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风”与“古典”在家具研究中的所指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没有古风家具、古典家具的词条，这是因为这两个名词是对一段时间内家具共性的描述，而非指称某一种特定风格的家具，所以难以界定。该辞典家具卷第四条是“古典园林家具”，解释为“明清时期，产生于苏州古典园林发展中形成起来的一种家具类型。”进一步的解释为“反映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集中地体现了‘明式家具’的优秀水平。”［1］这段解释说明三点：一是“古典”二字关注的不仅是时间范畴，还有思想观念和艺术情趣；二是此类家具常常依托古典园林环境；三是“明式”家具为古典的代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狭义的古典家具究竟有什么核心特征？“明式”之前“古典”家具是什么状态？为何这类家具常常依托园林表现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趣？

根据我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发展特征，笔者将传统家具的主要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风”、“古典”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依据的是家具的使用方式、功能、形制、审美内涵等因素的同一性。我国中古时期在外来文化深刻影响前形成的建筑、室内及家具，具有统一的文化内涵，是本土原生文化的产物。这一时期，家具系统受礼制约束为主，发展不完整，以“古风”称之。外来文化在六朝时期及以后形成巨大影响，社会人文与思想都发生转变，由此生活起居和家具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此阶段表现出混杂融合的创新，不过“古风”在民间依然是主流方式。到“唐宋变革”时期，社会发生巨变，进而宋代造物领域快速发展的结果是高型家具由普及到成熟，“古风”被剥离出历史，最终“古典”家具诞生。

以三个阶段家具的使用方式来看，前面两个阶段在起居单中心、等级象征和审美判断上具有密切的联系，与第三阶段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起居单中心的概念是与高型家具普及过程中建立的起居双中心对比而产生的。在“古风”到“过渡”阶段，生活起居围绕席或床榻完成，餐饮、议事、会客、睡觉可以都在一处，使用同类家具完成各种不同行为和空间功能。而高型家具的普及产生了明显的内外之别，内室以床榻、盆架等组合，承担休憩、睡眠等功能，而外室以一桌二椅的标准配置为代表，服务于会客、餐饮等家庭成员的共同活动。

其次，前面两个阶段家具以类型来表达阶层象征性，“古风”阶段尤为严谨。家具的类型少，除了席子是必须有的家具外，几、案、俎、扆、箱等都根据等级的要求配置，比如屏风、几案的使用有明确的地位象征性。“过渡”阶段家具类型在上层内部虽然有所放开，但在民间依然有很大的限制。而“古典”时期家具虽然也具有阶层象征功能，但主要不以类型而是以形制来表现，比如靠背椅、屏风、几案的运用都很广泛，只是形制有繁简规格之别，以显示阶层的差异。

最后，“古典”家具的审美判断包含了世俗化的内容，表现出务实理性、追求文人情趣的特点，这与前两个阶段以贵族审美为核心的特点明显不同。唐宋变革以后，社会结构调整，文人地位上升,社会中层成长，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引导阶层。另外，平民对家具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影响了家具审美内涵的变化。

所以，可以将家具历史的前面两个阶段视为广义的“古风”，其中第一阶段是严格意义上的“古风”，而第三阶段的家具就归为“古典”。本书研究将广义的“古风”作为“古典”的基础，尤其是“过渡”时期的家具演化对“古典”有深刻的影响。过渡期也可以称为床榻坐时代，趺坐方式渐渐成为主流，家具类型也有所增加，床榻代替席成为起居中心，家具加工能力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以大型的壸门家具为代表，各种家具装饰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为高型家具和垂足坐起居的普及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毋庸置疑，“明式”是中国古典家具最具代表性的风格，但同时“明式”并非“古典”家具的全部。笔者依据“古典”家具与广义“古风”家具的重要区别，设定“古典”家具除形制特征以外的几项核心特征，作为本书对“古典”家具研究的基石：

（1）“古典”家具类型完整丰富，服务于起居双中心和垂足坐。

（2）“古典”家具等级象征依赖形制而非类型。

（3）“古典”家具的功能、技术、美学各要素协调统一，关注生活效能的提高，带有社会世俗化、商业化的倾向。

（4）“古典”家具的审美内涵以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为主导。

我国的造物智慧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有机自然主义思想和对人性平衡的追求， 古典家具形制虽然与“古风”时期区别很大，但在思想传承和造物逻辑上有密切的联系，都能体现这一智慧。

二 本书研究方法

研究家具需要在整理社会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家具在生活风俗、制造行业、商业市场等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同时代的不同地区家具形制进行对比研究，才能理清家具演化的内因、外因以及发展途径。所以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对比研究方法，对比的对象有纵向和横向两种，都包含对家具形制的差异和联系的研究。

西方史学界一直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提出质疑，凡是没有考古证据的历史就很难被接受［2］。但是考古的证据，无法排除其历史的偶然性。因此，发现的文物只能代表物质文化的极小一部分，而极小一部分中的大部分还是古代上层生活的物品。中国对古代文献的质疑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文献怀疑论推动下于20世纪后期达到高潮。疑古精神虽然可以提高历史研究的严谨度，但是全盘的怀疑论也具有极端和缺乏理性分析的性质。

因此，本书还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关注的领域包含纵向的（思想观念、演化时态）和横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对外交流等）两方面。法国年鉴学派所运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借助历史人类学关注观念、心态、欲望、习俗、风气、行为的视角来建构历史的真实。作为世界史学界影响巨大的学派，它的基本原则是“总体史观”，强调广泛研究而不是受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的信息，是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展开的综合研究的方法［3］。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家李济先生也鼓励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认为应该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与假说结合，才能做到尊重历史逻辑、摒弃主观臆断的整体史观。西方学者在对西方家具史研究中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家具设计及风格的范畴，史学家非常重视的方面有：家具生产的经济背景，家具的使用情况，家具工场的组织系统，家具制作的劳动分工，设计、工艺流程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联系，国际交流的因素，社会变革的影响，家具市场的运作系统，家具生产条件的进化情况，家具行业的师徒传承系统等［4］。宋代考古证据比较丰富，但同样存在举证有限的问题。所以本书也将在总体史观的引领下，遵循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与假说结合的方法，以求尽可能防止主观臆断，而建构家具演化历史的系统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