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东忠太在研究中国建筑时，发现自然崇拜是中国思想中最突出的部分。在他看来，儒教只在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间发展，民间的主要支配思想是道教［1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造物文化的特征和内涵。

建筑和造物中包含的道教思想和所谓民间对道教的追从，其实正是本土原生自然观和思想体系的渊源在造物领域的表达。顺从于这样的观念和思想，中国的造物建立了“天人合一”的逻辑和审美特征。造物的构造逻辑、结构关系、材料选择都是这种意识体系的结果，表现的是人顺从自然规律后表现出的合理性和高效。

中国古代延续数千年的席坐起居及相关的家具类型正是这种生存和造物思想的产物，根据张良皋先生的研究，跪坐方式有非常古老的历史。甲骨文的“巴”字源于一个张大眼睛跪坐的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低顺、自守、真实。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国家管理、权力象征等新的需要，家具的种类增加、级差凸显，不过其内涵的造物理念还是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而且，跪坐比其他的低坐方式更拘谨端庄，腰部以下都固定住，动作集中在肩膀和上肢，使人的注意力集中，行为动作舒缓规范。这就使跪坐不仅满足礼制教化的规范作用和象征性，也符合“贵柔守雌”的民族心理。

东汉外来的宗教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对于稳定到固化的传统本土文化而言，外来的文化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伊东忠太就认为中国人“偏好奇异的心理在建筑和建筑装饰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11］在探寻生存哲学的道路上，思想早熟的中国人愿意做大胆的尝试，而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把这种尝试的可能变成了一种强迫。外来文化夹带着强大宗教信仰的力量，使生存的传统方式真正被触动了。佛教所宣扬的“众生平等”、“圆满”等教义，包含对人个体尊重的诉求，这逐渐使“跪坐”方式的拘谨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而外族文化的入侵，更要求汉地接受不同于本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

由于“跪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的教化作用，低座起居已经成为社会意识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动作类型。从席坐到榻坐的转变，使趺坐逐渐代替跪坐并使“坐”的严肃性大大降低，这是东汉末年到唐之间“坐式革命”的过程，也是“古风”家具转型重要的时期。“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渐渐淡薄，箕踞、趺坐或斜坐，从心所欲……至南北朝，垂足坐渐见流行……入唐以后……椅、凳不算罕见……唐代正处在两种起居方式消长交替的阶段。”［12］西晋跪坐礼仪的淡薄，我们可以三足凭几和隐囊的出现为依据，过程也许缓慢，但却势在必行。

“古风”文化对“坐”的关注，使家具中“坐具”的改变成为首要的关键点。“坐具”的革命始于壸门床榻，这也是家具向高型发展的起点。壸门结构非常牢固，对于刚刚萌发的高型家具（特别是大型的高型家具）而言，这种结构是经过检验、值得信任的方式，所以得到普遍使用。榻由汉代的四面平矮榻发展到板足支撑的壸门高榻，牙条也从平状变为锯齿状再到壸门状，然后采用单人榻结构的重复来实现家具的高大化，就形成了壸门大型家具。作为能胜任床榻功能的牢固形式，壸门箱型结构自产生后延续了很长时间，也成为家具向“高型”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形式语言。

前文已经说明了佛教在“坐具革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影响的深度，在家具束腰与须弥座的关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王世襄先生著文《家具名辞“束腰”和“托腮”小释》来说明佛教的须弥座对中国家具束腰的深刻影响，他对“托腮”名称是由“迭涩”而来也进行了详细的证明［13］，明确了家具的束腰结构与须弥座从总体到细部上都密切关联。笔者在前文谈到，南北朝时期须弥座与高床榻结合的形象是束腰家具的前身。这种原本奇怪的形象，随着中外文化的融合被发展成后世重要的“束腰”类家具，无疑是“坐具革命”过程中最富戏剧性的历史选择了。

高型家具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缓慢而坚定地发展，但这并非“坐具革命”的重点。如果新型家具承载的依然是传统的起居方式，那么家具形制的转化意义何在？床榻趺坐相对于席上跪坐而言，的确有较大的不同。但趺坐起居方式还没有解放腰部以下的肢体，起居过程也依然围绕单一的“坐”中心。社会进步从物质层面而言，最终是体现在对人力资源的释放和更舒适高效的生活。“坐具革命”的终点应当表现为下肢的解放和单一起居中心的打破，是以人肢体解放、劳作更加自由舒适、生活效率提高为目标的。

许多学者都关注到椅类、杌凳类、墩类等高坐家具的出现，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将“不坐在床榻上”直接翻译成“垂足坐”。有不少证据显示，直到北宋初高坐家具的用法与床榻一样，主要是提供对趺坐的支持。因此要回答“坐”的变革问题，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另外两个问题：①床的功能是什么？②床之后产生的第二个起居中心是什么？与床榻有什么功能区别？

