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型家具的成熟

一 两宋风俗生活中的高型家具

风俗对社会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思想引导和行为制约作用，其内容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姻、生丧、节庆、娱乐、礼节、生产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风俗的传统，“为政必先究风俗”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萧放在《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一文中提出：“风俗从属于礼，……新朝都注意整饬风俗，修订礼制，规范风俗民情。”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阶段性的变革，能引发风俗的巨大变化，“风俗”会产生僭礼逾制的肇端，并经由在民众间的泛滥而形成新的社会风俗［1］。

（1）以宋代文学看风俗

文学在记录历史，反映社会和时代特征的准确度、客观性上虽然颇受质疑，不过宋代文学因其浓厚的写实主义，而增加了文学证据的可靠度（表4-1）。

宋初士人重经轻文、“崇本抑末”的做法大大推进了思想体系的哲学思辨和理性特点，文字的运用强调朴实和道理［2］。北宋初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2］由尹洙、欧阳修得以修正，将南方修辞华美与北方平易简直的特征结合，文风豁然开朗，彰显出时代变革的创新和朝气。

宋代文学还顺应城市的快速成长出现了市民文学，如“白话小说”、坊间流行的词，真实平易、通俗易懂，在表现现实的真实性方面有了本质的提高，可以成为了解宋代社会面貌的依据。宋代文学作品包含大量生活风俗的信息，呈现宋代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状态、起居环境特点和社会观念的变化等方面。

① 城市面貌

宋代城市与前代差异很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化了世俗娱乐和商业发展。北宋中叶“庆历新政”（1043年10月开始）之后，开封成为典型的新型城市。《春明退朝录》（北宋宋敏求撰写的史料笔记）载：“二纪以来，不闻金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可见庆历（1041—1048年）、皇佑（1049—1054年）年间，唐代为坊制管理而设定的报时器“金鼓”以及巡夜城管“金吾”都已经被废除。与此对应的是北宋中叶以后民间节庆娱乐和各种商业活动的繁盛。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京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居处与商业空间糅杂相处。苏轼《守岁》诗有“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3］的节日描述。柳永的口语化的慢词中记载的城市风情如：“……元宵三五，银蟾光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4］王筱芸曾从北宋中期新型都市的建构角度，撰文解释了“柳永文化现象”［5］。柳永创作的主要时间是真宗和仁宗朝，其词作证明北宋仁宗朝，街、坊、市已经融合在一起，都市商业、娱乐业很发达；同时，也说明精英文化向平民化、世俗化、口语化的“世俗语言”转化。

宋代城市中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职业身份，如从事兑换、证券生意的金银交引铺店主，财资丰饶的承包商，仓库货栈的经营者，小学教师，各色艺人，各种雇工与帮闲，黑势力，等等［6］。城市的复杂性日益提高，各色人等构成庞大的市民群体。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栾城集》卷三五）中所述“城郭之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3］可见北宋中期以后城市“民富”是一大特点。另外，北宋兴学热潮可见遍布于县以上城市的官学网络［6］。《宋史》卷155记载“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7］。“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理也加固了文人的引导作用。

② 市民生活状态

宋代生活状态表现出多元、丰富、乐于享受的特点。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云:“东坡谈笑善谑。过润州，太守高会以飨之。饮散，诸妓歌鲁直《茶》词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冯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宾客一笑而散。”这则典故是典型的北宋文人聚会的例子，文人将赋诗作词与宴饮、伎乐形成密切的关系。周扬波的《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一书，显示宋代文人各类结社活动是十分频繁的［8］，这类集物质与精神享受于一体的活动，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例如各类“经社”不仅是文人士大夫与僧人进行雅逸、佛事的平台，还为北宋儒释道融合做了很好的铺垫［8］。大量的社会活动需要特定的家具承担礼仪和实用功能，如酒桌、凳椅、供案、书案［8］，因而家具的发展被需求促进着（图4-1）。

宋代有一典型的现象是“上茶坊”，富家子弟以及衙门吏人频繁会聚于茶楼，还混杂着学习乐器、教唱歌曲，叫“挂牌儿”［6］。此外，厢坊间众多的“瓦子”，包括各类商业经营和演出杂艺的“勾栏”、数量巨大的商店和餐饮店，都是宋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吴自牧的《梦粱录》卷13“铺席”一目，记载了100多家出名的商店，商店间已经出现商业竞争的特点。这些商业需求必然成为高型家具在民间普及的重要推手。

③ 起居环境特点

《宋史》卷283记述的丁谓罢相的故事［7］，说明宋朝初期家具依然以不同类型来显示阶层象征意义。皇家日常运用椅子也是到了北宋后期才常见，《宋史》记载徽宗起辇或舆中所设多为座椅，卷150记述南宋各类皇后嫔妃所用乘舆，内都设带踏脚的椅子［7］，与几、踏床、匣、褥等搭配成套，成为贵族妇女日常起居必备的物件。而民间的高型家具相比上层发展更快，从前文北宋中期墓葬考古证据中可见靠背椅形制简约实用，不过从整体来看，阶层象征性依然明显（图4-2）。

