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式”的必然性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对“明式家具”一条的解释为：“一般指我国明代至清代早期（约公元15—17世纪）所生产的，以花梨木、紫檀木、红木、铁力木、杞梓木等为主要用材的优质硬木家具。由于制作年代主要在明代，故称‘明式’。明式家具一直被誉为我国古代家具史上的高峰，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在世界家具史上也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显赫的地位。明式家具的主要特点是采用木架构造的形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形体特征，造型简洁、单纯、朴质，并强调家具形体的线条形象，在长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以‘线脚’为主要形式语言的造型手法，体现了明快、清醒的艺术风格。同时，明式家具不事雕琢，装饰洗练，充分地利用和展示优质硬木的质地、色泽和纹理的自然美；加上工艺精巧，加工精致，使家具格外显得隽永、古雅、纯朴、大方。明式家具比例的合度和谐，体现了完美的尺度与人体功学的科学性；合理、巧妙的榫卯结构和加工工艺，都充分地反映了‘明式’的卓越水平。”［1］

这个定义充分展现了明式家具的风格界定，包含了时间界定、形制特征界定和价值界定三方面的内容，形制特征的界定又包含了材料、构造、形体语言、功效、审美、性格、加工水平等内容。如此完整严谨的界定方式，足见“明式”风格的完整性、独特性（图5-1）。

王世襄先生认为“明式”之所以拥有中国家具史上最高的地位，是在宋代“优良而深厚的基础”上建立的，外加两个不能缺少的理由：一是城乡商品经济的繁荣引发的追求家装的风气，也就是风俗的转变；二是海禁开放引起的高档硬木的大量输入，也就是原材料的丰富［2］。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两项原因对明式家具的形成很重要：一是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这带来了家具制作的新方法；还有一个是宋代以降建立的文人审美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审美途径，这是明式家具审美内核形成的原因。

归纳起来，“明式”的产生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宋代高型家具的成熟和典制的形成；二是高档家具市场需求量的持续增加；三是优质硬木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四是文人思想与审美的持续发展；五是工具的进步和手工业的发展。所以，以宋代家具的发展成就来看，“明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下文对这两个时代家具的发展背景做些分析。

（1）思想体系与审美观念

宋代家具发展的思想背景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新儒学，有机自然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宋代家具具有较强的自然主义理性特征，追求全面的功能化发展，在审美上表现出自然主义与装饰主义共存的明显特征。宋代经历高型家具由普及到成熟的过程，发展处在上升态势当中，表现出复古与创新融合的多样化的创造与实践。

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中介绍一种名为“琴桌”的家具做法：“琴桌须作维摩样，庶案脚不碍人膝。连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于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为第一，次用坚木厚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角令壮，更平不假拈极，则与石面无异。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必须厚一寸半许，乃佳。若用木面，须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枣木，不用鳔合，以漆合之，尤妙。”①描写的做法细腻且极富理性，对选材、用材、制作、结合都极为讲究，目的就是要得到乐器演奏时声音的最佳效果。这种科学理性是宋代家具整体的气质性格，体现了对“真实”、“自然”、“平衡”的主动追求（图5-2）。

宋代文人阶层通过对思想体系的重建、对审美途径的创造，明确了自身存在的方式和价值，对造物领域也主动地施加影响。这种实践包含了对自身价值求解的目的，带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和快意。

不过文人阶层所承担的经世治国的角色，使得人性平衡间的矛盾也不断上升，其负面影响使既得利益群体不断加大追求社会角色所带来的价值感受。所以宋代以降，保守安逸的政治作风滋长，官僚文人寻求地位的增长和享乐的堆砌，整个文人阶层也日益沉陷于理论丰而行动力欠缺的深潭。许多历史文献证明明代官僚的私人生活大多十分奢侈［3］。

这种理想与现实失衡的矛盾，强化了“隐逸文化”各种载体的审美功能。家具在与古典宅园结合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实用的艺术形式，成为文人释放心理压力、陈述审美理想的最佳载体之一。明式家具正是这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因此它积累了历代文人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和价值观，表达对人性平衡的追求，呈现出超越现实的审美释放（图5-3）。

