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博登海默比霍尔更强调法的价值
比较一下美国综合法学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是一件有趣并有意义的事情：博登海默是德裔美国学者，霍尔是美国本土学者；博登海默1933年从德国到了美国，霍尔1935年出版其处女作；博登海默1937年完成其美国法律学位，霍尔1938年出版其法理学方面的处女作；博登海默曾任美国政治和法律哲学学会副主席，而霍尔曾同时兼任美国政治和法律哲学学会主席及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主席；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霍尔则获得了台湾地区的中国研究院(The China Academy)注599的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注600博登海默是“综合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尔则是“综合法学”派的首倡者和领军人物。上述区别也许部分解释了博登海默虽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影响巨大，但在美国法学界和法律界影响不明显的现象。
前述博登海默四位同事的纪念文章提到，“1933年，在他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并出版博士论文后，德国纳粹使他丧失了从事法律实务的机会，促使他移民到美国”。了解了博氏的这种经历，阅读其写于1940年《法理学》的“前言”就会感触良多：
我们生活在基本的文明价值正在受到挑战和攻击的时代，某些意识形态宣称，权力和武力在历史和人类社会生活上是唯一的强有力的因素。人被视为像一种动物一样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的东西。这些意识形态贬低并且污蔑理性作为人类社会调整的力量几乎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现代的对理性的攻击同时是对法律的攻击。法律主要是一种理性的规定。它企图解决在社会生活上内在的冲突，不采取随心所欲的武力、横暴或者恐怖手段，而是采取一种有序的与和平的方法调整个体的或者群体的合理要求。法律体制体现着那些价值，它们同当时的人类文明大大共存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法律面临的挑战是再考察这种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性。在实证主义时代的法理学已经把法律视为当然并且只是考察它的形式。今天，当法律作为文明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处在双重危机时，我们指望不上昂贵的实证法学。当我们仅关注法律的形式(原文注)时，我们不能够察觉权力国家与法治国家区别。例如，在希特勒的德国，这个典型的权力国家每日发布的法律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来得多。如果我们作为实证主义者行事，认为法律只是以法规的形式发布的国家的一道命令，那么这个德国就会是一个极好的(原文注)国家。对法律只是从形式看待，就不能答复当代那些集权主义国家的法律为什么处于相当危险的地步这个问题。如果要保存法律，我们就要关注它的内容(原文注)方面。我们要找出，在社会制度中个人、群体和政府之间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必须怎样分配以便保证法治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
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法理学在今天就再度变得重要了。立法者审查法案，律师协会检讨对立法建议的态度，法官审查法律的合宪性都必须明了有关一般法的性质和作用以便有效履行他们的职责。肩负着维持和保护法律的重任，他们必须有一个有关奠基于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的本质需要和属性的清晰概念。他们必须养成一种能够察觉威胁法律的危险的敏锐感觉，同时努力形成一种在复杂和濒危的文明中坚守社会平衡的方式方法的明智判断。注601
由此，我们才会更加理解上述博氏四位同事文章中的如下叙述：“在1945年纽伦堡战争犯罪审判期间，他作为首席法律顾问杰克逊大法官办公室的成员协助准备起诉文书。他在那里遇到的法理学问题后来成为吸引几代法学院学生的讲座题目。”
正因为第一版是专著，是作者要回答自己的问题，因此其立场更明确、评论更犀利。也因此，我们研究博氏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发展，就不能忽视1940年版的《法理学》。
为了核实这种判断，笔者再次阅读作者的第二版(即1962年版)“前言”：“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对一般法理理论的实质性问题所作的论述，乃是以某种蕴含在我研究法理学问题的进路中的哲学假设和方法论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假设中最基本的一点也许是这也一种观点，即任何法理学专业论著都不应当回避或忽视那些与在人际关系中实现正义有关的重要问题，尽管任何企图用客观的标准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都会遇到困难。我们认为，法律的功能乃在于促进这些人类价值的实现，因此，如果法律理论和法律哲学无视这些人类价值，那么它们肯定是贫乏的、枯燥无味的。”“由于我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多少忽视了法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法律的基本性质及法律秩序所应当追求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进行哲学分析，所以本书的主要内容拟致力于对这一重要的法律思想领域进行讨论。”
作者致中文版前言也是理解作者观点的重要资料：“一些人或许会认为，一个像我这样曾经接受罗马法、日耳曼法和英美法教育的法学家不可能在深层上对中国法律的目标、渊源和方法有所洞悉，因为中国法律是以一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哲学为基础的。然而，我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法律制度是否必须被视为仅是某一特定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反映呢？我以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有关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序列可能会因时因地而不同，这完全取决于一个法律制度在性质上是原始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再者，所有法律制度都主张上述价值应当服从有关公益方面的某些迫切需要的考虑，而赋予公益的范围和内容则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相去甚远。但是，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制度和救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注602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同属综合法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霍尔和博登海默，他们的法理学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博登海默为例，其方法属于综合法学，但在综合法学内部，博氏更强调法的价值。
本书校对过程中意外听到潘先生讲了一段60年前与法律出版社的“缘分”：1954年法律出版社成立不久，潘先生其时正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工作，是学会研究部唯一的研究员。由于当时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不久，工作人员不多，潘先生除了政法学会研究部的工作外，还经常参加学会对外联络部的工作，经常接待各国的法学家代表。作为潘先生同事的汪暄(1952年前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1952年后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任副教授)曾向刚成立的法律出版社建议出版潘先生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时任法律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的陈于彤先生(董老秘书)也认为在当时学习苏联法学一边倒、西方法学译著十分匮乏的背景下，出版较为客观地介绍西方法理学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很有意义，对此建议表示赞同。以潘先生对出版物的认真，如果译著出版，必须对译稿进行全面整理和细致校对，而潘先生当时身兼研究部和对外联络部的工作，有时还参加秘书处的工作，十分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完成整理和校对工作，此事后来也就拖了下来。没想到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这部译稿只能默默地在躲在箱底沉睡了。笔者为这部译稿出版事曾联系过其他出版社，但都未果，几经周折最终还是与法律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法律出版社经过了1959年保留社名社号并入人民出版社和1980年的独立建制恢复，如今已经经过了六十年风雨。潘先生的译著也在沉睡了几十年后与法律出版社再续前缘。法律学人与法律出版社的这段“奇缘”，不正折射了中国法治道路的一段曲折旅程吗？
作为译作的整理者，笔者有必要在此对整理过程中的编辑事项做一说明：第一，基本保持了完成于1947年的译作原貌；第二，为方便读者，原人名译名按照新华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四版)字典上的规范译名进行了统一；第三，鉴于原稿写于六十多年前，很多语言与现在用法差别较大，征得先生同意，个别用语稍有调整；第四，依照出版社编辑体例对原稿作了适当调整。
受潘先生委托，在此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学术对外合作出版分社朱宁社长和易明群编辑。易明群女士也是《潘汉典法学文集》的责任编辑，近年来一直关注潘先生的学术动态，积极促成了此次出版合作。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联盛比较法基金”提供的出版资助。同门宫楠、刘吉明、王蓉参与了部分原稿录入或修订稿录入，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潘先生对弟子的信任，全权委托弟子处理译作的整理、出版事宜，对全稿的整理无疑是又一次零距离向老师学习的最佳机会。通过整理和阅读，不仅复习了博登海默《法理学》的邓姬译本，而且重温了沈宗灵老师和吕世伦老师的著述，真正是“再沐师恩”，受益终生。
2014年4月20日初稿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14年7月24日定稿于北京三元桥畔寓所
注1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特聘博导，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北京市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顾问。
注2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3 原文载《美国比较法杂志》1991年第4期，第657~659页。
注4 Timasheff,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1939)，p.172.
注5 Hobbes，Leviathan, ed.by Waller(1904)，PartⅠ,Chaps.10，14; Spinoza，Tractatus theological-politicus，transl.by Elwes (1895)，Chap.16; 请比较后文第二十四节。
注6 Emerson，“Power”，Complete Works (1884)，Vol.Ⅳ，p.55.
注7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transl.by Ludovici，Complete Works，ed.by O.Levy(1924),Vol.XV.
注8 Ward，Dynamic Sociology，2d ed.(1897)，Vol.Ⅰ，pp.34ff.，503ff.
注9 Russell，Power(1938)，pp.12-15.罗素在他各部书中成功地利用现代物理学的成就去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现代物理学使我们的世界图景发生几乎革命性的修改，此举对于哲学和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势必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10 Timashell，前揭书，pp.171-244; Horvádu，Rechtssoziologie (1934)，pp.198ff。
注11 Montesquieu，De l'Esprit des lois (1748),Bk.Ⅺ，Chap.4.
注12 贾西(Jászi)对于关于各种无政府主义教义作了很好的综合描述，“Anarchism,”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Vol.Ⅱ,p.46;另参阅Merriam and Barnes，Histor of Political Theories(Recent Times)(1924),pp.197-216。
注13 Spinoza，Tractatus politicus,transl.by Elwes(1895)，Chap.1，Sec.5.
注14 Hobbes，Elements of Law，ed.by Tnnies(1928)，Part I，Chap.14; Leviathan，ed.by Waller(1904)，Part Ⅰ，Chap.13;请参阅后文第二十四节。
注15 请比较Plato,Republic, transl.by Jowett，Bk.VIII,564：“过度自由，不论在国家或个人，显然只有流为过分的奴隶制度。”
注16 1935年6月28日立法，German Official Legal Gazette，1935，Part Ⅰ，p.809。
注17 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说：“德国今日的法律，如同古代的斯巴达一样，是临时立的。在德国没有一个活人有确实的法律保障，因为法律是由领袖们所颁发的命令产生的……今日是合法的，明日可以是非法的，法律比较股票市场的报告不见得来得稳定了。”Nagism: An Assault on Civilization，ed.by Van Paassen and Wise (1934)，p.4.
注18 1934年7月3日立法，German Official Legal Gazette，1934，Part Ⅰ，p.529.洛温斯坦(Loewenstein)在他的论文［“Law in the Third Reich”(1936),Yale law Journal, Vol.45，pp.779ff.,at 811］中说，这条立法是“一个人企图免责所发出来的免责立法并世无双的例子”，请参阅Loewenstein,Hitler's Germany(1939),Sec.2。
注19 Timasheff，前揭书，p.216。
注20 “行为的一般法则”，这个名词同样地适于宗教的和道德的法则以及习惯的法则。这些法则在人类社会初期和法律的法则是不分的。因此，它们在某种程度以内被包括在法律的一般范围以内。至于在发达的文化中，法律和其他行为法则的不同处，请参阅后文第十五节。〖HJ〗
注21 请参阅前文第一节。
注22 那些赞颂权力、搏斗和战争的人们对于法律必然抱着批判的态度。尼采,一位著名权力哲学典型人物，对于法律说过如下的一段话，“从最进步的生物学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了解，法律状态只应该作为例外状态。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它不公正的限制追求权力的真正生活意志。法律状态应听命于生活意志的一般目的，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明白地说，就是成为创造更大权力单位的工具。法律秩序，在想象上认为是独立的和普遍的，不是意志斗争的武器，只是对抗一般斗争的武器，这有点像追随杜林(Dühring)的共产主义方法论，把每人的意志与他人的等视齐观。这实在是对于生命有害的原理，人类的毁灭者与溶解者，对于人类前途的暴行，疲惫的征兆，导向虚妄的隐途。”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l.by Samuel，Complete Works，ed.by O.Levy (1924)，Vol.XIII，p.88.(原注：英译已略有更改)
注23 爱默生说：“权力在承平时代是不存在的；它的活跃是在旧的状态转变到新的状态的时候，在兴风作浪的时候，在投射标的的时候。”“Self-Reliance，”Complete Works (1883)，Vol.Ⅱ，p.69.
