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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分析——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引发热议。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研究发现，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非独生子女，并且非独生子女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母亲对女性非独生子女高等教育的获得影响显著。另外，拥有一到两个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仍然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高等教育差异

自国家提出“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意味着我国实行了35年“计划生育”的正式终结。在关于“二孩”政策引发的热议，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对比。在我国，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自“计划生育”开始以来就已经有学者研究，但是已有研究往往单纯地将非独生子女作为独生子女的天然的参考群体，关注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以至于在不少的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中国独生子女病态说的假设，或中国非独生子女正常说或优秀说。显然这样的假设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客观正确地看待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本文则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角度出发，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首先，探讨哪些因素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造成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另外，基于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探讨性别差异是否影响高等教育的获得，尤其是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

根据已有文献发现无论是关注独生子女儿童时期的性格特点，还是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家庭和事业，始终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是否存有差异。尽管风笑天（2002：90—99）总结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大体呈现“年龄越小差异越大、年龄越大差异越小”的趋势；照这个说法，那么二者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差异很小，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为了了解这个情况，本研究选择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高等教育差异作为研究主题，一方面是对于个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其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个体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大多数的人是通过制度化的学校训练来获得高等教育。

并且，从学术上来说，教育机会是社会流动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教育更是立国之本，研究也是无止境的。尽管前人已经进行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但是，鲜少有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高等教育的获得。学者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中小学时期的比较研究。

从现实上来看，分析和了解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差异是很有必要的。从已有文献表明，获得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对于人的命运的改变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收入分配、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重要影响，表现的是向上流动的途径。而且结合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背景，进而探讨家中有“二孩”的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情况，并为之借鉴。

（一）理论视角

首先要提到的两个理论是国外关于家庭子女数对孩子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家庭资源稀缺理论和汇流理论。

根据家庭资源稀缺理论，在家庭中，家长为孩子提供了环境和设置资源如家居类型、生活必需品、文化物资等，也提供了各种机会资源，还提供了各种对待资源，如对孩子的关心和介入，为孩子提供榜样等（Chu，C.Y.Cyrus，Yu Xie and Ruoh-rong Yu，1995）。因此，当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增多时，每个孩子可以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所获得的资源会减少，父母难以给每个人同样的培育、照顾和金钱投入，导致每个孩子的“质量”，包括教育获得就会降低。因此，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关注，被寄予了更高的成就期望，有着更多非独生子女难以比拟的资源。

第二，汇流理论。扎永茨和马库斯（1975）指出智力环境会导致教育获得随着孩子的不断出生而不断下降，但是其同时指出独生子女在这里存在很强的非连续性：独生子女由于缺乏家庭内部的互动而形成特异性。其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先出生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后出生孩子的“老师”，这样的过程是有利于其自身的教育获得的；而独生子女往往没有机会进入到这样一种“老师”的角色导致独生子女在教育获得中处在非常弱势的地位。也就是说，儿童的智力成长和家庭背景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子女的智力发育水平取决于家庭中其他成员智力的平均水平。

我国的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由来已久，而最新的关于独生子女教育的研究主要以王晓焘、郝克明、汪明和肖富群等学者的观点较为新颖，主要的研究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教育回报差异和家庭规模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第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教育回报的差异。王晓焘（2011：158—174）针对城市在职青年的教育回报中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对收入性别不平等有重要影响，独生子女更有利于女性取得较高的收入。在非独生子女中，尽管性别的教育回报差异在高等教育阶段上基本消失了，但不同性别的不同教育回报效应仍然明显。从整体上看，非独生子女女性在此过程中处于弱势。教育回报差异在高等教育阶段上基本消失了，但田丰和刘雨龙（2014：51—61）认为，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就业、婚姻和职业流动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家庭规模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王晓焘（2011：28—34）认为，家庭规模对孩子的教育获得存在负向影响。因此，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家庭规模的影响存在，但是主要影响女孩；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由于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并不存在继承人选择的问题，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郝克明和汪明（2009：42）也认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拥有学习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来源于后天环境（家庭、学习和社会）的影响。

而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不平等、教育回报和性别平等化。第一，研究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因素，主要以先赋性因素为主，如家庭背景、阶层差异。先赋性因素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有显著影响（田丰、刘雨龙，2014：51—61）。

第二，关于教育回报的最新研究中，张凯宁（2014：1—12）通过对高等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有效提高个体收入，且提高幅度远大于整体教育以及义务教育等阶段，并且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造成的收入差异，成为打破阶层锁定、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

第三，中国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现象。研究者普遍认为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扩张，使女性的入学机会大幅增加和生育率下降所致（李春玲，2010；Guo，Wu 2010；叶华、吴晓刚，2011；张兆曙、陈奇，2013）。

