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中国商人掌控世界贸易时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名列世界之首，可谓全球化商业浪潮中的执牛耳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7年的38年间，中国大陆的GDP总量从3051亿美元上升到12.7万亿美元，人均GDP从252美元上升到8836美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财富与日俱增。据《福布斯富豪榜》，从1980年到2017年的38年间，中国大陆个人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从0位上升到334位，中国香港有68位，中国台湾有29位，“大中华区”的亿万富豪数量首度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另据《胡润富豪榜》，2000年中国大陆个人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仅有2位（还都是将整个家族财产合并统计的结果），2017年则已多达594位。

现代中国人经商何以如此成功？要知道，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大陆居民还处于“谈商色变”的状态，参与经商者被视为“投机倒把”的社会蛀虫，动不动就会沦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牺牲品，贫农和工人则被视为最为光荣的职业。当80年代的“下海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大部分“下海者”都毫无经商经验，也无法从亲友那里获得经商的知识秘诀，原始资本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是这群一穷二白的商业“菜鸟”，却在三十多年内就发展为全球第一大富商集体。在骄傲之余，中国商人自然抚今追昔，试图在历史中寻觅令现代中国商业富强的奥秘。

但是，面对悠久的中国商业传统时，现代中国商人的看法却非常不一致。

中国古代从不缺乏成功的商人，但是儒、释、道、法等主流哲学思想全都不推崇经商。“孔子罕言利”，而且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因此被儒家视为典型的小人。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名言：“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结果是，孔子欣赏的弟子颜回按照孔子的教导，认真学习，走“学而优则仕”的公务员道路，但是总也不成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不听孔子教导的另一位弟子端木赐（子贡）走上了“货殖”的经商道路，由于擅长预测商业发展趋势，很快成为巨富，并受到各诸侯国君的赏识，“常相鲁卫”，孔子临终前都只能把后事托付给他。先秦思想家如商鞅、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人也大多对商人持否定态度，只有管仲、范蠡等寥寥几人持肯定态度。此后，中国历代政权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商人地位的上升。到了宋元明时期，已经有很多儒生也开始为商人辩护了，就连朱熹和王阳明等儒家泰斗都认为商人对社会有进步作用，没有必要歧视他们。但是，由于商业传统从来不属于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所以中国商人中必然含有一些社会底层的文化特征，难免被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所蔑视，甚至不屑于在史书、地方志和家谱里提到商人。

如今，一部分中国商人对中国古代商业传统极为推崇，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拜其所赐，见关帝像必上香，遇赵公明庙必捐款。另一部分中国商人则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勤奋学习和对全球化经济趋势的正确把握上，再加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吸引全球资本涌入，才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就。中国的商业传统与现代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即便曾经有过突出的成就，如今也没有多少借鉴意义。

以上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思想，其实都建立在同一种共识的基础上，那就是：古代中国长期在高度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发展，故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商业传统文化，它与基于外国商业传统文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确，历史教科书一直这样教育我们：中国古代曾出现的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等大规模对外交流活动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意义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没有持续很久；中国与外国的贡赐活动也不是正常和稳定的国际贸易，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等西方来客同样没有对中国经济做出多少贡献；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更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政策，中国自外于全球的独立经济格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打破。可是，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历史观并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

古代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很少被彻底执行过，一个开放的小口就可能带来极大的贸易额，以至于影响全球的经济格局。“闭关锁国”的朝廷谕旨不能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总有一些持开放贸易态度的中国力量。正如中国民谚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朝廷出台不受欢迎的政策时，总会受到基层社会暴力或柔性的抵抗，从而降低这些政策对基层社会利益的伤害度。在元、明、清三朝，统治者长期执行“海禁”政策，结果是沿海走私盛行，基层官吏对此普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官吏还从走私中提成，久而久之，走私贸易额反而超过了“海禁”之前的合法贸易额。元朝末年的中国首富沈万三，其主要财富据说就来自外贸走私；明朝末年的中国首富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更是完全依赖走私。究其原因，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有极大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受到市场需求的激励，更何况有大批华人本身就在海外经商，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往往就是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亲友。当中国大陆的商业活动因政治运动陷入崩溃时，华侨却在海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改革开放初年，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最早开放的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都是出于方便华侨回国投资的考虑而设立的。一代又一代爱国华侨前仆后继回国投资，不仅给祖国大陆带来了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更带来了传统和现代的经商思想，为祖国大陆培养出众多的商业人才，这是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同样，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不是仅从欧洲内部贸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而是诸多欧洲学者在考察了全球各地（包括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型经济体）的长期贸易活动之后总结出来的，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本来就包含有西方经济体与古代中国贸易的经验和思考。著名的西方经济启蒙经典《国富论》就基于欧洲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商业经验，数十次提及中国经济。因此，中国商业传统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相互学习、融合，而非老死不相往来。