注24 参阅Jolowicz,Historical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1932)，pp.53-55; Mommsen,Rmisches Staatsrecht，3d ed.(1887),Vol.II.pp.141-172。
注25 Jhering,The Struggle for Law，transl.by Lalor (1879),p.1.
注26 参阅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sellschaft 2d ed.(1925)，p.9; 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lehre (1922)，pp.190-214。关于解释社会现象的理想型在方法论上的价值请参阅后文第六十节。
注27 Jellinek，System der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e，2d ed.(1905),p.10.关于这个问题另请参阅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l.by Welldon，Bk.V，Chap.10。
注28 只有奴隶所有人自己表示他至高无上的意志时，对于他的奴隶财产才算是法律上的规定。当他违背他的规定时，无论如何，国家是不会过问要保证奴隶“权利的”。
注29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p.390.
注30 在罗马法律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形由立法改正了，它规定保护奴隶以及家人，制止主人或家父专擅运用其权力。请参阅后文第二十一节。
注31 关于这一段话请比较林肯(Lincoln)的一段评论：“因为我不愿做一个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一个主子。这表示我的民主思想。与此相违的，在相违的限度以内，即非民主。”Writings of Abraham Lincoln，ed.by Lapsley (1906)，Vol.Ⅶ，p.389.This remark applies not only to democracy，but also to law.这一评论不仅适用于民主，而且适用于法律。
注32 比如，请参阅Arts.118-121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f Dec.5，1936。
注33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v. Jones and Laughlin Steel Corp.(1937),301 U.S.1,57 Sup.Ct.615.
注34 关于法治政府这个问题在1861年7月4日林肯致国会书中有精到的说明：“一个政府是否必然地要极强以致自己人民的自由受到影响，或者极弱的而不能(维护)自己的生命？”Lincoln，前揭书，Vol.Ⅴ，p.323。
注35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饶有意思的议论见于Paschukanis，Allgemeine Rechtslehre und Marxismus(transl.into German by Hajós,1929)，pp.60ff。
注36 Plato，Laws，transl.by Jowett，Bk.III，680; Maine，Ancient Law，ed.by Pollock (1930)，pp.7，178; note K by Pollock，p.186;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pp.389，392; Vinogradoff,Historical Jurisprudence(1920)，Vol.1，p.345; Koschaker，“Fratriarchat，Hausgemeinschaft und Mutterecht” (1933)，in Zes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N.F.Vol.7.另参阅Aristotles说的，在古代血族中，最长者的俨若君主的政府，Aristotle，Politics，transl.by Welldon，BkⅠ，Chap.2。
注37 Maine,前揭书，p.7。
注38 Pollock and Maitland，History of English Law，2d ed.(1898),Vol.Ⅰ,p.46;Vinogradoff，op.cit，Vol.Ⅰ，p.348.
注39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p.428.
注40 Rappoport，Die maixistische Rechtsauffassung(1927)，p.35.
注41 关于正义的起源，尼采有过如下的一段说话：“正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雅典和米兰的使节们的可怕对话中)所正确理解的，正义的原始是在人们的权力完全相等：这就是说，在那里没有一个明白认为最高的，纠纷是无用的，而且将使双方受到损害，那么谅解并调和两种对立要求的思想才会发生；原来交换的特性就是正义感主要的特性。双方互相满足对方，因为每一方都取得自认为价值比对方为大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获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因此他自己的以及他人所希望的东西也由他人收受作为报答。故此，正义是建基在权力完全相等的假定之上的投桃报李；因此在原始上，复仇是属于正义的领域的，因为它是一种交换，赠予亦是如此。从法律上的自我保全的观点看来，正义的根据自然地是建基在自我主义的一种反省之上：这种反省就是：‘为什么我白白地损害我自己而且我也许到底还不能达到我的目的呢？’。”Human，All Too Human，transl.by Zimmern，Complete Works,ed.By O.Levy (1924)，Vol.Ⅵ，p.90.尼采，在他箴语的开头，明白地征引雅典的和米兰的使节的一段话，其文如下：“你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强者能够要求的，他们一定要求，弱者是必须屈服的，他们只好屈服。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正义只是权力相等的人们的问题。”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Bk.V，Chap.89。
注42 关于部落联盟在一个共同的权威下面成立起来，请参阅Vinogradoff，前揭书，pp.344-369;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p.406; 请比较Plato，Laws，ed.by Bury，Bk.Ⅲ，Chap.2。
注43 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44 同说：Husserl，“Justice” (193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47,pp.271ff.; Pollock，A First Book of Jurisprudence，6th ed.(1929)，p.37;Mackenzie,Outline of Social Philosophy (1918)，p.177; Ward，Applied Sociology (1906)，p.22; Radbruch，Richtsphilsophic，3d ed.(1932)，p.72。
注45 Radbruch，loc.cit .
注46 Nietzsche，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transl.by Ludovici，Complete Works，ed.by O.Levy (1924)，Vol.XVI,p.109.英译已略有变更。
注47 Ward,loc.cit .
注48 Plato，Republic，transl.by Jowett，Bk.Ⅲ，415.
注49 Plato，Republic，transl.by Jowett，Bk.Ⅳ，433.
注50 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1918)，p.149.
注51 Aristotle，Politics，transl.by Welldon，Bk.Ⅲ，Chap.16.
注52 Ibid., Bk.Ⅲ，Chap,11.
注53 Ibid., Chap.12.
注54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l.by Welldon，Bk.V，Chap.6.
注55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l.by Welldon，Bk.V，Chap.7.
注56 Ibid.，Chap.6.
注57 亚里士多德表示，补救的正义要求行为的当事人在行为后所有的(与)其前一样，Ibid.，Chap.7。
注58 前揭书，Bk.Ⅲ，415。
注59 谁监督这些监督者？这是一个大问题。柏拉图企图按照他的理想国的原理，在西西里岛(Sicily)建立一个共和国家，结果失败了，他才明白这项困难。他在后来的著述中便说法治是“第二良好” (second-best)的国家，在它里面，对于真实的人性的说明大有贡献。
注60 Spencer，Justice (1891)，p.46; 请参阅后文第四十九节。
注61 奥斯丁是受到霍布斯和边沁(Bentham)的影响，因为后者亦赞助法律命令说(the imperative of theory of law)。请比较Hobbes，Leviathan，ed.by Waller(1904)，PartⅡ，Chap.26：“法律在种类上不是一种献议而是命令。”另参阅Bentham，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Moral and Legislation，new ed.(1876)，p.330：“任何法律，当完成的时候，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便是一种不强制性的。一条强制的法律就是一个命令。一条不强制的，或者不如说一条非强制的法律，就是强制的法律之全部或一部的撤回。”关于霍布斯和边沁，请参阅后文第二十四节和第二十五节。
注62 奥斯丁：“主权者或最高的立法者，不是直接的便是间接的，是法律的作者；而且一切的法律都是出自同一的渊源。”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4th ed.(1879)，ed.by Campbell，Vol.1，p.270.另比较 Vol.II，p.526.耶林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国家是法律的唯一渊源。Law as Means to an End, transl.by Husic (1913)，p.239。请参阅后文第五十二节。霍兰德持同样的见解，另参阅Holland，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13th ed.(1924)，p.51。
注63 请比较霍布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无论是一个议会或一个人，都是不受Civil Laws的限制的，因为他既然有权力制定和废弃法律，当他欢喜的时候，他可以废弃那些烦扰他的法律，使他免受限制，再制定新的法律；他又是自由如前了。”Hobbes，前揭书,Part Ⅱ，Chap.26.2。边沁说：“最高机关的权威，除非受着明白的约定所限制外，不能够说是有任何可以指定的，或任何确实的约束。如果说，有某些行为他们不能做的，比方说他们某事情违法或无效，或非说他们超越他们的权威、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利，这种说法，无论怎样的普遍，是滥用辞藻。”［A Fragment on Government，ed.by Montague(18911)，p.218.］
注64 Austin，前揭书，Vol.I，p.270.关于奥斯丁另请参阅后文第五十三节。
注65 Ibid.,p.271;请比较also pp.274,283。
注66 自然法学说的历史参阅本书第二编。
注67 Krabbe，The Modern Idea of the State，transl.by Sabine and Shepard (1922)，pp.7，47.克拉比在他的书中一处，否认依照他的学说，法律是优于国家的权力。他说：“存在于国家身上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是同一的。”(Ibid.,p.2)在另一方面，克拉比承认，立法机关制定违反人民正义感的法律的可能性；这种法律他认为是无效的，(Ibid.,p.2)因此，他明显地视法律为优于国家权力的一种力量。关于克拉比学说的正确的解说请参阅Kelsen，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2d ed.(1928),pp.184-191; Vinogradoff，“The Jurisd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in Collected Papers (1928),Vol.Ⅱ，p.359。
注68 Krabbe，前揭书，pp.11,274。
注69 Duguit,Law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l.by H.and F.Laski (1919)，p.51.关于杜骥参请阅后文第三十二节。
注70 Vinogradoff，前揭书，p.360。
注71 本特利：“法律和政府的步伐是齐一的，两者不是异物而是一物，我们不能说法律是政府所生的，倒是我们必须说法律就是政府——同一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说出罢了。当我们谈及政府的时候，我们着重在一群人加在另一群人身上的影响或压力罢了。当我们谈及法律，我们想象的不是影响或压力等作用，只想到活动的地位。”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1908)，p.272.
注72 关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的批判，请参阅后文第五十四节至第五十五节。
注73 Kelsen，前揭书，p.88。
注74 Ibid.，p.191.
注75 吉尔克(Gierke)曾经正确地强调，法律与国家是两个个别的现象，法律不是从国家中生长出来的，国家也不是从法律中生长出来的。［Deutschs Privatrecht，Vol.I(1895)，p.118.］另参阅Gierke，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ransl.by Freyd.(1939)，p.329。曾经被人误认为是奥斯丁学派的耶利内克(Jellinek)知道，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主要地是一个历史的问题。［Allegemains Staatslehre，3d ed.(1922)，p.364ff.］他的著名的学说——法律的效力有赖于国家的自我的限制——仅指现代的立宪国家而言。关于自我限制说，参阅Jellinec，前揭书,pp.367ff.; Cohen，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 (1937).pp.18ff.。
注76 参阅后文第三编。
注77 布鲁克斯：“法律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结果，主权便是这个结果表示它自己所经由的出口。”请比较Brooks Adams，Centralization and the Law(1906)，p.63。
注78 请比较Maine，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 (1888)，Lect.Ⅻ，ⅩⅢ。
注79 奥斯丁，始终一贯地，否认国际法的法律上的特质，并说它是“现实道德”的规范而已。(前揭书,Vol.Ⅰ，p.188。)
注80 参阅前文第十二节。
注81 Austin，前揭书，Vol.Ⅰ，p.265。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奥斯丁说：“每一个邦的主权和联邦所产生的美国的主权是存在于各邦的政府之中而形成一个集合体：意谓国家的政府，不是通常的立法机关，而是指定通常立法的人民机关，而且除联邦外，它就是主权的正当的所有者。”(第268页)
注82 Maine，前揭书,p.359。拉斯基(Laski)比较梅因更加发挥。在他的《主权问题》一书中［(1917)，pp.12,14］说：“我们无论在何处也不能保证某条行为规范能够执行，因为法律有效与否是依赖国民意见而定的，而国民则属于其他团体，对于这些团体，该项规范也许是不利的……除了人们的赞同以外，法律再没有奥援了。”
注83 Main，前揭书，pp.379ff.。
注84 Gray，The Nature and Source of the Law,2d ed.(1921)，p.76; Laski，A Grammar of Politics (1925)，p.49.