明式家具的品格，蕴含了大量在思想精神领域推崇而现实中缺乏的道德表现，被王世襄先生总结为十六品：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都是审美追求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明代与宋代在思想体系和审美观念上一脉相承，对家具审美的诉求也都是主动积极的。不同之处在于，宋代家具更偏重对功能化的理解和对自然、真实的追求，具有古典家具初期的鲜活力；而“明式”家具着重细腻成熟的表达，具有超越现实的俯视效果。

（2）市场需求

家具在我国文化中自古就有等级象征的作用。家具类型的等级象征功能随着高型家具的普及逐渐松动，南宋以后限制更小。这种趋势无疑大大鼓励了高型家具形制的多样化。但是由于高档家具制作能力有限，宋代家具的不同类型基本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分化，高档家具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加大。

高档家具需求量的真正膨胀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正如《广志绎》记载：“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4］民间对高档家具的追求在明中期以后增长很快。这与明中后期人口激增有一定关系。万历以后农业的大发展造成全国人口大增，根据《农政全书》、《甘薯疏》、《天工开物》、《利玛窦中国札记》、《明史》以及各地府志的相关记载，明后期的农业发展“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②。明后期商业性农业与手工业原料和手工业劳动者同步增长，促使农业生产力高的地区同样也是商业、城镇非常发达的地区③。这种现象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对高档家具的消费能力大大提高。

范濂的《云间据目抄》和王士性的《广志绎》中都有记载明中期硬木家具滥觞的现象，曾被王世襄先生引用，展现硬木家具在特定历史阶段大大扩张的史实。《云间据目抄》原文如下：“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广志绎》原文如下：“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4］两段文字不仅说明硬木家具在嘉、隆、万三朝滥觞，也说明文人风尚被民间仿效成风，高档家具的尚古情趣从上层延展到民间。

所以，明式家具发展时期，市场条件比宋代要好，尤其是高档家具的需求量较前代明显增加，消费市场更为活跃。

（3）原材料

宋代家具大都采用国内常见的木材，高档家具主要是髹漆家具，所以对木材的要求也不算高。根据王秀丽对元代商业的研究，“元代商品性木材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华中与西南地区。一些上等珍木多出自西南、两广地区，或从东南亚半岛进口。……此外，宁波、温州等港还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木板。”以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成书的《格古要论》为根据，江浙淮地区大量运用内地产的木材造物，如富贵之家很喜欢动用高价购买内地老杉、楠木做棺木，江淮的船业也多用各地紫杉打造［5］。这些研究和史料说明明代以前已经有从国外进口高档木材的做法，但民间造物主要还是利用国产一般优质木材，对硬木的加工制作量小面窄。

传统的高档家具，总离不开髹漆、镶嵌、雕刻等工艺项目，如《格古要论》载：“洪武初，抄没苏人沈万三家条凳、桌椅，螺钿、剔红最妙。”［4］南宋到明初的家具中，以高档的髹漆家具最受豪奢之人追捧。卒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朱檀，地位尊显，封地四州二十三县之广，在他的墓中发现了大量家具，但是没有用硬木制造的家具［6］。其中一件柴木制弯腿带托泥翘头供案，与宋代同类家具样式非常接近。说明直到明初，家具形制在相当范畴内基本保持着宋代形制（图5-4）。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从南洋诸国运回大量花梨、紫檀等家具原料,硬木材质的优越性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又经过一个世纪的磨合，苏杭一带手工艺中心的精工与创新，终于使硬木家具得以在明代中期大盛。硬木家具的品质很高，而制作上的工本和难度却远低于高档髹漆家具，因此弥补了高档髹漆家具因昂贵繁琐的工艺而造成的供不应求，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高档家具的市场需求。

还有从王世襄先生推荐的《天水冰山录》中，我们了解到硬木家具繁盛初期豪奢之家的情况。1565年严嵩之子严世蕃获罪被抄家，账目中记有大理石及金漆等屏风389件，大理石、螺钿等各样床657张，桌椅、橱柜、杌凳、几架、脚凳等共7444件。这份数据显示金漆、大理石镶嵌、螺钿类家具属于特别昂贵的品种，因此被单列，数量约占家具总数的12%；硬木家具并未单列，说明与特殊制作的高档髹漆、螺钿类家具相比，硬木家具的级别还是稍逊一筹。

