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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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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毅

张天云

张祖谅

杜义德

徐立清

徐深吉

詹才芳

徐向前   元帅  

 “鸡鸣狗叫惊3省”——这是人们形容新集城的位置。它坐落在河南、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属河南省。1931年2月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徐向前领兵采到了新集城下。

这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编为红4军，徐向前由红1军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改任为红4军参谋长。他随同红10师这支他一手培育发展起来的老部队，围城苦战。由于城墙坚固，守敌拼死顽抗，红军连攻3次未能奏效。主攻团伤亡人数不少。黑夜，敌人在城墙上点起灯笼火把，得意地大喊狂叫。城里守敌虽然不过千余人，却极端顽固。鄂、豫、皖3省边陲地带的一些逃亡地主豪绅，结成联盟，纠集反共的“红枪会”、“黄枪会”、“蹦子会”和保安团，凭坚死守待援。

攻城不下，主攻团的干部战士心急眼红。第四次组织“敢死队”，喝血酒，备云梯，准备再次登城。团长王树声，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身材高大，勇猛过人。他要亲自带领突击连爬城。并宣誓似地说：“攻不破新集我不姓王!”

徐向前听说忙赶去，风趣地向王团长说：“同志呀，敌人不会因为你改姓，就大开城门欢迎呀!”

“攻进城去，要杀它个鸡犬不留!”有个连长气急地说。

“那，你这个连长要撤职啊!”徐向前严肃地说。 “打仗．要勇敢加开动脑筋，你们拼命、发狠、骂大街，屁用没有。”

他批评了干部中产生的急躁、拼命情绪。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休整。然后，和一些干部战士研究对策。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徐向前很相信这话。办法很快有了：挖坑道，下炸药，轰开城墙。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开始选择地点挖坑道。新任的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新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他们对这个地区和部队的情况不熟，仗怎么打，，工作怎么做，尊重徐向前和当地干部意见。

坑道的起点，选定在城北距离城墙五六十米一个山沟沟旁边，沟前是个小坡，正好隐蔽自己，挡着敌人视线。红军战士多是种地的农家子弟，新兵打仗外行，挖土却是能手。一个班、一个班轮流上阵。

寒冬，滴水成冰，战士们却个个满头流汗，有的人赤着膀子挖土。土塌下来，找来门板用粗木柱顶上。几天几夜，一条长50多米的秘密地道，通到了城墙底下。地道一人多高，宽能拉进去马车。马车没进去，却抬进去两口大棺材。战士们进进出出，把一包包火药装入棺材，又装入迫击炮弹和从老乡家搜集来的碎铜烂铁。棺材装满了，盖好盖，用7寸的铁钉从外边死死钉住，外面再加上5道铁箍，最后把一大把引爆的导火线，从棺材头前钻好的小洞插进。

谁也说不出，这叫什么装置，什么武器。徐向前和一些指挥员最后进坑道检查，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啊，这门炮就叫‘棺材大炮’吧!”

徐向前读书多，有时爱咬文嚼字，他说：

“好，‘地炮’!”

“棺材地炮!”

军事指挥员们此时像儿时游戏，说说笑笑。这原始式的战争，确实有时近似“天方夜谭”的游戏。徐向前一次向笔者说：红军初期，近似印第安人用弓箭、长矛，还用榆木造炮，石灰罐子当烟幕弹。有的红军还搞什么“火牛阵”、“火鸡阵”：把牛尾巴、鸡身上沾些煤油，燃起采向敌人那边飞、跑。地炮威力大，一声巨响，敌人的城墙被炸，塌一截，成了斜坡，部队沿坡而上，冲进城内与敌巷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交战，全歼守敌千余人。从此，解除了我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首府。

徐向前住这里的时间很短，打下新集之后，过罢春节，他马不停蹄，又和红4军其他领导人率军西出平汉线了。

天降大雪，平汉路上的铁轨，被掩埋在深雪里。火车误点、沿路小车站关闭。红军一路夜袭李家集火车站；一路截获兵车一列，全歼车上敌军新编第12师1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和军用物资。另一路袭击柳林火车站，歼敌1个营，击溃敌两个团。西出乎汉线，共歼敌2000多人。被俘的敌人1个团长连声惊叹：“贵军神兵天降，神兵天降!”

“神兵”并没就此止步，接着进逼信阳。

敌人闻讯大惊，急调大军云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6师集结信阳，令该师第38旅、骑1师和第31师之第91旅、第20路军、第63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指挥新编第2旅守广水，令第31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令岳维峻率第34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开始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

敌人的企图，摆在徐向前参谋长的地图上，一路路显示出来。总指挥不离作战室，不离地图，手下紧紧掌握着特务大队中的一个侦察分队。参谋长‘的职责，是做好主要指挥官的助手和参谋。然而，徐向前此时在红4军军长、政委的心目中，是指挥部的关键人物。他情况熟，对敌人番号、作战特点、主官姓名和爱好，都如数家珍记在心中；他对红军各部队摸得透，团以上甚至许多营连干部都熟悉，能呼出名，了解其特点和性格；再就是地形熟悉，平汉线花园这一带，已是他第三次领兵征战地了。

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红4军指挥部形成：吃掉岳维峻和他率领的第34师。

是命运之神作怿，还是历史的巧合?岳维峻原是徐向前在国民第2军时期的“老上司”。这位岳师长，可谓是资深的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任国民第2军军长。蒋介石却不重用他，他总想找个机会立下个战功。机会来了，他接到命令“围剿”大别山区的红军，便亲自率领部队出征。行军速度之快，求战之急，是少有的。3月8日，孤军冒进到双桥镇。

双桥镇，四面环山，东傍泅水，是红军和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岳维峻率第34师进入双桥镇为中心的地带，正举棋不定，红军突然发起进攻，夜晚冒着雨开进，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占领双桥镇东南方向的小葵山和西南的尖鸡岗。岳维峻先是顽抗，要求上边派飞机助战。飞机来了投弹轰炸，无济于事。岳维峻又亲自指挥两个团向红军反扑，争夺制高点。战斗十分激烈。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叙了当时的激战：这个硬仗，鏖战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7个多小时，我军毙敌千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余支，  山炮四门、迫击炮10多门。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34师  (1个师部、两个旅、4个团、1个山炮营、两个迫击炮连)  的重大胜利。敌师长岳维峻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我军活捉。大别山红军，头一次打这么大的歼灭战，捉到敌师长，从上到下，兴奋极了。战场上欢声笑语，用枪声代替鞭炮，庆祝胜利；四乡百姓成千上万纷纷拥向双桥镇凑热闹，赤卫队员们原来是手持大刀、长矛参战的，这时也“鸟枪换炮”，换了新武器。徐向前听说敌师长被活捉，从双桥镇出来，匆匆走到附近一个小山村，去会见他的“老上司”岳维峻。

已是黄昏，一间小茅草屋里，点起了油灯。两名红军战士正看管着岳维峻。这个师长当了俘虏，却放不下长官的架子，他虽然在逃跑时化装为士兵，但肥胖的身体和一脸福相的容貌，让徐向前“—眼就认出了他。一点不错，他正是徐向前5年前的顶头上司。

“我要见最高指挥官!”岳维峻蹲在地上，喃喃地说。  “我要见最高指挥官!”

“什么高呀低呀!”徐向前在一条长木凳上坐下来。问：“岳师长，你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起头看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红军，瘦高个头，身披灰大衣，佩一支小手枪在皮带上。红军服装一律长官和士兵不分，小手枪却是指挥员的一个标志。官越高，手枪越精小。岳维峻却认不出问话的人是他的老部下。

“请坐吧，坐吧!”徐向前指着对面木凳说，“你真不认识我了?”

岳维峻坐在木凳上，一只手遮着灯光，向徐向前上下打量着，似是见过，却认不出是谁，更不知姓名。

“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徐向前说。

岳维峻呆呆地望着。他知道红军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有黄埔军校出来的，有北伐军中干过的，有国民第2军任过职的。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等，一些名将都是军事情报中常出现的，只是不认识面前这位是何人了!

“5年前，你在国民第2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6混成旅，是吧!”

“是的。”

“我在第6混成旅当过参谋呢!”徐向前不隐讳的说。

“啊，老同事，老同事······”岳维峻惊喜地说，“对不起，我确实认不得了。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暗暗发笑，什么老同事，应该说是“老下级”呢。打了大胜仗，使徐向前开心，捉住了他的老军长，让他感到自豪。他想从敌军指挥官口中，检验一下红军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问题，便向岳维峻“请教”说：

“你对我们红军作战，有些什么见解?”

岳维峻忙说：“惭愧，惭愧!战败之人，还说什么哟!”， 此时此刻，岳维峻可能记得了，5年前在河南安阳，一个广东黄埔军校采的小军官，分在他的军中第6混成旅任参谋。那时，他是威严的军长，一呼百应，一个命令全军动作，他没有机会和必要，和旅的一位小参谋人员交谈。没想到5年后的今天，败在了这位小参谋的手下呀!他连说“惭愧”。

这位“老上司”，军事上没说出什么，只关心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一再要求徐向前不要杀他，如能释放，愿意答应红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头脑中闪出利用岳维峻的念头，但不是马上要谈判的问题。他站起身，向岳维峻说：“你放心，红军是保证俘虏人身安全的。你要看清形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那是白日作梦。红军是‘剿’不尽的!”

岳维峻连连点头，说：“是，是的，请······”

他还想多和徐向前谈谈，叙叙“旧情”，徐向前一无心思、二无时间，匆匆离去。

双桥镇大捷，宣告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红军第一次“围剿”彻底破产。敌军纷纷后撤，红军乘机扩大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达200万，红军扩大到1．5万多人。

从此，在大别山区和红军中，流传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关于岳维峻最终的下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留下门：笔，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毛泽东给徐向前的一封密信

徐向前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1935年9月9日深夜，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秘密脱离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红军前敌指挥部得知此事时是这样描述的：“……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中央派人送来指令”，当时中央是派谁送的指令？今天我们得知，当年给徐向前送党中央毛主席指令的是时任红一方面军二师通讯主任的曾思玉。当时，中央为曾思玉配备了一个营的兵力和一部电台，一路护送，在红四方面军驻地的一个岔道口，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送给了徐向前。
　　草地惊变
1935年9月10日，已经快走出草地的红军先头部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正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为全军开路。此时，红二师全体将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张国焘要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更不知道毛主席已经于昨天晚上秘密带领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离开了红四方面军驻地，急速向最前沿的红一军团驻地开进，然后率领红军一起北上抗日。
　　北上是中央早就决定了的。早在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并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红一方面军的第四、第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路军。
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的先头部队红二师已经向草地急速行军一天，驻扎在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一个小庄子里。藏民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统治者的反动宣传，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庄子了。因为房子太少，除机关指挥部在房子里面，作战部队以及基层指挥员都在雪松下的树针叶子上面露营。
9月11日早晨，乌云满天。约8时左右，一支马队急驰来到红二师驻地。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前去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人，把他们接到了自己住的房子里。

