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研究发展80余年来，研究的课题已经从基本的“是什么”、“什么样”、“如何断代”等深入到现今对“渊源”、“规律”的追寻。这种由表面现象向内在动因的研究轨迹，是造物史学发展的必然。相应地，我国传统家具自艾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至今，虽研究成果和研究者都不如建筑的量大面广，但也同样从对现象静态的分析转变为对动态内因和规律的探索。家具承载着人、建筑和家具本身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家具史是模糊的，则很难说建筑史是完整的。

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历史分期和风格，有学者提出“曾明显形成四种最重要的设计风格，即楚式家具（周代至南北朝）、宋式家具（隋唐至元代及明代早期）、明式家具（明中期至清早期）、清式家具（清中期以后）。”［5］其中，对楚式家具、宋式家具的分法太过模糊。且不说周代到南北朝超过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跨度中，家具在风格和区域变迁上都有很多变化，就隋唐至明代早期间，隋唐家具形制与两宋到明的家具形制差异就十分巨大。在几个概念中，除了明式家具是被杨耀、王世襄等几位前辈论证过之外，其他几个的定义都遭到质疑。家具风格的界定，根据现有“明式”的界定方式，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时间界定、特征界定、价值及影响界定这几项才能基本达成。这些内涵需要其他历史研究的触动和启发。

一 中古历史的转折点

我国传统家具的历史分期，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根据目前国史学权威《中国通史》的描述，我国上古和中古史的划分是以秦朝为界的，中古是指自秦朝始到清朝晚期。依据国家统一集权性质和农业立国的相似性而界定的“中古”，避开了因我国历史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社会性质定名的问题。漫长的“中古”跨度非常大，这超越2000年的历史虽有其同一性，但内部也存在阶段性的巨大区别。“古风”与“古典”家具就是因中古历史发展中巨大的转折，前后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体系，服务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要求。

我国历史的宏观特征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希腊模式”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在国家统一性方面卓越的能力［6］。杨师群先生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也提出了中国古史走的是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第二，中国历史与其他人类历史一样，有从低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高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客观趋势。台湾学者葛金芳就提出“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7］141。这两个特点共同发生的作用，就是“中古”广受关注的转折点——“唐宋变革”。

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在20世纪前30年提出“唐宋变革期”的研究观点，曾引发我国国史研究的激烈讨论。钱穆、漆侠等对“变革”多加认可，其他更多学者则是将其柔化为“转型期”。无论怎样都是承认“中古”存在前后显著区别并深刻影响后世的过渡时期。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如果承认“变革”，那就一定要有社会性质整体的变迁，这正是京都学派“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观点的立论基础［7］128。这种判断无疑受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即革命性的转变通常要打破一种稳定、建立新的稳定和新的社会性质。但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即历史发育的早熟，使国家性质和思想体系异常稳定。这一判断不能简单运用在中国历史上由此美国学者赫若贝（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等就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型来研究，认为唐宋之变，不具备社会性质改变的特征。

我国造物领域也具有一样的稳定性质，“古风”家具表现出特别耐久的性格，直到“唐宋变革”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的巨大积累后，才顺应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要求彻底放弃了“古风”。这是因为中国先秦时期建立的思想体系具有“整体模式”的特征（此观点见笔者的论文《探究中国古建筑整体模式问题》［8］，本书第四章也会分析），其最显著的能力为自我调节、内部转换和相对稳定。

“唐宋变革”给本土原生文化带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这与欧洲“文艺复兴”具有历史的相似性，在内涵上也都带有很强的创新内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现象占主导地位，“其一是统一王朝和异族的交接，另一个是宗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冲突。”［9］前者促使本土文化发现自身思想信仰的优势和独特性，后者事关国家成长中生存结构的合理性，两者的互动最终产生了从国家管理架构到生活风俗各级的重构。宋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必然下呈现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思想体系的快速发展。相应地，“古风”家具因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特点而彻底蜕变。

所以说，在中古历史的转折点，即唐宋间，传统家具的最大转型也随之发生。这一次转型是将中国人思想和造物的智慧做了一次集中的释放。汉宝德先生曾归纳我国造物逻辑为人肢体的延伸，能够以简单的棒状构件，通过一定的逻辑量化成复杂的整体。这种使我国建筑具有强烈的自然有机属性的方式，在家具低矮、使用受限的“古风”时代很难发挥，而宋代高型家具因突破了这些限制而迅速发展。

