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宋史》的作者陈振先生，在著述中阐述了宋代坐式的变化并反复提出宋初还未进入“垂足坐”这一观点，明确了宋初上层生活中“垂足坐”并非常用的方式［30］。袁枚在《随园随笔》中曾评价：“宋杌子最贵”，也是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丁谓罢相”典故中宰相觐见才可坐“杌”的特殊礼遇。袁枚在《梅园随笔》卷二十七又有：“金漆椅，朱髹金漆椅今民间皆用之而宋时极贵，惟皇后用之。”宰相的“杌子”和皇后的“金漆椅”都说明高坐具在宋初的使用还非常有限，家具类型的阶层象征性突出。这种情况到《燕几图》出现时已经很不同，高型家具可以大量地呈组合方式采用。

元代脱脱编撰的《宋史》，其客观性许多史家都是认可的，而且其记载的史料年代较为确切［31］。虽然此史不能全面表现宋代家具演化的面貌，但依据这部史书的描述，我们可以对宋代高型家具的部分特点有更好的了解。

《宋史》卷256列传第十五中记载太祖太宗雪夜访赵普，有“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的描述，虽可以认为宰相赵普的居室内十分简朴，但也足以说明北宋初期民间席坐依然为常见的起居方式，垂足坐和高型家具尚未普及。相关的记载还有《宋史》卷277列传第三十六记载钱俶之婿从吉在京作右谏议大夫时发生的故事，“……大中祥符（1008—1016年）初……选人试判多藉地而坐，从吉以公钱市莞席给之。”可见席坐确为百姓常态。

坐姿还大量保持着传统“古风”，那么坐具呢？《宋史》卷120志第七十三有“宰臣赴上仪。开元礼有任官初上相见之仪。宋制：凡牧守赴上，多仍州府旧礼……又与送上官对拜讫，分东西升坐于床。两省杂事读案，堂后官接案。”还有《宋史》卷488列传第二百四十七“真宗即位（998年）……桓前遗都知兵马使阮绍恭、副使赵怀德以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绢布万匹来贡。”这两条说明北宋初年床榻还是主要的坐具，特殊的座椅还可作为礼品，由于家具品种很少，豪华装饰的交椅算是奢侈品了。

《宋史》中关于“椅”的使用在北宋记载不多。卷490列传第二百四十九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与大食国交往，礼品中有“银饰绳床”，称谓还沿用前代。卷192志第一百四十五记载元丰年间（1078—1085）“……创袍、市巾、买弓、修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椅卓、团典纸墨、看听人雇直、均菜缗、纳楷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出现的“椅桌”，是用其来行贿的，可见椅桌还是比较少有的物件。卷149志第一百二描述各种皇帝乘坐的辇、舆，多设“方床”、“坐床”于其中，在“中兴”之后皇帝的乘辇记载才有设“椅”的描述。这些皇家所用相关舆辇的记载说明椅类的发展在北宋还比较有限，而且因为其形制不够成熟，不如传统床榻稳固，形象也相对单薄，所以皇家很少采用。

与椅类的稀少相比，北宋时期杌墩一类的坐具就要常见多了。《宋史》卷113志第六十六记载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大宴时，官员依据官位高下分坐于正殿、朵殿、两庑。“宴飨之设，……宰臣、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兟（曲宴，枢密使、枢密副使并同）；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这里墩分“一蒲”、“二蒲”、“绣”三种规格，是以墩上加设的铺垫区分等级。“一蒲”是单层编席铺垫，“二蒲”是双层编席铺垫，还要加上罽兟（毛毡），“绣”是以织绣的丝织品作铺垫，再有更高级的就是“杌”，这些都是垂足坐、无靠背的坐具。军都指挥使以上的官员都采用这类坐具，可见垂足坐的方式已经成为正式的礼仪姿态。不过朵殿以下采取席坐，体现席坐在正式场合依然适用。这种高低混用的就坐方式，在北宋早期不仅正常，而且在正式官方场合也不违礼仪。