众多典籍和考古资料都证实，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交往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大冰期在距今1万多年前结束后，亚洲腹地的冰川退去，形成了许多开阔平坦的道路。很快，西亚的小麦、牛羊，中亚的玉石、金属、马匹都被陆续引入东亚，许多东亚特产也走上了西行之路。《穆天子传》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中国与中亚各国交换特产的故事，公元前6世纪的德国墓葬中出土了丝绸，而当时中国是地球上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相比丝绸之路，对先秦中国经济更为重要的则是圆形金属货币的引进。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相继铸造、发行自己的金属货币，如刀币、布币等，它们奇形怪状，不便携带。商鞅变法时，认为“金生而粟死”，极力主张废除所有金属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商君书．垦令》《商君书．外内》《商君书．去强》）。这种主张显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公元前7世纪，今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王国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圆形金属货币；公元前546年，吕底亚被波斯帝国征服，波斯统治者看到圆形金属货币易于流通的优越性，立即在全国推广，即金币“大流克”、银币“西格罗”等。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圆形金属货币逐渐从西亚传播到北非、南欧、东欧、中亚各地，直至毗邻中国的今阿富汗等地。与此同时，黄土高原上的秦国也在向西扩张，秦穆公霸西戎、征敦煌，势力已深入河西走廊。公元前338年秦惠王登基后，立即诛杀反对发行金属货币的权臣商鞅，于公元前336年发行圆形金属货币“秦半两”，极大促进了秦国货币经济的发展，一举奠定此后两千余年“外圆内方”的中国货币形制。与东方各国相比，秦国经济并不算特别发达，币制之所以反而领先，应该是因为秦国地处华西，离已经推广圆形金属货币的波斯帝国近，双方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缘故。先秦时中国就与印度有贸易往来，但从未引入印度传统的长方形板币，而是引入波斯圆币，可见古人的商业眼光。

公元前5世纪开始发行的波斯帝国大流克金币	公元前4世纪开始发行的秦半两

现代教科书的编纂者大都是在20世纪末完成学业的，那时正是全球化浪潮开始之际。当时，西方世界一极独大，制定了几乎全部政治经济规则，中国的经济教科书几乎全部是对西方经济教科书的翻译和总结；如今，随着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崛起，世界变得多极化，这种多极化并未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消失，反而因为输入法等信息科技的改善而得以巩固。因此，与教科书的编纂者们相比，他们的学生更加自信，更有创新精神，眼光也更宽广。在21世纪初的新一代学者眼中，不仅现实中国充满希望，历史上的中国也不再以一副呆板的面孔示人，而变得多姿多彩。他们发现，现代世界政治经济规则已不再完全因循西方模式，就连以往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也未必全然是西式的。回首标志全球化开端的大航海时代，西方人为了远渡重洋与当时占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东方各国开展贸易，既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商船结构与航海技术，也要熟悉东方的商业文化规则并主动适应。被誉为“第一位环球航行者”的麦哲伦从未完成过环球航行，他在菲律宾加入土著的内战，以求获得一份对西班牙有利的商贸合约，结果不慎兵败被杀。对东南亚文化，麦哲伦其实相当熟悉：在筹备环球航行之前，他曾经在印度和马来亚生活多年。然而，他这样智勇兼备且具备丰富东方生活经验的探险者稍有不慎便客死异乡，如果仅凭坚船利炮一味蛮干，肯定是行不通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征服并统治大片东方殖民地长达数百年，不仅要依靠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经济思想，还得依靠许多东方族群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明清时期大批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他们下南洋的行动本身，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就不合法。西方列强同样离不开的，是大陆的中国商人，他们代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南洋中国商人密切配合，将外国商品输入中国，将中国商品输入外国，从而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坚力量。

