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蛮族时代，在国家发挥其伟大作用之前，种族是一个强大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随着国家日趋完善和人格化，它的作用削弱了，不再那么重要，甚至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著名哲学家梅尔^[3]先生讲得好：“为了避开对伦理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研究，将性格、行为的差异归结于不可改变的天生差别，这是一种过于简便的办法。”同那些仍然强调种族因素，并且加以夸大的人相反，我从历史本身归纳了一个极少被人注意的重大伦理现象。那就是强大的“自我作用”^[4]。由于这种作用，法兰西以她自身的进步，不断改变她原始的成分。通过对已经废止的、消亡的罗马自治城市、德意志部落吉尔特氏族的研究，我们逐渐得出与前人看法不同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截然相反的结论。

生命对于自己起一种衍生作用。这种作用为我们把已有的原料创造成全新的物质。我将吃下的面包、果子变成红色咸味的血，而血无论如何都不会令人想起我用以造血的食物。——历史的生命也是如此，每个民族也是如此：孕育自己，构成自己，将那些在其中可能处于模糊和混沌状态，而且与伟大灵魂的作用所完成的东西相比的确是微不足道的成分研碎、掺和。

法兰西创造了法兰西，但我觉得种族的命定因素在其中是次要的。在人类的进步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我们称之为“人”的有生力量。人是他自己的普罗米修斯……

我的生命在这部著作里，我的生命变成了著作。这部作品是我一生的唯一事件。但是，作品和作者的这种等同难道不包含危险吗？作品不会被作者的情感、时代所浸染吗？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任何画像都不会同模特分毫不差，完全等同，以至在其中看不出画家的任何痕迹。我们的历史学大师们也未能违反这个规律。当塔西佗^[5]在他所著的《梯贝尔》中描写他的令人窒息的时代时，也放进了他“十五年漫长的”沉默。蒂埃里^[6]在向我们介绍克鲁因、纪尧姆和他的征伐时，带着不久前遭到入侵的感情、激动以及针对外国统治的抗议。

如果这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我们得承认这个缺点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写历史的人没有这个缺点，写作时试图无动于衷，试图飘然世外，试图尾随在同代编年史之后（就像巴朗特^[7]跟随在弗鲁瓦萨尔^[8]之后所做的那样），那绝不是历史学家。年迈的编年史作者虽然十分可爱，是绝对无法向对他亦步亦趋的可怜仆从们讲清楚伟大、黑暗和恐怖的十四世纪是怎么回事的。为了了解这个世纪，我们必须具备洞察一切的分析能力和广博的学识，必须运用那位叙述者无法掌握的能够揭示奥秘的工具。什么工具呢？什么手段呢？非常强大和非常崇高的现代人格……

四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最初动笔时，以为可以用四年、用六年时间写一部几卷本的简史。可是，人们只能省略那些众所周知的东西。而当时无论我或者别人，对法兰西的历史并不了解。

在写完头两卷之后，我才看见这片“未知土地”是无限广阔的。我想：“需要十年……”不，需要二十年、三十年……而我面前的路越走越长。我并不因此抱怨。在探索的旅行中，心胸开阔了，只盯着前面的目标，不再考虑其他问题。我到了完全忘我的地步。这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在我热烈的追求中，我不断前进，我不再想自己，我进入出神入化的境地。我弃绝人世，我把历史当成生活。

我的生命已经逝去了。我毫不后悔。我不再有任何要求。啊！亲爱的法兰西，我曾经同你一道生活，此刻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你，我还可能要求什么呢？我们亲密无间，一起度过了四十年（十个世纪）！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崇高的、庄严的时刻！我们常常通宵达旦，即使在严寒的冬夜！在档案堆里，我们一道度过了多少日子，去探索，去钻研！我为你工作；我往来奔走，搜索，写作。我每天都全力以赴，也许还不止如此。第二天清晨，我在我的办公桌上又同你相见。由于你强大的生命力和你永恒的青春，我觉得自己重新精神焕发。

但是，既然我有幸同你朝夕相处，既然在漫长的岁月中你伟大的灵魂是我的滋养，为什么我未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呢？啊，为了给你再现这一切，我不得不重温这充满苦难、惨祸、无数不可避免的病态事实的漫长过程。我啜饮了太多的苦涩。我吞食了太多的祸患、太多的蝰蛇、太多的国王。

好吧！我伟大的法兰西呀，为了再现你的生命，如果必须有人献身，必须有人多次渡过和重渡冥河的话，那么他会因此感到欣慰，而且会感激你。他最大的悲哀，是他此刻要和你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