可见，“明式”以前家具的价值评价不以木材为主，而主要是依据家具完成面的工艺。而明式家具大大发展了硬木的价值，扩大了家具原材料的种类和木材的表现力。

（4）手工业发展

木工工具在小木作和家具精细化需求的促进下，于南宋先后出现了平推刨和线脚刨。不过新工具的拓展需要磨合期，明代家具的社会需求量很大，加工工具和加工工艺加快了互相促进的过程，因此新工具在使用上的成熟始于明代。

不断进步的工具和技术与难加工的高档硬木间形成良好的对应关系。木材珍稀和硬质的特点迫使工具和技术以更高的能力解决问题，反之工具和技术的进步又使硬木表现出超越前代的质感和细部，得到消费者的赞赏和鼓励。这种良性循环创造了明式家具善于用材、善于表现木材之美的特点，可以完成复杂纤细的线脚功夫，家具精细加工后抛光上蜡就可投入使用。这足以说明明代在木材加工能力上有很大的提高：一方面是工具的效能高，能良好地处理硬木的各种加工问题；另一方面是线脚刨的成熟使用，使家具呈现丰富的线条美感。

除木工以外，其他手工业在明代也有长足的进步。明代黄成的《髹饰录》中杨明的原序，讲髹漆的工艺“今之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另还有明代创造的“新式”［7］。这说明髹漆在明代继续发展进步，只是髹漆中复杂、难度高的工艺，只能停留在被少数人享用的范畴里。

明代的行业分工比前代更细，宋代《大宋宣和遗事》记载“遂于宫中，内列为市肆，令宫女卖菜酒及一百二十行，经济买卖皆全。”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8］。虽然这些行业描述都是虚数，但行业数量持续增加却是事实。手工行业的繁荣所带来的发展优势，也都被更好地运用到家具制造业当中，金属、陶瓷、纺织、编制、牙骨、石料加工制作等，在高档木材尽情表现时，也丰富着“明式”的细部。

二 《蝶几谱》与《燕几图》的比较

北宋晚期的《燕几图》与明万历晚期的《蝶几谱》前后相因，形成良好的关联对比关系。以下就《蝶几谱》与《燕几图》的异同做些研究，进一步说明宋代与明式家具在内涵上的差异。

《蝶几谱》传世有两个版本。一为汲古阁毛晋（子晋）刻本《山居小玩》收存，另一为李璵刻本《群芳清玩》本［9］。毛晋为《蝶几谱》作者戈汕的外甥，《蝶几谱》正文言余甥毛子晋请谱刊木公，正文表明万历丁巳岁秋之八月东吴戈汕庄乐父漫书，可见汲古阁毛刻原本完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康熙年间常熟县志记载有“戈汕造蝶几且有谱”。所以历史上曾以《蝶几谱》为严瀓所作，实乃严氏误导。

《蝶几谱》与《燕几图》一样有图例过于简单的问题，所以重点同样是图前的文字。看《蝶几谱说》：

蝶几之式凡有三也，其制则有六也，若长斜半斜三斜者，式之分也。若长斜虚其横之两隅，半斜有虚左隅有虚右隅，三斜有兼有差者，制之分也。名蝶者因侣诸蝶之翅也，其最小而奇者须以◇（◇表示此楷字形态较难辨识，可能为“伏”或“优”）于转辏理之偶穷也。统几之数，凡十有三者，如四时之一周而置润也。面授匠氏尽三六之法而成之。贮吾赖古室中随意增损、聚散咸空而不碍也。时摊琴书而坐，亲朋至藉觞受枰。每一改陈之辄得一变，窃亦自喜。其灵于今之几之用也。得其变恒示儿子，木贵副谱，谱类积而成。帙大者、小者、方者、楞者、直者、曲者、短者、长者、空中者、侣状者、肖物者，甚有逃乎规矩者，总不伦世格也。余甥毛子晋请谱刊木、公凡天下，韵士俾有是几，家各有其谱。尊繁就约，一任小平头，按而寻之处无，烦留心指使也。至于山构野筑之间，或循嘉树，或逗深竹，或点缀于浅榭修廊、石滩花径，靡不可以详其奥。疏向背巧，因而奇合者则又谱之。不容预拟，俟有丘壑者自得之无穷也。