曾思玉等红二师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看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突然到来并召开紧急会议，都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大家怀着一颗紧张的心，静静地等待消息传出。
　　领受秘密任务
　　不错，此时的党中央面临着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一会儿，陈光师长从屋子里走出来，把曾思玉叫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和肖华政委一同交给曾思玉一项重要任务。
　　陈光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是十万火急的任务。”
　　只见陈光师长手中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领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西经过那里，他必经过那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地区去，这是你见到徐向前总指挥的最好时机和地点，千万不要错过。”
　　肖华政委接着说：“你去完成这个任务，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陈光师长再三嘱咐：“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回答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
　　然后，两位师首长带着曾思玉来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开会的屋子里。陈光师长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的通讯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的任务。”曾思玉向毛泽东敬礼，并说：“毛主席，我去完成任务！”毛泽东笑了：“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思玉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两个，我相信你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
　　毛泽东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曾思玉说：“请毛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毛泽东看着曾思玉，点了点头，说：“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曾思玉说：“毛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曾思玉根据首长指示，立即带着六团一营和电台，火速起程。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曾思玉的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边强行军赶路、护送曾思玉完成送信任务，边做干部战士的政治动员工作，要同志们抓紧时间快速赶路。
　　经过强行军，大约下午两点左右，曾思玉和一营及时赶到了草地小山坡的指定岔路口。曾思玉立即对道路东西两端进行观察。由于下雨，地上是湿润的，马队行进过后，一定会留下痕迹，他们见地上没有马蹄印迹，判断徐总指挥尚未经过。
　　曾思玉命令曾保堂营长带领部队在北侧山坡警戒，隐蔽起来，以防意外发生。他派出干部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并带温先星和另一位姓罗的红军战士在岔路口雪松下休息等候。
　　下午4时左右，瞭望哨的旗语信号舞动起来，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伍过来了。曾思玉想，可能是徐向前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几个先头骑兵奔驰过来了。曾思玉见状，立即上前，拿着信摇晃着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
　　奔驰而来的骑兵队伍立即停了下来，骑马的人都穿着崭新的军装、背着新式武器，曾思玉明白这一定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而对方一见到衣衫破烂的曾思玉他们，也就知道是中央红军的人。曾思玉马上问道：“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挎驳壳枪的同志用手指了指后面一位骑在马上的红军说：“那位就是徐总指挥！”
　　曾思玉跑步上前，向徐向前敬礼，并送上信件。徐向前接过信件，一看是毛主席亲笔所写的“徐总指挥收”几个字，当即拆开信封，打开信纸阅读起来。只见徐向前眉头紧锁，脸色突然严肃起来，生气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此时心情极度紧张，看到徐向前紧锁的眉头久久不能舒展，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见徐向前抬头看着远处的草地，好像在想什么问题。
　　曾思玉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
　　徐向前略加思索，说：“没有回信，我写个字条，表示收到这封信，签上我的名字。”并问：“你是什么职务？”曾思玉回答说：“我是红一军团二师通讯主任曾思玉。”徐向前点了点头，又问：“毛主席、周副主席身体好吗？”

　曾思玉知道徐向前担心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连忙说：“毛主席身体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身体都很好！”
　　徐向前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从旁边一位红军战士手中接过纸和笔，写下了“毛主席，信已收到”几个字，落款“徐向前”。徐向前将字条递给曾思玉，曾思玉接过字条，向徐总指挥敬礼后，转身离开岔路口，徐向前带领马队也快速离开了岔路口。
　　徐向前的马队刚一离开岔路口，隐蔽在山冈后面的一营指战员就快速过来了。曾思玉手握缰绳，翻身上马，带领一营和电台人员飞奔北上，追赶中央红军去了。第二天上午，曾思玉一队人马就赶上了大部队。
　　这次给徐总指挥送信，是曾思玉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曾思玉早就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北上方针有所耳闻，毛泽东给徐向前写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努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
　　曾思玉分析的没有错。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脱离张国焘控制的地盘，规避风险，挽救红军挽救党。毛泽东的信就是向徐向前说明中央红军北上的事实真相，并劝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即使一时难以北上，也要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将士，跟着党中央走，今后条件成熟了回到北上的队伍中来，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徐向前兵团大破阎锡山碉堡阵

1948年11月，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来到重重包围中的孤城太原后，在写出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当年，阎锡山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实现“控制太原周边全部交通要点及瞰制地形”的战术目的，在太原修建了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星罗棋布的碉堡，是太原城防工事的一大特点，阎锡山特设了“碉堡建设局”，在留用日本专家的指导下，专门研究碉堡的修建。到1948年底，太原的“百里防御圈”内外耸立起5000余座碉堡，太原因此号称是“可抵150万军队”的“碉堡城”。
　　这些碉堡，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研究而成，在构筑和武器配置上都极尽心计。它们样式各异，从形状上有方碉、圆碉、梅花碉、子母碉、人字碉等；从高度上一至五层不等；从火力配置上，有炮碉、机枪碉等等。阎锡山还为这些碉堡起上“好汉碉”、“卧虎碉”、“百川碉”等响亮的名字以壮声势，甚至还有为他祝寿的“祝寿碉”。
　　三个火力点一个碉，三个碉堡一座楼。每修建一座碉堡，大约需要40立方米片石和30袋水泥，以及400公斤钢材。新华社在1949年5月8日的报道中称，据一位工程师计算，如果将这些修碉堡的水泥用于建设，至少可以盖2万间洋房，而如果把修碉堡的劳动力投入耕种，至少可以使4000顷荒地变成良田。
　　阎锡山之所以热衷于修建碉堡并迷信“碉堡战法”，据他自己解释说：“共产党凭的是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就没有办法。”然而，阎锡山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碉堡是防御轻武器的有效工事，却无法抵御火炮尤其是重炮的攻击。对付这些碉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炮火覆盖。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小米加步枪”，那不过是对八路军极端困难时期的一个比喻，阎锡山知道用火海应对人海，却不知道昔日的“土八路”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1948年10月5日，已经进抵前线两个多月的徐向前兵团正式发起太原战役。双方激战的结果，老阎的碉堡阵不能挽救他统治山西38年最后覆亡的命运，次年4月，太原终告解放。阎锡山的大部分碉堡也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之下，被炸得粉身碎骨。
　　太原战役初期，为了支持徐向前兵团作战，解放军华北军区的“看家宝贝”——两个炮兵旅和一个坦克大队全部出现在太原前线，不久，这两个炮兵旅分别被改编为炮兵第3师和第4师。炮兵师是什么概念？在民国军事史中，中央军炮兵部队最大的编制是炮兵旅，从未上过师一级的规模，惟一的例外是游离于中央军系统之外的晋军，阎锡山在太原战役前夕组建的迫击炮师，是国军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师级编制的炮兵部队。
　　总攻前夕，第四野战军的炮兵第1师挟辽沈、平津之余威千里驰援太原，他们带来了两个装备有大口径日式、美式榴弹炮的重炮团、一个野榴炮团和两个高射炮连，其中一个炮兵团全部为朝鲜族将士。至此，太原前线一共集结了3个炮兵师，拥有各类火炮1233门，加上缴获的阎军火炮，数量超过1300门，比阎军多出一倍，尤其是10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榴弹炮，数量10倍于阎军，取得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成为压制阎军炮火、城市攻坚的重要保障。
　　在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解放军共计消耗炮弹20余万发，平均每个阎军官兵头上落下两发。到了太原战役后期，解放军前线部队又准备了40万发炮弹，一场城市攻坚战的弹药用量，竟然直逼淮海战役这样的战略决战。解放军强大的炮火成为太原碉堡的噩梦。
　　解放军炮兵的口号之一就是“取消敌人炮兵的发言权”。阎锡山后来在《太原沦陷省思》中总结的六点错误中，“对共军火力估计的不够”就是其一。他手下的几名军政官员在《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总结失守原因时，认为“敌人的火炮及火箭炮为我们的致命伤”。在解放军随军记者的报道中，被俘的日籍军官称：“你们的炮兵打得好，比我们还打得好”；被俘的暂编第45师直属炮兵营军官说：“你们的炮弹又多又准，再多的坚强碉堡也经不住你们大炮和炸药的轰击”；被俘的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说：“解放军的炮火，特别是重炮，简直把我们轰击得连头也抬不起来，这点却完全出乎我们意料。”

王树声  大将 

一、组织九月暴动

民国十六年，

湖北黄麻县，

就把革命办。

县委和区委，

做过普宣传。

组织农协会，

办起青年团。

大家联合起，

反抗杂税与苛捐！

直到九月间，

就把主义变，

破县城、杀贪官

一致要共产，

各区开大会，

男女倡平权，

义勇队成立，

防务会不变，

组织九月暴动

军阀土劣走狗一律要杀完。

这是黄安(今红安)、麻城人民对“九月暴动”的真实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军队作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会议，制定了在黄安、麻城等7个地区举行秋收起义的计划。

    为了贯彻执行湖北省委的暴动计划，9月下旬，中共麻城县委在邱家畈村召开会议，王树声、蔡济璜、刘文蔚、廖荣坤等20多人参加。会上省委代表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求麻城县迅速行动起来，动员群众举行暴动。会议决定同黄安县农民统一联合行动，共同举行秋收起义。

    邱家畈会议后，王树声作为麻城县委委员和县防务委员会负责人迅速投入到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中。

    首先是宣传发动群众，为暴动进行思想准备。根据县委的分工，王树声到林家山向当地党员和农民自卫队队长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县委的决定，并就如何发动群众做出部署。之后，王树声深入到乘马岗、顺河等地农村，串大街走小巷，坐在农家的床头，蹲在灶膛边与农民兄弟促膝交谈。他当过小学校长，讲起话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农民的出路，暴动的目的，革命的未来。他的话如春风吹开了农民的心扉，像春雨沁入受苦群众的心田。在王树声等人的宣传鼓动下，农民心头的怒火被点燃，参加革命的热情被唤起。一时间，农民们纷纷登记加入农民协会，小伙子们争先恐后地加入自卫队。

    其次是进行组织准备。群众的情绪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在这一方面，王树声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受县委委托，加强县、区防务委员会和乡防务分会，以此作为农民暴动的公开领导机关。县、区防务委员会下设总务、宣传、组织、经济、军需、文化等股，各股挑选当地有声望的和斗争坚决、勇敢的共产党员负责。王树声还规定了防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开仓济贫；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给豪绅地主派款子，筹集革命经费；组织群众，打击反动武装。麻城县防务委员会组织的加强和健全为暴动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与县委其他成员一起集中精力抓好农民自卫队的建设，积极动员农民参加自卫队，将之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在王树声等人的努力下，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麻城自卫队迅速壮大，他亲自发展的队员就达几十人，从而为暴动准备了力量。

    再次是进行武器等物质准备。为了暴动，王树声与其他县委成员，组织群众，以庙宇、祠堂为据点，昼夜不停地赶制武器。一时间，几十架火炉熊熊燃起，火炉旁铁锤飞舞，金花四溅，不久一件件大刀、长矛、铁铳等武器被打造出来。此外，王树声还通过时任教育局长的堂兄王幼安，利用上层关系搞到了一些钢枪。这些钢枪在“九月暴动”和后来的黄麻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暴动的一切准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八七会议精神，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走了大革命失败后笼罩在麻城上空的阴霾，整个麻城县，像张开的弓箭，一触即发，像洒上油的干柴，一点即燃！

