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是在《不忍》杂志最早刊布的，但它只发表了甲、乙两部，并将这两部印发了单行本。

1913年1月，康有为母亲生辰，避居日本的康有为拟回香港，借以窥望国内形势，刚好麦孟华赴日，告以广州、香港革命派活动情况，乃不敢归。于是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于1913年2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

《不忍》创刊时，编辑人署陈逊宜；第三册起，署陈逊宜、麦鼎华；第六册起署康思贯、麦鼎华；第九、十册则署潘其璇。

《大同书》在《不忍》创刊号起连载，登至第八册（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十月，当民国二年11月出版），将乙部登完。共计甲部84页，乙部86页。《不忍》出至第八册后停刊。就在这时，康有为奔母丧归，移居上海。到民国六年（1917年，丁巳，《不忍》续出第九、十册，但没有续载《大同书》。

《不忍》基本上都是康有为的撰著，《大同书》在第一册“说教”栏开始登出，说教栏上还有《孔教会序》《孔子改制考》《孟子微》，“诗”中第一篇即为《大同书成题辞》。“政教”栏中则连载《中华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废省论》等。前面附有康有为海外观光的大量照片。《不忍》第三册在“政论”栏封面下有《中庸注》出书广告：

《中庸》者，子思述圣祖之德，专明孔子之圣道，非泛言德行也。然二千年人人诵之，寡能识之，故孔教暗而不明。康南海先生乃创发明之。此非为《中庸》一篇之注，庶几孔教之本末精粗可得而窥。南海先生各经注次第出现，特以此为孔教全体，故先发之，欲明孔教者，当必先睹为快也。

并于《不忍》第二册登出《中庸注序》，《论语注序》也于这期刊布。

《不忍》第五册“政论”栏封面后登“康南海先生所撰孔子新教之《礼运注》出现”广告：

孔子之道，范围广大，如四时错行，日月代明，并行不悖，故有小康之法以治乱世，有大同之道以治平世。……惟孔子生当据乱，故群经多发据乱、小康之道，而平世大同之道，以时未至，寡发明焉。虽或时露微言，若公羊三世之义，董仲舒、何休传其口说，然仍少明文，遍考遗经，大书特书，发明大同之道者，惟《礼运》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仅有小康，则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中国礼文皆与孔为缘，随之同尽，是中国为墨西哥矣。……南海先生当地球大通，冠岁而悟大同之理，求之孔子之道，得《礼运》之篇，乃大发明之。自有此注而孔子之道乃显，大教不坠。近人疑孔子为专制辩护者，亦可闭喙矣。更与《春秋》升平、大同之义互证，从此孔子新教布露，四海皆赖此书之发明，天下欲考求孔教者，当必争睹为快也。……上海江西路广智书局白。

第五册起还载《礼运注序》。

第六册载《大学注序》，开始登《礼运注》。

第七册“政论”栏后有黑龙江孔教公会支部代表林传甲致孔教公会函，谓：“南海先生大同主义直接二千四百六十四年至圣心，传甲自丙午岁创时务学堂于武昌，服膺南海学说，患难不谕，谨代表门下士五千人，举南海先生为本会会长。”

第八册，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十月（民国二年二月十一日）发行，《大同书》乙部刊登完毕。

第八册刊发后停刊，隔了四年，续出第九、十册合编，署“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十二月出版”，“丁巳”，当1917年，此册刊有康有为《续撰〈不忍〉杂志自序》：

国人苦民国之频乱甚矣，鄙人坐视，悁悁然不忍也。癸丑年，乃草《不忍》杂志八卷，聊竭吾毣毣之愚，以忠告吾国民，而国民不受也。自秋七月，先妣弃养，奔走居庐，在不言不议之时，遂辍撰述，暨祥除后，则遘袁氏廿一条卖国之举，不忍之心，勃尔再发，续草文辞。友朋以攻袁甚无补于事，尼不发。至于今丙、丁之交，遂致六年五乱，川、滇涂炭，湘、粤接踵，嗟我生民，亦在枪林弹雨之中，凡此苍黎，谁非同胞，而以一二人争权刊之私，遂祸我亿兆之国民，载罹荼毒，至此极矣，耗矣哀哉！……