“杌”的尊贵还有另一证据可以说明。《宋史》卷283列传第四十二记述了1020年左右，丁谓被罢相后愿意留居相位而入见皇帝，“……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这里由“墩”更换为“杌”是因为“杌”是宰相的正常待遇，正体现了杌相对于墩更加尊贵的事实。“杌”的阶层象征性有其历史渊源。自汉到唐的壁画和绘画作品中一直都有社会地位高的人坐于床榻上的形象，侍候者或地位较低者则站立、坐于低位或席上。这种以床榻坐象征地位等级的特性发展到北宋初，就延续到“杌”上，“杌”可以说是床榻的延续和缩小化，延续的是床榻坐的功能和尊贵的象征性，缩小的尺度是吻合垂足坐以及室内空间复杂化的需要。在尺度和功能上与“杌”接近的“墩”，则来源于佛教中作为休憩的用具，所以在使用上没有那么高的礼仪象征作用，不过其尺度小、便于使用，更易于普及。

宋代中兴前后家具形制和称谓的区别，体现出南北方家具形制的差异。例如《宋史》卷149志第一百二有“平辇，……中兴之制，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小舆，……下有勾阑，牙床，绣沥水。中设方床，绯绣罗衣，锦褥。上有小案、坐床，皆绣衣。踏床绯衣。中兴后，……中为方床三级。上设御坐、曲几、踏子，曲柄绯罗绣盖……”这些记载表明中兴前后皇家特制家具制造的差异。木作受因袭传承的影响很大，所以这种差异主要是地域间家具形制与制造差异性的结果。

中兴指的是12世纪20—40年代北宋皇室被金所虏而宋室被迫移安南方的一段时间。宋室南迁后家具的规制产生变化：首先，在皇室器用中出现了“椅”的称谓；其次，小舆的配置前后有别，特别在于“小案”变成了“曲几”。根据《宋史》卷491列传第二百五十记载，太宗时期日本与我国交流所纳之物有“螺钿书案一、螺钿书几一”，说明“案”与“几”在宋代是不同类的家具。再参考宋及前代画作的形象，则前面的“小案”最可能采用壸门箱型结构，而“曲几”明显是传承自“古风”时期的多曲足加跗足样式的“几”45。前后配置的不同，一方面说明南方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汉文化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南宋时期大木作的框架结构运用于小木作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中兴之后，“椅”的称谓多起来，如《宋史》卷150志第一百三有“龙肩舆。……南渡后所制也。……其制：方质，棕顶，……朱漆红黄藤织百花龙为障；……朱漆藤坐椅，踏子，红罗裀褥，软屏，夹幔。”，“隆兴二年（1164年）正月，皇后……乞乘肩舆龙檐。……朱漆藤面明金雕木龙头椅一，脚踏一，红線绦结一，朱漆小几二，……衬脚席褥、靠背坐褥及踏床各一……”，“绍兴（1131—1162年）奉迎皇太后，诏造龙舆，其制：朱质，正方，……内设黄花罗帐、裀褥、朱椅、踏子、红罗黄罗绣巾二。”可见宋室南迁后，不仅“椅”有了大的发展，还出现了新的材质搭配运用——藤屉。藤屉是下为棕编上为细藤编的双层席状的坐面，早在楚汉时期就有运用，在明式家具中更是非常典型的坐面制作方式，特点是透气有弹性、触感舒适、工艺讲究、美观典雅。皇室家具采用藤屉是宋室南迁后对南方家具形制大发展的结果，借着这个机会，南方所传承保留的楚汉文化得以发扬。

根据上述《宋史》的资料，笔者认为可以有两点推论：

一是垂足高坐的普及在北宋完成。这一推论的主要依据是北宋初高低混用坐式的确定性以及垂足高坐在上层正式场合的礼仪特征，还有南宋初垂足高坐毋庸置疑的成熟特点。当然《燕几图》和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也提供了推论不可缺少的时代整体背景，后者是垂足高坐普及的最有力证据。不过《宋史》的前后记载也是不可忽视的文献证据。

二是要研究高型家具的发展情况应当首先关注杌、凳和墩这类家具的用度，也要注意椅类家具的使用范畴。杌、凳和墩的制作相对容易，与垂足高坐又形成必然的联系；而椅类因与绳床的渊源，在使用上与结跏趺坐有重叠，不能直接作为垂足高坐普及的证据。另外，椅类家具在《宋史》中北宋时期出现少并不能证明高坐不普及，反之椅类在南宋皇室使用多则说明高型家具不仅普及，且其形制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成熟度。这也与椅类家具制作难度高有直接关系，当高型家具形制发展不够成熟时，椅类的形制成熟度较低，舒适度、安全度都有不足，因而难于在皇室中大量使用，这时期垂足高坐的发展主要依赖大型的床榻和小型的杌、墩、凳类；而椅类在皇室的大量采用，则必然证明高型家具发展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熟度，椅类这种难度高的坐具也达到了较高的功能性。所以《宋史》的记载证明了垂足高坐在北宋时期的渐行普及，也证明了高型家具发展到南宋初形制已经具有较高的成熟度，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和需求，后者是对前者的回应和物化。