北宋园林和建筑的发展对高型家具的成熟也很重要。宋代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和不胜枚举的诗词可以作为园林发展的证据。欧阳修的《沧浪亭》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而对比苏轼《答秦太虚书》中“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3］描述的收入情况，可见苏舜钦购得沧浪亭也就约合中等官吏九个月的工资，那么北宋时私园建设应该在一般士人消费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傅熹年先生认为，“宋代方开始用棂格复杂的格扇，建筑风格向精巧绮丽方向发展。”［9］最显著的证据除了墓葬砖雕，还有《宋会要辑稿·舆服》所记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三日诏曰：“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绘栋宇，及朱墨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这说明几点：一是临街邸店楼阁已经出现且常见；二是对于临街市处的平民家建筑的形制约束放得较宽；三是平民住宅店铺建造中出现四铺作甚至以上规模的建筑；四是此诏曰中的限制只要去除坊墙开放为街市就可以被打破。看来，仁宗朝民间建筑的装饰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僭越”在富足之家也并不鲜见。百姓的起居风俗随着兴盛的物质追求而变迁，家具形制也随之变化，宋代诗词中就表现出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床的形制。苏轼《南堂五首》其三“他时雨夜困移床”和其五“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的描述，说明北宋中期“床”的卧具功能已经普及，同时，“床”已经具有比较轻巧的形制。苏轼《醉落魄 离京口作》有“巾偏扇坠藤床滑”，李晴照《孤雁儿》也有“藤床纸帐朝眠起”，可见藤屉的做法在北宋中期已不少见。比较陈与义《春日二首》“竹床敧卧数窗棂”、乐雷发《夏日偶书》“枕书一垛竹方床”以及蔡确《夏日登车盖亭》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的诗句，说明轻质的竹制床榻更易在民间普及。北宋诗词中还有不少文人就床阅读的记载，一方面显出文人的尚古，另一方面更说明书桌、椅子搭配的阅读方式还未成为起居常态。

其次，是屏风与床榻的组合使用。上文中蔡确的诗句已经传达了这个信息，还有秦观《浣溪沙》“锦帐重重卷暮霞，屏风曲曲斗红牙。”和李纲《感皇恩》“竹枕绸衾素屏小”等等。文人于屏榻间起居，将前代最具阶层象征性的屏风、床榻变为日常家具，也将屏风作为隔断的作用予以加强（图4-3）。

最后，是宋代木匠选料的特点。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中有“巧匠何曾弃樗栎，刍荛之言或有益。”樗栎是指很差的木头，不过在巧匠物尽其用的思维下，樗栎运用得当也不是一无是处。宋代造物善取各种材料特点的法则，使得不同阶层的人的使用需要都能得到满足。

④ 社会观念的变化

宋代由于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人们在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上表现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而且整体上南方较北方更胜。就《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北宋京城内上户攀比成风，欧阳修《有美堂记》有“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独钱塘……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更称“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记载“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3］表现出宋代追求享受者多，国家政治军事“积弱”与民间“享乐”形成显著对比。

宋代南方文化地位持续上升，南方社会观念的影响也在加大。南方较北方观念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性情与审美都取灵巧轻扬之势。《宋史•地理志》描述两浙“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江南“其俗性悍而急”，四川“性轻扬，喜虚称”等，指出南方人灵活、机巧、轻率的特点［7］。还有南方文化喜好奢侈享受。苏东坡就曾言：“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倾赀事雕墙。”［3］南宋祝穆编撰《方舆胜览》对平江府、镇江府、绍兴府等江浙一带的府州多评价为“骄奢”、“奢靡”、“无积聚”。这种“好表现”在居室器用方面就成为建筑装修和家具配置日趋复杂化的原因。

（2）考古资料显现的生活风俗

学者大都认可辽承唐制、金继宋风，宋、辽、金墓葬考古比其他证据具有更加直接的特点，以下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几处墓葬家具和壁画来审视宋、辽、金风俗的差异。

首先关注几处辽代墓葬：

① 赤峰市郊老府镇大窝铺村辽墓。东壁面有2件砖砌假椅，低矮长方形，两椅间正中有一张假桌［10］。

② 赤峰西100 km碾房乡大营子辽墓。有砖雕仿木建筑及家具，东壁门右侧雕三盏式、三足架灯，左侧雕椅子2把，桌子1张。西壁门左侧雕案1张，右侧雕桌子1张。仿建筑的枋、斗拱构件和家具都为朱色［10］。

③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墓室壁画和张文藻墓出土木椅、木桌和木盆架［11］，辽韩师训墓壁画与这些出土家具相呼应、墓葬中的家具形式说明四点：辽代晚期的高型家具与宋的密切关联；桌案虽然多用，但还未形成桌椅搭配使用的关系；家具形制出现北宋资料中没有的矮老，应为北方家具特点；家具简洁实用，常无牙条，直枨运用广泛（图4-4、图4-5）。

辽墓壁画资料比较丰富，墓主人垂足坐形象虽然也出现，但并非主流，还呈现过渡时期混合起居的状态［12］。总体上，辽代生活起居显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辽晚期很可能受宋影响出现形制简约的高型家具，也出现了一桌二椅的搭配使用；第二，桌案的使用范围较广，但垂足坐起居还远非主流；第三，造物逻辑更简单直白，喜好矮老而少用牙条；第四，家具的制作简单粗放。从辽代墓葬随葬品和壁画，我们可以得知垂足坐是在宋的风俗发展中首先普及成熟［12］。而辽风俗受中原文化影响，有不少模仿现象，最典型的是模仿宋采用仿木构砖室墓，有桌椅、灯檠、画屏、衣箱等家具出现［12］。

