著杀死并吃掉。也就在这一年，皮莱资使团抵达北京，得到明武宗的多次召见。明武宗思想开明，对葡萄牙文化很感兴趣，甚至亲自学习葡萄牙语。但是没过多久，明武宗郊游时意外落水，因不会游泳而感染肺炎，随即驾崩。原本没有希望继承大统的嘉靖皇帝幸运登基，立即在朝中进行大清洗，明武宗的宠臣纷纷遭到严惩，支持明武宗召见葡萄牙使团的几位大臣很快和葡萄牙语翻译一同被处死，皮莱资也被逮捕。嘉靖皇帝命令皮莱资写信给马六甲的葡萄牙当局，让葡萄牙人将马六甲归还给原苏丹，遭到拒绝以后便派海道副使汪鋐驱逐广东沿岸的葡萄牙人。起初明军战败，汪鋐认识到葡萄牙的“佛郎机”（鹰炮）对明军火器有优势，通过联络葡萄牙船上的华人水手，了解到“佛郎机”和卡拉克帆船的性能，积极仿制，终于用火攻取得屯门之战的胜利，缴获了多门“佛郎机”，大大推动了明朝军事科技的发展。战败的葡萄牙人有的撤回马六甲，有的转往福建和浙江，后来在宁波的双屿建立了新的贸易站。

麦哲伦在麦克坦岛海滩上被杀	亲切召见葡萄牙使团的明武宗朱厚照

1522年，葡萄牙占领了雅加达。同年，麦哲伦舰队的幸存水手驾船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也大大动摇了葡萄牙对东方贸易和殖民权益的垄断。

1524年，瓦斯科．达．伽马再度远征印度，抵达古里之后病逝。

152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葡萄牙放弃大部分巴西的所有权，换得西班牙势力暂时退出东南亚。

作为第一个进入亚洲的欧洲殖民强权，葡萄牙通过战争和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甚至胜过西班牙对美洲的掠夺收获。然而，地理大发现的本质，其实是十字军东征的延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舰队都是用耶稣会和圣殿骑士团的财富组建的，从一开始就要执行罗马天主教廷的反伊斯兰政策，并为已经衰微的十字军运动寻找东方的基督教盟友，例如欧洲中世纪传说的东方基督教统治者约翰王（原型可能是亲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或蒙古克烈部首领王罕）。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没有遇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但是葡萄牙人一进入印度洋，就发现到处都是基督徒①和穆斯林。事实上，瓦斯科．达．伽马能够从东非抵达印度，主要就是依靠阿拉伯领航员马吉德的帮助，他在西南亚也频频遇到来自地中海沿岸、熟悉葡萄牙人的阿拉伯商人。

瓦斯科．达．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从罗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得到的训令非常清楚：消灭沿途的伊斯兰政权、寻找约翰王等东方基督教盟友，从穆斯林手中夺取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毁灭其经济基础，在穆斯林阵线背后开辟第二战场，最后从印度洋穿越红海，扑向麦加、开罗和耶路撒冷，彻底铲除伊斯兰教。换句话说，由恩里克王子创建、瓦斯科．达．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率领的不是商贸船队，而是从圣殿骑士团发展而来的海上十字军。结果，印度洋沿岸的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遭到葡萄牙舰队的攻击，双方完全无法和平相处。战争给葡萄牙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损耗。据不完全统计，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后的30年内，共有超过8万名葡萄牙人登上远洋航船前往东方，能够返回故乡的却不到8000人。这样的损失对当时只有100万人口的葡萄牙来说，简直是无法恢复的惨痛损耗。同样难以恢复的，还有大航海对葡萄牙这个小国自然资源的消耗。建造远洋帆船需要大量优质木材、金属配件和帆布，而葡萄牙本土的森林和矿产都很有限，无法长期提供为在东方进行殖民统治和贸易垄断而必需的船只，大大限制了葡萄牙在东方的扩张。在攻占雅加达以后，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已是强弩之末。即便明武宗没有意外死亡，明帝国继续执行对葡萄牙友好的外交政策，葡萄牙也很难在东亚有所作为。屯门之战的失败，对葡萄牙人来说是迟早的事情。到了签订《萨拉戈萨条约》的1529年，葡萄牙在东方的扩张已经陷于停滞状态。[1]

与海上霸主葡萄牙相反，明帝国从不鼓励民众参与外贸。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初，曾经遭到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东南沿海势力的强烈抵抗，朱元璋本人也不喜欢商业，一直执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审理胡惟庸案时得知，原丞相胡惟庸曾经勾结倭寇谋反，于是下令重启元朝的海禁政策，沿海“片板不得下海”，遭到沿海民众的激烈反抗。永乐帝虽然多次派郑和等人下西洋，但都属于官方“贡赐贸易”，老百姓仍然不许参与外贸。和葡萄牙面临的问题一样，长期维持庞大的舰队，也消耗了明帝国大量的国力，仅仅是为了筹集建造船只所需的高档木材，就毁掉了中国近一半原始森林，民间怨声载道，“贡赐贸易”又是亏本买卖，到了永乐末年，郑和下西洋已经被朝野千夫所指，到了宣德年间被迫中止。相反，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虽然也消耗巨大，而且连年不止，但因为能赚大钱，因此可持续发展。

屯门海战刚结束，浙江就爆发了日本二使团的“争贡之役”，开启了倭寇侵华的漫长战争。嘉靖皇帝因此废除闽、浙二处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使所有贡赐贸易都在广东进行。值此倭寇横行时期，葡萄牙人与中国和日本商人都做生意，各国商船之间又不时发生流血冲突，再次引起了明朝政府的警惕。1548年，明军以葡萄牙人袭击中国村庄为由攻破双屿，葡萄牙人从此在宁波消失了，可是真正的倭寇却在首领汪直的率领下卷土重来，以双屿为基地，给明朝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残存的葡萄牙人退到福建的泉州和漳州，不久又遭到明军的攻击，余部逃回广东，来往于沿海岛屿，从事走私活动，很受当地中国民众欢迎，甚至不少地方官员都包庇他们。在这些官员看来，葡萄牙等国商船和中国沿海民众进行的商业活动虽然非法，但性质并不比中国内地盛行的私盐贸易更糟糕，如果完全禁止，缺乏耕地、高度依赖贸易的东南沿海百姓势必大批饿死，所以，在不危害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包庇这些走私活动，既可以获得可观的佣金提成，也能让自己更受辖区民众的欢迎。

1553年，明朝名将俞大猷在沥港重创了汪直率领的倭寇主力，汪直逃回日本。明朝政府认为，倭寇之乱已经基本平息，葡萄牙人同倭寇有根本区别，对国防构不成严重威胁，而且有益于经济，还能帮助官兵消灭海盗，于是对其态度转变。

