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儒家的理想社会，康有为以此名书，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

《大同书》是1913年开始在《不忍》杂志刊出，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不忍》所载汇集出书的，但它只有甲、乙两部。

《大同书》全书，直到康有为逝世后，才由其晚年弟子钱定安校订，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4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章锡琛、周振甫参照各本，“又从著者家族那里借到一种钞本”加以校点，于1956年8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它的每次刊发，总有一些不同。

由于康有为在《大同书》卷首说：“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1]，《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也有类似的话语，从而有人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早期的作品，并对它作了不适当的评价。

但是，仔细寻绎，却有罅漏：《康南海自编年谱》只说是年“悟大小齐同之理”，没有说撰写《大同书》，而《大同书》中又有不少1884年以后的记载和政变后游历欧美的记录；他的“大同三世”说，源于《公羊》，而他的信奉今文，又是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以后，怎会在此以前就写了《大同书》？《大同书》中，以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别提到1899年5月18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会议，书中还有“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的词句，己亥是1899年，庚子是1900年，不可能在此以前已经撰有《大同书》。经反复考虑，我认为，梁启超所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2]，是可信的，从而在1957年至1959年，连续在《文史哲》《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对《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3]“四人帮”粉碎后，我在上海博物馆看到康氏家属捐赠的《大同书》手稿，更为《大同书》不可能撰于1884年提供了依据。^[4]

康有为鉴于国势日蹙，忧国哀民，较早从事“人类公理”“实理公法”的探索。但《人类公理》不等于就是《大同书》，他早期的“大同思想”也不等于已经撰有《大同书》。1884年到1901年、1902年，时隔十七八年，这期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康有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探讨《大同书》的同时，就不能不注视它的写作时代。因为一个人的撰著，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的撰著，总是时代的产物，总是他在该时期对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因此，正确剖析他的思想内涵，就要弄清他写作和发表的时代背景。

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从事《大同书》的研究的，对它各时期写作、发表、结集的社会背景和康有为的思想演变，也作了综合研究。与此同时，对一些缺乏依据的臆测，如以“大同三世”说不是源于《公羊》而是源于《天演论》，以及犬养毅看到《大同书》手稿是在康有为第一次流亡日本时等作了考辨。岁月易逝，因还有其他任务，未能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大同书》综合讨论、全面求索。退休后，迁居市郊，遂得闭户潜研，重新检阅《大同书》手稿和各种版本，并结合康有为这时思想和其他著作，作一概括的考察。

2003年9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初稿完成，两年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同书》，我写了提要和《大同书》导读。提要说：“《大同书》汲取了孔子的大同说和耶教、佛教‘平等’等教义，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思想以及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康有为游历各国，博览群籍，写成此书，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名著。”《导读》附于后，供读者参阅。

汤志钧

2003年3月29日初稿，2016年10月12日修改

【注释】

[1]见《大同书》，中华书局1939年本卷首。

[2]梁启超手写《〈大同书〉题辞》下注，见《南海先生诗集》手写本，日本和装本。

[3]见拙撰：《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历史研究》1959年8月号；《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历史研究》1959年11月号。

[4]见拙撰：《〈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