再来关注几处宋代（包括西夏、金）墓葬：① 河南登封城南庄北宋壁画墓砖砌家具。西南壁巾架盆架组合，巾架横杆、立柱、“十”字底座间都设对应支牙；右侧圆形盆架为三弯腿，下有托泥。西壁一桌二椅，桌子直足直枨，桌足自上至下饰花牙；两椅由于空间不够，椅面较窄， 后两足上部较弯。西北壁烛台与柜组合，左侧烛台柄中部饰荷叶，三足纤细弯曲；右侧柜高直足、直枨，侧面设锁。东北壁一镜架，镜架顶设三层搭脑，搭脑两端饰五瓣蕉叶出头，两足间设一直枨，枨上雕半镜，枨下为三层抽屉，这与河南禹县白沙北宋赵大翁家族墓壁画完全一致。东壁一直足直枨直搭脑的衣架， 枨上有矮老，足侧设站牙，足下有梯形支座。东南壁左侧有交股剪、熨斗各一；右侧砌一个三盏灯檠，三足纤细弯曲［13］。此墓虽然不是北宋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外宴乐、内侍寝相对应的形式，但对居室家具的表现比较完整，而且成组成套出现，表现出高型家具快速发展的状态下普通百姓的家居环境（图4-6）。

② 宁波东钱湖南宋石椅、江苏江阴瑞昌县北宋孙四娘子墓木椅、河北钜鹿北宋木椅、河南省方城县北宋明器石椅比较（图4-7、图4-8）［14］。陈增弼先生对宁波南宋石椅做了研究：显示用材比例适当，座高52 cm，座宽54 cm，靠背高58 cm，总高110 cm；已经采用了侧脚、后倾座面与靠背的做法；圆材直搭脑出头，后腿上圆下方，座面下有素头牙条，侧面有单直枨；还证明“两格角榫座屉”的做法为宋代常用。北宋的三件基本形制也都采用“两格角榫座屉”的做法。其中孙四娘子墓木椅最早，为北宋早中期，采用方材制作，带壸门样牙条，总高66.2 cm，椅面为41.5 cm×40.5 cm；河北钜鹿北宋木椅为崇宁三年（1104年）制作，搭脑呈弓形，根据同时制作的木桌用材推测此椅用材以圆材为主，椅面宽50 cm，深54.6 cm，通高115.8 cm；方城县墓是北宋尚书左丞范致虚（福建人）父亲的墓葬，根据其两件明器石椅的残件分析，形制与宁波宋椅最接近。四者中有三者以方材构件（或类方材构件）为主，表现出南方家具的用材特点；而宁波石椅和方城石椅都是后腿上圆下方、前腿方形，显示了某种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

③ 遵义皇坟嘴宋墓和金桥乡宋墓浮雕供案。宋代供案是一类特殊的家具，特殊之处在于形制和地域性两方面。张十庆先生曾撰文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5］，还对比了日本佛寺现存的南宋时期的供案。另外，卫贤的《闸口盘车图》中的一桌案也可以拿来共同研究（图4-9、图4-10）。这几个案例的家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三弯腿上部竖直；腿足部分带有明显多层的线脚；腿足上部竖直部分与横枨、案面围合成矩形空间，中间镶嵌镂空花板，像高束腰的感觉；案面出挑成为典型的“案型结构”。不同的特征主要是：遵义供案家具腿足间似没有繁复的“∧”形斜枨；金桥乡供案雕刻表现的更简洁，腿足形象粗大、细节不明；《闸口盘车图》桌案三弯腿比较直，而且斜枨为“×”形而不是“∧”形。这些案例都涉及南方供案的形制，虽然不代表其他类型家具的特征，但依然表现出南方木工制作对束腰三弯腿的推崇和对精良雕刻装饰线脚的喜好。

④ 宁夏古墓出土的西夏木桌、河北钜鹿出土的北宋木桌比较。西夏木桌的形制与北宋后期的民间家具形制十分接近。此桌为案型结构、构件为圆材；桌面攒框镶板，腿足夹头榫连接素头牙条和桌面；前后双直枨，侧面单直枨，前后枨与侧面枨榫卯互让。这件家具构造具有中原地区家具的一般逻辑，但明显粗壮，单、双枨设置也与宋常规样式相反，表现出对宋代家具不加理解的仿造的特点，使用上也与椅凳坐具没有什么关系。钜鹿北宋木桌则是北宋桌案家具的代表样式，桌面长88 cm，宽66.5 cm，高85 cm；四足为椭圆形，前后单枨与侧面双枨做成类椭圆形（六角剖面现棱线）；边抹与角牙都起有凹线。这两个案例说明北宋家具在构件逻辑、功能设计、制作工艺以及装饰细节上的更高水平。