注85 参阅Bartlett，“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1921)，Law Quarterly Review，Vol.37，pp.497ff.;Quarles，“The Nature and Limitation of Sovereignty”(1935),Geogetown Law Journey, Vol.24,pp.69ff.。关于这一点，请比较Sec.1 of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of Aug.11，1919，它宣称，“一切主权权力源于人民”。
注86 Bartlett,前揭书，p.506。
注87 请比较Kelsen，Das Promblem der Souvernitt und die Theorie des Vlkerrechts(1920);Allgemeine Staatslehre(1925)，p.106。另参阅Cohen，前揭书，p.72; Coker“The Attack upon State Sovereignty,”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Recent Times，ed.by Merriam and Barnes(1924)，p.98。
注88 关于概括的意见，参阅Coker，“Pluralism”，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Ⅻ，pp.170ff.。
注89 参阅，例如Laski，A Grammar of Politics，pp.59,60。最近，拉斯基已一部分的放弃多元论的观点；但是他仍旧坚持“事实上，由于伦理上的权利和政治上的明智，国家也不过和其他组合一样的，值得我们加入罢了。”“The Crisis i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Law: A Century of Progress(1937)，Vol.Ⅱ，p.13.
注90 Jellinek，op.cit., p.439; Caspary，ber den Souvernittsbegriff des rmischen Rechts;Studi in memoria di Aldo Albertoni (1937)，Vol.Ⅱ，p.411.
注91 在英国，这个发展是有点不同的。英国直至15世纪，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在15世纪，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发展着，它在16世纪再度促成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
注92 详细的历史探究参阅Jellinek，前揭书，p.440ff。
注93 Bodin，De republica(ed.of 1591)，Bk.Ⅰ，Chap.8.
注94 关于自然法是对于Bodin主权者的权力之法律上的限制或仅仅是道德上的限制，一方面参阅Dunning，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Luther to Montesquieu(1905),p.98。另一方面参阅Shepard，“Sovereignty at the crossroads”(1930)，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5，pp.588ff.。另参阅McIlwain论Bodin的话语，“A Fragment on Sovereignty”(193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8，pp.100ff.。
注95 请参阅后文第二十四节。
注96 美国宪法第5条。请比较Gray，前揭书，p.78。
注97 参阅Haines，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Judicial Supremacy，2d ed.(1932)，p.404。
注98 Merriam，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Sovereignty(1900)，p.163; Chisholm v. Georgia (U.S.Supreme Court，1793)，2 Dallas,435.立分的主权说的反讨论：Jellinek，op.cit.,p.502;Wilson，“A Relativistic View of Sovereignty”(1934),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49，pp.386ff.，at 406。
注99 Austin，前揭书，Vol.Ⅰ，p.226。
注100 请比较，例如1919年8月11日公布的德国宪法第4条(失效)规定：“公认之国际法规应视为有拘束力之德国法律规定。”
注101 这是迪金森(Dickinson)为防御主权所陈述的主要辩论。“A Working Theory of Sovereignty”(1927)，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2，pp.524ff.，Vol.43，pp.32ff.，and by McIlwain，op.cit.，p.94。
注102 请参阅后文第二十七节。
注103 可参阅吉尔克，“Recht und Sittlichkeit”(1917)，Logos，Vol.6，pp.228,229; Deutsches Privatrecht (1895),Vol.Ⅰ，p.115; 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d ed.(1932)，p.36; Stammler，Rechtphi losophie, 3d ed.(1928)，p.233; Moór，Macht，Recht，Moral (1922)，p.15; Mayer，Rechtsphi losophie, 2d ed.(1926)，p.46; Del Vecchio，Lezioni di filosofia di diritto, 3d ed.(1937年Del Vecchic 自己的德文译本)pp.244 ff.，256。
注104 Moór，前揭书，pp.15，16。
注105 参阅前文第十五节。
注106 Inst.Ⅰ,3.
注107 Dig.Ⅰ,1,1.
注108 比较Jhering，Der Zweck im Recht，6th ed.(1923)，Vol.Ⅱ，pp.40-42; Del Vecchio，op.cit.，p.251。
注109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古典的自然法学派的意见，参阅后文第二十七节。
注110 请参阅前文第73页。
注111 请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112 这些价值由一群专制的领袖们，深深地烙在德国上面，至于我们和人民公认的情操照应到什么程度便难决定了。参照这种事实，梯马舍夫所云伦理是存在群众的信念之上的，这句话，是值得批评的。［请比较Timasheff，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1939),p.245］某种道德的或伦理的体系可以由权力设定。权力与伦理的混合，如梯马舍夫假定的，并非必然地，使强力体系转变为法律体系。参阅后文第五十九节。
注113 Rder，“Die Untrennbarkeit von Sittlichkeit und Recht”(1935)，Archiv für Rechts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Vol.29，p.29.另参阅Laun，Recht und Sittlichkeit(1935)。
注114 另请参阅后文第二十七节。
注115 Dewey and Tufts，Ethics(1908)，p.467.
注116 Ehrlich，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transl.by Moll(1936)，p.168.拉德布鲁赫在他的《法哲学》(第36页)里引用瑞典诗人奥古斯特·斯特林德博格(August Strindberg)的话语，他指摘人们常常使他们的道德宝典，化为尽量的模糊不清。
注117 Korkunov，General Theory of Law，transl.by Hastings，2d ed.(1922)，p.412; Vinogradoff，“The Problem of Customary Law”，Collected Papers(1928)，Vol.Ⅱ，p.420; Allen，The Law in the Making，2d ed.(1930)，p.104.
注118 参阅后文第四十三节。
注119 Maine，Ancient Law，ed.by Pollock (1930)，p.8.
注120 Vinogradoff，Common Sense in Law(1926)，p.165.
注121 Vinogradoff，“Customary Law”，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ed.by Crumb and Jacob(1926)，p.287.
注122 Sadler，The Relation of Custom to Law(1919)，p.85; Salmond，Jurisprudence，9th ed.(1937),ed.by Parker，p.253; Holland,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13th ed.(1924)，p.58; Lobingier，“Customary Law,”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Vol.Ⅳ，pp.662 ff.
注123 Munroe Smith，A General View of European Legal History(1927)，p.258.
注124 请参阅前文第七节。
注125 Maine，前揭书，p.11。
注126 Carter,Law: Its Origin，Growth，and Function (1907)，p.120; 反对他的：Gray，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2d ed.(1921)，pp.282ff.。
注127 参阅Allen，前揭书，pp.87-104; The Law of England，The Earl of Halsbury，Ⅹ 221; Pollock，A First Book of Jurisprudence，6th ed.(1920)，pp.291ff.; Vinogradoff，Common Sense in Law(1926)，p.154; Salmond，前揭书，p.261; Kiser，“Customs and Usage，”Corpus Iuris，Vol.17，p.444。
注128 Jellinek，Gesetz und Verordnung(1887)，pp.240 ff.另参阅Laband,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s (1901)，Vol.Ⅰ,p.168。
注129 Jellinek，System der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e，2d ed.(1905)，p.193.
注130 Jellinek，Gesetz und Verordnung, p.240.
注131 Laband，loc.，cit.
注132 Jellinek，System der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e，p.195.
注133 请参阅多布林(Dobrin)启发性的文章，“Soviet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ism” (1936),Law Quarterly Review，Vol.52，pp.402ff.。关于帕舒卡尼斯的一般学说参阅后文第四十节。
注134 Paschukanis，Allgemeine Rechtslehre und Marxismus (transl.into German by Hajós，1929)，p.55.The translation follows Dobrin，前揭书，p.417。
注135 Paschukanis，前揭书，p.78。
注136 Kelsen，Allgemeine Staatslehre(1925)，p.242.
注137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1935)，Law Quarterly Review，Vol.51，pp.521ff;另参阅后文第五十四节。
注138 希腊神话，国王相传贪财，求神赐给点物或金的法术。——译者注
注139 Kelsen，Allegemeine Staatslehre，p.44.
注140 Jennings，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1933)，p.187.
注141 Berle，“The Expans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1917)，Harvard Law Review，Vol.30，pp.431ff.; Selected Essays on Constitutional Law，Vol.Ⅳ，p.120.
注142 Willis，“Three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ve Law”(1935)，Selected Essays on Constitutional Law，Vol.Ⅳ，p.36; Corry，“Administrative Law in Canada”(1933)，Proceedings of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Ⅴ,p.190.
注143 Goodnow，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1903)，p.8.
注144 Frankfurter,“The Task of Administrative Law”(1927)，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75，pp.615ff.; Selected Essays on Constitutional Law，Vol.IV，p.2.
注145 Statute of Mar，24，1933，German Official Legal Gazette，1933，PartⅠ,p.141.
注146 Schechter Poultry Corp.v. United States(1935)，295 U.S.495，55 Sup.Ct.837，79L，Ed.1570.
注147 Dicey，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8th ed.(1915)，p.198.
注148 Pound，“Inherent and Acquired Difficult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nitive Justice” (1907)，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Ⅳ，p.232.
注149 Pound，“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1914)，Columbia Law Review，Vol.14，p.12; Selected Essays on Constitutional Law，Vol.Ⅳ，p.63.
注150 Ibid.，p.69.
注151 Ibid.，p.71.
注152 工人的赔偿立法是行政正义方面的一个例子。
注153 关于这点，请参阅Dickinson，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the Supremacy of Law (1927)，pp.10ff.，14。
注154 请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155 参阅前文第八节，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保证此项基本标的的实现。
注156 布赖斯爵士说：“在人类当中有一种……驾凌一切的特点以及与各个个体的无尽的差异——比在种类较下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为大的——结合的。凡人，无论怎样不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相同的一般的倾向，相同的嗜欲、爱欲、情感。就是这些爱欲和情感推动人们的行动，并且推动他们按照原则和道路，踏上实质上常常相同的途径。不管每一个人意见不一，或内心冲突，因为爱欲驱使他朝这面走，利益驱使他朝那面走，而恐惧心也许一起把行为拘束起来。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的构成，这个观念形成了。这种一般的构成，凌驾个体的一切特点，它不是人自己造成的，而是在他的生命开始时就放在细胞里面的，再随着他的肉体的与心灵的力量的膨大而发展的。”Bryce,“The Law of Nature,”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1901)，p.558。
注157 Plato，Republic, transl.by Jowett，Bk.Ⅰ，338.