二 其他历史学的启示

中国家具的发展始终内涵了本土特殊的自然观念、等级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唐开军的研究认为“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受到政教思想、建筑形制、社会现状三大因素的影响。”［10］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中国特定的地理气候所濡养成的区域文化特性及其变迁，也应该纳入家具风格变迁的轨道。笔者的研究也受到前辈学者在我国气候、地理、社会政治文化等历史研究的启发，其中与“古风”到“古典”转型有密切关系的内容陈述如下：

1 气候学、地理学的启示

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分阶段的重要观点［11］。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在气候上整体呈现温暖期越来越短而寒冷期越来越长的特点。

文明史早期气候温和，竹类的分布沿黄河流域延展到东部沿海，使竹材质的利用在包括中原地区的比较广泛的范围里成熟了［12］。与此形成重要关联的是席坐方式以及相关家具的形制特征，这使得竹制造物文化不仅成为“古风”家具的重要组成，也影响了后世高型家具的形制和构件。

先秦时期楚文化造物优势突出，又在汉朝得到发挥和提高，形成“古风”家具造物的主流特点，也成为后世家具发展最重要的内在力量。其最吸引人的特征是将功用、耐腐朽、美观结合一体，具有善于变通、善于搭配的设计思维，这在楚墓出土的家具上有所体现，如漆木床上配用的竹屉、竹栏杆［13］，原因绝不仅仅是“楚地气候炎热，竹器比较清凉和透气”［13］，而是其在用材能力、构造能力、功能与风格的结合上确实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优势。

汉朝开始的降温过程在4世纪中达到顶点，持续了5个世纪以上。这不仅使竹类分布退到了长江流域，也使外族侵入迫使中原汉文化向南迁移，“古风”家具从存在条件到形制上都受到巨大冲击，表现出至少以下几点：①席坐传统逐渐由床榻坐代替。②竹、木兼有的“古风”家具经验在中原地区由以木制为主流的家具体系吸收并发展。③中原地区的原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家具形制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的可能；原中原地区的造物特征向南侵染，与长江流域及以南文化汇集并发展。

气候变迁使席坐传统逐渐失去了物质支持，席坐起居的舒适度降低，同时外来文化介入，使得“古风”动摇。我国家具史从此告别了严格意义上的“古风”，不过“古风”家具的影响长期存在，在南方，席坐的遗传逐渐演化成木制家具的软屉坐面。

气候变迁以历史积淀的不同方式促进了我国南、北方文化差异的加大和固定，也必然影响风俗及造物。本土核心文化南迁使南方文化快速增长，《南史》、《景定建康志》、《梁书》等文献印证了南朝的繁荣，其中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商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经济模式。建康城“城中有四个市。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出现了专业市场，如谷市、牛马市、纱市、盐市、花市等。”①齐朝皇帝还曾经“又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②商业发达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与南方享乐主义的文化特点共同作用，带来各种形制突破与僭越的现象，也促进了家具领域的文化混合。

南北差异在隋唐时期相对缓和，气候回暖的唐代渐渐向多元经济发展，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生活风俗中更舒适、更高效的取向使得“席坐”这种压抑、低效率的起居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席坐”的渐弱到消亡随着高坐起居的发展普及而成为必然。北宋中期开始的降温在物质条件上加快推进了高型家具的使用，这次降温在12世纪达到顶峰［11］，所以高型家具发展不因气候而发生却因气候的影响而日益稳固（图1-1）。

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提出中国五千年间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1］。这些时期不仅显著影响着历史朝代变迁，也使我国文化性质逐渐改变，主要是促使了本土思想体系的早熟、转化、复兴的过程。特别是第二寒冷期使北方匈奴、鲜卑、拓跋、氐、羌、羯等民族发起对中原的资源争夺，连带外来宗教与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碰撞，致使传统文化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总体来讲，由于温暖期越来越短，我国历史宏观上具有本土文化重心逐步南移、商业经济力量渐渐上升、文化性质多元化等趋势。

在气候变迁致使南、北方文化差异扩大的基础上，区域地理特征对我国家具造物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影响。李约瑟博士描述中国地理为：“有一种复杂的群山山脉网把许多比较平坦的地区分开”［14］，也就是虽有两大河流体系沟通东西，但是却经由山脉的阻碍形成相异的文化区域。

北宋东京汴梁（今开封市）平原沃野、四通八达，拥有历唐、五代形成的优势，开封有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以通漕运，汴连通黄淮，尤其是东京的命脉。北宋西界为河陇、秦岭、巴蜀，山高势险，划分了东、南侧肥沃的汉中、成都平原和西、北侧贫瘠之地。而西南滇黔高原地远难治，宋以大渡河为界弃滇为一方大理国。所以说北宋基本上已将最具发展优势的土地都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宋室南迁后是以淮河秦岭为界与金南北分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了临安，依赖两浙的物产和秦岭淮河的障碍得以偏安一方。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的南端，长江流域土地开发和港岸优势自然成为南宋文化发展的基础。这里五代时期在吴越国君钱镠（852—932）的治理下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都得到礼遇、产生融合，这对南宋的经济发展和造物创新有良好的影响。