16世纪中叶，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东南亚葡萄牙人惊喜地发现，“有几位中国很有势力的商家深悔不该阻止广州与外国人通商，同时广州官府方面也正积极筹款征剿广东和广西的海盗，对朝廷突然截断各关税之事极表不满……自从1554年起，去往中国的航船是极其平安而毫无危险的……以前中葡两国失和时，葡萄牙船只一看到护卫海岸的中国军舰向它们扑过来，就立即起锚朝大洋深处逃去……”[2]1553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居住。1555年，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允许“上广州去过二次”，出售给中国商人4万斤胡椒，并购买了大量中国商品。据这艘船上的葡萄牙传教士巴莱多记载，当时广州“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13家商号垄断着”，因此合称“十三行”[3]。明末十三行的商人叫作“客纲”“客纪”（原意是“旅店老板”）[4]，在他们的推动下，明朝外贸发展很快，中葡关系日渐友好。1563年，明朝政府正式允许葡萄牙人以租客的身份在澳门永久定居，租金定为每年500两白银。

“行”这个汉字，本意是道路，与之相似的汉字是“列”。先秦时期，“列”字首先被应用在商业上，当时中国城镇的市场都是正方形的，周朝立法规定，每个市场面积约264亩（汉朝将市场面积扩大到800亩），四周筑有围墙，“因井田以为市，故俗曰‘市井’”[5]。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中国政府对商人管制很严格，“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商人都要在主管部门登记“市籍”，从此便受到各种歧视，例如不得购买田地，不得穿丝绸衣服等。[6]在当时的市场内，道路两旁的商店的面积和经营内容也都由政府设计，商业区内的道路叫作“行”和“列”，路边的商铺叫作“列肆”，设有“肆长”，“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7]。隋唐时期开始，中国政府又规定，同一种类的商品必须固定在同一街区销售，于是从事同一种类商品买卖的商人通常都集中在同一条道路活动，所以叫“同行”，他们从事的买卖叫“行当”或“行业”。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城市中看到以“行当”命名的地名，例如北京的“菜市口”“灯市口”“珠市口”“米市大街”“羊肉胡同”“钱市胡同”“养蜂夹道”等，现代则多冠以“XX一条街”之名。每个“行”设有一位“行头”，通常是该街道上规模最大的商铺老板，代表各商铺与政府和其他商业机构交涉。大型的固定商铺不再叫“肆”，而改叫“邸”。这种政府强制的同业集中贸易叫作“坊市制度”，属于经济学上的“集中市场制”，它迫使相邻的同业商家“完全竞争”，不断展开价格战，能够减少商家欺诈消费者的现象，促进消费，便于政府统一管理，但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零售业很难在这种环境下做大做强。在中国古代，从事普通的零售业很少能发家致富，大商人从事的多为长距离贩运，因为赚取不同市场之间的差价在中国古代最为有利可图。[8]

“坊市制度”在唐末五代时期衰败，北宋初年被取消，市场的围墙也被拆除，商业得以蓬勃发展。但是，正如“菜市口”不再卖菜、“米市大街”不再卖米，却依然叫以前的名字一样，隋唐时期开始流行的“行”并没有消失。小型商铺不再叫“肆”，而叫作“馆”；大型商铺不再叫“邸”，而叫“行”。与古代的“肆”和“邸”相比，“行”不仅规模大，而且经营的商品种类更多，但通常都只做批发，不零售。如果有需要自行零售的商品，“行”会另开几家零售连锁店。总体而言，明末兴起的广东十三行，属于综合经营、长距离批发、自由选址的大型外贸企业，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商业组织形式和贸易思想。

长期执行海禁政策的明朝政府允许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外贸企业出现，前提是倭寇被击败，中国沿海国防安全有保障。葡萄牙人开始被允许在广东经商、在澳门居住的同时，各路倭寇也陆续被明军歼灭。应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的请求，新登基的明穆宗于1567年宣布废除海禁政策，并在广东之外，再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允许民间资本自由参与外贸，只是不许同日本人来往，史称“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之所以能够实施，主要是因为中国沿海的倭寇主力被歼灭，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辉于1565年遇刺，织田信长、武田信玄等日本军阀争霸战争激烈，之前构成倭寇精锐部队的日本浪人纷纷参军，很少再出洋当海盗，葡萄牙又日渐衰落，完全停止了在东方的扩张，明朝的海疆国防态势大为好转，朝野一致认为可以放心做外贸了。对明朝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时结束了与蒙古的百年战争，明蒙贸易也繁荣起来。

明穆宗君臣营造的天下太平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葡萄牙人刚刚在澳门落脚没几年，就收到了令他们最为担心的消息：强大的邻居西班牙见葡萄牙日益衰落，于是悍然撕毁《萨拉戈萨条约》，于1564年大举越过“教皇子午线”，攻入菲律宾群岛（菲律宾国名就来自当时在位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葡萄牙除了抗议之外，根本不敢抵抗。从此，中国人称菲律宾为“小吕宋”，称西班牙为“大吕宋”。

与葡萄牙依靠华人的帮助占领马六甲一样，西班牙能够占领菲律宾群岛，也离不开华人的支持。自从郑和下西洋，菲律宾就开始与明帝国保持密切商业往来，被西班牙占领后，这种商业往来并未停止，反而因西班牙人带来大量美洲白银、农产品和欧洲工艺品而更加繁盛，旅居菲律宾经商的华人渐渐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以至于西班牙语称中国人为“生理”②。起初，菲律宾华人与西班牙人关系友好，西班牙人认为华人比菲律宾土著聪明能干，一些华人还成为政府官员。不过，双边关系很快就因华人数量激增，以及西班牙船只与中国船只相互海盗掠夺等事件，开始恶化。

读者大可无须为当时西班牙商船竟会被中国洗劫惊讶，洗劫商船可不是欧洲人的专利。早在唐朝就有“风尘三侠”的传说，主人公虬髯客就是一位典型的海贼王，他本来想在隋末大乱中夺取中国皇位，后来见李世民是天命所归，便将全部家产送给李靖、红拂女夫妇，让他们去辅佐李世民统一天下，自己率领“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9]。宋朝时，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国靠在马六甲海峡从事海盗活动富强起来。[10]到了明朝初年，爪哇岛的满者伯夷王国在驱逐元军以后日益强大，渡海攻灭三佛齐国，但并未对当地进行有效统治，广东华侨梁道明、陈祖义于是各自在当地建国，仍称三佛齐，据说都从事海盗活动，对过往船只征收保护费，不交保护费就予以武装洗劫。明成祖登基后，明朝水师在南海抓获了梁道明的儿子，明成祖乘机派官员到三佛齐招安。梁道明为了救儿子，随明朝使者返回中国，这才引起了郑和下西洋。梁道明走后，他的助手施进卿与陈祖义在三佛齐展开争战，互相指责对方为海盗。后来，施进卿争取到郑和的支持，消灭了陈祖义，成为三佛齐国王。施进卿家族的统治并不受当地民众欢迎，又因为从事海盗活动而在南洋四面树敌，只是因为郑和舰队每过几年就驶来给它撑腰才得以维持。郑和下西洋一结束，满者伯夷就再次入侵三佛齐。[11]最终，三佛齐在1470年被马六甲吞并，而马六甲又在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南洋华人经常被视为海盗并非没有原因：在那个大航海时代，为了能够安全远渡重洋到达目的地，各国商船都配备了武器。可以说，大部分外洋商船都从事过海盗行动，只不过有些海盗行动仅限于抢对方几桶淡水，有些则是计划缜密的攻城略地。