吾岂忍吾中国由内乱而召亡哉！垂涕以告吾国民，其庶几听之，吾中国犹有望也。若争权利而无止、蔽成见而不改，明知卖国亡国而不以易其私者，是则永宜为亡国灭种之民，吾无为为言矣。中国之存也，视吾国民之受用是书也；中国之亡也，视国民之不受是书也。噫！丁巳九月，南海康有为自序。“丁巳九月”，当1917年10至11月，《不忍》续刊，而《大同书》却未续载。也就是说，《不忍》只是登载了《大同书》的甲、乙两部。

《大同书》甲、乙两部在《不忍》登出后，于“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年己未三月”，由上海三马路望平街口长兴书局印出单行本，和装铅字排印一册。己未，当1919年，它是按用《不忍》的铅版印行的，和《不忍》所载几乎全同。封面《大同书》和首页“大同、甲部、乙部”，都是康有为手写。首载康有为《〈大同书〉成题词》：

千劫皆烦恼，吾来偶现身。

狱囚哀浊世，饥溺为斯人。

诸圣皆良药，苍天岂不神。

万年无进化，大地合沉沦。

人生只求乐，天心惟有仁。

先除诸苦法，渐见太平春。

一一生花界，人人现佛身。

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

廿年抱宏愿，卅卷告成书。

众病如其已，吾言亦可除。

人天缘已矣，轮劫转空虚。

悬记千秋事，医王亦有初。

与梁启超在手写的《南海先生诗集·延香老屋诗集》所写略有异同，如：“千劫皆烦恼”，梁写本作“千界皆烦恼”，“苍天岂不神”，梁写本作“苍天太不平”；“大同吾有乐”，梁写本作“大同犹有乐”。下面是《〈大同书〉题辞》，即中华书局1939年本卷首所书，见本书“《大同书》撰于辛丑、壬寅间”节；末署“己未二月五日，康有为”，己未二月五日，当1919年3月6日。

由于它是按照《不忍》所载《大同书》甲部、乙部原版印行的，不但错字误植未曾勘改，即《不忍》本的缺字也未补入，如甲部83页“第四曰形界，□□立也”、“第五曰□家界，为天民也”的缺字，己未印行的《大同书》甲部、乙部（下简称“甲乙本”）同样是“□□”、“□”，而“今本”则已补上，录如下：

“甲乙本”的缺字（），不是由于缺此铅字，就是由于印发时尚未考虑成熟，从前者来说，可能性不大，如己部“去家界”，“家”字正文中屡见，似乎不会少此铅字。再查《大同合国三世表》：

从上表来看，“甲乙本”、“今本”互有勘误，“甲乙本”虽多误植，而“今本”也有刊落。

“今本”对“甲乙本”也不是没有改动，如：

又如“甲乙本”“金&山积”（第18页），“今本”作“金银山积”（第10页），亦以“今本”于义为长。又如“甲乙本”有的缺字，“今本”也已补上。如“甲乙本”目录乙部“去□界为天民”，“今本”作“去家界为天民”。“甲乙本”目录庚部“去产界□生业”，“今本”作“去产界公生业”。

又如“甲乙本”甲部“四曰形界，□男、女也。王曰家界，□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农、工、商之产也”（第82页）。“今本”都已补上，作“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业也”（第52页）。

从“甲乙本”中也可看出《大同书》的撰写日期，不可能是1884年，如上面《〈大同书〉成于辛丑、壬寅间》中所提：记1885年“而吾行经羊城华德里，飞砖压顶，幸隔寸许，不然，吾死于光绪乙酉岁矣”（第24页，“今本”，下同），记1887年“若光绪丁亥香港华洋船之惨祸”（第25页），记1888年康妹琼琚之死（第28页）等等，都在《大同书》甲、乙两部。

至于他在1900年海牙会议之后，提出的“太平世”的组织形式和“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都见“甲乙本”，可知他不可能1884年撰有此书。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本”记录印度的事例特多，录如下：