注158 哲人希皮亚斯(Hippias)相信近亲结婚的禁制是一条自然法，因为这种结合产生退化的子息(Xenophon，Memorabilia,Ⅳ，4;20-23)。底莫斯散尼(Demosthenese)提及自卫及财产防卫是建立在自然之上为全人类所共同的法规。(Against Aristocrates，54-59)。亚里士多德阐述国家是自然化的一种制度(Politics，transl.by Welldon,Bk.I，Chap.2)。
注159 Plato，Protagoras，337.哲人里可满(Lycophon)认为，人人平均是自然法的一道命令，而第一次发展而成社会契约说。阿尔希大马相信依照自然法，凡人生而自由至奴隶制度是和自然法不相容的。
注160 请比较前文第九节。
注161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l.by Welldon，Bk.Ⅴ，Chap.10.根据这种见解，自然法是现实法律系统的一个特殊的因子：这个因子是不移的，因为国家的真正的性质或外在的人性的那些条件不是人类意志所能操纵的。这样看来，自然法代表创法时必要的因子。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与公道的概念，请参阅前文第十节。
注162 关于希腊学说上的自然法，请参阅：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1918)，pp.53-56,64-76; Bryce，op.cit.，pp.556ff.; Salmond，“The Law of Nature”(1885)，Law Quarterly Review，Vol.11，pp.121ff.; Salomon，“Der Begriff der Naturrechts bei den Sophisten”(1911)，Savigny Zeitschrift(Rom.Abt.)，Vol.32，pp.129ff.。
注163 此论述系根据厄恩斯特·特洛伊奇(Ernst Troeltsch)的根本的探讨，Gesammette Schuphen，Vol.Ⅳ(1925)，pp 156-160，174-176,Vol.Ⅰ(1923),pp.52-58。参阅Barker，“Storcism”,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pp.407ff.;Bevin，Stoics and Scptics (1913); Hildenbrand, Gesckichie und System der Rechts und Staatsphilosophie(1860)，pp.505-513; Arnold，Roman Stoicism (1911)，pp.273-300; Sabine and Smith,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of Cicero，On the Commonwealth (1929)，pp.7ff.。
注164 例子可参阅Dig.I,3,2；I，3，6；I，4，4。塞尔苏斯的名句：“法乃善良公正之术”［“Jus est ars aeguiet boni” (Dig.I,1,1,pr.)］也是同源于希腊的。
注165 Kübler，“Griechische Einflüsse auf die Entwichlung der rmischen Rechtswissenschalft”，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Roma，1933)，Vol.I，p.85.
注166 Dig. I，2，2，39.
注167 Dig. I，2，2，41.
注168 Cicero，De republica transl.by Keyes(Loeb Classical Library)，Bk.Ⅲ,22; 关于西塞罗，可参阅Sabine and Smith前揭书。
注169 212年前，罗马许多省的居民多数尚无罗马公民资格。
注170 Gaius，Inst. Ⅰ,1;Dig.I,1,9.
注171 第三世纪的一位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觉得，自然法是自然授予一切动物的；它并非特别对人类的，而属于一切生物(Dig.I,1,1，3)。现在人们认为这种无什么意义的定义并不代表古典时代流行的见解。
注172 Bryce，前揭书，p.589。
注173 请比较Inst.Ⅰ,2,2:“万民法是全人类所共同的，因各国已为自己依照习惯与人类必需订立了某种规律。”
注174 后来基督教的思想中也是促进更宽大的人道主义。
注175 Dig.I，5，4.
注176 Dig.L,17,32.参阅Inst.Ⅰ,2,2:“战争发生了，俘虏与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法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凡人生下来原始是自由的。”
注177 违反这个法规，主人亦不受刑事的处罚，所以这条法规并不十分重要。Mommsen，Rmisches Straf recht(1899)，p.617，n.2; Schulz，Principles of Roman Law，transl.by Wolff(1936)，p.220.
注178 关于奴隶制度的改革，参阅Buchland，The Roman Law of Slavery(1908)，p.37; Schulz，前揭书pp.215-222; Jrs-Kunkel-Wenger，Rmisches Privatrecht，2d ed.(1935)，p.67; Westerman，“Sklaverei”，Pauly-Wissorwars Realenzyklopddie，Supp.Vol.6，p.1041; Pernice，Labeo (1873)，Vol.Ⅰ，p.113。
注179 可是罗马的妇女没有获得政权如选举权，任公职权等。
注180 关于罗马法上家族关系的发展参阅Schulz，前揭书pp.192-202; Buckland，The Main Institutions of Roman Private Law (1931)，pp.56-72; Jolowicz，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1932)，pp.112-120，238-245; Jrs-Kunkel-Wenger前揭书pp.271-296; Bryce，“Marriage and Divorce”，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pp.782-811。
注181 Curpus juris canonici，ed.by Friedberg，Part Ⅰ,Distinctio Prima，C.1.
注182 Troeltsch前揭书Vol.Ⅰ，pp.146-178;Vol.Ⅳ,pp.127-129,176-180,724-733.Troeltsch所达到的结论和卡莱尔所采见解同一，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Vol.Ⅰ(1903);请比较前文第二十节。
注183 Summa theologica，transl.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Part Ⅱ(First Part),Q.93,Art.3.
注184 Ibid.，Q.93，Art.2.
注185 Ibid.，Q.91，Art.3.
注186 Ibid.，Q.94，Art.2.
注187 Ibid.，Q.122，Art.6.
注188 Summa theologica，transl.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Part Ⅱ(First Part),Q.90，Art.4.
注189 Ibid.，Q.90，Art.1.
注190 Ibid.，Q.96，Art.4.
注191 参阅后文第七章。
注192 参阅后文第三十三节。
注193 古典自然法可以说包括自格劳秀斯至康德与费希特这一段时期，因此历经17、18两个世纪。
注194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注195 关于博丹，参阅前文第十四节。
注196 Grotius，De jurebelli ac pacis，transl.by Kelsey(1925),Proleg.9-11.
注197 Ibid.，Bk.Ⅰ,1,10,1.
注198 Ibid.，Bk.Ⅰ,1,10,5：“自然法是不变的——甚至可以说神也不能够改变它。”
注199 Ibid.，Proley，8.
注200 参阅前文第十节。
注201 前揭书，Bk.Ⅰ,1，14，1.
注202 Ibid.，Bk.Ⅰ,3，7-12.
注203 例如，依照宪法向人民负责的统治者侵犯法律或国家(Ⅰ，4,8)，帝王放弃或丧失他的主权权力(Ⅰ,4,9)，他割让王国的一部(Ⅰ,4，10)，他做成全民的敌人(Ⅰ，4，11)，或在某种情形下，他狂妄的使用权力(Ⅰ,4，15-19)。
注204 霍布斯认为，宇宙的物理世界和人生世界是平行的，前者由相等的原子构成，后者由力量相同的相等的个人的总体构成。请比较前文第三节。
注205 Hobbes，Philosophical Rudiment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known as：De cive),Works，ed.by Molesworth(1841),Vol.Ⅱ，Chap.2,1.
注206 自然法的诸规律如下述：履行契约并遵守信用(前揭书，Chap.3,9);勿忘恩负义(Chap.3，8)；使自己对他人有用(Chap.3,9)；应仁慈(Chap.3，9)；勿憎恨或咒骂他人(Chap.3，12)；应视人人平等(Chap.3，13)；对他人应表示持平和尊重(Chap.3，15)；凡不能分割之物应共同使用(Chap.3，16)；应保证和平地居间人之安全(Chap.3，19)。霍布斯在别的地方又说，人们应容许彼此之间无差异的商业贸易，这是一条自然法。［Elements of Law, ed.by Tnnies(1928),Part Ⅰ,Chap.16,12.］所有这些法律被宣告为永恒的和不易的(De cive，Chap.3,29)且与神圣的道德的法律同一。(De cive，Chap.3,31，Chap.4,1.)
注207 Hobbes,Leviathan，ed.by Waller(1904),Part Ⅱ，Chap.17.
注208 霍布斯叫它“利维坦”(Leviathan)或有终的神(Mortal God)；Leviathan，Part Ⅱ，Chap.17.
注209 可是如果主权者丧失了完成他的任务——保护人民——的力量，人民即被免除对他效忠的责任了。(Leviathan，Part Ⅱ，Chap.21.)
注210 Elements of Law,Part Ⅱ，Chap.9,1.
注211 De cive，Chap.13,15-16.
注212 Ibid.,Chap.13,16-17；Elements of Law,Part Ⅱ，Chap.9,4-5；Leviathan，Part Ⅱ，Chap.21。
注213 参阅Tnnies,Thomas Hobbes,3d ed.(1925),p.222;Meinecke,Idee der Staatsrson(1925),p.265。
注214 卡必丹(Capitant)否认霍布斯是20世纪全体主义极国的精神上的领袖，这是对的。请比较Capitant，“Hobbes et I'état totalitaire”,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de sociologic juridique,1936(Nos.1-2),p.46。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国家而非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注215 请参阅Hobbes,Leviathan，PartⅡ，Chap.26,4。照霍布斯的意见，自然法构成各国的人世法的一部。国家立法制定所根据的是道德哲学。但是这些制定对于公民的拘束力是源于主权权力的意志。边沁和奥斯丁——承认主权者的命令为一切法律的唯一渊源——建立在这个学说之上。请参阅前文第十二节。
注216 Spinoza，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transl.by Elwes，(1895)，Chap.16.
注217 比较Hobbes,Elements of Law，PartⅡ,Chap.9,8。
注218 Spinoza,前揭书，Chap.20。
注219 Ibid.
注220 Ibid.,Chap.16(引用Seneca)。
注221 比较Spinoza，Tractatus Politicus，transl.by Elwes(1895),Chap.4,4; Chap.3,7; 3,9;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Chap.17。
注222 Pufendorf，Elementa jurisprudentiae，transl.by Oldfather，(1931)，Bk.Ⅱ，Observ.Ⅳ，4.
注223 Op.cit.，Bk.Ⅱ，Observ.Ⅳ，23; cf.Pufendorf，De officio，transl.by Moore(1927)，Bk.I,Chap.7，1.
注224 例如，统治者勿损害他人身体；勿违反妇女意志而侵犯她的贞洁；勿略取第二者的财产；勿违背诺言；勿因自己过失所发生的损害取得好处，及其他。Elementa jurisprudentiae,Bk.Ⅱ，Observ.Ⅳ,24-34.
注225 Pufendorf，De officio, Chap.6,8-9.
注226 Pufendorf，Elementa jurisprudentiae,Bk.Ⅰ,definitio.Ⅻ,6;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transl.by Oldfather(1934),Bk.Ⅶ,Chap.8.
注227 关于伯拉马基，请参阅Harvey,Jean Jacques Burlamaqui(1938)。
注228 Burlamaquic，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Political Law，transl.by Nugent,7th ed.(1859),p.87.
注229 Locke，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ed.by Morley (1884)，Bk.Ⅱ，Chap.11，Sec.135.
注230 Ibid.,Chap.9,Sec.87；Chap.9,Sec.124.
注231 Locke，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ed.by Morley (1884)，Bk.Ⅱ，Chap.11，Sec.142.
注232 Ibid.，Chap.18，Sec.202.
注233 立法的和最高的权威不能借猝然的专横的命令给自己统治权，而是受着已公布的永久的法律和共知授权的法官所约束去执行公道并决定子民的权利的。因为自然法为不成文的，而且除了在人类内心以外不能在别处找到，所以如果没有确立的法官，那么人们因情欲或利益的缘故误引或误用自然法时，便不能够容易地证实他们的错误。(Ibid.，Chap.11,Sec.136)
注234 Ibid.，Chap.12.
注235 Ibid.，Chap.19，Secs.221，222.