    9月26日，轰轰烈烈的“九月暴动”开始了。这一天，王树声与蔡济璜、刘文蔚等，在邱家畈水果寺门前组织召开了3000人的群众大会。他们在会上先后发言：  “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的，无产阶级要翻身，农民要翻身，就要杀尽土豪劣绅。”“我们要分田地，将来我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激动的人群挥舞着刀枪，“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彻云霄。会后，王树声等组织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包围了大地主张继全的家，将其逮捕，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分给农民。

    邱家畈暴动以后，农民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麻城北部地区。9月底，王树声等先后在乘马岗的杨家坎、冷水坳和付家河等地，组织召开了数千人的农民大会，举行乘马岗暴动，并带领农民涌向易家桥，没收了恶霸地主陶祖培的家财。

    之后，蔡济璜、王树声等到顺河区林家山和北风咀一带组织召开千余人大会，举行林家山暴动。在王树声等的带领下，当地群众兵分两路，一路到杜家凹、土门，捕捉了土豪“邱麻子”和“八相”，一路到李斯文、李家楼逮捕了土豪“灰包”。与此同时，林店、朝阳店、垸店一带的农民，在徐述风的领导下，举行了三店暴动，近两千农民手持刀矛，直奔王合里洼。土豪王仕学闻讯而逃，农民将其家财全部没收。

    10月初，王树声、扬仕典、徐发全领导伍家庙上千农民举行暴动，并率领群众斗争了林家中湾的地主徐庆华。

    与此同时，黄安县农民在戴克敏、郑位三、陈定侯等人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并一度攻占黄安县城。黄麻两县的农民暴动，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延续到10月初，史称“九月暴动”。10月初，国民党军魏益三第三十一军1个师窜犯黄麻地区，暴动被迫停止下来。

    对“九月暴动”，事后王树声作了全面总结。他说：

当党的八七会议决议九月间传达到黄麻两县以后，两县党组织迅速制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计划，积极领导广大群众举行起义，到处集会、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不分昼夜地捕捉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形成了农民运动的新高潮。

    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进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然而，这次起义的意义是很大的。它揭开了土地革命的旗帜，进一步地发动了群众，组织了群众武装了群众，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复辟活动，基本上肃清了黄麻北乡基本地区的反动势力，特别是党和革命群众，经过这次起义的锻炼，取得了宝贵经验，为继续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二、参与领导黄麻起义

    “九月暴动”虽然被迫停了下来，但黄(安)麻(城)地区的革命力量依然存在。到10月中旬，黄安有组织的群众已达万人，农民自卫军有枪240枝，麻城有组织的群众达2万人，农民自卫军有枪七八十枝。中共湖北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继续发动和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于10月间先后派王志仁、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等到黄麻地区，并决定成立中共黄麻区特委，符向一任书记，吴光浩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11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正式成立了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委和以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会议吸取了“九月暴动”和鄂南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整顿农民自卫军，并加强训练。王树声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坚决拥护特委的决定，认为只有暴动才能打开黄麻地区的局面，才能使革命向前发展。

    七里坪会议后，中共黄麻两县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动员组织了一批党团员和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各区、乡宣传，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王树声作为麻城县委委员和县防务委员会负责人，与蔡济璜等在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深入农村，宣传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并把当地的农民武装起来进行编练，仅在顺河集就组织义勇队员上千人。他还与义勇队员一起不分昼夜地赶制短枪、刀矛等武器，为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黄安县委在七里坪的古丰岭和十丈山办起了“兵工厂”，昼夜不停地为起义部队赶制枪械和刀矛。广大妇女也动员了起来，她们飞针走线，为起义部队缝制起义标志——赤化带(用红布条制成的标志，起义时战士将它斜挂在胸前)和绣有五星、镰刀、锤子的红旗。同时，中共黄麻特委还派人到武汉购买武器。中共麻城县委通过王幼安的关系，从国民党军队里买来10条长枪和10套军装。之后，中共麻城县委“借鸡生蛋”，利用王幼安搞来的这10枝枪和10套军装，由10个自卫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混入麻城县城，以“剿匪”为名，又顺利地获得了一批枪支，进一步加强了农民自卫军的武装。

    就在黄麻两县积极准备更大规模起义的同时，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们惊恐不安，纷纷赴武汉“请兵”。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集团因与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集团正在长江沿岸混战，无力派大军前往镇压，但方了给土豪劣绅们撑腰，只得派国民党军第三十军一个营进驻七里坪。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要求消灭七里坪的敌人。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黄麻特委决定消灭该敌。于是，黄安农民自卫军，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在广大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于11月10日晚浩浩荡荡地向七里坪进发。胆小如鼠的敌人望风披靡，打开南门仓皇逃跑。王树声立即组织自卫队和义勇队员点起火把，猛追数里而归。黄安城内的守敌一个团，慑于农民自卫军强大的声势，黯然退到黄陂县。这次行动虽然未与敌人接触，但使农民军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从而信心百倍。

    11日，黄麻农民自卫军进驻七里坪，打击土豪劣绅，惩办地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天，黄麻特委在文昌宫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举行起义，夺取黄安县城，并成立了黄麻暴动指挥部，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

    11月13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一个团窜回黄安城，黄麻暴动指挥部遂决定消灭该敌。于是，震撼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开始了。

  参加攻打黄安县城的武装起义大军，除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外，还有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地的两万多名农民。黄陂、孝感的部分农军在徐海东等率领下也赶向黄安。

  小小的七里坪，人山人海，大街小巷，镇里镇外，到处是涌动的人流，闪亮的刀枪。太阳快落山时，铿锵有力的三声锣响，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高唱着暴动的战歌出发了：

暴动，暴动!

工农打先锋，

拿起刀和枪，

一同去进攻!

暴动，暴动!

哪怕白匪凶，

拼出一条命，

勇敢向前冲!

暴动，暴动!

天下归工农，

再不当牛马，

要做主人翁!

暴动，暴动!

共产党指引，

前仆又后继，

革命定成功!

    按照暴动指挥部的部署，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的两个排，以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王树声率麻城农民自卫军的另一个排在黄(安)光(山)麻(城)交界的北界河负责警戒，以防河南光山的红枪会增援黄安。

    王树声非常想参加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但他深知，警戒任务同样重要，打击援敌也是起义的一部分，它直接关系到起义能否成功。指挥部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也是对他的信任。

    当晚，月明星稀，王树声率部出发了。当他们赶到北界河附近的木城寨时，是次日午后。乡亲们听说他们是从七里坪来的农民起义军，格外亲切，又烧茶，做饭，问长问短，特别关心攻打黄安的情况。王树声告诉乡亲们，就在他们出发来木城寨的同时，起义军主力已奔向黄安。乡亲们听后，个个心花怒放，笑逐颜开，盼望快点传来胜利的捷报。

    在当地农民群众的帮助下，工事很快就修好了。为了加强力量，王树声还把当地群众组织起来，帮助自卫军防守。他还规定了信号，如果发现北面有敌人的情况，就以山头三声枪响为号，群众闻讯就立即赶来支援，决不让敌人越过木城寨一步。

    从14日下午开始，王树声与战友们守在木城寨的各个山头要塞上，严密监视着河南光山方向的动向。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早一点了解到黄安方向的消息。直到黄昏，一名义勇队员兴冲冲地跑来，汇报了黄安的情况，王树声遂奉命率部南返。

    原来，从14日凌晨4时开始，攻城部队以自卫军打先锋，义勇队继其后，由西北城角攀梯而上，一举攻人城内，在城内群众的配合下，全歼县警备队，缴获步枪30余枝，子弹90箱，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及土豪劣绅15人，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没收了县署、改组委员会等一切财物。起义胜利了，土地革命的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

    下午4时，暴动指挥部得悉国民党军魏益三部一个团已进至离城10公里的地方，即令将缴获的物资运往七里坪，处决了贺守忠等反动官吏。晚6时，起义军由北门撤出黄安城，敌由西门进城。敌进城后，仍惊恐万分，15日晚撤走。

    起义军返回七里坪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筹备处。16日，起义军有秩序地进入黄安城。18日，黄安农民政府筹备处在城南广场上举行了万人盛大集会，宣布黄安农民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曹学楷。麻城县派出由21人组成的代表团，祝贺黄安农民政府的成立并学习起义经验，以准备夺取麻城，王树声作为麻城县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农民政府宣布了“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豪绅，保护商业贸易，建立工农政权，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纲领，发出了伙会通电》和惜黄安民众书》。一时间，群情振奋，欢声雷动。曹学楷发表了扣人心弦的演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是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监牢、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今天，世道变了，我们这些种田佬，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了我们革命者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这次起义的胜利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为工农谋解放，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大众的救苦救难的菩萨，我们热烈欢迎劳苦农民加人本党。”听着这激动人心的演说，王树声异常激动，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农民政府万岁!拥护鄂东革命委员会!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 ”

    黄安农民政府成立后，中共黄麻特委组织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在黄安城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在被检阅的队伍中，王树声站在前列，他高高的个子，英姿勃发，步伐坚定有力，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喝彩。

    阅兵仪式结束后，中共黄麻特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鄂东军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共计300多人。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汪奠川为鄂东军参谋长，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王树声为第二路副司令。从此，王树声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成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起点，黄麻两县人民把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成立，看成是自己的伟大胜利。为了庆祝这一胜利，黄安人民广泛开展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参加者超过7万人。之后，王树声等返回麻城，根据麻城县委的部署，先后在西张店、王家祠堂等地召开农民大会，迅速在全县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

黄麻起义的胜利，不仅推动了黄麻地区的革命斗争，而且促进了河南光山县南部的反动红枪会的内部分化。那些受骗参加红枪会的农民日益觉悟，他们派代表30多人于11月20日到黄安求和，表示愿意接受农民政府的领导。王树声作为鄂东工农革命军的代表与红枪会代表进行了谈判，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教育他们：穷苦农民只有联合起来实行武装起义，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和土地，才能翻身得解放。因为红枪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穷苦人，因生活所迫才参加红枪会的，他们听了王树声的话，非常高兴，要求派人指导他们的工作。至此，黄麻农民武装与光山南部红枪会之间的武装冲突遂告缓和。

三、坚持黄麻北部斗争

    黄麻农民武装与河南光山红枪会的关系趋于缓和，但黄安南乡的反动势力仍利用红枪会、白枪会、大刀会、民团等武装，同农民政府对抗。中共黄麻特委遂决定打击这些反动势力，扩大起义的胜利成果。11月下旬，潘忠汝率鄂东军主力到南乡开辟工作，王树声随军南下。鄂东军在当地农民的配合下，与八里亭红枪会百余人作战，歼其过半，缴枪50余枝。接着，在鄂东军的支援下，八里湾附近三四千农民举行起义，惩办土豪劣绅，掀起了南乡农民起义的高潮。