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官员黎牙实比率领250名西班牙人和600名土著抵达马尼拉湾，驱逐了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在这里建造起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首府马尼拉市。西班牙人原本属意菲律宾群岛中部的宿务岛，因为那里被其他岛屿环绕，不容易遭到台风破坏，岛上的土著也温顺友好，很快都受洗为天主教徒。黎牙实比之所以后来放弃宿务，选择定都于马尼拉，就是因为发现这里有较多的中国人出没，更方便同中国人做生意。事实上，当时西班牙政府已经拟定了入侵中国的计划，责成黎牙实比从菲律宾就近探听中国的信息。然而，亚洲远比西班牙人设想的难以控制，仅仅征服菲律宾群岛就耗尽了黎牙实比的私人财富，马尼拉政权又不受吕宋岛上的中国和日本海盗欢迎，马六甲、香料群岛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很快得到消息，西班牙殖民者于是遭到经济封锁。次年，第一位菲律宾总督竟然因为贫困破产而死于忧虑和疾病。尽管如此，黎牙实比临终前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苦心建造的马尼拉市即将成为中国海贼王的猎物。

黎牙实比为了亚洲的巨大财富而来，抵达亚洲并建立殖民地以后却破产而死，绝不只是因为倒霉。葡萄牙人坐船沿着非洲海岸线驶往亚洲，穿过阿拉伯海便可直抵亚洲最富庶的地区，一路上都可以轻易获得补给，郑和下西洋也选择沿海岸线航行。只有这样，庞大的舰队才能随时获得淡水和新鲜食物，特别是水果和蔬菜。然而，西班牙人从拉丁美洲启程前往东亚和东南亚，需要横穿整个太平洋（由于天气和海流的原因，沿着阿拉斯加和日本的海岸航线在当时极其危险），黎牙实比的舰队从墨西哥出发，花了三个多月才找到第一座像样的海岛。因此，抵达亚洲的葡萄牙人总是精神饱满，杀气腾腾；抵达亚洲的西班牙人则往往精疲力竭，营养不良，还经常因为缺乏维生素而患上致命的坏血病。由于无法解决后勤问题，西班牙的国力虽然远胜于葡萄牙，但在亚洲的存在感却一直不强，很难集结超过1000人的殖民部队。因此，西班牙虽有雄心壮志，却始终无法推进入侵中国和日本的宏大计划，反而备受南海的中国海盗和日本海盗折磨。

明末欧洲航海家绘制的台湾地图显示了台南大海湾

在大航海时代，精明的中国海商获取南洋信息的效率十分惊人。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建立马尼拉城的消息很快通过吕宋岛上的中国海盗，传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当时正逢明穆宗驾崩，万历皇帝登基，潮州的海盗首领林凤于1573年在澄海大破明军，招来了当朝最高执政官的注意。新官上任三把火，内阁首辅张居正严令各路明军立即会剿海盗，林凤次年就接连在广东和福建多地被击败，被迫渡海前往台湾岛。

台湾最早的汉语名称是“大湾”，因为在清朝以前，台湾岛西南海岸（也就是今台南市西部）存在一个巨大的海湾，是绝好的避风港，直到清朝才逐渐淤塞，形成了现在台湾岛西部平滑的海岸线，台西南地区也因此失去了海港的商业价值。在闽南语中，“大湾”与“太湾”发音相似，民间又写作“大员”“台员”“大宛”等，至明朝末年官方统一固定为“台湾”[12]。

台湾岛直到明朝末年才正式定名，因为明朝中前期严格执行海禁，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对海峡对面的这座大岛毫无兴趣。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在台湾登陆，遭到高山族原住民驱逐，从此再也不去。明朝官方地图经常标错台湾的地理位置。倭寇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和日本海盗被迫逃离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来到台湾岛避难，华人多数住在正对台湾海峡的台南“大湾”附近，日本人则多数聚集在靠近钓鱼岛和琉球的台湾北部另一海湾“鸡笼”（今台湾基隆）附近。林凤选择在鸡笼登陆，因为他的部下有很多日本人。

毫无疑问，16世纪的东海和南海，是属于海盗的。从长崎到新加坡，几乎每一座岛屿都曾经洒过中日侨民的鲜血，他们大多因在家乡无法谋生而下海，许多都有商帮背景，常年在海船上出生入死，锻炼得极为坚韧强悍。这些侨民几乎全是男人，极少有女人（作为南洋华侨主力，福建人传统上禁止女人上船），这使他们在海外遇到很多困难：要么选择与当地人通婚，要么选择尽可能快地赚到钱，然后返回故乡盖房子、娶媳妇。大部分明清时期的海外华人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使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还不时涉及非法活动，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毫无疑问，海外华人是13至18世纪东南亚最令人生畏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之一。

随着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南海的大门被欧洲殖民者打开了。然而，与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所向披靡不同的是，欧洲殖民者在南海却举步维艰。和这片海域的传统支配性力量——中日海盗相比，欧洲殖民者虽然有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但是优势有限，难以抵销绝对人数劣势，所以反倒经常成为中日海盗的猎物，小则丢船亏本，大则失城丧命。尤其当中日海盗合作时，欧洲殖民者的劣势更加明显。

在鸡笼养精蓄锐的林凤，就是这样一位能将中国海盗和日本海盗团结在一起的人才。抵达台湾岛以后，他发现，另一支庞大的中国海盗早已捷足先登，其首领林道乾并不欢迎自己。双方的冲突时断时续，林凤深感台湾不是久居之地。正在此时，首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黎牙实比死于贫困，部下生活困窘的消息，肯定通过南洋华人传到了林凤耳中，他迅速制定了一个宏大的冒险计划。