注236 照孟德斯鸠说，自然法仅包含人类的自然本能，为任何现实法所必须认识的。他提出自我保存本能，性欲本能，及群居欲望。［Spirit of Laws，transl.by Nugent (1900),Bk.Ⅰ,Chap.2.］关于乌尔比安的定义，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一节。
注237 请比较Ehrlich所著“Montesquieu and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1916),Harvard Law Review,Vol.29,pp.582ff。
注238 Spirit of Law, Bk.Ⅺ，Chap.4.
注239 关于这一点，荷维(Howe)有过很有意义的论述，参阅“The Meaning of Due Process of Law”(1930),California Law Review,Vol.18,pp.583ff; at 588,589。请比较1776年6月12日弗吉尼亚州宪法，它说，“凡人天赋同等的自由、独立，并有禀赋的权利，于人类进入社会状态时，亦不能剥夺或放弃他们后代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是：享有生命和自由的权利，拥有以不同方式获得和占有财产的权利，以及追求和取得幸福和安全的权利”。
注240 Wilson，Works, ed.by Andrews(1896)，Vol.Ⅰ，p.49.
注241 Wilson，前揭书，pp.271，272。
注242 Ibid.，p.6ff.
注243 Ibid.，pp.354-358，415-417.
注244 在联邦主义者一文中(Fediralist,No.78)汉密尔顿说，“法律的解释是法院的适当的和特殊的领域。宪法，在事实上，是一根本法，而且法官必须这样尊重它。因此，查探它的意义以及由立法机关所制成的特定法款的意义是归他们的。假如发现二者之间有着不能调协的歧义，那么具有较高的责任与效力的，当然，应优先的接受；换句话说，宪法应较法规优先接纳；人民的意见应较他们代理人的意见优先的被接受。”杰斐逊说：“我自始亦不赞同没有权利法案保障以防政府立法部和行政部的侵犯……在维护权利宣言的论辩中，你漏了我很重视的一点；根据它放在司法机关的掌上的法律的抑制。”［1789年3月13日致霍普金生(F.Hopkinson)书，1789年3月15日致麦迪逊(J.Madison)书；Works，Federal ed.，Vol.Ⅴ,pp.457,461.］当杰斐逊(的政党)掌握立法部和司法部之后，杰斐逊偶然也抨击“司法的僣越。”和这点有关的请参阅Beard，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1912);Corwin，The Doctrine of Judicial Review(1914);Haines,American Doctrine of Judicial Supremacy，2d ed.(1932);Haines,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1930);Wright,American Interpretative of Natural Law(1931);Corwin,“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1928),Harvard Law Review,Vol.42,pp.149,365。
注245 Calvin's Case(1610),4 Coke 1,77 Eng.Rep.377;Dr，Bonham's Case(1610),8 Coke 144,77 Eng.Rep.646.关于这些案件的评论请阅McIlwain，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1910),pp.286ff.Haines，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Judicial Supremacy,pp.33ff.;Plucknett,“Boham's Case and Judicial Review”(1926),Harvard Law Review,Vol.40,p.30;Corwin,“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Harvard Law Review,Vol.42,pp.365,367，Thorne,“Dr.Bonham's Case”(1938),Law Quarterly Review,Vol.54,p.543。
注246 Blackstone，Commentaries，ed.by Jones(1915),Vol.Ⅰ，Sec.2,par.39.
注247 Hazeltine,“Blackstone,”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Ⅱ,p.580.
注248 Blackstone,前揭书，Chap.2,Sec.222.
注249 Rousseau，Social Contrast，transl.by G.D.H.Cole(1913),Bk.Ⅰ,Chap.6.
注250 Rousseau，Social Contrast，transl.by G.D.H.Cole(1913),Bk.Ⅰ,Chap.6.
注251 “因此，法律诚然可能命令特权成立，但是不能够指出名字授某氏特权；它可以在人民间创成立几个阶级，甚至可以设定加入这些阶级的分子资格，但是它(不能)指名某人属于这些阶级；它可以成立一个君主政府和世袭继承，但是不能选择一个王者，或给某王族指名。”(前揭书，Bk，Ⅱ，Chap.6.)
注252 卢梭下的平等定义，是有趣的。他说：“说平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各人的权力与财富的程度要绝对的同一；而只是说权力绝不许大到可以为暴，而且常常要依法律与等第去行使；至于财富，不使有一个人富到可以买入另一个，也没有人穷到被迫出卖自己”。(前揭书，Bk Ⅱ，Chap.11.)
注253 Ibid.,Chap.4.
注254 霍布斯只承认服从的约定(pactum subjectionis)。洛克似乎承认联合约定(pactum unionis)以及服从约定。卢梭只承认联合约定。
注255 庞德说：“在卢梭看来，法律并不是自然法的或正义公道的永恒原理的表现，它只是普遍意义的表现。”［“Theories of Law” (1912),Yale Law Journal,Vol.22,p.129］这话似嫌过分。卢梭只认为自然法的保护，在主权人民的掌上是安全的。
注256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l.by Boweu,6th ed.(1876),Vol.Ⅰ,p.330.
注257 Kant,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1797),Introduction,Sec.B; 请比较Hastie译的Kant's Philosophy of Law(1887),p.45;Hastic把“权利”和“法律”两词混淆了，因为在德文是异义同字的。
注258 Kant,The Philosophy of Law,transl.by Hastic,p.165.
注259 德国法律公报第一部，第839页，1935年6月28日发布法律：“行为经法律宣告可罚者或依刑事法律原则或健全的民族情操应罚者，罚之。”关于此项法律请阅McIlwain，“Government by Law”(1936),Foreign Affairs,Vol.14,p.185.
注260 请比较前文第十六节。
注261 参阅前文第十六节。
注262 Tnnies,“Soziologie und Rechtsphilosophie”,Soziologische Studien und Kritiken,Vol.Ⅱ(1926),p.170.
注263 庞德的意见是：古典自然法学家们视法律为伦理的一个部门，并主张法律规范单纯是道德规范的宣告［Law and Morals(1926)，p.86］。诚然他们认为自然法的原理就是真正的道德准则，但是法律与道德之间主要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除了承认那些已经浸透到法律里面的道德规范以外，是否还承认它赋予绝对强制力的其他道德原理。从这方面说，古典自然法的趋向是不承认这些规范，而把法律作为社会规制的唯一强制部门。参阅前文第十六节。
注264 “道德责任与法律无涉”。Fichte，Grundlage der Naturechts nach Prinzipcein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6)，Works,Vol.Ⅲ,p.11。
注265 Jellinek,Die sozialethische Beheutung von Recht,Unrecht,Strafe(1878),p.42;比较Dewey and Tufts,Ethics(1908),p.467。
注266 Gierke,“Recht und Sittlichkeit”(1917),Logos,Vol.6,pp.211ff.,at 218.
注267 领导抨击德国巫术审判的是一位自然法学者，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注268 请参阅第二十四节。
注269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五节。
注270 请阅Haines，“The Law of Nature in State and Federal Judicial Decisions,” (1916),Yale Law Journal，Vol.25，pp.617ff.; 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1930)，pp.104ff.。
注271 参阅后文第五十三节。
注272 请比较Haines，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1930); Charmont，“La Renaissance du droit naturel” (1910)，partly translated by Scott in Modern French Legal Philosophy, Vol.Ⅶ of the Modern Legal Philosophy Series (1916)，pp.65-146。
注273 关于马克思对于法律的解说，请参阅后文第四十节。
注274 施塔姆勒发动了哲学派的法理学的复苏，以攻击马克斯的法律解释理论始，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参阅Stammler，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uffassung，2d ed.(1906)，and infra, Sec.41。
注275 Stammler，Rechtsphilosophie，3d ed.(1928)，p.93.
注276 Stammler，“Recht und Willkür”，Rechts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 und Vortrge (1925)，Vol.Ⅰ，pp.87ff.
注277 Stammler，Rechtsphilosophie, p.93.“Recht und Willkür”,loc.cit.,Vol.Ⅰ，p.111;请比较后文第54节。
注278 Stammler，Rechtsphilosophie，p.95.
注279 Ibid.，pp.101,157.
注280 Ibid.，p.204; idem，Theory of Justice，transl.by Husik (1925)，p.153; Wirtschaft und Recht，2d ed.(1906)，p.563.
注281 Stammler，Wirtschaft und Recht，2d ed.(1906)，pp.356，357,563.
注282 Idem，Theory of Justice，transl.by Husik，p.161; 译文与此稍有修改(原注)。
注283 Ibid.，p.161.
注284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六节。
注285 Stammler，The Theory of Justice，p.147.
注286 Ibid.，p.90.
注287 Stammler，Wirtschaft und Recht，p.165.施塔姆勒在他后来的著述中，把这条公式搁起不用。法国法学者夏蒙(Charmont)却采用了，前揭书，第217页。
注288 Del Vecchio，Lezioni di filosofia del diritto，3d ed.(1937年，德尔·维基奥自己的德译本)，p.472; idem，The Formal Bases of Law，transl.by Lisle(1914)，p.330.See also idem，“Ethics，Law，and the State” (1935)，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46，pp.34ff.
注289 Idem，Lezioni di filosofia di diritto (German ed.) ，p.463.
注290 Ibid.，p.357.
注291 Ibid.，p.385，386.
注292 请参阅后文第五十三节。
注293 此书第一版在1898年出版，第二版在1922年出版。布伦科恩(Bruncken)已经把若干重要的章节英译，以“判决的司法自由”(Judicial Freedom of Decision)为题，收入The Science of Legal Method，Vol.Ⅸ of the Modern Legal Philosophy Series (1917)，pp.1-46.
注294 Gény，“Judicial Freedom of Decision,” p.35.
注295 Ibid.，p.42.
注296 Gnaeus Flavius (Kantorowicz)，Der Kampf um die Rechtswissenschaft (1906); Kantorowicz，Aus der Vorgeschichte der Freirechtslehre (1925); Fuchs，Die Gemeinschdlichkeit der konstruktiven Jruisprudenz (1909) and Juristischer Kulturkampf (1912).应该提出的是：坎托洛维茨在近年对于传统的法律观已作让步了。
注297 Rheinstein，“Sociology of Law” (1938)，Ethics，Vol.48，p.233.
注298 Heck，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1932)，p.4.
注299 努斯鲍姆 (Nussbaum) 在他的著作 (Rechtstatsachenforschung) 中也是倡议密切研究法律制度的实际上的基础的一人。另参阅他所著的“Fact Research in Law” (1940) , Columbia Law Review，Vol.40，pp.189ff.。
注300 请比较1935年6月28日法案(German Official Legal Gazette，Vol.Ⅰ，p.839)：“行为，经法律表示可罚或依刑法原理或民族健全之情操应罚者罚之”。
注301 例如，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就有着废除司法裁量而依照确定的法律规定为刑事裁判的一种趋势。到了奥古斯都大帝和他的后继者治下，依法官自由裁量而为处罚又成为正则了。请参阅利维(Levy)，“Statute and Judge in Roman Criminal Law” (1938) ，Washington Law Review，Vol.13，p.291。极权主义的政制优势非形式的和自由裁量的司法，这件事情，韦伯曾经讲过的，参阅韦伯：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2d ed.(1925)，p.469。
注302 请参阅前文第十二节。
注303 Duguit，“Objective Law” (1920)，Columbia Law Review，Vol.20，p.830.
注304 Duguit，L'tat，le droit objectif，et la loi positive (1901)，p.87.
注305 Duguit，Le Droit social，le droit individual，et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état (1911)，p.58.
注306 Gény,Science et technique endroit privé positif(1914~1925),Vol,II,p.248.