万历丁巳岁秋之八月东吴戈汕庄乐父漫书［9］。

设计者为了变化更多，采用单数量的案几13件，并尽一切可能思考“几”组合的变数。设计完成后为了使之普及，戈汕在外甥毛子晋的协助下刊刻了图谱流传天下。此套几的功能与“燕几”相类，只是形式更复杂、变数更大（图5-5）。

根据《蝶几谱》“十三只做式类”中描述，“蝶几”共13件：长斜几2只；左半斜、右半斜几各2只；三斜几有三种大小，大三斜2只，小三斜4只，还有大小为小三斜一半的三斜几——“闰”1只。这大小形状不同的6种几是根据《蝶几谱》给出的“几面样法”来确定的。戈汕以七尺见方的绵料纸板画线分割成形，用直尺快刀裁开作为式样标准，然后先将几面都做好，以纸模参照完全一样、排布结合无误后才配腿足。与黄氏“燕几”相比，“蝶几”与“七巧板”思路一致，多出游戏、炫耀的意味，设计者运用几何图形化整为零的原理，尝试突破组合家具的极限。

《蝶几谱》家具设计中有几点特别需要关注：

① “十三只做式类”中有“几面用小木水磨或用散木或黑漆或紫漆朱红俱妙”的介绍，可见作者为降低制作成本，并未采用自明后期开始多用的优质硬木。这更说明了这套家具的游戏内涵，是为自娱自乐式的创意。而且，作者也希望这套设计不受造价限制，“凡天下韵士俾有是几”。

② 文中说“几面板以厚为贵”，但又因“几有小者”而设定几面不超过1寸，又采用“中间板心必等于相（镶）边厚，如独木面做法一般为妙。” 说明蝶几面子是攒框装板而成，板心与边框平装形成一独木的视觉效果。这兼顾了造价与美观，使构件不露出比较不美的木材纵断面，也降低了制作此套蝶几的木料要求，使“蝶几”成为功效明显、造价低廉的成套家具。

③ “脚高二尺八寸，装脚孔须在几面心木上，欲其坚牢。装脚勿斜出，恐碍辏缝开也。”这几句描述与《燕几图》非常相似。尤其是其对高度的描述，我们需要深究一下。现代学者对宋尺有详细的研究：宋代的尺共有二十一等。仅第一等尺为宋代常用的尺度，长为31.68 cm，数值略大。宋尺尚有地方性的尺子，最有名的是浙尺与淮尺。浙尺一尺合27.50 cm，淮尺其长应为37.44 cm。浙尺淮尺之外尚有闽尺，长28.3 cm（福州）和长27 cm（泉州）［10］。据此计算，燕几以宋尺核定尺寸最合理。宋尺与明尺非常接近，宋尺以31.7 cm计，明尺为32 cm,那么燕几、蝶几的高度都在89 cm上下。明式家具中椅凳面高通常在50 cm左右，椅面与桌面高差在30—35 cm使用为舒适，那么桌面高度应该在80—85 cm为佳。明代家具实例中桌面高度大多为80 cm上下，《蝶几谱》坚持做“脚高二尺八寸”，只能说明“蝶几”确是继承《燕几图》而来。脚装于几面心板上、装脚不能斜出等做法描述，使我们可以确定“蝶几”为梁架结构的形式（图5-6）。

由此看来，《燕几图》、《蝶几谱》两书不仅作者都为文人，而且是后者着意继承并发展前者。《蝶几谱》循着前代文人的创意，是为乐趣而做的寻奇求变的设计。七星燕几时代家具运用理性的思考解决行为中的问题，富于创意而务实致用；而蝶几出现在古典家具成熟的时代，则表现出超越实际、追求变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