通过对近年来文献的梳理，发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倾向于仅研究城镇的独生子女群体，或城镇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当然，也有学者以关注农村的独生子女为主的。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选择研究的对象倾向于低年龄层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即以中小学时期的子女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有学者选取的研究对象为仅限城市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因此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1960年以后的所有个体。

（二）研究假设

首先，无论是根据家庭该资源稀缺理论，还是现实生活的实际，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拥有更多的家庭资源和父母的培育和关怀，那么在获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非独生子女。

其次，从已有文献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教育不平等具有城乡差异、家庭经济条件差异、性别差异和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最为明显。那么在这些不平等在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中使如何体现的呢？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不存在性别差异；

假设2a：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存在性别差异。

由于中国社会虽然深受父权制和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影响，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的资源只能转移给这个孩子。而正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性，我们对非独生子女的关注始终是不够的，尤其是对非独生子女中女儿的关注度是不够的。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需要“养儿防老”或是“重男轻女”，因此许多家庭是希望有个儿子的。但是，经过计划生育政策以后，生育率的下降和父辈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非独生子女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否也会随之提高呢？并且，已有文献都较为关注父亲对子女的影响，那么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否也是比较显著的呢？特别是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

假设3a：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

另外，虽然根据资源稀缺理论和已有文献发现，兄弟姐妹数目越多，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低。但是根据汇流理论认为大孩子是小孩子的“老师”，子女智商的水平是家庭成员的平均水平，显然两个理论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家庭资源稀缺理论认为非独生子女在教育获得上具有劣势；而汇流理论则相反，它认为独生子女在教育获得上具有优势。并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高校扩招等情况下，拥有一到两个兄弟姐妹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影响较小，但可能还是会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对女性非独生子女的高等教育的获得会有所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拥有一到两个兄弟姐妹并不影响其高等教育的机会的获得；

假设4a：拥有一到两个兄弟姐妹的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男性。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心在中国28个省市城市和农村联合完成的2006年和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CGSS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的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首先根据需要的变量合并了CGSS2006和CGSS2008两个数据为一个数据库。其次，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主要是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于是在建模之前，对数据进行了清理，只保留恢复高考制度之后通过选拔性考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样本。因此，本文将受访者的年龄限定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群体，最终样本量为9 810。

本文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是否获得高等教育，自变量包括性别、城乡、是否独生子女、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兄弟姐妹数。其中是否独生子女和性别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具体操作化过程如下：

（三）方法与数学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是否独生子女和是否获得高等教育都是二分类变量，所以本文主要采用二分类的Logistic模型来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Logistic模型的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pk是第k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概率，xk为自变量，bk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了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xk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一）从总体上看，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因素

从表2模型1中可以发现，所有的自变量均呈正向显著。这表明，是否独生子女、性别、城乡、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都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明显的影响。

首先，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总体上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平均可能性是非独生子女的2.3倍。亦即是说，这可以初步印证我们的假设1。

其次，男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女性。从总体上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男性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平均可能性比女性高25%。这也可以从图1中看出，男女的受教育年限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并且在1960年至1987年间男性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女性。亦即是说，这可以初步印证我们的假设2。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后期，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开始下降，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开始反超男性的受教育年限。

第三，巨大的城乡差异横跨在获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从总体上看，城市人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农村人口。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口的1.9倍。这也可以根据图2看出，1960年以来城市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始终高于农村人口。亦即是说，这可以初步印证我们的假设3。

第四，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从总体上看，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受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明显，当父亲的教育程度为专科及本科以上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平均可能性提高了3.7倍。亦即是说，这可以初步印证我们的假设4。

第五，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总体上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平均可能性增加了5.3%。最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升了69%。

总体而言，以上结果都符合我们的预期假设。但是这仅仅是从总体的层面上看，那么如果针对独生子女群体或非独生子女群体而言，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因素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异同

1.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相同因素

从表3中的模型2和模型3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对于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而言，有三个相同的因素影响着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一，巨大的城乡差距，即城市人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农村人口，支持了我们的假设3a和假设3b。第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即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第三，计生生育政策的影响，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

2.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不同因素

从表3模型2和模型3中可以看出，首先，存在性别和家庭经济情况的影响不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在获得高等教育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对于独生子女来说，性别和家庭经济情况虽然都是正向的，但是并不具有显著性。然而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男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女性高29%，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亦即是说，该结论支持我们的假设2a和2b。

其次，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同。对于独生子女来说，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影响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具有相类似的意义，即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

（三）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和劣势

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两个优势：第一，性别差异不影响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二，家庭经济条件不影响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表4的四个模型中都是针对独生子女群体，然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性别与城乡、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计划生育的交换项以后，均不显著。亦即是说，性别歧视不存在于独生子女群体。这也再次支持了假设2a。

