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家具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始自对明代硬木家具的赏鉴。其先驱者，有在杨耀先生帮助下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他已经从社会政治、思想、建筑、材料等不同方面分析了明式家具的成因。还有王世襄、杨耀、朱家溍、李宗山等各位先生，他们阅古览经，寻访实测，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分类、断代及界定名词、术语的大量工作。还有美国学者乔治·纪慈（George Kates），他1948年出版了名为《中国家用家具》的专著，所收家具实例已经超过硬木家具的范畴，包括许多漆木家具和柴木家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复兴祖国文化和古典家具收藏热的推动下，研究古家具的学者和研究文献迅速增多，侧重则各不相同：有按朝代阐述数千年家具流变的，如王富瑞、胡文彦、刘森林、阮长江、林东阳、李宗山、胡德生、蒋绿荷、朱方诚、娄军委、唐开军等；有详尽分析明式家具造型、结构、工艺、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如王世襄、杨耀、陈增弼、阎纪林、张帝树、许柏呜、余继明、刘曦卉、王叶等；有钻研中国传统家具的装饰图案和手法并归纳整理其演变过程的，如吕九芳、林东阳、马涛、行淑敏、唐彩云等；有专注于清式家具的风格与特征，分析区域风格成因及发展过程的，如张炳晨、淮安国、侯林辉、陈立未等；有潜心于少数民族家具特点及其与明式家具关系的，如李德炳、蒋绿荷、张瑞、张远群、邹联付、袁哲等；有探索中国古典家具与西方家具历史关系的，如方海、周浩明、王美艳等；有追问中国早期古典家具特点和文化渊源的，如张十庆、邵晓峰、聂菲、张彬渊、薜坤、蒋正清、叶德辉等；有分析家具艺术与其他艺术相关性的，如李伟华、许柏鸣、徐永吉、刘颖睿、王树良等。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具和古典家具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进入了十分活跃、成果倍出的时期。

被王世襄先生推崇为中国家具巅峰作品的明式家具，具有造型简练、线条刚毅、比例匀称、结构严谨、灵巧慧智、坚固耐用、风度翩翩的优秀品质，其科学性和艺术性，都已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可，几乎每篇涉及明式家具的文章也都会提及。但这些古典家具最令人注目的品质，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一直承认明式家具继承了宋代家具的优良传统，也赞美宋代家具新颖、挺秀、雅洁。但“明式”和“宋代”家具究竟有何不同？宋代家具的形制特点有哪些？这些特点是什么时间如何形成的？又究竟有哪些特点被“明式”传承？ 这些问题因种种原因而没被深入深究。

宋代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很多，宋代经济、城市、生活巨大的发展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到住宅各级空间的发展，园林的兴盛，对外贸易、国际交流与市场繁荣的彼此呼应，各阶层对高型家具的认可和需求增长，以及家具制造成套化和批量化的倾向等等。在前辈学者中，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就将宋朝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认为其时代的教育、经学、科技、史学、词作散文等项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

但“古典家具”的诞生依然是模糊的。现存实物数量极少是主要的原因，对文献资料的逻辑整理也还并不全面。因此，现有的对宋代家具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

一 “古典家具”界分的问题

我国的低坐传统长达几千年，不少学者认为传统席坐是因东汉西方“胡床”的传入而发生变化。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有矛盾。因为“胡床”传入后其基于8 根直材的造型与结构，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变化。史料显示“胡床”的普遍使用在于其便于携带，宋代陶谷的《清异录》称其“转缩须臾，重不数斤”，所以它对建筑和室内空间的功能、布局都影响甚微。与此相对的是佛教传入时带入的西方家具与中国传统建造方式结合而产生的混合风格家具频频出现。这显示源于宗教信仰领域的影响更有可能改变中国立足于礼制的传统习俗。所以说我国家具从“古风”向“古典”形制的逐步转化，以及“古典家具”出现的时间节点还需要研究和界分。

二 起居方式的转化与定型问题

隋唐时期，古人还未离开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生活方式，垂足而坐的高足家具种类发展不平衡，形体和构造也处于过渡时期①。从汉末到北宋中期，传统的低型家具体现了长久的生命力。它和高型家具的混用使人们的起居方式变化得很微妙，以至于低型家具从来就没有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过。有学者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依据论高坐起居方式成为主导的时间，而这种推断由邵晓峰著文明确提出了质疑，除了画作年代本身的诸多疑点，仅以一画而论断也确实依据不足。《宋史》的记载，说明北宋初期传统低坐的起居方式在宫廷内仍相当普遍；《太平御览》卷中关于家具的条目只有屏风、步障、承尘、囊、床、榻、胡床、几、案、箱等，并未出现桌、椅，与高坐家具有关的只有“胡床”；再对照《清明上河图》中出现最多的桌、凳，与《鲁班经匠家镜》所述的一字桌式、板凳式、杌子式的形制相当。可见广泛的垂足起居和高坐家具的普及应该在北宋末年。这样看来，高型家具的成熟乃至于古典家具的出现，必定与起居生活方式的衍化密不可分。家具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清楚回答起居风俗转型问题。席坐方式、趺坐方式这两种源于礼法、宗教的起居方式，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是很强的，因此要探明垂足坐的普及，还要对群体意识、建筑形制的变化做相应的研究。