注307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二节。
注308 Summa theologica，Part Ⅱ(Second Part)，Q.122，Art.6.
注309 Renard，La Valeur de la loi (1928)，pp.14ff.; Le Droit，l'ordre，et la raison (1927)，p.296.
注310 Le Fur，Les Grands problémes du droit (1937)，p.181.
注311 Gény，“La Notion de droit en France,”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gue，1931(Nos.1-2)，p.19.
注312 Cathrein，Recht，Naturrecht，und positives Recht，2d ed.(1909)，p.222.在美国，以托马斯主义的思想作为其法理学基础的，LeBuffe和Hayes即其代表，参阅两氏合著Jurisprudence(1938).
注313 Moór，“Das Problem des Naturrrechts” (1935)，Archive für Rechts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Vol.28，pp.325ff.，at 336.
注314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二节。
注315 Hauriou，“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 et de la fondation” (1925)，La Cité moderne et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p.1-45; Renard,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 (1930).另参阅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que，1931，Nos.1-2，它对制度论进行了专门讨论。
注316 Hauriou,前揭书，p.10.
注317 Renard,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p.95.
注318 Ibid.，p.168.
注319 Renard,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p.365.
注320 Ibid.，pp.329ff.
注321 参阅后文第四十八节。
注322 参阅雷纳德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p.151; Saleilles，La Personnalité juridique，2d ed.(1922)，p.626 (Saleilles强调国家统治的必然性，比较雷纳德还更强烈); Gurvitch，L'Idée du droit social (1932)，pp.634ff.关于多元论请参阅前文第十四节。
注323 还有，托马斯哲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追溯于法国理性主义——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远在德国纳粹运动的种族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上。末了，新托马斯主义也可以解作在法律和政治理论上的卢梭主义的一种反动。它是对民主的专制主义和多数分子的无限制的权力的一种攻击，它对抗企图以威权与神圣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代替它们。就整个说，当代法国保守分子所维护的法国式的极权主义。
注324 参阅前文第五、六节。
注325 Gumplowicz，Der Rassenkampf，2d ed.(1909)，p.219; Outlines of Sociology，transl.by Moore (1899)，p.119; 关于Gumplowicz，请参阅后文第五十六节。
注326 Oppenheimer，The State，transl.by Gitterman (1922)，p.15.
注327 Spinoza，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transl.by Elwes (1895)，p.206.
注328 Loening，“Staat”,Handw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7，p.697.
注329 Fehr，Recht und Wirklichkeit (1927)，p.34.
注330 Jellinek，Allgemeine Staatslehre，3d ed.(1922)，pp.338ff.; 请比较后文第三十八节。
注331 Wigmore，Problems of Law (1920)，p.34.
注332 请参阅后文第四十二节。
注333 Jolowicz，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1932)，p.11; Maine，Ancient Law，new ed.(1930)，ed.by Pollock，p.16; Bruns and Lenel，“Geschichte und Quellen des rmischen Rechts,”Holtzendorffs Enzyklop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7th ed.(1915)，Vol.Ⅰ,p.324.
注334 若耶斯说：“它们(十二铜表)给罗马人民指定一个法律范围，并宣告他在它以内是个主权者，于是给罗马庶民与贵族创立于法律安全，其程度之大为前所未有的。”［Rmische Rechtswissenschaft (1888)，p.66］
注335 Holdsworth，History of English Law，3d ed.，Vol.Ⅱ(1923)，pp.207ff.; McKechnie，Magna Carta，2d ed.(1914)，pp.27ff.; Genist，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transl.by Ashworth (1891)，p.244.
注336 Pollock and Maitland，History of English Law，2d ed.(1898)，Vol.Ⅰ，p.172; McKechnie，op.cit.，pp.376ff.
注337 引自Harrison，“Compromises of the Constitution,”Genesis and Birth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ed.by Chandler (1924)，p.288.
注338 参阅Debate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reported by Madison，Internat.Ed.(1920)，ed.by Hunt and Scott; Farrand，The Fr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1913); 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ed.(1933)，pp.316ff。
注339 参阅German Constitution of Aug.11，1919，Arts.153，154，152，164，119。
注340 请比较Arts.156，157，161，163，165。
注341 请比较Code of Hammurabi，ed.by Harper (1904); Cuq，tudes sur le droit babylonien(1929)；Kohler and Wenger，Allgemeine Rechtsgeschichte (1914)，p.57。
注342 参阅Rostovtzeff，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ld (1930)，Vol.Ⅰ，p.220; Bonner and Smith，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rom Homer to Aristotle (1930)，Vol.Ⅰ，pp.149ff.。
注343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 (1794).这法典为腓特烈大帝及其顾问所拟，但公布者为其继承者；请比较前文第二十八节。
注344 Code civil francais (1804); Cachard等所译。
注345 例子请参阅Pound，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 (1923)，pp.116-140。
注346 请参阅前文第四节。
注347 Jellinek，Allgemeine Staatslehre，3d ed.(1922)，p.338.
注348 Ibid.
注349 可是耶利内克指出“事实的规范力量”这个保守成分，并不是在法律形成上的唯一因子。他认为，法律形成还有一个演进型的、进步型的成分。耶利内克说，“进步成分”一向被误称为“自然法”。他辩称，这个不幸的名词，在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当代的基本组织已经变了，而提出来对抗创法威权的若干准则的总称罢了。事实上，它不过是社会变迁和法律改革的一个计划。
注350 Tarde，The Laws of Imitation，transl.by Parsons (1903)，pp.310ff.
注351 Carter，Law: Its Origin，Growth，and Function (1907).
注352 Ehrlich，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transl.by Moll (1936)，Foreword.
注353 Ibid.，p.495.请比较Rheinstein，“Sociology of Law” (1938)，Ethics，Vol.48，p.232.
注354 Ehrlich，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transl.by Moll (1936)，Foreword.p.21.
注355 Ibid.，p.78.
注356 关于法律与习惯的一般关系，请参阅前文第十七节。
注357 请参阅前文第五节。
注358 请参阅Jellinek，前揭书，p.354。
注359 请比较后文第四十七节。
注360 Marx,Capital,transl.by Moore and Aveling from 3d German ed.，ed.by Untermann (1916),Vol.Ⅰ，p.25.
注361 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chen konomie(1877),Author's Preface written in 1859.Transl.by Stone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904),pp.11ff.并请比较Engels， Ludwig，Feuerbach，ed.by Datt(1934)，p.63:“如果国家与法律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私法当然也是如此，原来它在本质上就是支持正常情形下的现行个人经济关系。”
注362 恩格斯于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克(J.Bloch)信，Max and Engels,Correspondence 1846-1895,A Selection (1934),p.475。
注363 Bukharin,Historical Materialism,transl.from 3d Russian ed.(1925),p.228.
注364 请比较恩格斯致布洛克信，见前揭书。
注365 Engels,Anti-Dühring,transl.by Burns(1934),p.309.
注366 请比较后文第五十六节。关于这点，请参阅伊斯门(Eastman)一篇有意味的论文,“Russia and the Socialist Idea”,Harper's Magazine,March,1938,p.374.马克思与恩格斯甚至相信，向来照着它自己的意思支配着人类史的不移的自然发展律，在共产主义建立后，将不再控制人类史了，而且人类将从必然性的领域跳入自由的领域。(Engels,Anti-Dühring,p.312)
注367 引自Gsovski,“The Soviet Concept of Law”(1938),Fordham Law Review,Vol.7,p.3.
注368 R.S.F.S.R.Law(1919),Item590,Section.Ⅰ(1);引自Radbruch,“Klassenrecht und Rechtsidee”(1929),Zeitschrift für soziales Recht,Vol.Ⅰ,p.75; 并请参阅Gsovski,前揭书，p.8。
注369 Paschukanis,Allgemeine Rechtlehre und Marxismus，transl.into German by Hajós(1929).关于Paschukanis请阅Dobrin之有意味的论文，“Soviet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ism”(1936),Law Quarterly Review,Vol.52,pp.402ff.,at 413;并请参阅Gsovski，前揭书p.10;及前文第十八节。
注370 Gsovski，前揭书，p.40;并请比较Timashell，“The Crisi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Law”(1939),New York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Review,Vol.16,pp.519ff.。
注371 Stammler,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2d ed.(1906).On Stammler generally see supra，Sec.30.
注372 Stammler，前揭书，Bks.Ⅱ,Ⅲ。
注373 请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374 斯施塔姆勒认为逻辑很重要，针对这项事实，我们必须再三探讨逻辑元素。照逻辑说，由若干分居各岛经济自足的鲁滨孙(RobinsonCrusoe)构成的经济制度，是很可以想象得到的，虽然它在实际上大概不存在。这种的经济制度，就是没有法律的经济秩序的最明显的例子。
注375 Weber,“Die ‘Objektivit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is”(1904),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p.183.并请参阅Weber,“Stammler's ‘berwindung’ der material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Ibid.，pp.291-359，556-579。例如，自由契约的法律原理，在经济独占的秩序下，与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其经济的社会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注376 Weber，Gesammelte Schriften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ichte (1924)，p.202; Mommsen，Rmisches Staatsrecht，3d ed.，(1887)，Vol.Ⅲ，p.82; Zancan，Ager Publicus (1935)，p.15; T.Frank，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1920)，p.90.
注377 参阅Weber，Rmisches Agrargeschichte (1891)，p.130; Kübler，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s Rmisches Rechts (1925)，p.121; Mommsen，Juritische Schriften (1905)，Vol.Ⅰ，p.96。
注378 法制史在这方面的详细描述是一件有趣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它包含了某些方面与我们的时代相似的东西。
注379 这种趋势在威斯帕先皇帝［emperor Vespasian (A.D.69-79)］治下变得相当明显。在第二个世纪，国家施与经济的影响得到增长。在第三个世纪，它就变得势不可当。
注380 国营工业活动增大，首见于建筑业。原来罗马共和国对于公有建筑物的兴建已经委于私商之手，可是在罗马帝国，却常常令由皇帝自己的工人或奴隶完成。结果自然是建筑材料生产也由政府承办了。意大利以及帝国各省的大理石坑逐渐移转为贵族占有了。同样的，矿物的开采也常常置于王朝官吏的手上。许多造砖厂以前为农田地主所有的如今变成由继承，婚姻，或没收变成帝皇的财产了。我们发现第一世纪已经有了政府经营的制纸企业。罗马皇帝的私库不断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银行业。关于整个的发展，请参阅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1926)，pp.330ff.;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 Pauly-Wissowas Realenzyklopdie，Vol.9，p.1461; Weber，Gesammelte Aufs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4)，pp.275ff.; T.Frank，Social Behavior in Rome (1932)，p.92.
注381 Schnbauer，“Zur Erklrung der Lex metalli Vipascensis” (1926)，Savigny-Zeitschrift (Rom.Abt.)，Vol.56，pp.215ff.
注382 Schiller,“Trade Secrets and the Roman Law”,Studi in onore di Salvatore Riccobono(1934),Vol.Ⅳ.p.111.
注383 甚至在17、18世纪，黑尔和布莱克斯通(Hale,Blackstone)的法律体系中，契约法虽然已达到发展上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可是，还是受到一样的看待。
注384 关于契约法的发展，请参阅Pollock和Maitland，History of England Law,2d ed.(1898),Vol.Ⅱ，pp.184ff.; Holdsworth，History of English Law，3d ed.，Vol.Ⅲ(1923)，p.412ff.; Lipson，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Ⅰ(1929)，p.115。
注385 Lipson，op.cit.，Vol.Ⅰ，p.426; Vol.Ⅲ，pp.51-60，166，401.