说到清朝商人与外国的关系，人们可能会想起曾经几度与外商较量，最终失败破产的胡雪岩，也可能会想起长期与俄罗斯贸易的晋商，或是上海滩上为“洋大人”跑腿的买办。然而，在清朝外贸史上，他们都只是配角。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部分外贸都由一个特殊的商业集团控制着，他们便是本书的主角——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生逢其时，因为在清朝中前期，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也是国际贸易的绝对中心。按照英国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的估算，公元1600年左右，明帝国的GDP达到960亿“国际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9％。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的GDP萎缩到828亿“国际元”，占全球GDP的22％，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也被印度莫卧儿帝国取代。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公元1820年，中国的GDP膨胀到2286亿“国际元”，占全球GDP的33％，为明帝国GDP最高值的2.38倍，2倍于刚被英国征服的印度，稳居全球第一。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使清帝国可以养活空前庞大的人口——鸦片战争爆发时已经突破4亿大关，国民的人均生活水平还略高于明朝。

清朝前、中期，中国经济有过一次史无前例的长期增长，这次增长并不全部来自于古代国家经济的支柱——传统农业。从公元1650年到1820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从约4000万公顷增长到7370万公顷，提升了84％。在此期间，农业技术的改进是有限的，玉米、红薯、土豆等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程度也并不很高，大部分中国农民依然习惯于种植和食用稻米、小麦。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甚至还在长江三角洲致力于推广一年两熟的高产占城稻，因为多数当地农民依然习惯种植一年一熟的水稻和小麦。[1]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每年都推出数以百计的科技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展殖民地，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财富。许多学者都言之凿凿地声称，公元1650年（或1700年）到1820年，中国由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失去了此前对西方的领先优势，从此落后于西方，并在此后与西方的较量中全面溃败。

经济数据讲述的故事与此完全不同。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公元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0.85％，这一增长速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中高居第三位，仅略低于发生工业革命和广占海外殖民地的英国（GDP年均增长0.94％），以及白手起家的美国（GDP年均增长2.72％），而领先于其他欧洲列强。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当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都积极参与工业革命，连续推出发明创新，同时广占海外殖民地，版图总面积甚至比清帝国还大，GDP却不足清帝国的五分之一，只与此时闭关锁国、驱逐外国人、严禁火器、科技大幅倒退的日本相当。从GDP规模来看，从公元1700年到1820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的中国并未被西方落下，其优势反倒不断扩大：公元1700年，包括英、法、德、意、荷、西、葡等国在内，西欧的GDP占全球GDP的21％，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22％，旗鼓相当；但到了公元1820年，已从拿破仑战争中恢复、工业革命成果丰厚并把大半个地球都变成了殖民地的西欧各国GDP总值仅占全球GDP的23％，而告别“康乾盛世”已久的中国GDP却占全球GDP的33％，约是西欧各国GDP总值的1.5倍。[2]

看来，科技创新和军事扩张都不足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反倒很容易导致短暂繁荣后长久停滞，以至衰退。那么，究竟什么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呢？

答案只能从经济本身去找。自从人类告别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以来，经济的核心内容就一直是货币流通。优良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入，每年都收益丰厚，被称为“金饭碗”；普通行业资金在旺季流入，在淡季流出，因此在某些时期收益不错，某些时期则收益微薄，甚至亏损，时好时坏；较差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出，长期亏损，不时出现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所以，货币长期流入的经济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持续繁荣；反之，货币长期流出的经济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江河日下，经济规模持续萎缩。

既然持续繁荣的经济体需要长期流入的货币，那么它们一定能长期提供可供货币交换，而且是货币提供方长期需求的紧俏产品。这些产品既得是货币提供方不可或缺的，还得是货币提供方无法在本土生产的。公元1820年之前的中国和印度正是因此不断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货币注入，从而得以长期经济繁荣。与中国和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它们不能向中国和印度提供后两者长期需求的紧俏产品，即便有一些这样的产品，也很快被中国和印度实现了本土化生产，从此无须再进口，例如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辣椒、花生、南瓜、向日葵等美洲作物。此时，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以茶叶、陶瓷和丝绸为主，印度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以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调味品）为主，如果没有这些香料，欧洲人就做不出像样的西餐，甚至连治病都成问题。茶树、棉花、胡椒、肉桂、丁香等作物都无法在欧洲生长，欧洲虽然在公元7世纪开始生产丝绸，公元17世纪开始生产陶瓷，但其品质一时还无法达到中国陶瓷和丝绸的水平，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陶瓷易碎，丝绸和棉布易破，茶叶、胡椒、肉桂、丁香也都是日用消耗品，所以欧洲市场对这些亚洲产品的需求是大量的、广泛的、持久的。