公元1574年11月，林凤率领2000名步兵、2000名水手、1500名妇女和儿童及大量牲畜和种子，分乘62艘战舰，从台湾扑向吕宋岛。罕见地携带大批妇女儿童同行，说明这位中国海盗头目准备在南洋建立一个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王国。当时，第二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拉维萨雷斯似乎对北方的威胁已经有所察觉，在吕宋岛北方小岛伊禄古岛上屯集重兵（其实还不到一百人）。林凤首先攻击伊禄古岛，没有打下来，但是抓到一名西班牙俘虏，供出首府马尼拉的城墙尚未建成，目前防务空虚，林凤便决定直扑马尼拉。日本人庄公自告奋勇，担任林凤的先锋官，率领600名火枪手和弓箭手在马尼拉郊区登陆，并立即将毫无准备的西班牙军队司令戈伊特杀死在其农场。拉维萨雷斯总督这才清醒过来，急忙集合士兵和火炮在马尼拉街道击退了庄公的突击队。与此同时，林凤的舰队进入马尼拉湾并歼灭了西班牙舰队，但因逆风无法靠岸，次日才登陆并向马尼拉主城区发动总攻，但伊禄古岛等地的西班牙援军也已赶到。在庄公的指挥下，林凤的军队几乎攻入西班牙总督府，但是因为火力差距较大而损失惨重，并导致半个马尼拉城都燃烧起火。林凤认为继续进攻得不偿失，妇孺又急需安置，于是决定撤到北方的玳瑁港，在那里建立了南洋第一座华人城市，自称国王，周围的一些土著部落都来依附。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拉维萨雷斯总督很快调集了几百名西班牙人和几千名土著，由将领萨尔希多指挥，将林凤包围在这座新城市。

正在西班牙军队围攻林凤海盗集团第四个月时，一群访客突然不期而至。中国海盗能去的地方，明朝水师当然也能去。福建水师把总王望高率领两艘战舰抵达马尼拉湾，侦察林凤海盗集团的去向，经萨尔希多麾下的华人林必秀介绍，得以与拉维萨雷斯总督会面。拉维萨雷斯总督承诺将歼灭林凤海盗集团，并将所有海盗尸体和俘虏交给明朝，王望高则承诺将帮助西班牙人在中国大陆通商、传教并获得封赏。王望高成功将西班牙使团带回了厦门，但在再次启程前往吕宋岛途中得知林凤在听说明朝舰队赶来的消息以后，连夜挖掘了一条运河，带着一半部下突围逃跑了，其余海盗投降，拉维萨雷斯总督因此被免职。新任总督桑德与王望高发生争吵，双方不欢而散，但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还是对西班牙讨伐林凤海盗集团的战功进行了表彰。林凤撤到台湾南部的魍港（今嘉义），又被高山族土著打得惨败，后来继续骚扰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但势力已远不如前，后来不知所终。[13]

通过审讯被俘的林凤部下，西班牙人得知，海盗的据点“东番（台湾）是一个周长334千米的大岛，岛上住着和菲律宾岛民相似的土著”。1584年，西班牙船只首次驶抵台湾，认为这是以前葡萄牙水手曾经记载过的“福尔摩沙岛”，意思是“美丽岛”[14]。林凤袭击马尼拉湾③后，西班牙人认识到，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比他们估计的更为强大，从此就放弃了征服东亚的计划，满足于在中国和日本贸易和传教，并且不停地袭击东南亚的葡萄牙殖民地。

公元1592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戈麦斯．达斯马里纳斯④在远征摩鹿加群岛途中，被潘和五等华人水手砍死在船上，西班牙旗舰被劫走。其儿子路易斯．达斯马里纳斯⑤继任菲律宾总督，误以为凶手返回了中国，向明朝当局索要潘和五不获，认为是明朝当局故意包庇凶犯，甚至可能借机占领菲律宾，于是大规模驱逐华人作为报复，还在柬埔寨等南海沿岸地区袭击中国商船，同时重用日本侨民以取代华侨。

路易斯．达斯马里纳斯因父亲遇害而迁怒于整个华人社会的做法，被事实证明为是极不明智的。事实上，潘和五等凶手带着船上的财物逃到安南（今越南），明朝官员主动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和通缉。与中方的合作态度相反的，日本人丰臣秀吉于1591年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想要征服整个亚洲，除了筹备入侵朝鲜之外，还向琉球、台湾、吕宋等“南蛮”岛屿派出使节，指责他们“不庭之罪弥天”，要求各岛主“匍匐膝行”来臣服自己。如果不是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受挫，西班牙人极有可能被日军逐出菲律宾群岛。丰臣秀吉还因为讨厌天主教传教士，迫害了日本的西班牙侨民。这样，西班牙的菲律宾殖民地在短短几年内就与中国、日本同时交恶，外贸大幅缩水，导致菲律宾发生经济危机，很多西班牙人返回墨西哥。11年后，路易斯．达斯马里纳斯也将死于华人之手，正应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中国古语。[15]

公元1602年，爱钱如命的万历皇帝发现中国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西班牙白银，听信菲律宾华裔商人张嶷说辞，以为这是因为吕宋岛上有巨型金银矿，于是派官员到马尼拉，建议双方联合开矿，进一步扩大白银产能。当时正值西班牙陷入荷兰独立战争泥潭，无敌舰队第五次远征英国失败的关键时期，西班牙人极为敏感，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佩德罗．布拉沃．德．库尼亚（Pedro Bravo de Acuna）怀疑，这是菲律宾华人与明朝政府里应外合，袭取菲律宾群岛的阴谋，严词拒绝。明朝使者刚离去，马尼拉城就发生大火，随即，有一群华人冲入退休总督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的庄园，将他和城中的数百西班牙人斩杀，在马尼拉街头悬首示众，史称“生理暴动”。库尼亚总督匆忙调集军队，逮捕当时的菲律宾华侨首领、泉州商人李旦，并联合日本侨民和菲律宾土著攻击华人。日本侨民表现得尤为凶残，在西班牙当局下令停火之后仍然继续屠杀华人，库尼亚总督不得不调兵攻击日本侨民，最终才结束杀戮。在这场冲突中，前后约有2.5万名华人丧生，史称“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万历皇帝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将张嶷斩首送到马尼拉，向西班牙谢罪，这才平息了事态。菲律宾与明朝中国的贸易从此陷入停滞，尽管后来双方政府努力修复关系，但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恢复1602年之前的盛况。

在传统史书上，欧洲殖民者似乎在东方殖民地为所欲为，掠走了大部分财富；然而，事实上，欧洲殖民者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几乎每一次行为，都少不了华人的参与。有时，华人为欧洲殖民者提供必要物资和情报；有时，华人为欧洲殖民者驾驶船只，冲锋陷阵；更多的时候，华人受雇于欧洲殖民者，承包当地的种植园和矿山，开设商店和旅馆，还经常充当“包税员”，代表殖民当局向当地土著收税。结果，这些殖民地的财富大部分都落入了华人之手，并且大多被他们以白银的形式带回了中国大陆，再加上他们把从殖民者处购买的红薯、玉米、辣椒、花生、土豆、南瓜、西红柿、向日葵、烟草等高产美洲作物在家乡推广种植，导致明朝后期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和农业产量猛增，人口也在几十年内翻了一倍。