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葄之，枕之，魂梦通之。（第3页）

将为婆罗门之舍身雪窟中以炼精魂，然人人弃家舍身，则全地文明，不数十年而复为狉榛草木鸟兽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第4页）

印度九十七道出家苦行，一日一食，过午不食，或一旬一食，或不食，或食粪草，衣坏色之衣，跣足而行，或不衣不履，视赤日，卧大雪，尝粪，其苦行大地无比之苦矣。彼以炼魂故弃身，然施于全群人道则不可行。（第7页）

若夫印度婆罗门、刹帝利之子，世为王为师。而若投为巫木哈，若拖卑、若咩打、若冬之胎，则世为猎人，为粪夫，为仵作，虽有才哲，限于阶级，无由振兴。（第11页）

昆仑者，火山之最先起点也；印度之须弥山、蒙古之阿尔泰山、北亚之乌拉岭，皆火之依附昆仑而后起者也。（第21页）

即欧洲、印度多为石室，较坚稳矣；而水火之祸，危楼颠坠，仍不能免，苟非太平世文明精良之极，安能免此患苦哉。（第24页）

而印度热地，贫人市户，狭室数尺，人气相积，器物交逼，毒出腐叶，蒸蒸若祲，故印度岁患疫，一都邑之间，而死者万数。（第26页）

吾睹吾中国之岁患此也，南洋、印度、亚洲诸国之尤甚也。（“疫疠之苦”第26页）

若夫印度之焚柴殉葬，锁阁不下。（第28页）

大地各国，埃及、印度为至古，而埃及王族、士族、农族，等级迥绝。印度喀私德之制：第一婆罗门，言道术者；第二刹帝利，为王族者；第三吠舍，为贵族；第四首陀，为农工商族。而首陀之族下又分数族之等焉：一曰配哈，为工服役于王者；次曰摭麻，作贱工者也；又名曰巫士哈，业猎，食蛇鼠，作路工者；又下曰拖卑，洗衣者；又下曰咩打，作除扫粪者；又下曰冬，荷担死尸者；皆不得为吏。而诸族之中，各世其业，婚姻不得通焉。（第45页）

以视印度、欧洲辨族分级之苦，其平等自由之乐有若天堂之视地狱焉，此真孔子之大功哉。（第45—46页）

印度自上古日王、月王相争千载，战云已惨。……及近世英、德复争之，印人背蒙古而各立，凡二百余国，自相剪伐，遂为英灭。印人二十六万兵，一夜起而尽屠英人。血战两年，死人二千万，卒为英有，其战祸至烈矣。（第67—68页）

印度之先，佛时亦千余国，阿育王乃一统之，色腻王与回教再一统之，及英继统之。（第69页）

印度、波斯、突厥同为回教国，而印度人才最多，新学日盛；虽为英所制，而英有内变，或与德战而败，印度即能起立，则与波斯、突厥合国最宜也。（第74页）

若印度、波斯、突厥以四进数，自四而八、十六、三十二，尤为迟难，于脑有损，皆宜去之，以归十数之简易画一也。（第82页）

印度、欧洲一物数名，一名数字，一字数音。故文字语言之简，中国过于印度、欧、美数倍，故同书一札，中国速于欧、美、印度数倍，若以执事谈言算之，中国人寿亦增于印度、欧、美数倍矣。（第82—83页）

缅甸建四月，印度建五月，波斯建八月，秦、汉建十月，唐代宗时曾建四月，全地各国处处不同。（第84页）

印度至古之婆罗门，即一切有七日之义（分别有《七日考》）。（第87页）

埃及、印度、波斯、罗马皆以帝王纪年。（第88页）

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而以佛纪年者。（第89页）

早在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就提到印度，说：“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1]他对和中国同是文明古国、又与中国邻近的印度就很关注。政变后，流亡海外，定居印度，对印度文明以及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的印度详加考察，从而在1901—1902年所撰《大同书》中对印度的记载特别多。与此同时，还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与《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以“印度之不幸”，“冒妄而言自立，以自取灭亡”，用以反对当时正在掀起的革命运动。为此，得将康有为编辑《不忍》、发表《大同书》时的中国政局和当时的尊孔崇儒情况作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