亚洲卖给欧洲这么多商品，为了保持贸易平衡，欧洲也应该向亚洲输入等量的商品。不过，欧洲卖给亚洲的钟表、望远镜、葡萄酒等奢侈品价格昂贵，消费者有限，“欧洲热”时断时续；钢琴、羽毛笔、假发、紧身裤等欧洲特产则与东方传统文化相冲突，完全不被亚洲市场接受。即便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新式织布机织出的各种布匹，在亚洲也销路不畅。以南京布、松江布和印花棉布为代表的中国布和印度布物美价廉，这些手工产品出自数量众多、技艺精湛的家庭作坊群，在市场竞争中完胜英国工厂的产品，反而被欧洲商船大量带回本土，把英国货从欧洲市场上排挤出去。为了挽救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被亚洲家庭作坊打得落花流水的本国纺织工厂，英国在征服印度以后，只好用行政命令强行摧毁印度数以万计的家庭纺织作坊，造成印度社会的严重动荡，令一百年后的甘地切齿痛恨。在无法直接统治的中国，英国布只能靠低价倾销来维持市场份额，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50年后，化学染料工艺成熟，欧洲纺织品的颜色比中国纺织品更为多样和鲜艳才告结束。在此之前，欧洲列强只能源源不绝地向中国和印度市场注入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以换取茶叶、棉布、胡椒、陶瓷等它们长期需要而又无法在本土生产的亚洲特产。

据巴雷特和阿特曼等经济学家的统计，从公元1600到1799年的2个世纪内，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共生产了11.2万吨白银，其中超过4万吨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流入印度的也有2万吨左右。[3]也就是说，西班牙在美洲的经营开发，一大半都是在替中国和印度打工，西班牙人工作得越努力，中国和印度就越富裕，而西班牙则只是略有寸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欧洲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亚洲人则坐享其成。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亚洲极为有利的贸易模式，中国和印度可以经此持续获得外来资金。难怪当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周边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时候，并未受到这两个亚洲大国中央政府的频繁警告和阻止，反而经常获得某种程度的鼓励——有谁会拒绝人傻钱多、主动上门的主顾呢？

由于欧洲国家长期无法在其本土或其殖民地生产他们大量、广泛、持久需求的亚洲特产，因而无法改变这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亚洲中心”贸易模式，它们只能用一种低层次的方式展开相互竞争，简单地说，就是海盗。然而，海盗肆虐使得贸易成本变得更高，亚洲特产在欧洲市场上变得更贵，丝毫影响不到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注入。以清朝鼎盛的公元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国库收入4854万两纹银，折合纯银约1800吨，其中超过540万两为海关关税，折合纯银约200吨，这正是西班牙白银流入中国的年均值。相比之下，号称极富的宋朝就显得非常寒酸了，北宋每年向辽国进贡25万两白银，南宋也每年向金国进贡25万两白银，宋朝官员经常抱怨这笔巨款使国库不堪重负。对清朝来说，每年25万两白银的支出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很多富商都有能力独自承担。

清帝国如此有利的外贸地位，并不是轻易得来的。与近代人的普遍印象相左，清帝国不乏睿智的皇帝、精明的官员、强大的军队、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善于同西方商人较量的民族企业家。当印度莫卧儿帝国在欧洲殖民者面前迅速溃败时，清帝国却依旧巍然屹立，清朝前、中期的民族企业家们对此居功至伟。在百余年纷繁复杂的近代全球商战中，他们屡屡占得上风，这才使得中国稳住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最繁荣的经济，自然会造就最富有的商人和最庞大的企业。说起清朝富人，人们通常会想到和珅与胡雪岩。其实，和珅被查抄的上亿两白银财产被高估了，《贪污之王和珅秘史》《和珅评传》等书的作者——著名明清史学家冯佐哲认为，“和珅家除了珍藏的大量稀世宝物、珠玉、古玩和字画外（这部分财产是难于估价的），能够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等，当在一、二千万两（白银）之谱”[4]。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据说一度达到过2000万两白银，却被一场中等规模的丝绸危机搞得破产殒命。

清朝的首富另有其人，他不仅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也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与和珅等贪官不同，他的钱来得合理合法，因为他拥有地球上最大的企业之一，还领导着地球上最大的商会——那可不是近年来广为流传的“十大商帮”，而是超越了省份界限、整合了产业上下游、推出一系列商业创新、主宰国际贸易市场的全球商业霸主。

在西方学者撰写的经济史上，“伍浩官”是个显赫的名字。“伍浩官二世”，本名伍秉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主宰国际贸易市场三十余年，成就与其同龄人拿破仑一世、威灵顿公爵一样辉煌。作为中国古代资产最雄厚也最具影响力的商人，伍秉鉴的私人企业自然闻名遐迩。有些令人吃惊的是，这家企业至今依然存在，而且还生机勃勃。