纵览南洋各岛的历史，不难发现，每当欧洲殖民者在某一岛屿站住脚以后，当地华人数量就会猛增，只要欧洲殖民者不主动屠杀或驱逐华人，这一趋势就无法停止；而在欧洲人没有进行殖民的岛屿，即便早已有华人出没，华人的数量也都非常稀少。只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思考，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

作为被海洋包围的孤立陆地，海岛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物资匮乏，虽然往往有一些绝无仅有的土特产，但数量总是不多，而且当地人口稀少，对外界的购买力也有限。针对海岛经济体，中国唯一可持续的贸易模式就是赔本赚吆喝的“贡赐贸易”。如果开展正常的市场贸易，这些海岛上有限且难以再生的资源很快就会被中国商人全部用船运走。举例来说，东南亚某座海岛的主要特产是天堂鸟，而岛上的天堂鸟总数只有1000只，每年只能产卵300枚，成功繁殖出200只幼鸟，如果岛民每年卖给中国商人10只天堂鸟，就要每年至少为此杀死和捕捉20只天堂鸟，毁掉30枚鸟蛋，并造成20只天堂鸟幼鸟饿死，用不了几十年，天堂鸟就会在这座海岛上灭绝。当贸易额持续下降时，商业嗅觉敏感的华人“生理”自然就会离去。但是，当欧洲殖民者占据这座海岛时，它的商业价值就会发生质变：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经济体，变成了中国与西方两大经济体的贸易中转站。现在，这个岛屿的欧洲统治者可以向中国商人出售欧洲的工艺品和美洲的土特产，中国商人也可以在此向欧洲人出售丝绸、陶瓷、茶叶等中国商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这些东南亚海岛的欧洲殖民地做的事并不新鲜，海外华人对此十分适应，因为在东亚早有类似的先例：在长期实行海禁的明朝，琉球王国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集举国之力把自己包装成明朝“最为恭顺的附庸国”，将这个并没有多少土特产的群岛打造成中国、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中转站，利用“贡赐贸易”突破明朝海禁壁垒，将外国商品以“贡品”形式卖到中国，再将中国的“赏赐”拉回琉球卖给其他国家，从中大发横财。16世纪，独占了明朝“朝贡”次数一半的琉球王国甚至可能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这大大启发了来琉球做生意的各国海商。随着欧洲航海者东来，将东南亚各海岛和半岛占为殖民地，并与华人密切交往，“琉球模式”遍地开花。久而久之，欧洲殖民者清楚，没有华人出没的岛屿不适合停泊船只、建立市场，因为华人有最强的购买力，给欧洲和美洲的商品出的价最高，并能卖给西方人最需要的丝绸、瓷器等东方商品；南洋华人也清楚，没有欧洲殖民地的岛屿根本没有国际商业价值，因为东南亚海岛上的土特产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不到建立大规模外贸的要求。既然双方相互需要，于是一拍即合，开始在南洋密切合作，整个过程与当地土著没什么关系。每次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发生流血冲突后，双方的有识之士都追悔莫及。

1602年的“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就是这样一次导致中国和西班牙两败俱伤的愚蠢冲突。

1601年，明朝中国刚刚完成辉煌的“万历三大征”，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东亚和东北亚霸主地位。但到了1604和1606年，缅甸两次大举侵华，明军居然不敢抵抗，半个云南都被缅军蹂躏，若非缅甸发生内战，西南局势不堪设想。明军不抵抗的主要原因无他，军费匮乏。从1602年起，中国经济江河日下，无论怎么改革都没有起色。究其原因，明朝经济是银本位，但中国当时白银产量较少，主要依赖日本和美洲白银输入。1601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逐渐限制外贸，日本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银矿石见银山（大森银山）在1602年之后产量逐渐枯竭；同时，1602年的“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又使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输入中国的渠道突然断裂。于是，自1602年之后，中国市场上的白银由逐年增加转为渐渐减少，陷入通货紧缩，加上明朝政府不敢放弃银本位，经济只能每况愈下。放眼明朝版图，明末唯一的经济亮点在东北：明朝中期由于人口爆炸，出现了“中医热”，以李时珍为代表的明朝中医将人参和鹿茸推上了中药的神坛，造成这两种药材价格暴涨，而二者的主产地都在东北；明朝处于“小冰期”（与东南亚火山群频繁活跃有关），气温比现代低，当时还没有发明羽绒服，因此民众对毛皮的需求量极大，毛皮价格暴涨，加上郑和下西洋和倭寇战争需要建造大量船只，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大象和犀牛等野生动物纷纷在中国境内绝迹，只有东北的原始森林保存较好，野兽众多，成为主要的毛皮产地。[16]于是，东北的土著——女真人就成为这些事变的主要受益者，很快富强了起来。还是在1601年，打了18年仗还没有统一半数女真部落的建州酋长努尔哈赤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表现得极为恭顺。但是没过几年，他就发现明朝大势已去，于是自行其是。

与急速衰落的明帝国相比，腓力二世的西班牙也好不到哪里去。吞并葡萄牙使西班牙的领土遍布全球六大洲，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但过度扩张的帝国内部隐患丛生，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1568年爆发的荷兰独立战争。起初，西班牙军队可以轻松镇压抵抗者，于1585年收复布鲁塞尔。随后，英法两国与荷兰结盟，西班牙开始遇到麻烦。腓力二世调集重兵攻击法国，于1591年占领巴黎，同时调集庞大的“无敌舰队”入侵英国。从1588年到1601年，无敌舰队五次入侵英国，全部失败，虽然腓力二世及其继承人一次又一次重建并改进无敌舰队，西班牙军队也没能登上不列颠岛。在陆地上，战争进入惨烈的拉锯战阶段，在1601年至1604年的奥斯坦德之围中，西班牙投入了8万军队，英荷联军也先后投入了5万人，最后双方幸存的将士都不到1万人。1604年，西班牙被迫与英国停战，1609年与荷兰停战。从此，荷兰迅速崛起为“海上马车夫”，这个新教国家不受罗马天主教廷的束缚，自由地在全球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殖民地，从而宣告“教皇子午线”失效。

万历皇帝和腓力二世曾经分别是明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最为成功的君主，继承并发展了极为成熟的经济体和极为强悍的战争机器，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傲人的成就。然而，1602年的“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却将明帝国和西班牙帝国拉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从此屡战屡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腓力二世将无敌舰队派到东亚来攻打明朝，两个帝国一定会垮得更快、更惨。

