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媒介变革与媒体的发展

提高社会的信息共享水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面对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人们需要通过获取信息以增强对外部世界变化不确定性的掌控能力，并且从人类以往的生产生活实践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获取信息、掌握知识也是人们提高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创造并发展起来了文化艺术和科技知识，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文明的成果并未由社会成员所共享，一定的社会特权阶层垄断了传播工具，这是文明成果传播受到阻隔的重要原因。

文明之初，无论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还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神庙作为他们的信仰中心，也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出于神庙管理的需要，祭司们创造出了最初的文字。在生产力低下的岁月里，这一创造被神化为上天或神赐予人间的礼物，而学习和使用文字也成了特权阶层所拥有的权力。在其他的古代文明中心，也存在着这一现象，如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就是刻记在巫师占卜用的龟甲或兽骨之上的，这也表明早期文字的使用与宗教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在奴隶制城邦国家内部，社会管理更加复杂化，除寺庙学校外，宫廷学校及职官学校开始脱离寺庙独立设置，学校逐步进化为一种世俗的教育机构。学校的发展与演化，使学校成为人们在家庭教育之外接受教化的重要场所，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重要进步。

教育的发展和知识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促使人们将人类已有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归纳整理，同时，有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场景的著述也进一步受到关注，图书成为承载信息与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早期的图书馆应运而生。

目前考古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是两河流域亚述巴尼拔国王宫殿中的图书馆。在这座图书馆中，保存了近三万册泥版图书，包括哲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文学以及占星术等方面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知识。其中的王朝世袭表、史事札记、宫廷敕令以及神话故事、歌谣和颂诗，为后人了解亚述帝国乃至整个亚述-巴比伦文明提供了钥匙。尤其珍贵的是，在文学类泥版书中，藏有现今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创造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对文字的书写效率提出了要求。在古埃及，神庙中的祭司们最初发明的文字被称为圣书体，随着文字的普及，祭司们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进行着文字简化的努力，发展出了僧侣体和世俗体，这些书写方式被用于不同的场合，大大扩展了文字在日常事务中的使用范围。

人员的迁徙和商贸往来，是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途径，文化的传播交流又对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航行于地中海和奔走于西亚-北非之间的商贾将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传入到古希腊地区，古希腊人由此发展出了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

著述是人们用文字进行系统性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正是由于古代先贤们的辛勤著述，使我们今天拥有了丰厚的人类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离不开文明成果的传播扩散，也离不开书写材料及书写工具的不断进步。

便于书写和传阅是人们对书写材料的基本要求。文明之初，亚述人的泥版书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古埃及人的莎草纸虽轻薄，但原料来源过于单一且易于损坏。欧洲人曾使用动物皮革制成的羊皮纸，虽韧性好不易损坏，但制作工艺复杂、成本昂贵，使用范围受到限制。这些书写材料难以满足人们的传播需要。

纸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东汉时期，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革新了造纸技术。纸张与简牍或缣帛相比，原料来源广泛、制造成本低廉，书写与传阅十分便捷。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完善，纸张的品种逐渐丰富，纸张全面替代了原来的书写材料，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纸张的普及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汉代时期出现了书肆，是人们购买图书的场所，图书为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出重要作用。纸质图书最初是以人们的临摹手抄为主要的传播方式。西晋时期，左思创作《三都赋》，深受好评，人们争相传抄，造成都城洛阳纸张价格暴涨但仍供不应求的局面，反映了人们对优秀作品的追求和喜爱。随着人们对图书需求的增长，临摹手抄这种手工抄录方式效率低下、读者传播范围有限的弊端已经成为限制图书传播的主要问题，隋唐时期，人们在印章、拓石的基础上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为图书的批量化生产创造了条件，成为人类出版传播活动的起点。

活字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项重大贡献。北宋时期，毕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技术不仅减少了因雕刻差错而造成的废版数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制版阶段的工作效率。此后人们也曾使用铜、铁等金属材料来替代胶泥对活字印刷技术加以改进，但受这些金属熔点、硬度等性质的限制，铸字难度大，制约了技术的推广。

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后，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加以改进，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铅字印刷技术，并制作出了木制的印刷机，将印刷由完全手工操作带入到机器印刷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会通过对《圣经》教义解释权的垄断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当谷登堡用他发明的印刷机第一次印制出200册的拉丁文《圣经》时，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只能在教堂中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传统，从而打破了教会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走向。

资讯传播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16世纪中叶，人类历史上真正具有大众传播性质的报纸诞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15世纪末，欧洲人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地中海是当时西方文明的中心，意大利的威尼斯与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及欧洲内陆商业城市联络频繁，成为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成为世界各地新闻的集中地。一份以介绍贸易信息、城市动态、法庭仲裁以及其他地区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手抄小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后来这个小报由手抄改为印刷，发行量迅速扩大，并随着往来的商人、水手、游客、教士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内陆地区。在其影响下，各类报纸在欧洲的很多城市相继出现，成为人们获得资讯的重要渠道。这个小报后人称为《威尼斯公报》，被视为是现代报纸的鼻祖。

《威尼斯公报》已经具备了刊载新闻、定期出版、公开发行等现代报纸媒体的主要特征，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以纸媒为基础的社会化传播时代的到来。

媒体是由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媒介、信息受众在一定的信息传播机制下构成的信息传播体系，承担着人类社会传播和共享信息的主要职责。纵观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性突破，都创生出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新的媒体形态的出现，在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拓展出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提升了信息的社会化传播能力，并进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信息共享水平。

保护知识创新是推动知识创新成果实现社会共享的基础。从18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以立法形式逐步建立起了知识产权制度，为知识与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断得到修订和完善，到19世纪末，伴随国际贸易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呈现出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知识与技术创新及传播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促进了近现代以来科技、文化等领域人类知识创新成果的快速增长。