    鄂东军主力南下后，黄安反动势力勾结驻河口的国民党第三十军秦敬忠部400余人，于11月28日乘虚进犯黄安城。留守县城的少数鄂东军同全城群众紧密配合，在刘镇一的指挥下，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29日早晨，各地农民群众万余人，闻讯赶至县城增援，下午4时，潘忠汝率鄂东军主力回师黄安，进犯之敌闻风逃窜，黄安保卫战取得了胜利。30日，黄安农民政府在校场岗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黄安保卫战的胜利。

    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的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企图把这个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12月5日，国民党第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自豫南进攻麻城西张店，企图进犯黄安城。王树声率麻城农民武装在乘马、顺河群众的支援下，据守各个山头予以抗击，使敌不敢冒进。5日夜，敌人借助夜暗，绕道宋埠尹家河，直袭黄安。鄂东军和义勇队据城固守，并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自夜间12时至次日凌晨3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城门被攻破，鄂东军和义勇队伤亡严重，仅一部分突出重围。战斗中，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在掩护战土突围中英勇牺牲。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

    敌人侵占黄安后，8日又进驻麻城，并随即侵入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豪绅地主则乘机勾结国民党军进行报复，许多村庄被焚烧一空，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仅黄安北乡农民被屠杀者就有千人。在麻城，敌人一次枪杀革命群众即达600人。

    然而，敌人的疯狂屠杀，扑灭不了已经燃起的革命烈火。12月中下旬，从黄安突围出来的鄂东军和义勇队，陆续回到紫云区。符向一、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莫川、戴季英、廖荣坤、徐其虚、江竹溪等在黄安城北的木城寨举行了会议，决定暂时避敌锋芒，除留吴焕先等少数人就地坚持外，大部人员转移到木兰山。

    木城寨会议后，鄂东军在箭厂河附近的闵家祠堂集合了72人，携带长枪42枝，短枪11枝，向西南进发，29日，到达了黄陂北部的木兰山。1928年1月1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下辖3个队，部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展开游击活动。

    鄂东军转入木兰山后，由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带领的游击小分队(王树声任队长)，继续在黄麻北部地区坚持。他们夜行晓宿，乔装打扮，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斗争。由于白色恐怖严重，麻城最早的中共领导人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等先后被敌人杀害。王树声率领的小分队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斗争日益艰难。

王树声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反革命军队占领黄、麻地区后，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盖天，白色恐怖由县城向农村蔓延开来。我党麻城县领导人农协委员长刘象明、教育局长王宏文(王树声之兄)等同志均相继被捕，壮烈牺牲。县委书记蔡济璜潜回乡下，继续领导人民斗争。他曾写了不少革命诗篇，其中有这样一首：“明月照秋霜，今朝返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后来他不幸在病中被反动派逮捕，与刘文蔚(原县自卫军大队长)、邓天文两同志一起在顺河集区林店殉难。三烈士在临死时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敌人为之变色，群众潸然泪下。

    后来，王树声率领的小分队也被打散。为了找到党组织和鄂东军主力，王树声化装四处打探消息。

    一天夜里，王树声悄悄地潜回乘马岗打听消息，不料被敌人发现。敌人一边打枪，一边高喊“抓住王树声赏大洋两百!”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还没有休息的周大娘听到枪声和喊声急忙出外察看情况。

处于险境的王树声奔跑着，突然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大侄子!” 王树声停住脚步，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于是，他急忙跑过去，叫了声“干娘!”周大娘二话没说一把将他拉进门，轻轻地把门闩好。追赶的敌人，突然不见了王树声的身影，感到奇怪。他们吩咐民团，挨家挨户地搜查。

一个军官嚷道：“我们刚才捉一个人，追到街上不见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共产党的头子王树声。谁要是能将他交出来赏大洋一百。谁要窝藏他，要杀他全家。”

周大娘看到敌人又要杀害无辜百姓，不禁想起黄麻起义后，被敌人杀害的丈夫，想起敌人一次杀害的600多百姓，她义愤填膺。但理智告诉她必须想办法，不能冲动，否则不仅救不了王树声，还会伤害百姓。

于是她站出来说：“王树声藏在我家里!”

几十个敌人持枪来到周大娘家门口。为了不让敌人进屋，周大娘故意说：“王树声带着双枪呢!”

    敌人闻听吓得不敢进屋。周大娘见状说：“老总，你们躲在门后，我进去把他哄出来，你们再抓？”敌人连声说好。

    周大娘见到王树声后说：“敌人已经走了，就怕他们守在街头抓你，不如让你政道哥去打探一下消息。”说着拉起儿子就往外走。王树声急忙说：“外面太危险，还是我自己去吧!”这下周大娘急了：“你是游击队的党代表(应为游击队长)，万一出了事，百姓的仇谁来报？政道去探路，即使敌人抓住了，一问不承认是王树声，大不了挨顿打就完了!”王树声哪里知道，周大娘这是用自己的亲儿子来换他的命啊!

    政道刚一出门，就听“不许动!”被敌人抓去了。王树声明白了一切。他急了，要往外闯去救人。周大娘死死地拉住他说：“我不能再把你搭进去，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第二天，敌人就在西张店河南面沙滩上将“王树声”处决了，并把他的头挂在树上示众。

    解放后，王树声带领慰问团回到家乡，他独自一人步上十里街，去看望那曾经为换取自己性命和百余群众生命而献出儿子的干娘。直到他去世，还念念不忘有再生之德的干娘。

倔强王树声

　　王树声将军，敦实剽悍，胡须丛密，双唇前突，脸上酒刺如麻。钱钧将军告余红军时期初见王树声将军印象：坐草地脱衣捉虱子，虎背熊腰，浑身横肉，如怒目金刚，吓得我不敢近前。杜义德将军告余，西路军失败后，与王树声将军一路乞讨寻生，其时虽手无寸铁，衣裳褴褛，人见王皆大惧。故每至一地，必由杜义德将军前行，好言慰民，而王树声将军则不得不低首藏之后。

王树声将军，湖北麻城乘马岗区项家冲人。乳名王国荫，小名王宏信。祖父王德成，中医兼私塾教师；父亲王泽香，小地主，有田四十余亩，房屋十余间，兼做粉房生意。将军六岁丧父，九岁丧母。　

1923年春，王树声将军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将军言，该校建于前清科举试场，虽为新学，时人仍称其为“考棚”。既教“子曰”、“诗云”，又教史地、英文，新旧合壁，不伦不类。全校七位老师，五位是前清举人、拔贡、秀才，校长为老翰林。1925年，将军高小毕业后，回家乡教私塾。

某日，军阀吴佩孚派军队进驻麻城。王树声将军与同学围观：长官戎装革履，马弁簇拥，威风凛凛，鼓乐齐鸣。将军击掌呼曰：“好男儿当如此！”遂自称长官以破伞骨作文明棍，领同学仿效之。

王树声将军1926年参加革命，任乘马岗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某日，有人告将军，农民协会被捣毁。将军问：“谁干的？”答：“你舅公丁枕鱼。”将军大怒，挥手曰：“谁反对农会，就是亲娘老子，也要跟他斗！”即率众活捉其舅公，戴高帽游乡，公审枪毙。乡里人皆曰：“这崽是铁了心干革命。”

王树声将军家先后有十三人参加革命：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弟弟王宏义、妹妹王贵玉；及堂兄妹王宏文、王宏学、王宏儒、王娇玉、王春玉等，建国后独留将军一人也。

1927年，王树声将军率家乡赤卫队参加黄麻起义，二十一天后，黄麻起义兵败。将军率部退至木兰山，部队损失和逃亡甚多，仅余七十二人，四十二条长枪，九只驳壳枪，两只手枪；继余十八人；后仅余九人。1929年夏，将军所率游击队发展至三百余人。

1937年2月，西路军兵败倪家营。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将军所部九军仅余三百余人。为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王率部转战祁连山，历尽艰险，由三百余人而十一人，由十一人而八人，由八人而四人，由四人而孤身一人。将军一路乞讨终至延安。据云，毛泽东见将军曰：“树声同志，你吃苦了。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不能由你负。”

1944年，王树声将军被中央派往豫西，率豫西军区南下，与由湘、粤北返之王震八路军南下支队、李先念新四军五师会合于桐柏地区，组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王震与王树声任副司令员。将军于延安出发时，毛泽东作临别赠言：“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预祝你们胜利。”

王树声将军善射，于红四方面军有“神射手”之称。1927年春，王树声将军率领农民自卫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之。将军登城北门，见敌蜂拥蚁行而至，为首者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推弹上膛，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董国元言，长征途中某日，见王树声将军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破屋顶言：“瞧，我打右下角翘起的那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又“文革”中某日，将军为其子表演射技，以汽枪击梨树的梨，连发三枪，三只梨相继坠地。其子捡之，见三梨竟完好无损，盖弹丸均击于梨把上也。是年将军已年逾花甲。　

王树声将军与陈赓将军友善。将军言，延安时期，每天晚饭后，最喜与陈赓将军一起散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无所顾忌。某年建军节，总部机关会餐，四菜一汤。上菜时，陈赓将一盘红烧肉暗藏于桌底，冲服务员喊道：“这桌少一盘！”服务员纳闷，无奈，即补一盘红烧肉。会餐开始，陈赓将桌底红烧肉端出，大声曰：“你们不跟陈赓一桌，就少吃一盘红烧肉吧。”众皆大笑，服务员白眼。　

抗日战争时期某日，延安。王树声将军洗头净面，着装全新，勇进中央门诊部，突然对正在值班的医生杨炬曰：“杨医生，我对你印象很好！”杨炬吓了一跳，脸红耳赤，扭头躲进隔壁换药室。将军则昂首挺胸，向后转，退出门诊室，不失风度。后，将军第二次与杨炬见面，仍昂首挺胸，曰：“小杨同志，请你嫁给我。”杨炬无言默许之。

王树声将军与杨炬恋爱一年，遂定终身。1944年中秋，王树声将军偕杨炬看望贺龙和徐向前。贺徐甚喜，建议道：“今晚是中秋佳节，就把婚事办了。”杨炬曰：“我们还没有向组织打报告呢。”徐向前曰：“我是树声老上级，可以当半个家。”贺龙曰：“我是联防军司令，完全赞同。”遂强留王树声与杨炬当日办婚事。

是日晚，众将官闹新房，要将军与杨炬交代恋爱经过。杨炬羞答答言：“他呀，可真厉害！”王树声立即回曰：“她呀，真调皮！”是时徐深吉为之作喜联：调皮遇厉害；花好见月圆。横批：革命伴侣。邵式平书写。

1946年11月，杨炬于山东临沂产一子。王树声将军闻讯，大喜，高呼：“我有儿子啦！”将军为其子起名“鲁光”：一象征革命的曙光；二纪念诞生地山东。其时王树声将军四十一岁。

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将军与杨炬分散突围。临别，将军取与杨炬合影照片，于背面题诗赠之：