注386 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回答说，征服本身是经济原因带来的，但毫无疑义，奥地利对于德国的经济价值很小，而意识形态和军事原因在此具有决定意义。
注387 与此相一致：Laski，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35)，p.102，尽管，一般说来，他接受法律的经济解释。
注388 Engels，Letter to J.Bloch，Sept.21，1890，Marx and Engels，Correspondence 1846-1895，A Selection (1934)，p.475; 请参阅前文第四十节。
注389 Engels，Letter to H.Starkenburg，Jan.25，1894，Ausgewhlte Briefe，pp.410ff.
注390 宗教发展也面临这个问题。参阅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l.by Parsons (1930)。
注391 Pollock and Maitland，op.cit.，Vol.Ⅰ，pp.93，138-153，Vol.Ⅱ，p.632; Holsworth，op.cit.，Vol.Ⅱ，pp.312-320.
注392 Savigney，of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transl.by Hayward (1831)，p.30.
注393 Savigne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Vol.Ⅰ(1840)，p.14.
注394 Savigney，of the Vocation,etc.，pp.24，27;译本稍有修改。
注395 坎托洛维茨给历史法学派的学说一个很好的说明：“法律，像文明一样，一般说来，在特定国家的个别生活中是一种无意识的、匿名的、渐进的和无理性的力量的释放。”［“Savigny and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1937),Law Quarterly Review，Vol.53，pp.326ff.，at 340］
注396 Puchta，Outlines of Jurisprudence ad the Science of Right，transl.by Hastie (1887)，pp.37，38.(在译本中“权利”一词被“法律” 所取代，这更为准确)
注397 Savigney，of the Vocation，etc.，p.24; Puchta，Gewohnheitsrecht (1828)，Vol.Ⅰ，pp.143，144.
注398 事实上，两种理论只有一点相似：都有一种形而上学，作为与经验特点相对立。自然法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它相信存在一种统治现实的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法律。历史法学派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它假定法律是由默默的、秘密的和不可测的力量形成的，此种力量只能被直觉而不是被理性所把握。
注399 近时，德国和俄国——代表着两个对立理论的国家——已建立一种“友好关系”(此指德苏战前状态——译者)。如果我们明了俄国已逐渐地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某些观念，同时德国日益朝着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向走，那么我们便不会大惊了。还要记在心头的是，反革命运动自身常常带来了革命的可能性，而且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两者有着共同的地方，两者各自和他们所要代替并毁灭的旧秩序也有着相同的地方，但是前者多于后者。请比较Meusel的高论，“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ⅩⅢ，pp.367ff.。
注400 Hitler，Mein Kampf，Reynal & Hitchcock's English ed.(1939)，pp.591，606，608.
注401 Rosenberg，“Das Recht wurzelt im Volk” (1937)，Zeitschrift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Vol.4，p.610.
注402 Rosenberg，“Eine neue deutsche Rechtsphilosophie,” (1934)，Zeitschrift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Vol.1，p.47.
注403 Voss，“Zeitenwende” (1933)，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Vol.62，p.1161.
注404 Dietze，“Naturrecht aus Blut und Boden” (1936)，Zeitschrift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Vol.3，p.818.
注405 Ibid.，p.819.
注406 今日的德国法学家对罗马法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请比较Lange，“Deutsche Romanistik” (1934)，Deutsche Juristenzeitung，Vol.39，p.1494］，希望回到采用罗马法律制度以前的时代。
注407 Puchta，Outlines of Jurisprudence as the Science of Right，p.5.
注408 引自Kessler，“Zum Umbruch unsere Rechtssprechung” (1936)，Zeitschrift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Vol.3，p.321。
注409 Frank，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 (1937)，p.63.
注410 Freisler，Jahrbuch des deutschen Rechts, 1933，p.523.
注411 Bryce，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1901)，p.866.另外一位指出罗马人民的民族特质和特征是他们特有的法律才能的根源的是《罗马法的精神》［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7th ed.(1924)，Vol.Ⅰ，pp.312ff.］作者耶林。
注412 Dig.L，17，202.
注413 参阅后文第五十八节。
注414 关于罗马法家的特质，请阅Schulz，Principles of Roman Law，transl.by Wolff (1936)，pp.40ff.; Bryce，“The Methods of Legal Science,”前揭书，pp.628ff.;Bruns-Lenel，“Geschichte und Quellen des rmischen Rechts，”Holtzendorffs Enzyklop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7th ed.(1915)，Vol.Ⅰ，pp.356-360。
注415 Jrs，Rmische Rechtswissenschaft (1888)，p.264.
注416 Ibid.，pp.264-266.
注417 详见Jhering，Der Geist des rmische Rechts，7th and 8th eds.(1924)，Vol.Ⅰ，p.331。
注418 Ibid.，p.336.
注419 约翰·奥斯丁也许有些夸张地说：“当你从研究英国法转向研究罗马法，你是逃出一个混乱与黑暗的帝国而进入一个比较而言秩序和光明的国度。”［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4th ed.，ed.by Campbell (1879)，Vol.Ⅰ，p.60］.欧根·埃利希如此谈论普通法：“它像一个热带原始森林，在那里，迷路的流浪者被他看到的每棵树上伴随着的惊奇和危险所威胁。”［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transl.by Moll (1936)，p.295］
注420 请参阅前文第四十四节。
注421 请参阅前文第十一、十二章。
注422 特别强调民族的法律发展上的相同性的人类法理学代表人是阿尔贝尔特·黑耳曼·波史德［Albert Hermann Post (1839-1895)］。参阅所著Ursprung des Rechts (1876) and Grundriss der ethnologischen Jurisprudenz，2 vols.(1894-1895)。
注423 请比较Plato，Laws，ed.by Bury，Bk.Ⅳ，708E:“我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制定法律，但以各种方式发生的各种机会和偶然性为我们制定了所有的法律。或者是战争猛烈地搅乱了政治和改变了法律，或者是严重的贫困导致不幸。疾病，由于瘟疫侵袭和坏天气经常持续很多年，也常常迫使革命。预见到所有这一切，人们注定认为如此说法是适当的，即凡人不可能制定任何法律，而人类事物几乎都是纯粹偶然的结果。”
注424 Troeltsch，“The Ideas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ity in World Politics,” Gierk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transl.by Barker (1934)，Vol.Ⅰ，AppendixⅠ.
注425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2d ed.(1833)，ed.by Gans，Sec.257.
注426 Ibid.，Secs.260，262.
注427 Maine，Ancient Law (1861)，new ed.(1930)，ed.by Pollock，p.180.
注428 Ibid.，p.182.
注429 Pound，“The End of Law as Developed in Juristic Thought” (1917)，Harvard Law Review，Vol.30，pp.201ff.，at 210.
注430 Spencer，Justice (1891)，p.46.斯宾塞提及他在形成他的公道概念时，尚不知康德此项著述。Appendix A，p.263.
注431 Ibid.，p.63.
注432 Ibid.，p.192.
注433 艾伯茨沃斯(Albertsworth)举出若干有趣的例子，“ Is There a Legal Cycle? ” (1923)，California Law Review，Vol.11，pp.381ff.
注434 请参阅Buckland，Equity in Roman Law (1911)。
注435 请比较前文第二十一节。
注436 关于罗马法请参阅Pfaff，ber den rechtlichen Schutz des wirtschaftlich Schwcheren in der rmischen Kaisergesetzgebung (1897).耶林把罗马法对于债务人的这种同情称为“孱弱时代底信号”［The Struggle for Law，transl.by Lalor (1897)，p.112］。
注437 Comte，The Positive Philosophy，transl.and condensed by Martineau (1875)，Vol.Ⅰ，p.2.
注438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二节。
注439 以下是形而上学概念的良好定义：“形而上学是事关现实和人类知识的终极性的根本问题的系统研究。”(Encyclopedia Britannica，14th ed.，Vol.15，p.332)“人们叫做形而上学的是种种执著的好奇，它们声称可以超越经验领域，可以探寻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者事物的最大效率和终极原因。”(Ruggiero，“Positivism,”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12，p.260)“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关注整体(总体)和绝对(最终的现实)。”［Jaspers，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1925)，p.184］“形而上学是一种力图超越现实以便获得我们作为整体的理解力的哲学探求。”［Heidegger，Was ist Metaphysik ?(1929)，p.24］
注440 Moór，“Das Problem des Naturrechts” (1935)，Archiv für Rechts-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Vol.28，p.331.
注441 除了分析实证和社会实证主义之外，第三类可以确认的法律实证主义可能就是历史实证主义。它以纯粹的法制史的描述分析为特点。它收集与过去的法律制度或一些特定法治的历史发展相关的事实，不考虑对于被调查对象具有或大或小意义的更高价值标准。特别在德国，在历史法学派的影响下，这种方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常流行。
注442 Bentham，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new ed.(1832)，p.2.
注443 Bentham，A Fragment on Government，ed.by Montague (1891)，p.93.
注444 Bentham's Theory of Legislation，transl.from the French of Dumont by Atkinson (1914)，Vol.Ⅰ，p.123.
注44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是边沁最杰出的弟子，在政治和法律理论方面非常坦率地坚持自由放任。请参阅他的著作《论自由》(1859)和《功利主义》(1863)。前者的主题可以在下述句子中发现：“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人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无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是正当。”(密尔：《论自由》，第23页。译文转引自许宝骙，参阅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译者注)
注446 Bentham's Theory of Legislation，Vol.Ⅰ，p.154.
注447 Dicey, Law and Public Opinion (1926)，p.303.
注448 “自由属于安全的一个分支，必须服从一般安全的考虑，因为法律无法以兼顾所有自由的方式制定。”(Bentham's Theory of Legislation，Vol.Ⅰ，p.127)
注449 Dicey，前揭书，pp.184ff.，307。
注450 Jhering，Law as a Means to an End，transl.by Husik (1913)，p.187.
注451 Ibid.，p.190.
注452 Ibid.，p.241.
注453 Jhering，Law as a Means to an End，transl.by Husik (1913)，p.253.
注454 Jhering，The Stuggle for Law，transl.by Lalor (1879)，pp.8，9.
注455 Jhering，Law as a Means to an End，p.380.
注456 请比较Bryce，“The Methods of Legal Science,”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1901)，p.612。
注457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4th ed.(1879)，ed.by Campbell，Vol.Ⅰ，p.176.
注458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4th ed.(1879)，ed.by Campbell，Vol.Ⅰ，(1901)，p.225.并请参阅前文第十二、十四节。
注459 Ibid.，p.98.
注460 Ibid.，p.104.
注461 Ibid.，p.188.
注462 霍姆斯给奥斯丁派学说作过一段绝好的描述，他说：“根据奥斯丁，法律(正确说的)的定义就政治一定的在上者或主权者——使政治在下者或人民遵从一阶级的禁制行为——在不服从时加此处罚的命令；而一切致力于此的主权命令都是法律”。［Holmes，Book Notices and Uncollected Letters and Papers(1936),p.22］
注463 Holland，The Element of Jurisprudence，13th ed.(1924).他下的法律定义是“由于人类行为(只限于外部行为)由一定的威权，(其威权是人类的，而且在诸人类威权里面它是政治社会中最高的)推行的一般规范”。(第41页)更简要地说，“法律就是主权的政治威权所推行的人类外部行为之一般规范”。(第42页)
注464 Markby，Elements of Law，6th ed.(1905).他下的法律定义是“政治社会统治者对社会成员表示并且为一般地服从的规范之总体”。(第3页)
注465 Amos，The Science of Law (1874).