伴随着明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满蒙联盟与英荷联盟迅速崛起。

公元1578年，以印度洋主宰自居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率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试图一举征服宿敌摩洛哥。然而，地中海的穆斯林比印度洋的穆斯林能征善战。葡萄牙军队遭遇惨败，塞巴斯蒂昂一世阵亡，没有留下王位继承人，西班牙乘机入侵，葡萄牙从此失去了对外扩张的能力。对葡萄牙来说更糟的是，由于被西班牙胁迫加入对英战争，它最大的商船“上帝之母”号于1592年被英国海军俘虏，英国人在船上发现了葡萄牙航海家精心绘制的印度洋航海图，并将其翻译出来，与盟友荷兰分享。几乎在转瞬之间，葡萄牙曾经看似无比强大的东方帝国就沦为了待宰羔羊。[17]

1599年，第一艘荷兰远洋帆船抵达爪哇海，荷兰人随即就在东印度群岛上的安汶岛站住了脚跟。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BEIC）成立；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作为“海上马车夫”，新生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很清楚如何有效地打击自己的死敌西班牙。很快，荷兰与英国的舰队就布满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目的是完全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亚洲殖民地，从而摧毁两国的经济。在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葡萄牙的东方殖民地一个接一个被攻占。如果国力更强的西班牙能够组织有效的抵抗，英荷联盟在海外的扩张原本不会这么快；但是，此时偏偏发生了“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导致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纷纷陷入经济危机，无力抵抗咄咄逼人的英荷联盟。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支远洋舰队在新加坡海岸洗劫了葡萄牙商船，随即在爪哇岛上建立了远东根据地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如果不是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为了商业利益展开竞争，直至反目成仇，导致了1620年的“安汶大屠杀”，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可能会被全部赶出东南亚。

这一切，都源于1601年时马尼拉那几位野心勃勃的华裔商人（或海盗）头目，以及几位过于固执和敏感的西班牙殖民官员。如果他们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是在事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从马尼拉到厦门和广州的这条当时地球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就不会被切断。

1604年，第一艘荷兰商船抵达澎湖，向岛上的明朝官员请求贸易，万历皇帝朱批：“红毛番无因忽来，狡伪叵测，著严行驳回。”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司令雷尔松率领13艘盖伦船和1000多人前往中国谈判通商，计划如果不能获准，就进行掠夺以收回航行成本。雷尔松谈判不成以后突袭澳门，企图消灭这里的葡萄牙人，从而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尽管此时澳门最好的大炮都被孙承宗调到辽西去抵御后金去了（后来被袁崇焕安在宁远城墙上），但因为葡萄牙守军早有准备，登陆的荷兰人遭到了惨败。恼怒的雷尔松于是大肆劫掠广东、福建沿海，然后前往澎湖，在那里建造城堡。明朝水师很快闻讯而至，以十倍兵力包围了荷兰人。荷兰人已经在澳门之战中精锐尽失，不敢再战。明朝水师忧虑荷兰人“船坚炮利”会作困兽之斗，也无意强攻。双方对峙了好几个月，不断谈判，都没有达成一致。正在此时，“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的当事人却主动找上门来。

菲律宾华商兼海盗领袖——泉州商人李旦在事发后被西班牙当局关押了几年，本来可能处死，但他设法越狱并坐船一路跑到了日本。当时日本德川幕府正在闭关锁国，严格限制欧洲商船入境，但对中国商人并无限制，李旦得以顺利入境，定居在长崎平户，逐渐重新建立起一支船队，横行于东海和南海，来往于中国大陆、澳门、台湾、琉球、越南各地。1609年，日军入侵琉球；1615年，德川家康命令长崎驻军大举攻打台湾，因遇台风溃退。在这些事件中，李旦的船队可能都有参与。1617年起，德川幕府进一步限制外贸，商船必须获得“异国渡海朱印状”才能出海，故称“朱印船”。由于当时日本缺乏建造大型商船的技术，所以大部分朱印船都是中国船，其中多半被李旦控制着。

1622年6月，荷兰船队攻打澳门，虽然被击退，但澳门附近的中国海商颇为惊恐，澳门大商人黄程看到李旦的朱印船路过，便派外甥郑芝龙（葡萄牙名尼古拉，商名郑一官）随李旦去越南做生意。李旦见郑芝龙聪明能干，和自己又是老乡，还都是天主教徒，非常宠爱，收为义子（盛传二人是同性恋关系，这在当时的福建海员中很常见）。1623年，李旦带着郑芝龙返回平户，随即介绍郑芝龙迎娶平户藩家臣之女田川松。

从澳门前往日本途中，李旦和郑芝龙得知荷兰舰队撤离澳门之后，已经转往澎湖（李旦有可能长期跟随荷兰舰队行动）。在日本逗留没几个月，李旦就带着新婚不久的郑芝龙渡海南下，前往澎湖，此时田川松已经怀孕，次年便在郑芝龙不在家的情况下生下长子田川福松，郑芝龙得知后另给长子起汉名叫郑森，即后来的“国姓爷”郑成功（朱成功）。

抵达澎湖时，李旦看到，荷兰人已经被明朝水师包围，双方均无意作战，但又无意退让。李旦的朱印船队到来，令双方都颇为紧张，担心李旦会加入敌对的一方来攻击自己，因此都竭力拉拢。李旦于是展现出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人脉，探听出明朝的底线为“红毛……速离澎湖……归海外别港以候，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于是通过葡萄牙语通事（翻译）郑芝龙，极力建议荷兰人前往台湾岛。经郑芝龙的反复沟通，明荷双方都对李旦的这一建议表示满意，李旦于是化名颜思齐⑥（大概是因为此时他的名声太坏），带着雷尔松前往“东番大员”港停泊，从此开始了荷兰对台湾岛的殖民统治。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李旦海盗集团占领台湾西南部以后，有明确的分工：荷兰人在大员（台南）建造城堡，弹压高山族土著；李旦海盗集团在魍港建立基地，洗劫福建、广东沿海。这时，因为李旦生病，郑芝龙极受重视，很快就不再只担任翻译，而被提拔为海军将领。荷兰官员写道：“经过雷尔松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郑芝龙）被派往北方，去截击并俘获一些船只。”郑芝龙袭击的主要对象是福建的中国商船，还几次挫败明朝水师。通过这些劫掠活动，郑芝龙身边很快云集了一批海盗精英，包括李旦之子李国助、刘香、甘辉、洪旭、钟斌、李魁奇、施大瑄（施琅之父）、郭怀一、何斌等人，加上郑芝龙总共18人，号称“十八芝”。期间，郑芝龙还多次往返日本，使田川松又生一子，即郑成功的弟弟田川七左卫门。