从《宋史》记载的整体来看，宋代家具是由厚重向轻巧演化的。这不仅表现在坐具由床榻为主向椅、杌、墩为主发展，更包含着家具形制向框架结构化、材质多样化发展的必然性。在北宋到南宋的地域变迁中，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并因区域文化的特征而得到质的飞跃。垂足坐普及到高型家具成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累，《宋史》内的相关资料，表明了北宋高型家具发展的有限特征，如在北宋杌、墩类相对简单的垂足坐具得到了较快发展，家具延续其参与礼仪的传统，同时椅类等复杂的高型家具得到重要的实践；而当宋室偏安江南时，高型家具演化得到了珍贵的发展机会。当南宋皇室起居也不讳常常采用椅类家具时，高型家具的形制发展真正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南方木作的特点和优势无疑大大促进了家具的创新，产生了实用、舒适、美观的家具新风貌，家具形制充满活力，从而预示着“古典家具”在南宋出现的必然（图3-17）。

注释

① 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相关内容。

② 参见《文物》1979年第6期相关内容。

③ 参见《文物》1996年第9期相关内容。

④ 参见张十庆《关于宋式弯腿带托泥供案》一文相关内容。

⑤ 小案可参见周昉《内人双陆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相关内容，曲几可参见卫贤《高士图》相关内容。

参考文献

［1］陶宗仪，等.说郛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

［2］黄伯思，戈汕.重刊燕几图·蝶几谱·附匡几图[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朱和平，郭孟良.中国书画史会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455,149.

［4］ 郑元祐.侨吴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95（集部•元别集类）[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824.

［5］方健.久佚海外《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文献考释[J].暨南史学，2004（3）:156-157.

［6］ 吴慧.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M].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124；陆雪梅.从苏州博物馆藏宋尺谈起[J].东南文化，2002（11）:49.

［7］午荣.鲁班经[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73-191.

［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8（1）:73-95.

［9］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J].文物，1990（10）:1-19；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J].文物，1992（6）:1-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9）:14-46.

［10］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43-146.

［11］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宋金砖雕壁画墓[M].文物，2008（8）:33-54.

［12］ 宁夏博物馆考古组.宁夏泾源宋墓出土一批精美雕砖[J].文物，1981（3）:64-6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宜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宜阳北宋画像石棺[J].文物，1996（8）:46-50，48.

［13］镇江市博物馆，溧阳县文化馆.江苏溧阳北箦北宋李彬夫妇墓[J].文物，1980（5）:34-39.

［14］罗世平，廖旸.古代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7-68，178-188，208-220.

［15］ 易晴.天道左旋， 地道右旋——河南登封黑山沟北宋砖雕壁画墓图像构成[J].文物，2009（4）:67-74.

［1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荥阳槐西壁画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8（5）:21-25，1-6.

［17］王勇刚.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M].文物，2009（7）:26-42.

［18］赵宏，高明.济源市东石露头村宋代壁画墓[J].中原文物，2008（2）:19-21，54.

［1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登封市文物局.登封高村壁画墓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2004（5）:4-12.

［20］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J].文物，1984（10）:31-33,39.

［21］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9（8）:1-11.

［22］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0（4）:1-6.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禹州市文管会.禹州市坡街宋壁画墓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1990（4）:102-108.

［24］张帆.豫北和晋南宋金墓杂剧形象的比较研究[J].中原文物，2009（4）:84.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J].文物，2008（8）:55-62.

［26］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J].文物，2008（10）:60-69.

［2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文物旅游局.2008年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10（2）:23-38.

［2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宜阳发现一座金代纪年壁画墓[J].中原文物，2008（4）:25-28.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0（4）:1-6.

［29］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4）:1-7，9.

［30］陈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73-678.

［3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