⑤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随葬的家具。包括三张榆木供桌、两件杨木画屏、台座、帽架托几件真实家具以及一系列明器。明器包括杏木四出头官帽椅1件、杏木床榻1件、杏木影屏1件、杏木巾架1件、杏木茶几（笔者认为更似香几）1件、杏木盆座2件、杏木地桌1件、杏木炕桌2件、杨木灯台2件、方炕桌（笔者认为更似方杌）1件、梆架1件等。杨木画屏东西壁各放一件，与金代墓葬壁画中常出现的二位墓主人身后各有屏风的形象一致，高116 cm，长232 cm，底座高38.7 cm，宽38.3 cm，由云头底座、长方大框和方格架三部分组成；方格架即屏心，由14根立档、4根横档组成，应是在上面裱糊绫再写书作画。中间一件供桌大，高72 cm，长79.5 cm，宽53 cm，圆腿圆枨，桌面攒框镶板，桌面前后下饰圆头花牙；两侧长供桌高47.5 cm，长85.5 cm，宽53 cm。明器根据真实家具尺寸按比例缩小，如果将明器按照1∶6缩小的方式反推，则得到表4-2中尺寸。反推的依据主要是榻和椅的合理尺寸和比例为整数，笔者按照4、5、6、7倍放大后，6倍相比较更合理。此墓系列家具表现出运用的混杂和相对不成熟，家具间的成套感弱，形制总体也显得粗放［16］。

上文对家具尺寸的推测，能够与金代墓葬砖雕壁画中的家具大体对应，总体上来讲，无论辽代或金代家具，其形制和使用都带有对宋的仿造性，起居习惯还保留混合样式，桌椅成套使用方面相对有很大的欠缺，所以高型家具发展以及起居形式的进步是在北宋中原地区完成的，周围地区都相对比宋落后。

宋代陵墓的考古显示北宋中晚期生活起居有几个重要特点：①北宋社会人文氛围日浓，墓葬越来越厚重地表现人文生活。②北宋中晚期仿木构砖室墓葬重点表现三类器具：尺、剪、熨斗、刀等一组小型生活用具；桌、椅、箱、柜、灯檠、盆架、衣架、镜台等成套家具；碗、盘、注子、盏托、瓮、经瓶等成套饮食器。生活功效与配套设计的趋势明显。③“一桌两椅”的标准配置从北宋前期的阶层象征含义逐渐转变为“宴乐图”的核心内容，用来表现外室生活。④形成内外生活双中心格局，外室主要以宴、乐、厨成组表现，内室主要以侍寝、侍洗、育婴成组表现。根据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对北方宋墓的研究［12］，则哲宗元祐元年可以作为宋风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表现为高型家具的普及成套和起居双中心的完成。

宋代考古资料还显示，到北宋晚期前，宋朝南、北地域的家具形制一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用材上北方以圆材为主，而南方喜好方材。其次，结构上北方取梁架结构、案型结构为主，简明实用；而南方的案型结构腿足为云样板足，更喜好复杂造型的束腰三弯腿家具，也更追求家具的线脚或雕刻装饰。

本书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宋、辽、西夏、金代的寺庙壁画、墓室砖雕壁画、明器及家具实物进行了研究，对其中主要家具的分析请见附录二。

二 家具典制的形成

高型家具普及的原因分外因、内因。外因主要有：①气候的变迁形成的不可逆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变迁。②社会整体进步对生存方式的改良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促动社会生活的繁荣。③“唐宋变革”引发的全面的社会风俗变革。外因使得高型家具普及所需要的物质环境、市场和心理条件都完全具备。而内因主要有：①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价值取向，使高型家具从阶层象征品转变为生活实用品。②顺应不断扩大的市场需要而产生的制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③顺应使用者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产生的高型家具功能化。

（1）宋代家具价值内涵、审美内涵的持续发展

家具的价值内涵从礼教价值为主变为实用价值、商业价值、文化价值、象征价值等价值多元融合的情况，发生在宋代高型家具普及到成熟的过程里。

在“过渡期”，家具的礼教价值已经有所松动，而北宋后期家具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已经成为家具价值中最受关注的内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曾记述徐墩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对照《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内女子在公众场合取垂足坐方式也显得十分自然的情况，说明高型家具在起居上的实用价值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图4-11）。

宋代社会各阶层都追求更加便利、舒适的生活，同类型家具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使用，只是利用家具的形制体现其不同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品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墩凳，有简单和豪华之别；同样是屏风，有材质与大小的差异。只有交椅、束腰家具等因为形制复杂、制作难度高，大多只在社会上层运用。

家具实用价值、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和象征价值的融合，到北宋晚期已经基本达成，从朱熹“设椅卓置于堂中……各置杯、匕、箸、蔬果于卓上”①的婚礼记载，我们知道桌椅搭配已然成为民间礼仪中最正式的道具。接下来要着力发展的自然是高型家具的审美内涵了。唐宋变革期之后，社群关系变得复杂，传统贵族的文化特权被新兴的社会中层仿效进而延展到平民，从而产生审美世俗化的现象，高型家具的审美内涵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文人官僚群体和富裕的工商业者形成的社会中层，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体系，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宋代中层喜好家具装饰，如四面平、束腰类型家具等因其古雅度和复杂度，能满足中层尚古、求品味的心理，因而得到发展并成为宋代典型的家具形制。第二，宋代平民阶层的价值经由社会中层获得认可，这使得“雅俗共赏”的审美观由社会中层不断发展，进而成为上层也认可的审美方式。所以简单易行的梁架结构、案型结构，也发展出审美价值不低的家具形制。

