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博物馆查阅了《大同书》手稿，并找“今本”核查后写了《〈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刊登在1980年7月号的《文物》杂志。在文章末尾，还赘上数语：

《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核定，是评价《大同书》的重要关键，手稿的发现，证实了它是“辛丑、壬寅间”所撰，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今后对《大同书》研究的开展。

此文发表后，学术界颇有反响，也没有看到对此提出异义的文章，但它毕竟只是“手稿”之半，不是全稿，总感遗憾。

说也凑巧，就在《文物》此文发表之际，我接到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自北京的来信，说是在天津发现了《大同书》的另半部手稿。

我对《大同书》写作时间怀疑以及在上海博物馆查看《大同书》手稿，顾老是知道的，他还把上图所藏《大同书》抄本见示。顾老是目录、版本学专家，待人诚挚、热心，他在1980年7月7日从北京写给我的信说：

我近赴天津人民图书馆看书，获见康有为《大同书》稿本，八卷三册，亲笔。前有日本犬养毅及柏原文太郎两跋，犬跋云：“南海先生侨寓东京，距今殆四十年也。先生出示《大同书》稿本廿余篇，是时起稿以后已经廿余年，深藏筐底。先生晚年仅刊第一篇。无机弃世。此著先生一生心血之所注，虽敷衍《礼运》一篇，实为先儒未发之学，予尤服研钻之精，造诣之深矣。犬养毅。”柏原文太郎所题则为：“南海先生在万木草堂也，昌大同之说，导书生，养人才。及入北京，论变法，陈自强，将以定国是，遽遭政变，来奔我国，办大同学校，创报纸，既而之美、之欧。鼎革之后，鞠力复辟，无一非欲实其说焉。而时不可，抱志空死，悲哉！虽然，天下后世必有奉其说而起者，今睹此稿，感怀久之。柏原文太郎敬白。”

犬养毅和柏原文太郎是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相识，而题署则在1927年康有为逝世以后。

顾老在信的最后还说：“公在整理此书，想必为所乐闻也。”

我接信后，兴奋不已，告诉了方行同志。不久，顾老返沪，也力促方行安排上海博物馆迅速和天津联系，考虑印行。

天津图书馆所藏为《大同书》卷一、卷二、卷四（部分）、卷七（部分）、卷八，相当于“今本”甲、丙、丁、己（总论）、辛（一至五章）、壬、癸数部，也是用毛笔写在四开元素纸上，系康有为手笔，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版式、字体、行款完全一致，说明他是一部稿本，分藏两处。

手稿稍有破损缺字，如卷一甲部首段：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传少农知县府君（讳达初）及母劳太夫人（名莲枝）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当大地凝结百数十万年之后，幸远过大鸟大兽之期，际开辟文明之运，居于赤道北温带之地，国于昆仑西南、带江河、临太平海之中华，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

《不忍》杂志所载和《大同书》“甲乙部”^[4]则作：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传少农知县府君（讳达初，字植谋）及劳太夫人（名莲枝）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当大地凝结百数十万年之后，幸远过大鸟大兽之期，际开辟文明之运，居于赤道北温带之地，国于昆仑西南、带江河、临太平海之中华，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为士人者十三世，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

手稿无标题，“甲乙本”首署“《大同书》甲乙部”，下题“南海康有为撰”。下有标题：《入世界观众苦》第一章《大有不忍之心》。此后中华书局民国24年（1935年）4月出版的由钱定安校订的《大同书》，以及1956年8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章锡琛、周振甫校点的《大同书》（即“今本”）都有标题，和“甲乙本”同。文字方面，则“甲乙本”有增改“，为英帝印度之岁”“，为士人者十三世”，就是“手稿”所无，“甲乙本”增加，此后各本照“甲乙本”增入的，手稿“”，则为破损残缺。

从这一段“引文”中，清楚地看出，如今流传的《大同书》甲乙部，都是沿用《不忍》杂志所载、后经长兴书局印出的“甲乙本”。

查《大同书》甲、乙两部，是在1913年2月在上海创刊的《不忍》杂志开始登载，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的。登至《不忍》第八册，当1913年11月，《大同书》甲、乙两部刊完。后来续出的第九、十册，却没有再载《大同书》。直到1919年4月，上海长兴书局根据《不忍》原版，印出“《大同书》甲乙卷合册”，署“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年己未三月出版”。那么，康有为在1901年至1902年旅居印度撰写《大同书》后，到1913年《不忍》杂志印出《大同书》的十余年间，对《大同书》曾有过修改，他是修改在请人抄写的《大同书》抄稿上，《不忍》杂志就是根据后来的抄稿挑印的，因此手稿和“甲乙本”并不一致。