20世纪，电子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以广播电视为媒体的电子传媒新形态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广播电视的出现，是信息的多形态性对传播方式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一方面得益于科学理论的发展为技术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为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提供了充分的社会需求。

1906年，美国人福雷斯特发明了三极管，奠定了无线电广播的技术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无线电广播的普及应用完成了技术准备。战争结束后，随着战后重建的推进，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钢铁、化工等重工业体系在许多国家快速发展，机械、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城市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大，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型、特大型城市，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以文字阅读作为接收信息方式的纸质媒体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娱乐内容的丰富性和传播方式的大众性和便捷性成为媒体发展的新方向。

广播实现了声音信息的远距离传播。广播以“听”为信息接收方式，声音信息通过声-电转换为电子信号，以无线电波从广播电台传递到听众的收音机中，再通过电-声还原为声音信息为听众所收听。

1920年6月15日，马可尼公司在英国举办了一个以梅尔芭太太主演的“无线电-电话”音乐会，法国、意大利、挪威甚至希腊都能清晰地收听到，广播内容表现的生动性及大范围覆盖的特性得到显现。1920年，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KDKA电台成为世界上第一座领有执照的电台，同年11月2日正式开播，首次播送的节目是有关总统选举的新闻，造成一时轰动。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世界各地广播电台数量激增，成为人们获取各类资讯和生活娱乐的重要媒体。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电台的媒体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不仅是战时大众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而且也成为交战各方进行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的重要工具。二战结束后，广播媒体得到了快速发展。20世纪下半叶，随着晶体管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的不断进步，收音机日趋小型化、微型化和便携化，到20世纪后期，收音机演变为很多人的随身媒体。

广播技术解决了声音信息面向大众传播的问题。在广播媒体诞生后不久，人们又着手寻找视觉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法。

19世纪30年代，摄影术的发明使人类拥有了记录现实世界影像的技术手段。摄影可以获得拍摄对象瞬间的静态影像，成为人们记录日常生活和进行艺术表达的重要工具。在光学摄影时期，摄影离不开较为复杂的暗房后期处理技术，拍摄的影像也必须依靠纸基介质才能呈现，但摄影依然为纸媒表现力的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影的发明使人类有了记录连续影像的工具。然而，胶片电影的高成本、摄制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放映设备和观影环境的制约，使电影难以成为及时报道新闻的传播工具，因此，除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电影更多的是作为艺术创作和表达工具而成为一种具有自身审美特点的艺术表现形式。

20世纪20年代后，电视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突破。1925年，英国人贝尔德和金肯斯在机械视盘的基础上成功进行了电视实验，美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也在此之后完成了电视系统的实验研究。特别是兹沃里金发明的光电管和范斯沃斯发明的析像管，成为现代电视的关键部件，为电视技术走向实用铺平了道路。

电视以连续图像及与之相关的声音信号作为信息的传播符号，将声像信息通过光-电转换器件转换成电子信号，以有线或无线传输方式从电视台发送到观众的电视接收机中，再将电子信号通过电-光转换器件转换为声像信息为观众观看。

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英国等相继进行了电视播放试验，为电视媒体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35年，美国纽约成立了电视台，向70千米的范围播放了电视节目，同年，德国柏林也开始播放电视节目。1936年，对柏林奥运会进行的电视报道，显示了电视媒体的发展潜力。此后，电视在欧美国家开始普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约20000家庭拥有了电视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电视摄制水平与播出水平的提高，同时电视传输技术也在发展，微波传送、同轴电缆传输技术大大提高了电视传播的覆盖范围，为人们收看电视节目提供了便利。20世纪60年代，通信卫星技术的出现，解决了电视信号的全球化传播问题，从1965年到1980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共发射了5颗通信卫星，完全实现了全球通信，从此人类进入了全球化传播时代。

电视显像技术的进步和电视节目内容的丰富是推动电视机家庭应用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30年代黑白电视机问世到50年代彩色电视机的发明，电视内容的表现力也不断得到提高，促进了电视机在家庭中的普及，收看电视成了人们获取资讯、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

与纸媒相比，广播电视提供了简捷、丰富的内容信息，特别是电视节目可视直观的特点，大大降低了受众接收信息时对文字阅读能力的要求，同时还能满足多人同时收听收看节目的需要，因而有利于扩大传播的受众范围。

广播电视崛起于人类全面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在经历了200多年工业化历程后，大工业已经完全占据了社会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大工业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标准化、规模化的集中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决定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和产业组织管理方式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一生产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媒体产业的发展。

工业化时代是人类供给能力迅速提高的时代。工业化首先解决了人类普遍性需求商品的供给问题。由于工厂化生产依赖于严谨的企业组织形态，使产业工人的消费需求具有趋同化的倾向，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需求取向，形成了工业化时代人们需求同质化突出的特点，为社会化大工业规模供给方式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媒体产业提供了巨大的生产能力，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在工业化时代都进入了传播能力的扩张时期，国际上一批传媒巨头相继出现，传媒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的深化，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人类社会也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时代，同时也是人类需求呈现出大分化的时代。在后工业时代，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完全保障，个性化需求开始充分显现，社会生产方式也呈现出多品种、多批次、多批量的特点，以需求主导生产的特征更加突出，社会经济体系也表现出产业分化重组与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资本和商品的大流通，也带来了信息的大流动，信息成为最为活跃的资源要素，社会经济发展对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对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后半叶，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信息技术革命，为人类开辟出了智能社会的发展新方向，以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当代新媒体开始崛起，新媒体正在引发人类社会的传播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