许多地理学家如侯仁之、谭其骧先生等，都非常重视区域差异和区域人文的整体结构。具有一致性的区域不仅是空间结构上的，更是资源环境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15］。

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利于发展农业。“黄土的保墒能力使得人们能在雨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14］传统小农经济上千年的发展，形成北方自足、保守、忠诚、稳重的文化特征。犍陀罗式的佛教文化在公元初到二世纪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我国，与西北异域民族势力南侵的历史形成呼应，造成中原文化南迁。但古风家具的动摇未能快速地产生新型的起居和家具体系，其主要原因正是北方中原地域本土核心文化深厚的根基作用。这些特点发展到北宋表现得更加务实，虽然上层家具依然追求华美复杂的形制，但整体来说，高型家具具有追求实用、节俭、理性的趋向。随着北宋社会生活向舒适高效的方向发展，高型家具的普及在中原地区成为必然。北宋民间家具虽然形制较为粗朴简放，但搭配关系严谨有度，带有重礼内敛的内在性格。

南方造物对汉代造物文化的保存更好，相较于北方明显趋于细腻、灵巧、温婉。北宋期间南北交流顺畅，到北宋晚期中原地区的上层家具已经出现了纤美、华丽的制作。宋室南迁后，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再次得到与中原文化充分融合、发展自身优势的机会。首先是对细节的追求，这满足并提升了生活享受和家具价值感；其次是制造业的优势得到完全的显现；再有就是融合了北方的务实和南方的灵巧，使造物的内涵得到提高。

我国土地开发的过程从黄河流域的解池、伊洛到关中平原，再扩展到中州大平原以至北方各区域，然后是吴越震泽和南宋才成熟的湖广盆地，这个漫长过程与我国本土核心文化的逐渐南移形成关联，又与日益发达的水路商贸互相促进。这使得高型家具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类型逐渐多样、形制不断丰富，由南北差异发展到融会贯通。

2 宋代新政治、新文化的启示

宋代大力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文人官僚体系，对皇帝集权形成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同盟，完成了“唐宋变革”政治上的任务，促进了社会进步。新政治体现在重视以国家管理强国而非以武力强国，但文强武弱、强干弱枝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7］129。阿诺德·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阐述了大国为维护中央集权而承受的巨大的边戎压力，这也是宋代颇具活力的新政治下“三冗”难题的根源［7］129。为此，宋代大力促进社会农商并重的发展，借重于新兴的平民文人官僚集团（后文简称“新兴官僚集团”）。这个新兴官僚集团主体来自平民，关注社会民生，以创造和维护文化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具有显著的优点。

（1）务实进取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明确提出了15英寸等雨线与中国历史的密切关系，《亚洲史》作者罗兹·墨菲对亚洲季风的关注也出于相同视角，因为15英寸等雨线正好就是亚洲季风的自然边界，其东南、西北两侧，正是历史上内外势力互斥的地区。北宋时采取比这条中原安全的敏感线更向南设定边界的办法，可以说迫于无奈，不过确实获得了在自然条件下最有利于生存的土地板块。李约瑟就认为宋代为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采取了“聪明而简洁的战略”［14］（图1-2）。

宋朝上层主动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经筵制度［16］。在增强国家集权与官僚管理、提高统治者的素质和正确决策方面，表现出务实积极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新兴官僚集团以农业、工商业并重的经济发展方式增长国家税收，积极解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各项问题。北宋中叶“租佃制生产关系完全契约化，是这一时期重大变革的一个方面。”［17］这使土地的利用率、生产者的能动性都大大提高。此外，地方官员引进推广高效农作物、重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注重水利设施的维护和兴建，蒙文通先生考证宋代农田产量比唐代多4/3倍。农业的结构性调整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化，工商业成长为国家两大支柱之一。新政策还使禁榷制度所具有的明显弊端得到降低，工商业者拥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市场自主运行成分也逐步增加。

（2）关心社会民生与文化创新

宋代的繁荣“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18］大量历史记载展现了“新兴官僚集团”在寻求国力增长和文化发展上付出的巨大努力。王安石变法之前有“庆历新政”，之后有“孝宗之治”，都是以政治变革带动社会经济、阶层结构、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发展的例子。《梦粱录》有道：“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也。”［19］表明宋代官府在“差雇”上尊重并引导市场的合理化。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斐然的成就是来自“复古运动和对原点真理的追溯”［7］136，这一文化创新的特征，不仅是“唐宋变革”孕育的本土原生文化复兴的努力，也是因新政治所具有的超越传统、服务现实的特点。