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带来的巨大影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女们，在获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产生明显的差异。尽管这种劣势是仅限于农村的独生子女群体。

（四）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

通过表5的4个模型，都是针对非独生子女群体，然后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兄弟姐妹的数量，性别和城乡、家庭经济条件、计划生育、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拥有1到2个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不影响其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从表5模型8到模型12，可以看出，相对于有4个及以上的兄弟姐妹而言，拥有1个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提升了90%左右，拥有2个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提升了50%。但是也反映出兄弟姐妹数目越多，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少。虽然对于拥有一个和两个兄弟姐妹的人而言，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亦即是说，此结论印证了假设5。

其次，仅从性别的角度看，对于女性非独生子女而言，其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低于男性。但根据表5模型9到模型12，在加入性别和其他变量的交换项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个别结果不具有显著性，但是所有的交互项的值都是负的。尤其是父、母亲对女儿的影响尤为重要。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来看，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女儿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但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虽然仅有初中，但对女儿的影响很大。

（五）实施计划生育前后的对比

从表6模型13和模型14的对比，我们发现影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因素中的共同点有：第一，独生子女比非独子女更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二，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三，基本上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第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中专的母亲，有利于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表6　实施计划生育前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基准模型）

从模型13和模型14的对比，我们发现影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因素中的区别有：

第一，实施计划生育之前，男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女性高32%，实行计划生育之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消失了。第二，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家庭经济条件显著的影响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家庭经济条件对人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显著了。第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兄弟姐妹的数量对获得高等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兄弟姐妹数量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显著了。

3.加入性别和其他变量的交换项的影响

从表6中我们初步的看出了实行计划生育前后有性别、家庭经济条件和兄弟姐妹数量的变化。这个变化真的如此明显吗？由此，在表7的4个模型是加入性别和其他变量的交互项之后的交互效应模型。通过这4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点：

第一，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前，表现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父亲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度减小了，并且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时候，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女儿获得高等教育明显的影响。第三，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兄弟姐妹数量对获得高等教育的显著性消失了。

总而言之，实行计划生育前后的差异，最显著的就是兄弟姐妹数量对获得高等教育的影响消失了。

（一）从总体上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

1.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鸿沟——城乡差距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是，无论是从总体的角度、实行计划生育前后的来看，还是对于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子女群体而言，城乡差异像那永远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巨大的城乡差距，造成的是城市和农村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和环境设备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由此可以看出，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实现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差距是刻不容缓的。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如何解决。但无奈的是，城乡差距的缓解不是一天两天，一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2.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的积极作用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因此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从总体上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高。尤其是对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影响比较大，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越高，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就越弱。

3.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间接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就是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下降以后，家庭规模缩小，子女获得的关注和资源也就提高，进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随之提高了。

4.高等教育趋于性别平等化

由于计划生育的高等教育趋于平等化，虽然从总体上看，男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女性。但是通过统计数据的结果分析，获得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女性赶超男性的现象（见图1）。

从总体上看，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非独生子女，那么为什么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呢？非独生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呢？有没有哪些因素是有助于非独生子女提升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呢？通过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

1.独生子女的优势——不存在性别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家庭结构简单了，家庭规模缩小了。更重要的是，生男生女都一样了。所以，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就不存在性别差异了。其次，人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显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结果分析来看，虽然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显著的影响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表现出来的是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男性更大，这也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想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家庭的经济情况是前提条件，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从理论上讲，“家庭资源稀释”理论支持了以上结论，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女，有着非独生子女难以比拟的优势资源。

2.女性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曙光——母亲

我们都知道父权制的影响很重要。但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母亲对于提高女性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积极的作用。尽管在受教育程度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母亲的影响是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曙光。

3.兄弟姐妹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积极作用

根据“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家庭兄弟姐妹越多，每个人分到的资源就越少，因此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越小。但是，“汇流理论”认为，子女的智力发育水平取决于家庭其他成员智力的平均水平，并且认为先出生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后出生孩子的“老师”。因此，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拥有一到两个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对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积极作用。亦即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后，会影响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遗憾。首先，在研究数据上，根据目前已有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缺乏家庭中除被调查者以外的其他子女的相关资料，例如：被调查者兄弟姐妹的受教育年限和最高学历，就读于“985”、“211”高校的学生和普通高校等数据资料。可能会带来某些偏差。因此，也希望以后的大型调查研究，能有学者关注此类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数据，填补这方面的空缺。

其次，在具体的研究设计中，尚没有涉及家庭子女的出生间隔问题，也没有涉及出生次序的问题，尤其是女性在兄弟姐妹中的次序。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在兄弟姐妹中的次序是考察家庭子女规模对于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重要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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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妙霖，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电子邮件：317379324＠qq.com。

[2]CGSS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负责收集，详细的资料可参考该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chinags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