就在郑芝龙借助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殖民地的海盗事业开始兴旺发达之际，他的上司李旦（颜思齐）却在1625年秋季病死⑦。郑芝龙被海盗推举为新的领导人，李旦之子李国助表示反对，擅自以首领身份在台湾收税，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反对，于是带领一些人返回日本，后来还在日本、荷兰等国起诉郑芝龙霸占李旦遗产，“十八芝”因此分裂。郑芝龙以新任海盗首领的身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约定郑芝龙船队可以悬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旗，所有利润双方平分。

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愉快正合作时，台湾海峡突然出现了一支敌对舰队。西班牙帝国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无法放任荷兰在东南亚为所欲为，得知荷兰联手中国海盗占领台湾后忍无可忍，派出舰队前往讨伐。1626年春季，两军在台湾近海对峙，西班牙人见荷兰人与郑芝龙海盗集团人多势众，于是决定避实就虚，转而扬帆北上，占领了鸡笼，从此开始了对台湾岛北部的殖民统治。西班牙舰队刚走，郑芝龙的部下许心素就投靠明朝，当上了厦门水师把总，并垄断了中国和荷兰的丝绸贸易，令郑芝龙颇为眼红。

1627年，一批在台湾定居的日本侨民看到，荷兰与西班牙割据台湾南北两端，与中国海盗和原住民形成四股势力争霸台湾岛的格局，认为有机可乘，便勾结一个卖国求荣的高山族酋长，扮成“台湾使团”，到日本向德川幕府“献土归附”。没想到德川幕府不肯发兵，这个伪使团被迫返回台湾，结果一登陆就被荷兰人逮捕。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总督纳茨由于大意，竟在审讯这些伪使团成员时，被日本侨民领袖滨田弥兵卫劫持，史称“滨田弥兵卫的逆袭”，“逆袭”一词从此在日本走红。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允许滨田弥兵卫一伙坐船去日本，还与他们互换人质，纳茨总督也被罢免。经此事变，荷兰在台湾的统治严重动摇，荷兰军队随即被高山族土著在麻豆溪战役中打得惨败。从此，郑芝龙深感不能吊死在荷兰这一棵树上，于是离开台湾前往福建，将在台湾南部占有的土地等财富都委托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临时管理，这便是未来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理论依据。

1628年，郑芝龙袭击厦门，杀死老部下许心素，并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去台湾开拓农田，令明朝政府十分棘手。崇祯皇帝刚登基，就招抚郑芝龙，任命他为“海防游击将军”。由于升官，郑芝龙将妻子田川氏和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到泉州家中居住。然而，“十八芝”中的刘香拒绝降明，返回台湾，继续与荷兰人合作。不久，另一位“十八芝”成员李魁奇叛变，袭击了郑芝龙，造成了巨大伤亡。1630年，郑芝龙联合新任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夹击李魁奇，将其杀死，事后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受到明朝的表彰。

然而，双方的蜜月没有持续多久。

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老牌的殖民国家相比，荷兰严重缺乏海外殖民地，本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很少。尽管商业经济和手工业发达，荷兰依然无法避免西班牙和葡萄牙面临的困境，甚至更加严重：由于缺乏殖民地提供补给，抵达东方的荷兰人往往精疲力竭、体弱多病；随着殖民活动的发展，荷兰逐渐无力提供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的船只，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员，只能从中欧和北欧大量雇人。很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东方的雇员就不再以荷兰人为主，而是以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为主了。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变成了一支多国部队，雇员对荷兰没有国家认同感，都想着在殖民地尽快发一笔财就回家。军队素质参差不齐，军纪涣散，缺乏配合意识，称其为乌合之众也不为过。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占领爪哇岛和台湾岛等有限的几处岛屿以后，很快就停止了在海外的扩张，这又导致公司收入减少，陷入恶性循环。

163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经济压力过大，决定用武力迫使明朝政府开放通商口岸，普特曼斯总督奉命与刘香一同进军中国大陆。7月，荷兰舰队袭击了厦门港内的明朝水师，击沉了几十艘郑芝龙新造的军舰，明朝于是向荷兰宣战。郑芝龙紧急备战，除赶造军舰以外，还特意把女儿嫁给澳门葡萄牙人，借机在澳门购买军火，同时在澳门收编了一批善于使火绳枪的黑人奴隶，因为他知道这些黑人奴隶曾经在1622年的葡荷澳门之战中重创荷兰军队，令荷兰人闻风丧胆。从此，这批“乌鬼”就成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私人卫队。10月，以郑芝龙为先锋的明朝水师在金门附近的料罗湾用火攻击败了荷兰舰队，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意撤回全部要求，并停止与刘香的合作，郑芝龙则承诺恢复战前的贸易，但东海和南海的商船从此以后不得悬挂荷兰船旗，“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荷兰商人甚至称郑芝龙为“我们荷兰人的父亲”。郑芝龙因此很快成为世界首富，而普特曼斯总督只得返回台湾岛，专心镇压高山族土著，并于1642年将西班牙殖民者赶出鸡笼，独霸了台湾岛。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马六甲，为澳门之战报了仇。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与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被荷兰人掐断。[18]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41年占领马六甲，1642年占领台湾北部，对世界主要国家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17世纪初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士兵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黑人火枪兵，身披锁子甲、腰插日本刀