从先秦到唐，“床”一直是“坐具”的称谓，而且是身份地位高、受尊敬的人享用的“坐具”。佛教绘画中，只有地位尊崇的佛、菩萨及佛化的王者享有“高榻”和榻上的“座”。“床榻”崇高的地位在唐代有了改变，绘画中表现出文人、官贵、妇人等在床榻上或床榻旁活动，床的等级象征性减弱，而实用性明显增加，具有“坐”、“卧”、“劳作”、“娱乐”等多重功能。唐后期到五代时期，以床榻为单一起居中心的方式有了改变，说明产生了可以在功能上替代它的其他类型的家具，这就是桌椅或桌凳的组合。这类组合能完成之前床所具有的“坐”、“劳作”、“娱乐”等功能，体量比床轻巧，可以根据使用需要移动，因此在生活中显得更加便利。唯独“卧”的功能无法满足，所以在宋及以后的历史中，“床”的功能逐步衰退到只有“卧”的功能了。这个在起居中桌椅凳功能逐步上升、床功能逐步下降的过程是缓慢的，但也是我国古代“坐具革命”最后的过程。桌椅、桌凳组合形式提供了“床”以后的第二个生活起居的中心，需要时间使这种新的方式从功能上到心理上都获得全面的认可。

新方式从执行原来“床”的部分功能开始，逐步地释放人的下肢，使坐和劳作活动变得更加舒适高效，最终实现完全垂足坐。在“古风”向“古典”家具转化的漫长的过渡期内，垂足坐的发展阶段比高型家具的历史要滞后。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型家具的成熟过程与垂足坐的普及是相辅相成的。在垂足坐成为日常起居的主流方式时，高型家具也相应成熟，起居的双中心模式也完全建立，行为、物质载体以及社会心理意识都实现了彻底的转型。同时，家具种类的阶层象征意义逐渐减淡，不同阶层使用的家具种类基本一致，因为使用所需满足的物质功能是一样的；不过等级象征依然重要，然这就靠家具的形制细节来实现了（图2-24）。

今天来看，大多人都会认为“椅子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家具的象征”［14］。但是这种象征地位的获得，却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过程的：从低坐向高坐，从跪坐到垂足坐，从单一起居中心到双起居中心。“坐具革命”最关键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来自外来宗教风俗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生产力进步对高效生活的要求。产生的最本质的变化则是观念形态的变革。“垂足坐的习俗,像一股飓风,对传统席地而坐的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4］，但冲击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柔和，历史上鲜有因坐式不合礼仪而受罪的记载，不过有唐宋文人对垂足坐现象讥诮的描述。趺坐作为跪坐与垂足坐之间的过渡，对中国人改变传统礼仪认识和思想观念是极为重要的。

从家具在社会习俗中的角色来看可以将中国历史上的家具分为这样几个时期：礼制家具时期、生活家具时期、商品家具时期。而“坐具革命”是发生在礼制家具时期向生活家具时期转型的过程中。从家具的使用来说，家具是从单件多功能、组合多功能向配套、功能固定逐渐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与建筑的平面布局也极为相关。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盛世，“这一时期……其室内建筑的功能具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家具的陈设格局也形成了相对较为固定的模式。”④复杂的住宅建筑主要有卧室、厅、堂屋、厨房、库房等几种房间类型，简单的就以卧室、厨房为主要类型。汉代的住宅建筑明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表现出卧室是居住生活中最主要的房间。多数家庭的卧室除了用于睡眠，还兼作起居室，床榻的使用表现出多功能性。而唐代建筑的大发展，使建筑空间功能逐渐越分越细，具有多重功能的榻几乎在每个空间都会设置，量的增加是先一步的，逐渐变为家具的位置、功能越来越固定。

由此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家具蕴含的各种逻辑关系，在宋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主要有两大逻辑关系——本土原生家具逻辑和“坐具革命”期文化混融衍生的新逻辑。这两种逻辑体系在后世的家具发展中长期保持其自身语言搭配的固定关联，这种现象在世界家具发展史上也是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的。汉文化对造物合理性的热切追求，将不断表现在将大木作结构逻辑运用于高型家具形制、构造的探索上。

注释

① 参见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一书相关内容。

② 参见http://qkzz.net/article/ad5cc1a8-c18e-4013-977b-1131f2da13ce.htm相关内容。

③ 参见《宋史》卷283相关内容。

④ 参见http://www.sh1800.net/decoration/ancientstyle/41.htm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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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4.

［13］王世襄.锦灰堆（第一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69-71.

［14］ 周浩明，蒋正清.从椅子的演变看中国古代家具设计发展的影响因素[J].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4):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