　　久别重逢今又别，

　　不知人月几时圆？

　　伤思艰险犹尝尽，

　　誓将奋斗会中原。

　　此照片杨炬保存至今。

“文革”之初，上级考虑王树声将军宅陈旧狭窄，决定另选地皮建新房。初选西城边某古庙，临护城河。将军闻该庙为某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曰：“这有违我党民族政策，麻烦再选一处。”次选地点为一处独门四合院。将军闻该处为民主党派办公处，亦摇头否决。规划人员解释曰：“早被红卫兵赶跑了。”将军答：“那是胡闹，早晚得请他们回来。”第三处为玉渊潭附近，将迁农舍而建之。将军怒曰：“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我能在这儿盖房，人家就不能在这里住！这房子我不盖了。”

王树声将军爱养花，尤喜君子兰。将军常往同院老花工任师傅家请教养花技术。某日，任师傅患病，适将军到，急奔解放军报社门诊部，亲领医生诊治。此后每日散步必至任师傅家，问寒问暖，直至任师傅完全康复。王树声将军时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王树声将军喜京戏，常往北京长安大剧院看戏，尤喜看《空城记》、《辕门斩子》、《霸王别姬》等。“文革”中古装戏停演，将军移情于“样板戏”，《红灯记》、《沙家兵（三点水旁）》、《龙江颂》等百看不厌，百听不厌，有时亦学唱几句，虽跑调仍乐此不疲。将军常携一三洋牌半导体小收音机以听“样板戏”。

“文革”中某日，王树声将军至京西宾馆礼堂看京戏《龙江颂》。演出结束，朱德、江青等上台接见演员，江青居中上，朱德则侧行，演员们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将军忿忿，回家途中骂道：“这个家伙，敢欺负朱老总，向她学习个屁！”　

“文革”中某日，王树声将军与李先念等于北京饭店乘电梯下，姚文元立其间。姚见王伸手欲招呼，将军则沉脸转首，不予理睬，只与李先念等握手告别。姚文元尴尬不堪。又某日，将军乘车街上行，后有一车直催喇叭。秘书提醒曰：“是春桥同志的车。”将军曰：“不理他，不要让，我们走我们的！”　

王树声将军之子王鲁光言：“父亲一生打大战、恶战特多，他不迷信，可是很怪，逢七便倒霉。”所谓逢七倒霉者，即为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1937年西路军失败，1947年中原突围失败。命乎，运乎？！

1972年，王树声将军身患重疴。将军病重期间，常自省、自悔、自责，书自传总结黄麻起义、西路军兵败、中原突围之经验教训，以戒后人，示子孙。其间，周恩来前往看望，将军曰：“于革命无功则有过。”周紧握将军手，曰：“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你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将军闻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将军病逝，终年六十九岁。记者云：瀑布为水之跌落，落差愈大，其愈壮美，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无须悔也。王树声将军一生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悲且壮，壮且美，当如是。

王建安  上将

斥作假　戳穿“典型”

对弄虚作假的作风，王建安历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他听说一个部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它工作也很拔尖，决意到这个部队走一走，掌握第一手资料。等他到部队跟战士一聊，发觉典型经验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比如训练，一部分人练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再比如养猪，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要凑够一定的头数，暂时向别的单位借猪。靠这类办法，这个部队工作样样走在“前”。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反复宣传这个部队的经验。王建安了解清楚后，一边严肃批评了这个部队的领导，一边写出了关于这个训练典型的调查报告。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南方一个城市驻军调研。他事先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某部6连所在的部队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王建安到6连调研”，并传达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给连队找麻烦的意见。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吹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他自己却下车健步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多在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见来了一位老军人也没在意，王建安问一句，他回答一句。当他弄清面前这位老人并不是他们部队的直接领导时，说话更随便了。王建安问：“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与饲养员交谈过后，部队已经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连队的内务卫生真是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棱有角，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王建安又来到操场，没有看见出操的队伍，只看到手拿扫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扫操场。他顺手摸了一把生锈的单杠和落了一层浮土的双杠，问为什么不训练，听到的回答仍然是“今天军委首长要来参观、检查”。 

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6连，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王建安和连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会上，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打花园

1928年以后，鄂东军改编为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徐向前任副军长兼师长，王建安先后任班长、排长。

    1930年7月28日，红一师奔袭孝感花园东站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响后，王建安带领部队从西门冲进大街，碰巧国民党一个连的士兵正出早操回来在洗脸，王建安一声令下：“包围他们，捉活的!’’战士们一拥而上，将其包了饺子，敌军全部被俘。此后，王建安升任连长。

嘉陵江之战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后，王建安被提升为红四军政委，与军长许世友共事。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强渡嘉陵江，红四军的任务是打阻击。战斗打响后，敌邓锡侯部向红四军阵地进攻，许世友待敌人进入最佳射击区后即下令开火，川军死伤惨重。尔后，邓锡侯又调集3个团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起强攻，一时突破了红四军左翼与红八十八师的阵地结合地带。

    王建安见军情十分危急，当即与许世友商量调红二十八团夺回阵地。二十八团团长是王近山，王建安对他说：“全军成败在此一举，红四军的安危系于二十八团的身上了。”

王近山不顾嘶哑的嗓子说：“请政委放心，夺不回阵地，我不回来见你!”王近山有“疯子”之称，他立即率红二十八团如猛虎般扑了上去，经过一场肉搏战，最终将川军赶下阵地。

许世友、王建安乘胜指挥部队反击，歼灭了大部分川军，嘉陵江战役以红军胜利结束。

做模范　生活清廉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品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与王建安接触过的同志，对他两袖清风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印象都十分深刻。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已经有先例，可王建安却坚决拒绝给妻子办手续。他调军委工作以后，组织上考虑他5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一两个回到身边照顾他，但王建安坚决拒绝了。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也还都在外地工作。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王建安下部队，历来反对事先打招呼。有一次，他去自己工作过的老部队检查工作，部队领导一看老首长回来了，决定请他吃顿饭。开饭时，他一进饭堂，看见杯盘碗碟摆了满桌，马上说：“不是说便饭吗?这能叫便饭?中央三令五申不让请客送礼，我们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把酒菜撤下去吧!不然的话，这顿饭我就不吃了。”部队领导露出为难之色，再三强调说：“既然准备好了，就下不为例吧!”王建安说：“不能搞下不为例，事情很好办嘛，酒未开瓶，收起来；菜，卖给隔壁的干部灶。”直到撤去额外的酒菜，他才动起了筷子。王建安常说，不能把吃吃喝喝看成小事，要端正党风，要讲廉洁，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也不能放过，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给群众做好样子。

一次，王建安到江西南昌某部调查研究。工作完毕，秘书建议到井冈山看看，他回答说可以。当王建安知道有关部门要从南昌调专车，便断然取消了上井冈山的计划。他说：“上井冈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费这几百里公里路程的汽油。”

上海延安饭店是部队中转的饭店，南京军区曾规定师、军以上军官在该饭店11楼小餐厅就餐的给予一定补助，随行人员(含家属子女)于1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但由于牵涉到军师级干部，这个规定在实际中并未严格执行。一天，王建安和家人下榻延安饭店。当他到11楼就餐时，家属、子女、秘书、司机等都随他入座。王建安不悦，断然将他们都安排到1楼。 

1980年8月，几位老战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一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消息，都为之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王建安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家互相追问，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大家最后一致抱怨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为什么没通报一声?可后来他们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不仅他们不知道，连他在外地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不幸病逝。在去世前不久，一次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待几个孩子从外地赶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友好；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开国上将王建安二三事

原名王见安。1908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区朱家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给地主打短工，并偷偷学会写字、背诵三字经。1924年离家到武汉，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1926年冬回黄安，参加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黄麻起义，率先登上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1928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当班长，参加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斗争。1930年4月任红1军1师3团排长、连长，参加杨家寨、杨平口、花园、四姑墩、新洲等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后，任第10师营长，参加双桥镇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任第10师28团副团长，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和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12月任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参加创建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1933年任红30军88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仪南、营渠和宣达战役。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初期，在88师师长牺牲的情况下，独自率全师作战，给敌以重创。后任红4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广昭、嘉陵江战役。他经常深入第一线组织指挥作战，并善于组织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被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长征中率部参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1935年冬入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任高级干部队副队长。1936年到陕北后，入抗日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率部先后在鲁北庆云、宁津等地歼灭伪军1800余人，并收复宁津县，打开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1939年6月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1旅旅长，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8月起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指挥6个团的兵力对驻鲁山南麓的伪军发起讨伐战役，歼伪军7000余人，攻克重要据点40余处，扩大了鲁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率部连续攻克临朐、博山、益都、莱芜、淄川、新泰等城镇，并协同兄弟部队解放章丘和临沂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参加山东讨逆战役、胶济路反击战和平安、鲁南等战役。1947年1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后，随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军豫皖苏边区。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亦称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先后参与指挥豫东等战役和济南战役。所部第9纵队25师73团、第13纵队37师109团，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1团”、“济南第2团”称号。1948年10月22日提出有关淮海战役使用兵力的建议，被中央军委所采纳。1949年2月任第7兵团司令员，4月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占领杭州后，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
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总结推广小部队活动的经验，集小胜多胜为大胜，以消灭敌之有生力量。1954年春因病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曾参与组织军区部队进行群众性大练兵活动。1969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经常深入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许世友  上将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许世友在当营长以前，到底几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几次负伤，说法不太一致。许世友在《我的军人生涯》一文中说：“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当了五次敢死队长，带了六七彩。”给许世友整理过回忆录的徐开福在《许世友的晚年岁月》一书中写道：“许世友本人曾经挥舞大刀，当过五次敢死队队长，负过八次伤。”《许世友同志生平》中则说：“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

到底当过几次敢死队队长，负过几次伤，已无法求得准确数据。总之，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是当敢死队队长出名的。不久，许世友和他的游击队被编人第七军，许世友在二大队六班当战士。二大队随第七军开进柴山保后，先后参加了河南湾、天台山、韩老屋等地战斗，打退了鄂、豫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

保卫河南湾的战斗，是在1928年5月底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打响的。国民党第十八军驻长冲的一个营，由“清乡团”团长方晓亭带领，翻过鄂、豫边界的麻栎树岭，向第七军驻地河南湾扑来，大有一口将第七军吃掉的势头。

“清乡团”团长方晓亭，是个狡猾、狠毒的家伙，在黄麻起义失败之后，他在箭厂河一带杀害不少农会干部、共产党员和群众骨干。

这次，方晓亭领着国民党军刚翻过浓雾笼罩的麻栎树岭，当地群众就跑来向第七军报告。

第七军领导人吴光浩、曹学楷等，立即进行战前紧急动员，要求参加的指战员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群敌人。按照军领导制定的作战意图，许世友所在的第二大队，每三、五人分为一组，在白茫茫的雾气掩护下，迅速地登上驻地四周的山头，埋伏在树林草丛之中，只等敌人前来自投罗网。

当敌人走进埋伏圈的时候，埋伏在各个山头上的七军战士，从四面八方猛冲下来，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许世友舞动他的“偃月刀”，杀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来犯的300多个敌人，，被第七军几十名战士一下子就击溃了，缴获了长短枪数十支，还捉了两个俘虏。许世友问俘虏：“方晓亭被打死没有？”俘虏说：“你们枪一响，他和营长就回溜了。”许世友仰脸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他的头暂且留几天!”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巩固和扩大柴山保武装割据，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由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陈定候任政治部主任。全师下设四个大队(对外称团)，实际人枪120余。

许世友仍在第二大队第六班当战士。改编后不久，中共鄂东特委做出决定，第一、二大队南下黄麻乘马、顺河等老区，配合柴山保开展革命斗争，扩大武装割据地区。一个漆黑的夜晚，红三十一师第一、二大队，在王树声、廖荣坤、徐其虚、林桂中率领下，从50里开外奔袭乘马六乡段家畈“清乡团”。许世友是乘马六乡人，对去段家畈的路线和段家畈的地形了如指掌。他不怕天黑路滑(部队出发时天下起了小雨)，走在队伍前头，给部队带路。午夜时分到达了段家畈。

    雨停了，风小了，月亮从云丛里露出脸来，夜色分外幽静。为防意外，王树声、廖荣坤命令部队在村外待命，让许世友带领两个战士先进村侦察。

    许世友和两个战士悄悄摸到“清乡团”团部。月光下，他们发现一个团丁抱着枪坐在门槛上打瞌睡。许世友上去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把他往夹肢窝里一夹，像捉小鸡一样，把他拎到廖大队长面前。那家伙吓得直打哆嗦。廖大队长低声问道：“你们的人都在哪里?”