名扬寰宇的怡和洋行通常被认为是一家纯正的英资企业，但它的历史却比这复杂得多。在它的简介中，怡和洋行本名查顿—马地臣联合公司，始建于公元1832年7月1日。事实是，中国商人伍秉均（伍秉鉴的哥哥）早在公元1793年就组建了怡和洋行，当时“洋行”的意思不是“外资企业”，而是“外贸企业”。清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签署《南京条约》，怡和洋行被《南京条约》强行解散，该商号随即被专门走私鸦片的查顿—马地臣联合公司据为己有。从此，只许由外国人开设的洋行就从“外贸企业”变成了“外资企业”。

与怡和洋行一同被《南京条约》明令解散的中国洋行，还有十余家。在此之前，这些中国古代最大的民营企业主宰国际贸易市场长达近200年，并联合组建了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商会组织——广东十三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广东十三行战胜了所有与它们竞争的外国企业，把富可敌国的各个欧洲东印度公司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最终，残暴的战争和冷酷的行政命令才让它走下商界的王座，告别历史舞台。公元1842年，中国政府为了结束鸦片战争，顺应英国侵略者的意图，强行毁掉了自己最优秀的企业，为此将付出百年国耻的代价。只要仔细阅读《南京条约》全文，就不难发现，英国处心积虑地发动这场毫无正当借口的战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毁掉资本雄厚、外贸经验丰富、两百年来令英国企业无可奈何的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的规模之所以如此巨大，一方面得益于清朝中前期的外贸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十三行强大，普通小企业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对手绝非等闲之辈，更不是中国本土的商帮。

鼎盛时期，它的力量远远超过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能超过当今世界所有公司的总和。

作为一家公司，它不仅经常守法和违法，而且有权立法、司法，还执法，甚至拥有全球性的治外法权和刑事豁免权；它不仅纳税，还收税，并且是向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收税；它不仅频繁与世界各国政府合作，而且在这些政府不听话的时候，更频繁颠覆它们；它不仅多次遭到世界各国武装力量的攻击，而且多次自费组建武装力量攻击世界各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是为了同时与两个三流国家作战而焦头烂额，如果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听说了，必定会对美国的实力嗤之以鼻，因为该公司经常同时在全球发动三四场战争，战争对象还常常是当时的一流大国，例如法国、俄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等，顺便再收拾几个二三流国家，例如美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实际上，它本身就堪称是全球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当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做出决议的时候，从白金汉宫到紫禁城，地球上每一位帝王都要侧耳倾听。如果没有这家公司，英语绝无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语言。放眼全球，这家公司不怕任何帝王将相，只怕广东十三行。

这家公司的全名是“伦敦商人的东印度公司”，后来改为“东印度的英国商人贸易联合公司”，俗称“英国东印度公司”，英文缩写为“BEIC”或“VEIC”。为了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的“东印度公司”相区别，它还有一个“约翰公司”的昵称。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这一百年内，世界上很多人对这家公司竟然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小心翼翼地称之为“The Company”（该公司）。清朝中国人，从皇帝到苦力，从圣旨到账单，对它只有一个称呼，两个汉字：公司。换言之，对他们来说，地球上仅有一家真正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果西方人必须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名时，他们总要加上形容词，最常见的是“荣耀的东印度公司”（HEIC），仿佛是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帝王那种“陛下”“殿下”的地位，而这的确也符合实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的地区，很多人都以能在公司里讨得一官半职为无上光荣，一些为公司工作的职员干脆用“公司”作为自己的姓氏，也就是“孔帕尼”（Company），以显示自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殊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代不同了，过去无比高贵的皇帝、沙皇、可汗、苏丹、国王、埃米尔等，在蒸蒸日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了。如今，Company高于一切，BEIC高于一切，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广阔的亚洲沿海地区，各族商人也许尚未掌握26个英文字母，但一定认得“BEIC”这个组合，盖有这个印章的任何货物都享受免检待遇。