三 家具制造工具、制造技术的进步与制造业的发展状态等问题

中国古代制作技术由工匠代代相传，口口相授，很少有专门的著述。作为家具制造者的手工艺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其人生自由直到宋代才得到局部解放。因此，家具设计和制作一直未能得到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清明上河图》中条凳和半桌协调成套，且形成较明显的侧脚形式，显示当时的高型家具与建筑的大木作技术关系很大；辽、宋、金的墓葬考古，从砖雕壁画到家具实物，都显示出高型家具制造的日益发达；而北宋留下的绘画更说明家具制造有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新技术支撑。宋代究竟发生什么样的技术革新和进步？宋代家具制造者与家具发展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也都需要给出解答。

四 宋代家具形制特征与风格问题

现存北宋末年的绘画显示了和前代家具不同的造型和审美品格，南宋绘画中家具的形制多样、装饰华丽，桌案的束腰、券口牙子、腿和足雕刻的文饰大幅度增加。张十庆先生在《关于宋式弯腿带托泥供案》中提及镰仓与京都（日本中世宋风禅寺的主要基地）禅寺形态及家具形制都忠实模仿南宋江南禅寺作法，其宋式供案皆为翘头案，雕饰尤其丰富和精美,是历代供案形制中最精美的。另外，公元1180 年成画的《大理国梵像卷》中所绘家具约68件，包括禅椅、几、案、榻、屏风、交椅、凳等诸多家具，也表现了与宋代家具深刻的关联。这一类说明了两宋家具形制发展和区别的证据有不少，展现了宋代家具重大的形制转化的运动和潮流。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家具形制与风格究竟如何呢？另外，还必须关注的是唐宋间建筑大木作的成熟化，《营造法式》标志着建筑的“古典”阶段，而高型家具的结构逻辑与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大木作的发展对家具框架结构发展的影响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目前对宋代家具的研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家具的形制、制造、风格、演化等问题。本书将宋代确定为中国传统家具从“古风”转型成为“古典”的关键时期，尝试深入研究的有以下几方面：

（1）根据我国木工制作的基本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大局初定②，而汉墓画像石、中唐壁画上都出现过高足案形象，所以笔者认为高型家具的形制并非是受形式理解和制造方法的局限而进展缓慢，而是使用者需不需要、采不采纳的问题，这包括家具的使用功能、认知象征性和审美体验等方面的转化。高型家具究竟依据哪些条件才得以快速发展并成熟？本书会提出相应观点。

（2）家具是内含于建筑并共同为生活起居服务的，所以本书将家具与建筑布局、生活起居共同考量，回答宋代家具的配置如何适应起居方式，以及这种转变与建筑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

（3）对宋代有代表性的家具类型的形制进行研究，并对比明式家具与宋代家具形制的异同。宋代高型家具形制有自身的特征，对明式家具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两者间的辨异将回答“古典”家具发展前、中期的风格界定问题，本书也将依据此项研究提出“宋式”家具的概念。

（4）宋朝在我国历史上独具特色，其文人组成的新型官僚集团管理体制、理学的格物致知、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艺术审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农商社会，都深刻影响了宋及以后的社会伦理和风俗文化，本书将就以上这些社会因素对高型家具的影响做剖析。

（5）对宋代家具研究而言，我国民间木工营造专著《鲁班经》，明人编撰的《三才图会》、《古今事物考》，保存于《梦溪笔谈》的宋人喻皓所著《木经》中的少量资料，宋太常博士聂崇义撰《三礼图》，金元间薛景石图文互释的《梓人遗制》以及流传至今的《燕几图》，都是弥足珍贵的。尤其《燕几图》可以说是留存至今唯一的宋代专门的家具书籍，而且相当完整，与后世明代戈汕编成的《蝶几图》颇有渊源。本书对《燕几图》做进一步研究，也以此与《蝶几图》进行比较。

（6）我国古典家具既有豪放、率真、自然的审美内蕴，也有华丽、细腻、讲究法度的审美追求，这种矛盾的共生共荣，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胡德生先生曾提出中华艺术有一种从未消失的抽象性和写意情结的混沌之美，华美、朴素两种美学理念，始终互相借鉴又保持其独有特质，交叉又平行发展③。本书也将对“古典”家具审美结构的形成进行一定的研究。

以上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笔者深感所学有限，因此仅将研究的重点锁定在“古风”家具向“古典”转型的时机和原因、“古典”成型的过程和特征这几方面。

注释

① 叶德辉，王斌辉.中国传统家具造型变化与文化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69.

② 林寿晋.战国细木工榫接合工艺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③ 胡德生.明清宫廷家具二十四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