    “都在后······后院······睡觉。”团丁战战兢兢地答道。

    “团，橡呢?”

    “他······他在前院摸······摸牌。”

    弄清了情况，廖大队长带领战士们迅速向团部冲击。此时此刻，“清乡团”的头目摸牌正摸到兴头上，一见红军端着枪，拿着刀破门而人，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枪就抵住了胸口，刀就压住了脖子；正在做着美梦的清乡团员们也被红军缴了械。没动一刀一枪，段家畈“清乡团”30多人枪全部被红军俘虏，刚从武汉买回来的10支崭新的“汉阳造”和几箱子弹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红军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乡八里。河铺、李破塘、许家泉、董家湾、甘家湾等村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地来到段家畈，给红军送来鞋袜、鸡蛋、糍粑和花生等慰劳晶，还有不少年轻小伙子积极要求参加红军，一些躲进深山老林里的群众也闻讯返回了家园。许世友的老母亲和媳妇、姐妹、哥哥仕德、弟弟仕胜也分别从胡家山、西山回到家里。许世友听说娘回到了许家余，便向班长胡德魁请了半天假回家看娘。

    第二大队驻进六乡李静轩的祠堂里。他们在六乡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和农民赤卫队，恢复了农协会、妇女会和童子团等组织，使六乡的革命斗争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许世友家被李静轩霸占去的田地、牛羊又分了回来，哥哥许仕德被选为许家泉苏维埃主席，弟弟许仕胜参加了农民赤卫队，媳妇朱锡明和姐姐凤伢、妹妹荣伢、驼伢都参加了妇女会。

    第二大队未动一枪一弹就消灭了段家畈“清乡团”，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战士们斗志昂扬，求战情绪热烈。在此情况下，红三十一师第一、第二大队，又乘胜占领了杨泗寨，继而消灭了朱家冲、丁家岗和徐家围子等反动民团。令许世友十分惋惜的是，在徐家围子战斗中，六班班长、许世友的入党介绍人胡德魁，双眼被敌人喷砂枪打瞎，许世友的腿上也受了伤。

    徐家围子在六乡的东南部，离李家祠堂十多里路o 10月底11月初的一天深夜，王树声、廖荣坤等大队领导带领红军战士来到徐家围子。徐家围子坐落在两个丘岗之间的冲地上。徐家父子开设的当铺、油房，在冲地的左侧，紧靠着东面丘岗。整个当铺和油房、住屋，被石头垒成的高墙围着，门窗也都是用铁制成的，南北两端还筑有两个炮楼，居高临下，能攻能守。

    胡德魁的六班，是攻打徐家围子的先锋班敢死队。胡德魁带领全班抬着云梯向院墙冲击时，双眼不幸被敌人的喷砂枪击中，血流满面，倒在地上。紧跟在他身后的许世友，迅速从身上撕下一块布给他包扎，胡德魁推开他，指着前方，大声说：“别管我，趁敌人装弹药，你带领大家快冲上去，消灭敌人!”

    许世友给胡德魁包扎好，提起“偃月刀”，带领全班继续向前冲。敌人的喷砂枪又猛烈地打过来，打得树枝、树叶像落雨一样往下掉。许世友毫无惧色，“偃月刀”舞得上下翻滚，编织成一片银波雪浪，把敌人打来的喷砂枪弹叮叮当当击得满地都是，为战友开辟了通路，将云梯靠上了寨墙。许世友使出他的少林真功，脚踩云梯，右手挥刀，噌噌几下，就登上了寨墙。他发现榨油房紧靠着外面的院墙，急中生智，立即叫墙外战友找来火把，奋力投上了榨油房顶。只一会儿工夫，榨油房就燃着了，黑烟滚滚，烈火腾腾，火舌顺着风向，呼呼地翻卷着，一直向徐家住宅窜去。敌人被烧得鬼哭狼嚎，带着一身火滚到墙外，乖乖地举手缴枪了。

    徐家的石墙大院被打开了，王树声、廖坤荣立即指挥红军战士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打开当铺，让贫苦农民无偿取当，乡亲们都乐得合不拢嘴。

    战斗结束，许世友才发觉自己的腿上挂了彩，中了几粒敌人的喷砂枪弹。卫生员用竹签从他大腿的肉里夹出喷砂弹，在伤口上糊上窝瓜瓤子，用布包好，许世友又投入了战斗。

    胡德魁由于双目受伤，失去视力，不能留在部队，自己主动要求解甲归田，回家养伤，伤好再归队。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离队时，许世友亲自抬担架，把他送到家。许世友对胡德魁非常敬重，这不仅仅因为胡德魁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入团、转党的介绍人，还因为胡德魁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关怀备至，打起仗来机智果敢，英勇顽强，可惜他回家养伤不久，就被国民党匪军抓去，受尽折磨，壮烈牺牲。

    胡德魁走后，王树声找许世友谈话，要他接替六班班长。许世友对王树声说：“政委，我许世友这把刷子，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只会杀呀，冲呀。说起话来肚子里又没有货，怕是干不了。依我看，我们班还有很多老同志，如陈再道同志，他比我强。”

    王树声说：“陈再道嘛，他已调出了你们班，升为你们的排长啦。你先干，有什么困难再说。我们这些人也都不是生下来就会打仗，干中学嘛。你快回班去吧，有新的任务在等待你们。”

“是!’’许世友向政委敬了个礼，风风火火地回班里去了。

许世友与香城固之战

香城固之战，是许世友投身抗日战场后，打的第一个全胜之仗。为什么抗日战争开始一年多了，作为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才到抗日战场?

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要从许世友进“抗大”学习的事情说起，从中共中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说起。

一、许世友进抗大

1936年11月初，许世友接到中央军委的入学通知书，便打起背包，徒步来到保安县城，进入设在这里的红军大学集训学习。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入延安，红军大学也随即迁入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大’’全体学员被紧急召集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悲痛地告诉大家：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祁连山的苦战中失败了，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等壮烈牺牲，部队全军覆没，损失两万余人……

文件还没传达完，会场上已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林彪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可是会场上就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许世友更是悲伤，他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一天没有吃饭。

就在西路军以两万余人的伤亡而告失败的前后，解决张国焘犯下重大政治原则错误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此后，延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要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影响。

当时，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军、师、团级干部有大约500名。他们对批判张国焘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许多“左”的做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同时，“抗大”的某些人也已开始错误地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搞得在延安的绝大多数红四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也灰溜溜的。人人感觉抬不起头来，不敢在一起聚会，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许世友实在憋不住了，他私下对朋友说：“在张国焘手下当差，真是投错了娘胎。”

在这种环境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了一种错觉：批判张国焘是虚，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余悸犹存。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干部，更显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如今毛泽东占了上风，张国焘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看做犯下弥天大罪，视为乱臣贼子。对批判张国焘运动，他们普遍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国焘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

二、许世友直言惹祸

一天吃罢早饭，“抗大”学员列队集合来到了广场，大家席地盘腿而坐。

因为这天要召开“张国焘斗争会”，这些革命青年显得激动、亢奋，他们坐在还有些潮湿的地面上，但个个精神抖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到场，毛泽东和张国焘也在其中。

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批判张国焘同志，要把他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不容抹煞。”并给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定了一个调：“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批判会开得秩序井然。台下提问，台上回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

但约过了一个小时，会议的方向出现了偏差。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发言，他语出惊人：“我揭发，张国焘乱搞女人!”

顿时，会场哗然。坐在前排的张国焘对此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只觉得面红耳赤。接着，钱钧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是上批张国焘，下连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再也坐不住了，他感觉如鲠在喉，不说就不能平静。

许世友发言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辨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尸许世友忍不住骂娘了。

这一骂，激起了公愤。

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张国焘；许世友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间，“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的口号声在会场上铺天盖地响起。

许世友气得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

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双手捂住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陡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红四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敢于仗义执言，纷纷到医院看望他，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更吃惊了。他想：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之一，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在这里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以前反陈独秀、李三立时，我们只是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路线、方针错了，我们不知道。现在，你们又在党中央内争权夺利，想把我们搞掉，我们在这里干，今后还会有什么出路?