注466 Salmond，Jurisprudence，9th ed.(1937)，ed.by Parker.萨尔蒙德下的法律定义是 “国家在实现公道上承认并适用的原理之全体”。(第49页)可是，他对哲学派和历史派法理学作了若干让步。
注467 Bergbohm，Jurisprudenz und Rechtsphilosophie (1892).
注468 Bierling，Juristische Prinzipienlehre，5 vols.(1894-1917).
注469 Smoló，Juristische Grundlehre (1917).关于森罗，请参阅Pound，“The Progress of the Law: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1927)，Harvard Law Review，Vol.41，p.176。
注470 Korkunov，General Theory of Law，transl.by Hastings，2d ed.(1922).
注471 请参阅Babb，“Petrazhitskii” (1937)，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17，pp.793ff.。
注472 Lévy-Ullman，La Dfinition du droit (1917).Regarding Lévy-Ullman see Pound，op.cit.，p.174.
注473 Roguin，La Science juridique pure (1923).
注474 Gray，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the Law，2d ed.(1921).照格雷的见解，“国家的或人类任何组织体的法律是法院，即该团体的司法机关，为决定法律权利与义务所订下的规范”。(第84页)
注475 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1923).
注476 Kocourek，Jural Relations (1927).
注477 Gray，前揭书，p.3。
注478 Austin，前揭书，Vol.Ⅱ，p.1107.并请参阅Pound，“The Scope and Purpose of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1911),Harvard Law Review，Vol.24，pp.589，594。
注479 请参阅Austin，前揭书，p.105。
注480 Gray，前揭书，p.121。
注481 请参阅 the extensive bibliography in Kelsen's Reine Rechtslehre (1934)，pp.155-222。
注482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1934)，Law Quarterly Review，Vol.50，p.480; “Zur Soziologie des Rechts” (1912)，Archive für Sozialwissenschaft，Vol.34，p.602.Kelsen 给法律社会学的定义是“以研究自然作用(因法律规范指示而成为法律法律行为)之原因及其效果为任务的学问。” “The Pure Theory of Law，”前揭书。
注483 凯尔森，“纯粹法学”，前揭书。
注484 Ibid.，p.488.
注485 根据凯尔森说的，行政与司法的区别只在国家机关直接地实现国家目的，例如它建立学校，经营火车，办理医院等是这种直接行政，大异于司法行政，因为后者在它的性质上是从事国家目的的间接的追求。请参阅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1935)，Law Quarterly Review，Vol.51，p.521。
注486 Kelsen，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 (1928)，p.165;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25)，p.236; “The Pure Theory of Law” (1935)，Law Quarterly Review, Vol.51，p.521; 另请参阅前文第十八节。
注487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1935)，Law Quarterly Review，Vol.51，pp.521，522.
注488 Ibid.，Vol.50,p.486.
注489 Kelsen，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p.191.
注490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1935)，Law Quarterly Review，Vol.50，p.535; 并请参阅前文第十二节。
注491 Kelsen，Allgemeine Staatslehre，p.335.
注492 Ibid.，p.336.
注493 Voegelin，“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 (1927)，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2，pp.268ff.，at 276.
注494 Gumplowicz，Rechtstaat und Soziolismus (1881)，p.244.关于Gumplowicz，请参阅后文第五十六节。
注495 Kant，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1797),Introduction Sec.B; transl.by Hastie as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1887)，p.45; see supra，请参阅前文第二十六节。
注496 Fichte，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 nach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 (1796)，Works，Vol.Ⅲ，pp.10，52;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七节。
注497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八节。
注498 请参阅前文第五十三节。
注499 Timasheff，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 (1939)，p.216.
注500 Gumplowicz，Der Rassenkampf，2d ed.(1909)，p.219; Outlines of Sociology，transl.by Moore (1899)，p.117.
注501 Gumplowice，Outlines of Sociology，p.178.
注502 Ibid.，p.179.
注503 Ibid.，p.180.
注504 Ibid.，p.182；另请参阅Gumplowicz，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 (1881)，p.135。
注505 Gumplowicz，Outlines of Sociology，p.149.
注506 Ibid.。请比较前文第六节。
注507 请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508 Kohler，Philosophy of Law，transl.by Albrecht (1914)，pp.4，5.
注509 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3d ed.(1932)，p.88.
注510 请参阅前文第五十五节。
注511 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p.50.
注512 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p.72.
注513 Ibid.，p.75.
注514 请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515 在这三人中，只有龚普洛维奇常常被称为社会法学者，拉德布鲁赫被列为新康德派，科勒为新黑格尔派。可是，科勒与拉德布鲁赫的法律哲学在本章讨论，因为我们在讨论他们的理论中，可以找出其共同有着社会实证主义的态度与缺点。
注516 James，Pragmatism (1907)，pp.9ff.
注517 请参阅前文第二十五节。
注518 James，Pragmatism，p.54f.
注519 Ibid.，p.58.
注520 Pound，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1923)，p.152.
注521 请比较Pound，“How Far We Attaining a New Measure of Values in Twentieth-century Juristic Thought” (1936)，West Virginia Law Review，Vol.42，pp.81ff.，at 94.关于这点，庞德觉得他自己和科勒意见一致；请参阅Pound，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1923)，pp.141f.，和前文第五十六节。
注522 Pound，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1923)，p.159.
注523 Pound，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1922)，p.99.
注524 请参阅Pound，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1923)，p.157; James，The Will to Believe (1896)，pp.201，205。
注525 Pound，“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1913)，Columbia Law Review，Vol.13，pp.696ff.，at 705.
注526 Ibid.，p.696.
注527 Pound，“Individualization of Justice” (1938)，Fordham Law Review，Vol.7，pp.153ff.，at 166.
注528 Pound，“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 (1938)，Harvard Law Review，Vol.51，pp.777ff.，at 812; “How Far Are We Attaining,”etc.，p.91.
注529 请参阅前文第五十三节。
注530 Holmes，The Common Law (1881)，p.1.关于霍姆斯，请参阅后文第五十八节。
注531 Holmes，Collected Legal Papers (1920)，p.202.
注532 Cardozo,The Growth of the Law (1927)，pp.96，135.
注533 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1921)，pp.12，167.
注534 美国大法学家庞德早年任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在美国法学界通称“庞德院长”。——译者注
注535 请参阅前文第十八节。
注536 Pound，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1922)，p.99.
注537 Pound，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p.157.
注538 Pound，“A Theory of Social Interests” (1920)，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Vol.15，p.44.
注539 这点，似乎著名历史学家麦尔温(C.H.McIlwain)有些感觉，他在承认社会法学派的伟大功绩中已经指明对于这派若干失望的地方。［参阅McIlwain，“Government by Law” (1936)，Foreign Affairs，Vol.14，p.185。］
注540 Moór，“Das Problem des Naturrechts” (1935)，Archiv für Rechts-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Vol.28，p.325.
注541 请比较Llewellyn，“Some Realism about Realism” (1931)，Harvard Law Review，Vol.44，pp.1222ff.，at 1222。
注542 Llewellyn，“The Constitution as an Institution”(1934)，Columbia Law Review，Vol.34，p.7.
注543 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 (1930)，p.3.另请参阅Llewellyn，“A Realistic Jurisprudence—The Next Step” (1930)，Columbia Law Review，Vol.30，pp.431，442，464。
注544 Frank，“Are Judges Human?” (1931)，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80，pp.247ff.
注545 Ibid.，p.41.
注546 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d (1930)，pp.7，20，138.
注547 Franwk，Ibid.，p.21.
注548 Ibid.，p.46.
注549 Pound，“How Far Are We Attaining，” p.89; 另请参阅Kennedy，“Functional Nonsense and the Transcendental Approach” (1936)，Fordham Law Review，Vol.5，pp.272，300；卢埃林作成一个法律现实主义论的书单，载Harvard Law Review，Vol.44，p.1257。
注550 Holmes，Collected Legal Papers (1920)，p.173.
注551 同说：Wu，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 (1928)，p.108。
注552 请参阅前文第三十八节。
注553 Frank，“Are Judges Human? ” p.41.
注554 Arnold，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 (1935); 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 (1937).
注555 Arnold,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p.58.
注556 Ibid.，p.50.
注557 Timasheff，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 (1939)，p.248.
注558 Ibid.，pp.15，245-249.
注559 请参阅前文第三十八节。
注560 拉布鲁克采取相同的见解。前揭书，p.88；并请比较前文第五十六节。
注561 Timasheff，前揭书，p.216。
注562 Ibid.，pp.273，210-217.
注563 Ibid.，pp.281-286.
注564 请参阅前文第三章。
注565 Timasheff，前揭书，p.219。
注566 请参阅前文第六节。
注567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2d ed.(1925)，p.9; “Die Objectivit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1922)，pp.190-214; Jaspers，Max Weber (1932)，p.46.
注568 请参阅第六节。
注569 请参阅Jeans，The Mysterious Universe，new ed.(1937)，pp.17ff. ; Russell，Philosophy (1927)，pp.97ff.。
注570 Jeans，前揭书，p.30。
注571 Ortega y Gasset，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1929)，p.49.
注572 Carol Bruch，Daniel Dykstra，Friedrich Juenger and John Oakley:Edgar Bodenheimer (1908-1991)，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39，No.4 (Autumn，1991)，pp.657-659.
注573 博登海默：“1974年修订版前言”，载《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574 博登海默：“1962年版前言”，载《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575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姬敬武、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注576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577 博登海默：“1962年版前言”，载《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578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579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页。
注580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
注581 Jerome Hall: 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1938.
注582 参阅邓姬译本和邓译本中邓正来“中译本序言”和“重译本序”。
注583 邓正来：“我翻译的这几本书”，载《南方周末》2004年8月19日第30版(第1071期)。
注584 沈宗灵教授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一书中主要讨论了霍尔和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吕世伦、谷春德编著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吕世伦主编的《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综合法学”，除霍尔和博登海默外，还讨论了拉斯维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律政策学、斯通的“三部曲”等。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则在“综合性法学”一章里讨论了霍尔、博登海默的法学理论以及伯尔曼的法律思想。本文限于主题，主要讨论美国“综合法学”中的霍尔和博登海默。
注585 沈宗灵：“前言”，载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注586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页。
注587 沈宗灵、罗玉中、张骐：《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沈宗灵学术思想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0页。
注588 吕世伦、杜钢建：“综合法学述评”，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期。
注589 吕世伦、王卫平：“现代西方法学三大流派‘合流’倾向初探”，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注590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06页。
注591 同上，第205页。
注592 同上，第206页。
注593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18页。
注594 吕世伦、杜钢建：“综合法学述评”，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期。
注595 Jerome Hall: 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1938.
注596 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张岚译，贺卫方校，载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及注。
注597 郑强：“沈宗灵先生访谈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注598 Jerome Hall: Preface，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1938.
注599 台湾地区有“中央研究院”，但“中央研究院”的英文名称为“The Academy of Sinica”。此处暂按字面含义直译。
注600 Baier，Lowell E.(2006) “Dr.Jerome Hall-A North Star in My Life,” Indiana Law Journal: Vol.81: Iss，2，Article 1.
注601 潘汉典译博登海默《法理学》“前言”。
注602 博登海默：“作者致中文版前言”，载《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