因此，家具的审美内涵以社会中层的观念为主流，发展了内涵经济诉求的审美诉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追求家具形制细部的变化，具有很强的创新内涵。其二，以追从文人审美作为提升家具品味的重要依据，具有较强的自然主义精神和复古内涵。所以，宋代家具的审美特征可描述为复古与创新的同一性、自然主义与装饰主义的双重性（图4-12）。这成了培育古典家具所具有的“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为主导的审美内涵”的开始，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家具的精神内涵。正如北宋末年《宣和画谱》提出的“精而造疏，简而意足”，装饰的节制与文人对雅致、淡泊、超越世俗的追求相合，成为古典家具的审美核心。

（2）木造工具与生产工艺的进步

宋代诗人戴复古（1167—？）的《大江西上曲》有“月斧争鸣，风斤运巧”之语，斧和斤是古代匠人造物的基本工具，不过只以简单的基本工具是无法满足宋代不断扩大的家具发展需要的。

① 平推刨和线脚刨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最为关切家具构件的结合方式。因为结构构造关系是制造能力最本质的表达，也承载着工具和工艺的信息。根据李浈先生的研究，我国木作加工工具的发展可以按照解木锯的出现、刨的出现、平推刨的出现、线脚刨的出现分成几个阶段［17］。这些标志性的木工工具的出现分别与大木作快速发展、大木作成熟、小木作和家具制作发展、小木作和家具制作精致化的历史发展形成直接的关联性。李浈先生以唐代文学家元稹《江边四十韵》中“方础荆山采，修掾郢匠铇”说明唐代中期已经有工具可以“刨”长椽，北宋文献如《广韵》、《集韵》明确记载了刨的流行［17］。刨使木材由粗放加工时代进入精致加工时代，其发展结果就是颇受瞩目的平推刨的发明［17］。

李浈先生提出最晚于南宋后期就有了平推刨的使用［17］。平推刨支持的明显是需要精细加工的小木作和家具制作。我们知道北宋时期北方家具多采用圆料，而南方家具则喜好方料。北宋家具的主要品种除传统的壸门箱型床榻外，就是梁架结构的桌、凳、椅，在主要构件为圆料的情况下，平推刨不是必需的工具；而南宋四面平、束腰直腿类家具数量相对大，且一贯喜好方材构件，这才在逻辑上与平推刨形成关联。所以平推刨应该是在南方先出现，并成为南宋时期高型家具成熟的一项重要依据。

线脚刨可以用来圆混家具棱边，刨削各式装饰线脚，是古典家具多样线脚依赖的工具。如果我们能知道最早的线脚刨是何时出现的，那么也就找到了高型家具成熟和“古典”出现的时间。

北宋的线脚资料非常有限，墓葬中石雕、砖雕表现的门窗上的混线、凸线能说明宋人对线脚的喜好［18］，河北钜鹿北宋木桌上出现的棱线、凹线是极少见的北宋家具线脚案例。根据《营造法式》卷二十一小木作功线的记载，线脚制作的功量计算非常计较，多一线就要多一功，这无疑反映的是手工雕刻制作的方式，所以线脚刨在北宋末南宋初还没有出现。明代《天工开物》对线刨有明确记载：“梓人为细工者，有起线刨，阔二分许。”说明已经形成成熟的线刨制作分工，所以线脚刨的出现应该在南宋中晚期到明以前。

线脚中最易实现的是单圆混线、边棱线。简单圆混线脚和边棱线的制作，可以在刨具加工圆料构件的经验中诞生，只要将早期刨小型化就容易实现。而直凹线和起阳线就要困难多了，直凹线是在平面或类平面上做出下凹的直线，被称为棋盘线；起阳线有素平起阳线和素混起阳线两大类，前一种就是在平表面上起细的凸线，后一种是明式家具典型的线脚，是在素曲面上起细的凸线，逻辑上前一种是后一种的基础。这两类线脚使用的刨类工具，都需要平推刨为基础，早期都是采用雕刻的方法制作而成。

笔者认为制作素平起阳线的线脚刨是在用平推刨加工细长方料的过程中被发现的。试想在加工细长方料的过程中，如果平推刨刀口蹦角或缺口，就很容易在木料上留下凸起的细线条。然这必定在平推刨快速加工细长方形木料时才会发生的，因为无论哪种刨，如果是加工宽板或弧形面，都需要顺序左右移动，不会留下刀缺口的痕迹。而如果采用初期刨加工细长方料，由于平稳度不够，刀口自然发生偏移也不易留下痕迹。南宋高型家具中包含大量细长方料构件的家具数量大增，如果将平推刨在南宋中期出现作为假设，则起阳线线脚刨可能在南宋晚期就出现了。

再看直凹线的制作，笔者认为这与自五代起最常见的面子做法——攒框镶板有关系。攒框镶板是制作大面板的最佳方式，美观而且省材料。近代这类做法是使用一种名为“扫堂刨”的工具在板背面开地大面小的卯槽，以“穿带”结合，可以结合紧密不使松脱［19］。在板上统一开凹槽装“穿带”结合属于最简单的榫卯逻辑［20］，能明显增加板之间的结合牢度，宋有大量的攒框镶板需要制作，当然要发明在拼板背面一起开卯槽的工具才合理。平推刨使用后，在拼板上连续地开直凹槽的刨刀循序出现，这也使直凹线的制作变得简单。