批判会开得一天比一天厉害。许世友也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

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另竖红旗。

当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

“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就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

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嫌他们吃不得苦，都要骑马。他们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杀死XXX，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到延安城南二十里铺集中，再步行七天七夜，到四川汉中巴山与刘子才部队会合。

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

许世友上将小传

许世友(1905.2一1985.10)，香城固之战中，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河南省新县泅水店区田铺乡许家洼村人。1905年2月28日出生。乳名三伢子，小名胡德，大名许仕有，字汉禹。参加革命后，毛泽东为其改名为许世友。

少年时，因家贫，7岁给武术师傅当杂役，8岁到少林寺拜云游武僧林子金为师学习武术，法号德成。16岁时离开少林寺，在洛阳参加童子军，1925年任第十五军一师排长。1926年8月，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一团连长；同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转人中国共产党，脱离军队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1934年任红四军军长。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1939年1月22日，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1940年9月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10月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香城固战役和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1949年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兖州、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4年归国后，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3年起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74年1月，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是第一、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1968年)，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著有《我在山东十六年》、《我在红军十年》、《许世友回忆录》。1985年10月22日在江苏省南京逝世。遗体归葬家乡许家洼村。

陈再道  上将

部队整编工作刚结束，一二九师刘、邓首长即命令我们发起“漳南战役”。漳南，系指冀南南部漳河以南之临漳、安阳、内黄、滑县等地区。这一带盘踞着大量伪军和土匪，严重地阻碍了平原地区与太行山区的联系。

当时，伪军第一师师长郭清近两千人，驻临漳县大营张村集和贾河口一带。伪“皇协第一军”，军长李福和部，约七千余人，分布在安阳铁路沿线。伪“皇协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省“剿匪总司令”李台，约一千五百余人，驻安阳至内黄间大寒集、因隆一带。伪安阳、汤阴、浚县、内黄四县之“自卫团”，团长司连云，驻汤阴城。伪临漳、安阳、内黄三县“自卫团”，团长王自全，二干六百余人，驻安阳、崔桥一带。伪“剿匪总司令”扈全禄部，共三个旅一个团五千余人，驻滑县、浚县一带。扈全禄自率三百多人驻道口。上述伪军，过去多为土匪，如驻崔桥之王自全，抗战前即为土匪，抗战爆发后，趁国民党军南退，大力扩充势力，控制了崔桥方圆几十里的地盘，自办兵工、卷烟、纺织等工厂，囤集大量粮食、煤炭，修筑坚固的寨墙，妄图长期称王称霸。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二九师下达了作战命令。令我指挥东纵、青纵、六八九团、骑兵团等部，首先消灭临漳的郭清匪部，而后会同王新亭率领的三八六旅一部，消灭其他匪伪。

八月三十日夜，我率东纵、青纵等主力首先向郭清匪部发起攻击。各部队按照预定的攻击目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分割包围。接着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昼夜激战，将盘踞在贾河口租张村集地区之郭清主力大部消灭。我东纵作战科长肖显友同志在战斗中光荣

牺牲。接着，我和王新亭同志率部南进，我青纵部队攻占回隆、楚旺，歼灭伪军程希孟大部。我三八六旅一部和六八九团攻占吕村集，歼灭李台、王自全伪军一部。九月十日，对残余之敌又发起总攻。六八九团等部攻占崔桥，王自全率残部向我投降。骑兵团攻占大寒集，青纵攻占菜园集、窦公集’歼敌千余°经十天战斗，共歼敌四千余人，俘伪军长李台以下一千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十余挺。

在战斗过程中,日寇曾两次出动飞机轰炸我军,并于十日由安阳出动汽车十余辆,载日军二百余人,向我大寒集骑兵团等部进攻,妄图挽救残余伪军.但在我部队英勇顽强阻击下,敌受重创,于十一日窜返安阳。

接着，我们又向盘踞在滑县地区的伪军扈全禄部发起攻击,攻占了道口,解放了滑县,歼敌一千多人。扈全禄率残部向西逃窜。冀鲁豫杨得志同志率领部队西追逃敌，在汤阴以西地区将扈全禄部全歼,俘敌一千四百多人。至此，漳南战役胜利结束。

漳南战役，、三共歼敌七千多人，三缴获各种枪支二千多支。

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下,豫北大部分地区被我解放。冀南和冀鲁豫地区连成一片。我们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战后,我率部返回冀南,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开国上将陈再道小传

陈再道（1909-1993）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十一师十二团营长，十一师十一团团长、师长，红四军

陈再道（1909-1993）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十一师十二团营长，十一师十一团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再道，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3岁时因肺痨去世，母亲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不久在汉口码头当搬运的叔父回乡，帮助他们整理家业，抚养两个小孩。7岁时，叔父把程再道送到程家祠堂念私塾，让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程再道未能用心读书，随学随忘，混了两年，就没念下去了。11岁时，母亲又因病去世，他就与叔父学干农活，农闲时还学会了蔑匠手艺，编席编篓编篮编筐，上市卖钱，艰苦度日。  

1926年，程再道17岁，在石河寨农民协会成立会上听了共产党员王树声的演讲，开始真正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并得知其它地方都在进行革命活动，知道了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事迹。会后，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农民义勇队，程再道也挤上前报名，登记时因同音缘故，别人将他的姓写成了“陈”，从此他没有改正，便以“陈再道”为名了。这一年叔父病逝，他孑然一身，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再道参加了乘马岗区八乡农民义勇队，次年部队改编为麻城农民自卫军。自卫军从不同渠道搞来十几条步枪，六枝驳壳枪，加上大刀、梭标、长矛等，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打击罗家河恶霸丁枕鱼，之后又捕捉了十几个土豪劣绅，一时农民协会威风大振，汉口《民国日报》还为此作了报道。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处于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反动势力一时气焰嚣张，开始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4月下旬，反动组织红枪会纠集了上万人直奔乘马岗而来。农民协会和义勇队寡不敌众退至麻城县城，敌人追至城外，团团围住县城。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及国民党部负责人的董必武听到麻城事件后，命令省警备团一营会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300名武装学生军日夜兼程，驰援麻城。5月16日，国民革命军队到达麻城，红枪会闻风而逃，部队和农协会员乘胜攻打了几个反动窝点，捣毁了红枪会巢穴方家垸。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陈再道被编在第3排。此后，自卫军在当地又和敌人作过多次战斗，势力渐渐壮大，声威也传扬四方。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武装起义。中央精神传达到麻城，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积极行动起来，很快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暴。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湖北省委拟举行黄(安)麻(城)起义。经过周密计划和小型的战斗演习，最后决定实施起义计划，攻克黄安(今改名红安)县城。陈再道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3排奉命赶赴黄安七里坪以北的木城寨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援之敌。11月14日，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黄安，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27日，黄安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第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千余人进犯黄安，企图夺回县城，久攻不克。至12月5日夜，国民党第12军任应歧部调一个师奔袭黄安城，革命军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终因力量悬殊，党组织决定弃城突围，以保存革命火种，黄安于是失守。二十一天后，黄安被国民党反动派血洗城垣。黄麻起义虽然失败，但使陈再道和一大批革命战士从战火中成长起来。

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失败后，奔向黄陂县木兰山。1928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下设三个分队，陈再道编入第3分队，不久当了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木兰山的第7军实际上只有72人，人少兵弱，无力与敌军作战，在省委指示下，第7军决定以木兰山为中心，积极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在生存中求发展。不久，由于敌人的追剿，部队转移到黄冈境内，再转进罗田县境，最后又回到木兰山。但是敌军追剿紧迫，部队决定分散活动，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少数战士要离开部队。陈再道被指定离开，隐蔽活动。

1928年4月，黄麻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敌军内部冲突导致守军势力削弱，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第7军陆续返回黄麻老区，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再道迅速回到了第7军部队，随部队驻扎在鄂豫边界的麻栎树岭北边的柴山堡、河南湾、水口寺一带。同年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设四个大队，陈再道编在第4大队当班长。经过多次战斗，部队发展到400多人，又成立了第5大队，陈再道又奉调任第5大队班长。1930年春，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再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则改为第1师，徐向前同志任师长。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师向平汉线出击，沿线攻打了敌守军多次，屡获大胜，部队人数也不断扩充，达3000余人，陈再道也升为第3团第9连第2排排长。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围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调兵遣将包围此地红军。夏斗寅的第13师进犯根据地南部，黄麻地区战局顿时紧张起来。前委决定，红1军迅速南下奔赴黄陂姚家集迎战敌军。11月11日双方相遇，激战一整天，彼此伤亡较大，最后夏斗寅部逃往黄陂。13日，红1师挥戈东进，连克黄安、新洲两城，俘获敌军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枝和军需物资。陈再道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胜利使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2月，红1军接上级指示，转进皖西，24日攻克金家寨。不久回师麻城，与红15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4军，下设第10、第11两个师，陈再道编入第11师31团。

1931年2月，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红4军部队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痛歼敌军岳维峻的第34师，使敌人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陈再道任第31团第9连连长。不久部队南下，攻克英山，西击浠水，北扫罗田，又占广济梅川，正在乘胜追击时，张国焘来信批评红4军南下行动，命令红军北返麻埠，并撤消了红4军军政委的职务。陈再道感到十分不平，但军令不可违，只能随部北返。这年秋天，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搞了一场“大肃反”运动，在部队里打“AB团”，错误地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陈再道因为出身贫苦，才幸免于难。“大肃反”之后，陈再道调任第32团第3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这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在中央分局的指示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陈再道仍在第4军第11师第32团3营。三天后，部队在黄安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大仗，这场“围点打援”的战斗前后长达43天，敌我攻守对抗，达到白热化程度，陈再道亲自带领全营战士冲入前沿阵地，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力战群魔，手刃数敌。黄安战役后，我军又发动了商(城)黄(川)战役，痛歼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师，其师长汤恩伯战败后被撤职。

1932年3月，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皖西进行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该战役历时48天，共毙俘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8月，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张国焘从后方来到红4军驻地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南下攻麻城的决定，而徐向前等人认为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应当及时休整训练，但张国焘坚持自己意见，我军只得挥戈南下。当时提出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骄阳似火，部队急行军直趋麻城，先后歼敌第31师第93旅，继而荡平方圆百里的反动民团，然后重兵包围麻城县。敌军急从黄陂、武汉派兵驰援，途中被我击溃退至宋埠镇等地。8月8日，红4军部队再次向麻城展开进攻，受阻于陡坡山之敌，师长命令陈再道率第3营突击，拿下陡坡山。陈再道大声说道：“保证完成突击任务!”他右手一挥，带领全营战士猛扑向陡坡山。战斗中，陈再道不幸负伤，子弹从右臂上部射入，从后颈下穿出，他一时竟不知疼痛，仍不顾血流满身率领全营向前突击，最终突破敌人阵地，后续部队攻了上来，猛攻守敌，全歼敌一个团。战后，陈再道被送进了后方医院。不久因部队转移，他提前出院，随军转战至平汉线以西，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在十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中，红4军被迫长途转战，陈再道伤未痊愈，坚持随军东征西战，和敌人打了大小几十场仗，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向西北方向挺进。红4军沿途冲破敌人多层包围圈，进入陕西境内，与陕军杨虎城部交战，击溃敌军后，即刻撤出战斗，翻越白雪皑皑的秦岭，渡过汉水，再翻越巴山进入四川。在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一个月内捷报频传，歼敌三个团，击溃敌八个团，最后立足通江、南江、巴中一带。陈再道伤愈参战，不久升为第31团团长。

红4军在四川的胜利，使各路军阀闻风丧胆，红军乘机在川陕边界建立了根据地。1933年6月，部队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决定改编红军，把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原红10师扩编为第4军，下辖第10师、11师、12师，陈再道任第11师师长。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对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总攻，均被粉粹，以伤亡3.7万余人而告退。不久，刘湘复仇之心大涨，又组织兵力围攻我军，于1934年7月发动了六路围攻，攻击红军驻地万源。陈再道率第11师坚守在巴水西岸的玄祖殿山上，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波浪式的密集冲锋，英勇顽强地抗击攻山之敌。当刘湘所部又一次战败退回去之后，我军决定乘胜进行反攻，突破万源西南的青龙观。8月9日夜，夜袭青龙观的战斗开始了，红军很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大军从左右两翼发动进攻，向敌人的纵深猛插。陈再道率第11师攻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寓场，迎战援敌陈兰亭师，痛歼敌军大部。最后我军打败了刘湘指挥的六路围攻，取得了巨大胜利。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许世友调到红4军任军长，辖第10师、11师，陈再道仍在第11师任师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北上，打算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打通北方之路，红四方面军于3月强渡嘉陵江，陈再道率第11师会同第10师负责掩护主力渡江，取得成功。渡江后，我军兵分三路，横扫沿江守敌，彻底摧毁敌人防线，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部队也发展到8万多人。