17世纪初，欧洲自荷兰独立之后的一连串小战争终于演变为各个国家纷纷加入的大战，史称“三十年战争”。战争初期，由西班牙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陆地和海洋上占有绝对优势，一度包围巴黎，并击毙盟军统帅、“北方雄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但1638年后，形势逐渐开始对西班牙不利，由于军费枯竭，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陆地和海洋屡战屡败，大半个德国都被盟军占领。西班牙被迫求和，于1648年签署了奠定近现代国际法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承认荷兰与瑞士独立，法国、瑞典与普鲁士获得了大片德国领土，荷兰获得了大片海外殖民地，神圣罗马帝国遭到肢解，西班牙从此沦为二流国家，其属国葡萄牙更是无力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虽然也曾参战，但是时而加入神圣罗马帝国一方，时而加入同盟国一方，结果都遭失败，不得不早早退出战争，同时还与老盟友荷兰逐渐交恶。同时，由于查理一世派遣“库尔滕集团”到中国要求通商的行动没有成功，加之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台湾和马六甲，英国几乎被排挤出东方贸易市场，只是由于莫卧儿帝国的特殊优待，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得以在印度沿海保留了几个商站。英国国内经济危机严重，民众对查理一世日益不满，最终引爆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停止了向中国输入白银和高产美洲作物，崇祯年间，明朝经济完全崩溃，中国东南沿海的大批民众不顾禁令逃往菲律宾谋生，总数达到3.3万人之多，引起菲律宾当局的高度恐慌，于公元1639年发动了“第二次菲律宾屠华事件”，约1.9万名华侨遇害，进一步摧毁了明朝和西班牙的经济。[19]随着清军入关和南明溃败，东亚局势发生剧变，郑芝龙降清后，他的大部分部下都跟随其长子郑成功继续抗清。但在南京城下战败以后，郑成功集团在大陆的生存空间被日益压缩。由于军费紧张，郑成功不断提高外贸税率，甚至频繁向台湾华人征税，声称这是当年郑芝龙固有的权利，引起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大不满。当时，台湾汉族的主要领袖是“十八芝”成员郭怀一与何斌。1652年，郭怀一组织台湾汉族发动抗荷暴动，遭到血腥镇压，郭怀一被高山族土著射杀，3000多名汉人遇难。领导镇压的荷兰驻台湾总督花碧和曾经盛赞汉族是“福尔摩沙岛上唯一酿蜜的蜂种，没有他们，（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无法在此生存”，但他指挥的屠杀使台湾经济崩溃，也引来郑成功的恶感，郑成功一度命令台湾汉族全部返回福建，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整年颗粒无收。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将花碧和革职查办，而用瑞典人揆一取代。揆一派“十八芝”成员何斌去厦门与郑成功反复谈判，最后何斌瞒着揆一，承诺每年自费向郑成功缴纳“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支、硫黄千担”，郑成功才解除禁航令，允许汉族前往台湾。然而，日久天长，何斌再也无力支付自己许诺的巨额贡品，只好在他承包的外贸税收里上下其手，拆东墙补西墙，结果被荷兰当局发现，怀疑他贪污。何斌发现自己即将被软禁，便设法逃离台湾，到厦门去找已经对反清复明感到绝望的郑成功，劝他占领台湾。郑成功于是在1661年率领大军渡过台湾海峡，本希望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保留一座城堡用于通商，或允许荷兰人转往澎湖，但遭到揆一总督拒绝，于是双方交战。荷兰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在兵力和将士素质上都远不如郑军，抵抗八个月之后被迫投降。

很多人都以为郑成功在生前就已经完全统治了台湾全岛，但事实并不如此。郑成功去世时，仅仅占领了台湾岛西部和南部地区，约全岛面积的三分之一。郑成功死后，荷兰人卷土重来，占领鸡笼，郑成功的继承人郑经多次派军队讨伐，损失惨重也没能取胜。不过，郑经在陆地上长期封锁鸡笼，阻止荷兰人获得台湾当时的主要产品——大米和鹿皮，并严禁华人进出鸡笼，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北部的统治无利可图。1668年，入不敷出的荷兰人被迫放弃了鸡笼这一没有经济价值的据点，炸毁城堡离去，郑氏王朝终于成为台湾全岛的主人。[20]

荷兰东印度公司失去台湾，并不是因为揆一总督指挥不力，而是因为这个欧洲殖民政权没有搞好与华人的关系。镇压郭怀一暴动以后，台湾经济每年都出现赤字，长期缺乏经费导致荷兰驻军武备废弛，士兵健康状况恶化。同样，郑成功父子占领台湾以后，由于同荷兰人的关系一直无法修复，与菲律宾西班牙政权也长期敌对，在大陆统治已经巩固的清朝又厉行海禁，导致外贸长期萎靡，进而瓦解了郑氏王朝的军事力量。虽然郑经后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商，但规模一直不大。三藩之乱期间，郑经虽然一再受到邀请，却始终无力派大军西征，仅占领了海峡西岸的几座沿海城市。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派郑成功旧部施琅攻打澎湖，郑氏王朝主将刘国轩起初取胜，但因为部队长期缺饷，多数士兵一个月没吃过饱饭，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惨败。主力军被歼灭的郑氏王朝只得向清朝投降，清朝前期的禁海令也因此被解除，中国外贸很快就重新快速发展。

郑成功与妻子董夫人画像	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

明末清初，一些东南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更快敛财，将外贸收归国有，于是出现了一些由王室直接委派的“王商”；其他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民间商人被叫作“揽头”，他们开的外贸企业以中介公司（牙人）的性质注册，因此叫作“牙行”。王商由于出身贵族世家，缺乏商业经验和技巧，清朝初年又受到三藩之乱的打击，很快就没落了。所以，清朝初年的外贸企业几乎都是“牙行”。公元1686年广东洋货行成立时，由于外贸特许执照的门槛太高，商户数量仅有几家，却仍然按照明朝末年牙行的传统，被称为“十三行”，后来数目不断变化，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家，少的时候只有四家，但“十三行”的名称因约成俗，始终未变，这就是清朝享誉世界的“广东十三行”。由于当时的西方语言不区分“广东”和“广州”，有些材料也称之为“广州十三行”，其实十三行全都建在广州城外，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广州附近，而是遍布珠江三角，所以应该叫作“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因为王商的没落而兴起，但很快又将遭到另一批商人的有力挑战。

参考文献：

[1]　奈杰尔．克利夫．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朱邦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172，232—426．

[2]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萧濬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5．

[3]　同上：94．

[4]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

[5]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6]　史记．平准书．

[7]　周礼．地官．肆长．

[8]　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50—361．

[9]　杜光庭．虬髯客传．

[10]　宋史．三佛齐传．

[11]　明史．三佛齐传．

[12]　翁佳音，黄验．解码台湾史1550—1720．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41—47．

[13]　雪珥．大国海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77—93；翁佳音，黄验．解码台湾史1550—1720．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64．

[14]　翁佳音，黄验．解码台湾史1550—1720．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37—40．

[15]　同上：72—73．

[16]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6—148．

[17]　奈杰尔．克利夫．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朱邦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33—440．

[18]　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一；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三；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一）；欧阳泰，1661：决战热兰遮，陈信宏译．九州出版社，2014：19—28；翁佳音，黄验．解码台湾史1550—1720．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84—91，107—114，133—136．

[19]　雪珥．大国海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94—96．

[20]　翁佳音，黄验．解码台湾史1550—1720．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13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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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早期葡萄牙殖民者一直以为印度教黑天大神“克里希那”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把印度教视为基督教的一支。

②　华南方言，“买卖人”的意思。

③　西班牙人称之为“红海之战”，因为战死者的鲜血染红了马尼拉湾。

④　Gomez Dasmarinas，明朝人称他为“郎雷敝里系朥”。

⑤　Luis Dasmarinas，明朝人称他为“郎雷猫吝”。

⑥　一说颜思齐是李旦的助手，然而二人事迹过于一致。

⑦　如果李旦和颜思齐是两个人，那他们就是在很短时间内相继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