这样一来，不同的线脚加工所需的线脚刨出现的时间可能不一致，而且南宋家具装饰主要采用雕刻、镶嵌、髹漆等方式。汉代《说文解字》就有“剞”字，解释曰“剞劂，曲刀也。”［21］这种雕刻工具利于在木材上起花，大部分南宋家具中的线脚应该还是采用这种工具完成的，如南宋供桌腿足的多层大曲线造型和雕花斜枨。许多资料都说明南宋线脚的受推崇程度，但只有一件最可能作为线脚刨出现的证据——南宋《维摩图轴》中的五屏床。这件家具是素平起阳线的最佳例证。此床基本形式为宋代典型的五屏箱型床，五屏依次展开，木本质未漆，构造精良。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方面：一是45度格角榫和格肩榫的大量运用，二是线脚的大量运用。构件中大量的剑脊线全部交圈，立面边缘都起细凸线装饰，床座的立板开海棠花与壸门融合样式的开光，镶嵌浅色有纹眼的木板，开光样线脚有两层，内侧为精细的凸线，床榻边抹是上下两条素平起阳线。如此成熟连贯大量的素平起阳线线脚在家具上的运用，虽是宋代资料中的孤例，却说明南宋晚期线脚制作的方法与前代大相径庭，应当是适合加工素平阳线的线脚刨的成果（图4-13）。

所以，笔者推测线脚刨在平推刨广泛运用后不久出现，且南宋晚期已经开始被使用。这一推测如果属实，则可以反证平推刨在南宋早中期就应该出现，而且古典家具在南宋晚期就可以形成。

② 南方木工工艺的凸显

五代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宫中图》、《琉璃堂人物图》，卫贤的《高士图》，已经凸显了南方造物喜好方材的特点。《文物》1980年第8期报道了江苏邗江蔡庄的五代吴太祖之女寻阳公主墓，墓中明器家具“案型结构木榻”更给出了五代南方方料家具的实例。明器虽然比较粗陋，但已经显现基本做法。榻面仿45度格角榫做法组成边框（实际用铁钉连接）；中间横七纵九十六根宽3 cm、厚1.5 cm的托撑木条由铁钉与托撑连接；四腿扁方，两侧为如意云头纹样，仿插肩榫样式；前后腿之间连以方材直枨；各结构部件之间大都以铁钉连接，用榫卯处多用暗榫，主体结构也用透榫。此榻明确反映了五代时期南方高型家具的形制特点，主要有：家具用料以方料为主；采用与北方不同的案型结构，腿足方形或扁方形；喜好以雕刻装饰腿足牙子。

这种风格在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出土的家具和遵义桑木垭皇坟嘴南宋墓石椅、石桌上也得到完全印证。江阴孙四娘子墓属于北宋早期，出土了供桌和靠背椅，虽然墓主人孙四娘子主张“薄葬祭之具”，但作为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直史馆”孙冕女儿的墓，家具仍旧表现出制作的精良，如攒框镶板的框内侧都有0.2 cm的铲边，不影响结构牢度的榫卯大都用闷榫。此椅采用的榫卯、胶接、钉接几种办法，应是北宋家具制作的方式。遵义皇坟嘴南宋墓内石供案、石椅特征明显。墓主人所坐靠背椅有兽形搭脑出头和扶手，主要构件为方构件，仅搭脑可能为了舒适采取圆形构件［22］，这些特征表现出南北方家具文化融合的态势（图4-14）。

南方家具的特点在南宋的社会环境下向精致化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南方追求装饰的喜好是线脚刨产生的最大动力。线脚只是装饰的一种，宋代家具装饰方法多样，髹漆、镶嵌的地位远远大于线脚，那么线脚究竟为何成为家具装饰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这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线文化密切关系。

我国本土原生文化向来喜好用连贯精致的线来装饰用品，到了漆器盛行的时代，线也是一种比较便利而美观的分界办法，漆的流动性甚至可以创造极为精美的界面边缘效果。宋代有制作高档髹漆家具的需求和能力，更有尚古的审美取向，因此，以连贯的线形装饰家具应该是宋代髹漆家具审美发展的结果。

另外线脚的发展也很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的《大理国梵像卷》就提供了部分证据。大理国在历史上向来与汉文化关系深厚，同时，大理国在很大程度上受西亚中亚文化的影响。张胜温的《大理国梵像卷》中出现了大量的椅子、几案、榻等家具［23］，本书的附录七就画卷中的家具进行了整理归纳，发现其家具的几大特点：其一，造物很大程度上受印度、波斯一带的影响，而家具构件边沿施加线脚装饰和圆珠装饰，则又明显具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风格特征（图4-15）。其二，图中众多的座椅家具已经具有佛教家具与民俗家具结合的特点，图画中的少量世俗家具也说明大理国受中原文化深刻的影响。