手稿不但没有标题，即编次也未厘定。如甲部“入世界观众苦”，手稿“苦”的排列，即不像“甲乙本”以后各本齐整，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手稿只是列有各种“苦”，而自“甲乙本”起却分列“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甲乙本”“人所尊羡之苦”，在“天灾之苦”八下，附注：“室屋舟船亦有关人事，亦有关天灾者，故附焉。”在“五，火山”下，注“地震山崩附”；“人治之苦”七下：“六，有国”，注“别为篇”；“七，有家”，注“别为编”。可知手稿只是将想到所言之“苦”，一一罗列，尚未归类；而“甲乙本”则经整理、分类。手稿应是最早的稿本，而“甲乙本”则是在手稿的基础上，经过整理修改的。但它不是整理修改在手稿上，而是整理修改在根据手稿抄录的另一抄本上。

这种情况，不只是天津图书馆所藏手稿如此，上海博物馆所藏手稿也是如此。

按：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同书》手稿第二本，即“今本”戊部《去形界保独立》。手稿没有大标题，仅有小字“论女”二字，从标题《妇夫》下“天下不公不平之事”起（“今本”第126页），手稿和“甲乙本”的次序也不相同，列如下：手稿有两个“第五”，“不得为学者”，照次序，应在“不得自由”之后，而列于最后，大约是写了几处“可谓”以后又想到“不得为学者”，从而写在后面。可知手稿随想随写，是初稿，而“今本”则后来经过整理。至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之所以有同类情况，因为它们是一稿两藏，本来是一部“手稿”。

又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第三本，即“今本”己部《去家界为天民》。

“今本”第三章“《育婴院》慈幼院同”下，又有“慈幼者，自三岁至五岁入焉，如不设慈幼院，则总归于育婴院可也”，手稿只是随举随写，“今本”则列有章节。

“今本”《大同书》辛部《去乱界治太平》第一章至第五章手稿藏天津图书馆，第六章至第十五章藏上海博物馆。这一部编次也可看出手稿撰成后，又经整理，“今本”是经过整理的编次，但“甲乙本”以至“今本”却不是在手稿上直接修整的，而是根据经人抄录的手稿本修订整理的。

《大同书》的抄本不止一部，我就看到三部，一部是康有为家属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今藏上海博物馆；一部是康同璧旧藏；一部是上海图书馆从上海古籍书店搜购的。

我曾将上海博物馆所藏康氏家属捐赠的抄本（下简称“抄本”）和“今本”作一些校勘。

“抄本”每面十二行（正反两面），每行三十四字，共十八叶，红格，用“游存簃”纸，似为年幼人所抄，颇有错误。所抄为“今本”己部《去家界为天民》，没有“第一章，总论”等章节。“今本”小标题，如《原父母与子之爱理》，“抄本”另行居中。

“抄本”由于抄写人年幼，有些字辨认不出，致多错字，如《原父母与子之爱理》为例，全文不足五百字，却有如下错字（以下见“今本”第168页）：如“啣枝而先为之巢”，“啣”误作“#”；“啄虫而亲为之哺”，“亲”下衍“虫”字；“蹢躅焉”，误作“$躅焉”；“连群咸从其母也”，误作“群盛从其母也”；“生于北美加拿大之海滨”，落“北美”二字；“万物所以能繁衍孳长其类而不灭绝者”，“者”误作“著”。错舛衍脱都有，这可能是抄写之人年幼，古籍潜读不深，以至有些典故不明所致。如“嘀躅”，亦作“踯躅”，徘徊不进状。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抄写者可能对此不太熟悉。

“抄本”也有脱误，如《原父子所以立》一节（“今本”第169页）“盖父之传精难识而母之孕体易明”下，脱“既自分体而生之，其必因类而爱之，故腹育顾复备极劬劳，其爱子也根于天性也，非有教训、清议、法律以迫之也，非望报而教之也”一大段。“且人道之始，求养甚难”下，脱“保护甚难”四字。

“抄本”错字多，也有衍脱，《大同书》是不会将这一“抄本”付排的。

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也没有康有为改动笔迹，也不是落稿抄录付排之本。

《大同书》抄录付排的清本，很可能为康同璧先生旧藏，据古籍出版社排校的《大同书》“出版者说明”，谓：“这次重印，除上述各本外，又从著者家族那里借到一种抄本。我们参照各本和上下文义，对于最显著的错误加了一些订定。”所言“著者家属”，当指康同璧。“四人帮”粉碎后，我到北京数次寻求这一抄本的下落，这时同璧先生已去世，我从她的亲友处听说她家中也曾被抄，我又托人到所抄单位询问，仍无着落，看来也无希望了。

至于钱定安先生校订出版的《大同书》，在他《序》中只说：

是书凡十卷，前二卷，早已印行，余均草稿。岁在甲戌，由武进蒋竹庄先生之介，获交舒君新城于中华书局，谋梓以行世，盖距先生之卒，已七易寒暑矣。

钱定安先生，无锡人，是同学黄君的亲戚，当时我住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姑母家，离钱先生寓所很近，我曾数次往访，也谈过《大同书》，但当时我年仅二十，对《大同书》尚未细读，未曾深究。六十年代，我曾询问过舒新城先生和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他们也记不清楚是怎样的“抄本”。后来，听说，过去中华书局的藏书今归上海辞书出版社，也未曾查到《大同书》抄本。只是从钱先生校点的《大同书》中看出，其中甲、乙两部是和“甲乙本”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