因此，宋代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包括厢坊制的城市肌理，专门的城市户口出现；中小经济型城市以草市、镇市为基础沿水路发展扩张；海外商贸成就的国际型经济城市。北宋城市很快突破了在唐末已经开始松动的“坊市”制，而且“市”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构建出商业繁荣的新城市形态。“坊廓户”于真宗天僖三年（1019年）在洛阳出现，并根据各户财产状况分十个等级［20］，充分说明城市非农户口（工商业者为主）的规模。宋代沿水路发达的城市数量不在少数，运河连接的主要城市都有较大的发展。此外，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海外贸易开始后，宋代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文化和贸易交往，形成一种使国家政府获利颇丰的商业业态。

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市民生活的繁荣和品质的提高。因此，北宋家具类型的阶层象征性开始逐渐弱化，转而向生活用品和商品性质靠拢。高型家具原本是上层社会具有身份象征的物品，可条凳、酒桌到北宋中期以后渐成为市井间常见的什物。交椅、靠背椅等工艺要求更高的家具，其使用者也从上层向中层发展，尤其是靠背椅，在北宋考古资料中经常出现，作为中上层家居中厅堂配置常见的类型。因此，社会中下层的趣味影响日益加大［7］136，促使宋代物质文化增长加快，激励手工业空前发展（图1-3）。

宋代文化的发展直接导致民间各种手艺“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古之工居民之一，今之工居民之百”。劳动者的趋势近利，使家具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这一趋势尤其为南方造物优势的体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有宋代著名梓人为例。唐代的著名梓人大匠以山西、陕西、河东人多见，而宋代安徽两浙的人士逐渐增多。北宋最著名的都料匠喻皓就是杭州人，苏州丁谓、杭州喻皓等人的“绝巧、机敏”，代表了苏浙一代匠人的特点，后世出自江苏吴县的名匠就更多［21］。著名匠人来源的地域变化，说明南方造物文化与工商业发展结合的特点。

3 宋代新审美内涵的发展

哈贝马斯曾以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解释社会进化的动力，认为是生产力领域、道德观领域、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社会共识的共同作用形成人类社会学习并进化的动力，其中“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22］。宋代是一个志在谋求国家政治改革、文化进步的新王朝，它在道德规范、思想理论上的要求甚至更加迫切，同时这也是“新兴官僚集团”生存的依据。

宋代积极地重建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观，是以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结合法家思想的国家管理方法、道家思想的生存观和自然观以及佛家的哲学思辨而产生的新思想体系。其中，道家不仅因“政治轰动因素”［14］而受到推崇和重视，而且与佛教一起弥补了儒家思想缺乏宇宙论和哲学思辨［14］的缺点。宋代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更完善的有机自然主义，在人与万物一体化的基础上思考伦理和事物发展的各种问题［14］，这种有机的理性思想使宋代成为中国科学史和技术史的主要关键期［14］。

西方伦理道德观中，始终将人的构成性质分解为两种对立的要素——社会人维度和自然人维度。而我国儒家思想在社会性和个体自由性（个体人性）之间加进了第三种维度——血缘关系。第三种维度通过沟通社会性和个体人性以加强人的生存能力，所以笔者称之为“生存理性”，血缘关系是“生存理性”最基本也是最易于理解的部分。宋代新思想体系是对儒家思想的完形发展，是有机自然主义的提升，所以对上述三性平衡的追求更加强烈，表现在审美观的深化发展上，就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隐逸文化”的成熟（图1-4）。

王毅先生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中描述“‘隐逸文化’不断充实和完善……形成包括园林、诗文、绘画、品茗、饮食、琴棋、谈玄、斗禅、渔稼、游赏、讲学著述、收藏品鉴……直到生病养懒这样一个十分庞大，然而又高度统一的文化体系。”［23］可见“隐逸文化”不仅能调节人性平衡，还保证了士人的社会作用的发挥，它包含大量艺术和造物内容，是社会审美观的最佳载体。宋代的新士人体系，承担新政治下的巨大责任，“隐逸文化”因而更加快速地发展，形成“隐逸文化”与宋代建筑的园囿化发展相呼应的状态，表现出成熟、自然、洒脱的特点。表1-1对历史不同阶段造物审美与“隐逸文化”的发展做了比照，两者间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联。

注释

① 参见http://www.edu24ol.com/web_news/html/2008-9/2008917145314431.html相关内容。

② 参见《南史》（卷五）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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