南宋初的《大理国梵像卷》与北宋末的《清明上河图》在时间上相差不多，在空间上形成南北呼应。但是前者的家具种类远远超过后者。以大理国与宋的交好历史来看，北宋时期北方家具简约实用的特点，在南宋时期应该是受了一些冲击。而且《大理国梵像卷》画中家具比例匀称、装饰多样、独具匠心，表现出精致的工艺和线脚特征，说明我国当时南方的家具工艺和发展很可能已经超过北方。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平推刨还是线脚刨的出现，都与宋代南方的造物发展息息相关。南方不仅提供了平推刨施展的平台，也将线脚装饰推到了家具装饰的最前沿。

③ 家具制造业者的发展

制造业进步除了工具的原因，还有人的原因。宋代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很快，而原本以灵巧慧黠见长的南方经济繁荣区，更是宋代手工业匠人队伍兴盛的摇篮。宋代家具制造的优势地区主要有两个，分别为京城（开封、杭州）地区和苏浙地区。北宋的政治核心在北方，家具形制整体偏简约，装饰以髹漆、镶嵌为主，后世“晋作”就是以不拘一格的髹漆手法为优势，造型也富于理性特点。而南宋家具在形制、料形、构造、装饰手法上下了更大的功夫，表现出家具制造业全面的繁荣昌盛。

苏州“香山帮”就是南宋木工制造业大发展的结果。楚汉文化中善于用材、构思灵巧、巧于经营的特点在香山地区十分突出，香山地区成为我国木工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正式形成的有组织、有规模，技艺代代相传的香山帮工匠体系——“香山梓人”就是行业发展的证明。陈从周先生评述苏南建筑“轮廓线条之柔和，雕刻之精致，色彩之雅洁，细节处理之认真，皆他处建筑所不能及者。至于榫卯一节，当推独步，……次者如扬州、浙东，终略逊耳”［24］，“香山帮”不仅开榫技术独步天下、雕刻清丽通透，而且还创造了包括“小木工种”和家具制作中漆雕和螺钿工艺等［25］，足见其优势。香山帮将小木作从大木作建筑工种中独立出来，专设门板、挂落、窗格、地罩、栏杆、格栅、吴王靠等装修装饰及家具，并将分工和管理体系化，这充分说明南宋木工手工业的发展成熟了。

元代山西人薛景石所著《梓人遗制》，由匠人归纳著述，其描述机具的周详、准确比《天工开物》更胜一筹［26］。元代继承宋发展造物，追求与造型结合的精确的技术、明确的功用，这种对科学性与艺术化一致性的追求，是对宋代造物特性的发展。

（3）高型家具功能化的过程

① 高型家具实用功能的发展

四川彭县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石中的高型桌案形象，是我国最早的高型家具形象之一（图4-16）。这类家具以简单的梁架结构制造，为站姿劳作的辅助什物，只限于少数场合的特定功用。宋代高型家具的科学合理性得到普及后，提升了生活的效能，由此制造者和使用者都开始主动研究并提高其实用功能。

家具的实用功能主要包括舒适、便利、安全等几个方面。从功效的角度而言，“胡床”是最早满足这几方面要求的。其他可以支持垂足坐的家具类型则必须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专门的“坐”家具，如杌、凳、墩、椅；一类是“坐卧”家具，就是床榻。

坐具的功能核心是为曲腿姿劳作提供支持，从现代人体工程学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家具因人体反应和长时间操作而受限很多。跪坐、趺坐和垂足坐在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合理，是因为它们是从观念到实际都适合操作的方式。另有“拽一腿”也算正式的坐姿，是趺坐演化出的式样。因此，笔者认为高型家具的功能研究，应该关注人体姿态自然性和人体特定曲腿姿劳作的长效性，所以要以专门的“坐”家具——杌、凳、墩、椅为根据；而高型家具的发展和成熟，应该以椅凳类及其配套桌案的形制作为标准。床榻这类“可坐可卧”的家具适合传统的跪姿、趺坐、垂足坐甚或一些不正规姿态，还可以通过适当的交替动作缓解疲劳，因此不能作为高型家具及垂足起居的依据，只能作为垂足坐高型家具研究的补充。架子、箱橱类家具的使用操作时间短，所以也不作为高型家具实用功能发展的直接证据。

高型家具实用功能的进步，包含尺度的合理性、构件材质与形态的舒适性、构件的牢固耐久三大内容。三大内容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杌、凳、墩、椅在生活使用中，要支持各种劳作需求和舒适及功效的需要，反映在各构件即尺度、材质、形态和结构关系的不断调整修正。

尺度：考古证据显示椅早期的尺度大，座面深度尤其突出，扶手也特别长。北宋墓葬中使用者大都垂足坐在椅的前部，远离靠背，这是“绳床”用以趺坐的后遗症。北宋时期长凳、墩的尺度都适合垂足坐，椅到了南宋其座面缩小、扶手变短，使坐者更舒适。与坐具搭配的桌案，早期主要用于置物，所以常常偏高或偏矮，而南宋时期也发展为比较适合坐者伏案工作的高度。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是桌案设枨位置的变化，早期桌案的枨仅为牢固，多置于腿足中部，后为了兼顾坐者腿部的舒适和牢固，桌案前后单枨、侧面双枨最为常见，并且单枨的位置也有渐高的趋势。