英国东印度公司公章	英国东印度公司徽章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英国政府之上的地位，是通过铁血方式获得的。以往很多著作都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说成是1638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因宗教矛盾爆发的“主教战争”，实际上它在更早时期就已发端。类似“主教战争”这样的事件在欧洲历史上层出不穷，之前从未导致过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640年，是因为在1635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无法从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令他满意的经济利益，于是转而支持新建的“库尔滕集团”（Courteen Association）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英国与亚洲贸易的垄断。查理一世不仅给库尔滕集团颁发了亚洲贸易许可证，他还出资1万英镑①，成为库尔滕集团的大股东。次年，库尔滕集团装备了4艘武装商船，由威德尔船长率领开往中国。1637年6月，威德尔船队抵达珠江口，因为澳门葡萄牙当局作梗，被明朝官员拒绝登船贸易。威德尔船长在中英两国政府的压力下铤而走险，悍然攻陷虎门炮台，逼广东当局就范。炮口下被迫进行的贸易规模并不大，这还是威德尔船长“胡萝卜加大棒”，通过赔偿广东军民损失，并向明朝官员行贿后的结果。1638年年底威德尔船队返回英国多佛港时，未能带来任何利润，库尔滕集团派出的其他商船甚至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和印度，查理一世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对库尔滕集团恨之入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机资助苏格兰人以宗教争端为借口起兵反抗英国统治，又煽动英国议会拒绝拨款镇压苏格兰暴动，查理一世被迫解散议会，却遭到反抗，1642年内战爆发。起初查理一世的军队占有绝对优势，但他很快就军费紧张，只好再次派威德尔去亚洲贸易。不料威德尔这次尚未到达印度就死了，多艘商船还遭遇风暴沉没，库尔滕集团因此破产，董事长彼得．库尔滕逃往意大利。查理一世的军费枯竭了，加上卖掉王后首饰的钱也不能买到足够的火药和马匹。结果，从1644年起，查理一世开始屡战屡败，很快被议会军彻底击垮。1649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操纵下，英国议会处死了查理一世，同时将库尔滕集团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开始爆发性增长。尽管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兄弟卷土重来，但在168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动“光荣革命”，驱逐詹姆士二世，立荷兰执政官威廉为英国国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这样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此统治英国一百多年。可笑的是，詹姆士二世逃亡时，宁可扔掉英格兰传国金玺，也不肯抛弃手提箱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可见他对这家公司的重视。[5]

对英国来说，与亚洲特别是对华贸易就是如此重要，这是当时全球最赚钱的生意。如果威德尔在广州能够顺利进行贸易，为查理一世带回大笔利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很可能不会爆发；即便爆发，查理一世也能轻松镇压。

试图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查理一世	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念念不忘的詹姆士二世

公司组织军队，甚至长期拥有军队，在现代社会似乎难以想象；但是，公司的英文“Company”，本意指的就是雇佣军团。在中世纪的欧洲，签约帮别人打仗是笔很大、很成熟的生意，“Company”是先学会打仗，再学会做买卖的。整个近代西方经济史，就是“Company”缓慢地“去军事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被欧洲列强组建初期，更像列强用于征战的雇佣军团，而不像现代的纯商业公司。因此，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普遍军事人才济济，而商业人才寥寥。谁要伤害了这些公司的利益，必将遭到公司冷酷的军事打击。

当然，也有成功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例子，例如通过“波士顿倾茶事件”，销毁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发动暴动，从英国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有意思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北美十三州军队的国旗“大合众国旗”（Grand Union Flag）其实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旗：英国国旗“米字旗”配上十三道红白相间的横条。换句话说，美国虽然以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家，但起兵时却打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旗号！②美国独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上的英国国旗被撤掉，取而代之的是象征北美十三州的13颗星星，现代的美国国旗“星条旗”从此诞生。显而易见，星条旗仍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的“山寨版”：蓝底长方块配上13道红白相间的横条。美国国旗抄袭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的原因不难想象：在美国独立初期，当飘扬着星条旗的美国船只在海洋上航行时，从远处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环球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其他国家的军舰和海盗会忌惮三分，此乃美国人的“狐假虎威”之计。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鼎盛时期就是这样不可一世，横行全球，只有一个组织令它忌惮：中国的广东十三行。

相当程度上说，在清朝中前期，广东十三行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等中间商统治着世界贸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中国荣耀。

广东十三行为什么能让打遍全球无敌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此忌惮？它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让清朝杰出的文学家曹雪芹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兼北美十三州大合众国旗	1777年设计的第一款星条旗

参考文献：

[1]　李彦章．榕园全集．江南催耕课稻编．

[2]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6—269．

[3]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34—140．

[4]　冯佐哲．和坤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档案》为中心[D]．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198—209．

[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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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英国政府一个月的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只有68373英镑。

②　二者唯一的重要区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旗只许在印度洋和南海上使用，而“大合众国旗”则没有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