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本书写出以后，感到还有几句话要说。

或者有人要问：“为什么此书用较多篇幅对《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历经修改以至出版，作如此详细的论述？”

我认为：近代社会发展迅速，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每每在急剧变革的潮流中，思想随之演变，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露出他演变的迹象。如章太炎早年与“尊清者游，饰苟且之心”，写有《客帝》、《分镇》。1900年始作“匡谬”；1902年，重为“删革”，作为《訄书》前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民国成立前，他把《訄书》改为《检论》，又作了大量增删。它的始撰、改订以至删削，留下了章太炎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的思想烙印，反映了他在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演变。如果把他后来的增改，说是他早年的思想；把他早年的著作，说是后期的作品，那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又如唐才常的《论各国变法政教之有无公理》，原载《湘学报》第五号至第十一号，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至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出版。不久，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将它收入《觉颠冥斋内言》卷一时，改题《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增列了“儒教真派，厄于刘歆”等命题，全篇文字也有改动。可知对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考核始撰以至修改的时间，探源比勘，实有必要。

近代思想家的撰著，很多在当时报刊上发表，这不仅使我们借以考核写作时间，而且可以和后来的结集饾饤句读、考核异同。例如谭嗣同的《仁学》，在横滨《清议报》和《亚东时报》先后发表，但他们不是同源，《清议报》本源自梁启超所藏副本，而《亚东时报》本则源自唐才常^[1]。《清议报》本历经抄印，有乖原文，以致有的文义晦涩，而覆以《亚东时报》本，却可焕然冰释，因而我曾建议重印《仁学》，应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谭嗣同全集》的编者方行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见，在增订本中作了调整，我也另据《亚东时报》本辑出《仁学》，交台湾学生书店出版。

由上可知，对近代思想家的撰著，有必要探源比勘，认真推敲。

非但如此，近代著作，还有倒填年月的情况，如严复所译《天演论》，有人以为它撰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当年即由陕西味经售书处出版，但“味经本”中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的记录，怎会光绪二十一年出的书有光绪二十二年的词句？况且“味经本”是叶尔恺接任陕西学政后送交味经售书处发布的，叶尔恺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接任陕西学政，“九月八日自京动身”的，又怎会在他未曾赴陕之前，就已刊发《天演论》？《天演论》的刊发时间，关系到康有为“三世”进化学说是否受《天演论》的影响问题，不容忽视。又如天津图书馆所藏《大同书》手稿，内有犬养毅的题记，说是康有为曾将《大同书》手稿给他看过，但康有为和犬养毅在日本相晤有两次，一次是1898年政变后在东京相晤，一次是1911年至1912年在须磨相晤，他将《大同书》手稿出示犬养毅，不是1898年而是1911—1902年，不是在东京而是在须磨，时间地点弄错，结论自然错误。

有鉴于此，我在编辑《章太炎政论选集》和《康有为政论集》时，就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按照他的思想进程划分章节，使读者在阅读他们政论的同时，可以看到其思想转移的迹象。本书对《大同书》成书年代以及历次刊行细致论述，也可使读者阅读以至评价《大同书》时，提供一些方便。

2003年9月13日

【注释】

[1]见拙撰：《〈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