材质：最典型的是座面材质的变化。北宋坐具座面以木材为主席，而南宋发展了舒适、透气、美观的软屉，是对席坐时代家具功效的继承和发扬。

形态：这里以搭脑、圈背为例说明功能的发展。圈背在唐已经出现，但是造型呆板，且圈前后同高。宋代首先发展了圈背交椅，然后将后高前低的圈背用于靠背椅上，成为使用舒适的圈椅形制（图4-17）。搭脑在北宋时期仅作为靠背椅必备的构件出现，但南宋时多见方材构件的椅子搭脑却采用圆材的方式，这主要是搭脑制作已经考虑了倚靠的舒适问题。南宋常见的将方材边棱削圆的做法，同样有对使用舒适和安全的考虑。

结构关系：根据考古证据，辽代家具水平交互的构件已经采用绞割方式咬合，整体性加强；三向结合处的角构造也考虑了三构件相互间的受力关系和牢固度；构件间保持合理的关系，也就是尽可能做到没有多余的构件；构件之间的结合由自身的榫卯为主完成，具有较强的理性特征。宋比辽的造物水平更高，应当更加合理。

② 高型家具认知功能的转化

认知功能主要指造物所具有的指示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诉求的功能。我国传统家具向来具有良好的认知功能，高型家具的发展过程使得认知功能更加完善。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一些与家具相关的字：

登（登），上车也。象登车形。

案（案），几属。

床（牀），安身之坐者。

倚（倚），依也。

席（席），籍也。臣铉等曰：“席，以待宾客之礼，宾客非一人，故从庶。”

俎（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

榻（榻），牀也。

兀（兀），高而上平也。

（几），踞几也。

（凭），依几也［21］。

这些表示家具的字，大都示意礼制家具，其中“凭”这个字最具特征，是在一个平台上王靠着一个“几”的形象。《说文解字》中这些信息说明了一个道理：我国家具的礼教认知功能很强。唐宋变革后世俗化的认知功能逐步代替了传统礼教的认知功能，并且在高型家具认知功能中加入了大量的民俗象征内涵。比如宋代婚姻仪式中，新娘进门后可以直接进入房中坐在床上，称为“坐床富贵”；中堂设榻，上置椅子，称为“高坐”，而北宋前中期则是“以两倚相背，置一马鞍”称为“高坐”［27］。

认知功能的转化反过来又影响家具的形制。譬如案型酒桌，具有简约、牢固、秀丽的特点，素朴的特质使它在宋代城市中被大量使用并快速成熟，其夹头榫、素牙横枨、圆腿的搭配成为北宋以来的经典。《清明上河图》中的家具，是以民俗角度看家具认知功能的实例（图4-18）。比如凳有条凳、匠人专用凳、工具凳、春凳几种。条凳量大面广，是市井生活中最实用的家具类型，而且表现出与酒桌成套使用的协调统一；春凳则少见（药铺“赵太丞家”采用），而且比其他凳类精致些，象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椅有交椅、连体靠背椅、靠背椅和可能的圈椅，数量很少，只出现在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或向较高地位者提供服务的环境中；除了“赵太丞家”药铺和西侧宅院厅堂内以及“王员外家”东侧似书房内的椅外，只有少量店铺或画舫内因服务上层人士而设置椅类。

可见，宋代高型家具包含了丰富的民俗性认知功能的内涵，这使高型家具具有更社会化的存在意义和更丰富的形制发展潜力。

③ 高型家具三大功能的融合

席坐和趺坐时期家具的礼教意义高于一切，所以家具的实用功能、认知功能都很有限，这两者与审美功能的协调统一也只在上层家具中出现。高型家具普及时期，家具的实用功能大大发展，认知和审美功能也得到很大扩展。家具的三大功能彼此牵系，形成互相促动的发展模式。比如宋代崇尚本土传统的有机自然主义思想，这与家具的实用功能发展恰恰吻合，而实用功能发展又促使认知功能不断丰富。

徽宗《听琴图》中的家具说明北宋晚期上层家具已经出现功能、技术、审美统一的特点。而南宋借助地域文化优势，更好地复兴和发展了楚汉造物的“巧”与“雅”，不仅材质丰富、构造灵巧、装饰细致，而且善于“省”。这种省并非压缩用料，而是物尽其用、适应空间的“省”，使材料、结构表现出活变的智慧。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高型家具取得全面的进步，家具的功能和价值内涵都前所未有的丰富。古典家具特征中较晚实现的两项——功能、技术、美学的统一和文人士大夫阶层主导的审美内涵，也在高型家具普及中渐进成熟。可以确定，高型家具成熟、古典家具出现的时间是在南宋中晚期。确切的时间虽没有文献可证明，但应该不晚于13世纪初期，也就是刘松年、马远、李嵩等画家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些画家绘画作品中表现的家具，已经具有古典家具的四大特征（图4-19）。本书对北宋（包括辽）、南宋（包括金）部分画作中家具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北宋到南宋家具发展的整体变化，详见附录二。

另外还要说明一点，就是高型家具发展与建筑高度有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笔者认为，以建筑高度来说明家具高度是不合适的，建筑元素真正影响高型家具发展的是建筑空间布局、建筑地面做法以及建筑大木作成熟度这三点。第一点是建筑的内部功能发展，房间的功能与家具的配置当然有关；第二点是建筑形制变化与高型家具适用性的匹配关系；第三点则是从结构、构造的合理化上帮助了高型家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