周纯全  上将  

一九二三年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兼鄂豫皖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治委员，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辽南行署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05年10月8日，周纯全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 

1917年在武昌入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因家境贫寒，16岁时就到汉口的惠工织布厂当工人，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被工人们推选为厂“二七后援会”委员长。周纯全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他一直是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在北京病逝。遵照其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追随者董老闹革命

周纯全出生在八里湾镇雷家田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因他排行老大，所以母亲就想尽办法让他念了几年私塾，在红安籍的将军中也算一个文化人。

1925年，周纯全的父亲病故，他回乡奔丧后就再也没有去武汉，而是留在八里湾的南门庙高小当了一名校工。

一次，董必武来到八里湾指导这里的农民运动，并到南门庙高小看望这里的三名地下共产党人，学校派周纯全放哨担任警戒任务。从此，周纯全就受到董必武的影响，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不久，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党的交通员，他常常往来于武昌农讲所和大别山之间，为党组织传递情报。解放后，周纯全回忆往事时说：“是董老带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出生入死做贡献

1927年10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周纯全积极参与了暴动前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出席了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的重要会议。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城中，接着又迂回到敌人一翼，挡住敌人的退路，对活捉伪警长、歼灭守敌起了关键作用。县城解放后，起义部队宣布成立县农民政府。周纯全当选政府候补委员。
　　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周纯全去汉口找湖北省委。到了汉口，省委机关已被破坏。路上又被叛徒发现，周纯全急忙离开汉口，回来找部队。但部队也分散了。后来几经辗转，到信阳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周纯全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暴”。党决定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装几次，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由于敌人重兵包围封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相当困难，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为此，党组织要周纯全筹集经费和武器。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和另外两个同志多方侦察敌情，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当时在信阳敌警备司令部旁边有个银行，因为靠近敌司令部，戒备不严。银库无人站岗。周纯全手中没有武器。但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位同志把两块青砖研磨成手榴弹的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上两枚手榴弹翻墙进入银行院中，设法炸开银库的闸。一进门，他就把手榴弹高高地举起来，顿时把看管人员吓得跪地求饶，很快从银库中取走700块银洋和2000个多铜板。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财主开设的钱庄中的300块银洋取走。在开展地下斗争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但周纯全筹到的这大笔钱款，却分毫不动，全部上交给党。后来他们又了解到城里敌军司令部有个护兵，每天带着手枪到一条巷子的住户家中饮酒作乐。在掌握敌卫兵活动规律后，周纯全在夜色中隐蔽起来。另两个同志在附近放哨。当那个敌护兵从取乐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出来。身材魁梧的周纯全突然扑向敌人。趁他没有清醒之时，顺手把枪夺下来，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党组织根据周纯全对武汉地区比较熟悉的情况，又指示他到汉阳兵工厂利用关系购买了3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但如何把这批武器运到大别山，却是个大问题。所有的道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非常严密，过去向山里运送物资都受到损失，还牺牲了许多同志。周纯全曾为这件事整天闷闷不乐。后来他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想出一条运武器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武器弹药装进去，棺材上贴着金色的寿字，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几个党员抬着，另一些人化装成办丧事的亲属，哀声痛哭，跟着棺材出了武汉。路途中，周纯全机警灵活，沉着地应付了几道城镇关卡敌人的盘查，使这批武器弹药安全地运到了大别山。
1928年5月。周纯全调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特务队党代表。办事处指挥两支赤卫队和一个特务队。任务是解决部队经费和武器弹药，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租、捐、税、债)，打击土豪劣绅。当时，一些土豪勾结民团武装。疯狂地对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农民及亲属进行阶级报复，安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一时低落，不少农民赤卫队解散。有个恶霸地主。他有十余名如狼似虎的家丁。依仗自己担任民团头目，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他曾枪杀交不起租的佃户，还把抓到的游击队员用绳子捆住，让爪牙用皮鞭棍棒活活打死。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游击队向他筹款，他假装满口答应，暗中调集保安队设下埋伏。周纯全发现后，立即指挥游击队冲出埋伏圈。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恶霸的家。他们通过内线，让一个长工悄悄地把院门打开，游击队冲进院子，抓住这个恶霸，把他押到一座石头山上。宣布他的罪恶，接着就地正法。当公布这个恶霸罪行的告示贴出来之后，民心大快，许多乡亲都称赞“纯全立了大功，给老百姓报了仇”。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赤卫队都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929年5月1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委会。周纯全任委员长。1931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周纯全当选省委常委。在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任命为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周纯全参与领导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工作，对鄂豫皖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0年冬，周纯全患高血压症，正准备住院治疗，这时上级让他去朝鲜慰问部队。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大感意外，彭德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周纯全说：“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
　　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彭德怀笑着说：“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国内战争中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后勤供应和运输任务空前繁忙。敌人以百分之七十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妄图切断我后方供应。为了粉碎美军的“空中优势”，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周纯全亲自抓兵站运输线的建设，对战时后勤运输提出许多改进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3月，周纯全到后勤一分部、三分部检查工作，看到指战员们在公路沿线设立对空监视哨，敌机一过来就对空鸣枪报警，行使在公路上的汽车听见后马上隐蔽起来。敌机飞走后。他们又鸣枪解除警报。这种办法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土雷达”。周纯全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创举。”周纯全与干部战士进行研究，加以改进，全面推广。最后确定：每个防空哨位由3到5人组成；哨位与哨位之间相距4里左右，以能听到报警声音为宜；重要地段增加人员。这样，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近3000公里的运输线上，共设置防空哨1500多个。用兵近万人。
　　周纯全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入朝作战初期，各种战场资料非常缺乏，他凭着长期军事生活的经验。很快掌握了和后勤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多方面情况和资料，打开了后勤工作的局面。他坚强的意志，严细的工作作风，诚恳待人、与人合作的态度，也给一些朝鲜友军将领留下深刻的印象，友军中还曾流传过他的故事。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周纯全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纯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逝世，终年80岁。

秦基伟  上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方面军总指挥部前靠，进驻黄安城东南距城仅五公里的郭受九地区，加强了火线指挥。

秦基伟和他的连队仍是“心里急得冒火，手里痒得出汗”。外面拼命地打，里面拼命地吵。吵什么?要打呗!手枪营是总部首长身边的部队，人员全是从部队里左挑右选的，小伙子一个个健壮剽悍，一长一短两枝枪，加上后背的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红穗子平时一飘一飘的，牛气得很，看得兄弟部队老大哥心里酸溜溜的。可如今外面打得叮咛咣当，自己这伙人却白白净净地守着总部，就像恋窝的鸡，这算什么事啊!

还真有说俏皮话的，十一师的部队换阵地，路过总部，就有人跟手枪营的同志哥说风凉话：“喂，我说张二蛋同志，仗都快打完了，你们啥时候露一手啊?别捂出了痱子!”

还有刻薄的，那就不是俏皮话了：“同志哥呀，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怎么样?你们不敢上，把大刀借给我们使使怎么样?你看

咱这把，刃口都卷了。”

当真扔来一把卷了口的刀，看得手枪营的小伙子满脸愧色，气不得，恼不得，也骂不得。不管啥理由，人家从火线回来，人家从死人堆里闯出来，别说挖苦你几句，就是骂你几句你也得听着。

秦基伟却恼了，毕竟年轻气盛，一脚踹开营长的门：“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

营长正在补军装，瞟了他一眼，头也不抬地说：“好哇，你秦基伟英雄啊!把连队给我留下，你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他懵了，满脸狐疑地看看营长，营长仍然专心致志地补他的上装。娘哎，竟用麻线，针脚东扭西歪，难看极了。

“把枪也留下，打完这一仗，封你为秦大刀!”营长又说，依然没抬头。

一腔无名之火，被营长不紧不慢给泄了。留下连队，留下枪，他去干什么呢?真去耍大刀倒也未尝不可，可是，真能一走了之吗?徐总指挥的岗谁站?

发牢骚可以，动真的不行!这点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是有的。

十九岁的红军团长

一九三三年，年仅19岁的秦基伟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的团长。

那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了脚跟，红军得以在战斗间隙养精蓄锐，扩大兵员，一个团部就有一个骑兵排，团长一出门，就有一个班的战士跟着。

一九九三年秋天，时年已79岁的秦基伟将军在北京的住所家庭院里，笑哈哈地对几个看望他的年轻将领回忆那段往事，未了，将军说道：“那时候，嗬，那可真叫气派。我在前面策马，后面就有十余骑扬鞭。每人三大件，一把盒子枪，一支马枪，一把大刀，柄上都系着红绸子，漂亮得扎眼，一跑起来迎风招展，刷刷地响。那马都是钉了掌子的，踏在鹅卵石街面上，嗒嗒嗒，嗒嗒嗒，火星子乱进，那真是八面威风，比我后来当军长当司令当国防部长要威风多了。”

机枪打敌人，手枪打逃兵

河西走廊。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马家军以五个团的兵力攻打临泽县城。

此时，西路军主力部队已转移，留下掩护的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和总部机关的勤杂人员及妇女团的一些女战士。

军首长任命秦基伟为守城总指挥，命令宣布完毕，军首长郑义斋对他说：“基伟同志，我把临泽城交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秦基伟临危受命，他用地道的红安话对战士们说：“他娘的，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如果突围，秦某殿后!同志们听我的指挥，就是我的好兄弟姐妹。谁若自行主张，坏我大事，死路一条。现在向部队说明白了，我秦基伟打仗有两支枪，一挺机关枪，一把手枪，机枪是打敌人的，这手枪嘛……手枪是专门打逃兵的!”秦基伟双手叉腰，高声发问：“大家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战士们回答得丝毫不含糊。

临泽一仗，秦基伟和战士们一起血战三天三夜，死守城墙，马家军始终未能攻破。在最后一天的战斗中，秦基伟第二次负伤，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机枪上，又弹了回来，削伤了他的四个指头，他当时毫无觉察，浑身都是血，只知道抱着机关枪，朝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打。直到最后完成掩护任务，按照方面军总部命令弃城撤退。

解放后，曾经有人问秦基伟，你在临泽战斗中，打死过多少敌人?将军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将军手抱机关枪点了三天名，谁数得过来他杀了多少敌人呢?

在毛主席面前说俏皮话

秦基伟从朝鲜战场归国后，因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而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秦基伟见到毛主席时立正敬礼，然后说道：“主席，我代表十五军的指战员，向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秦基伟同志，欢迎你啊!上甘岭打得很好。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这是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秦基伟连忙说：“是主席和军委领导指挥得好，战士们打得顽强。”

接着，毛主席问秦基伟在朝鲜的生活情况，毛主席说：“朝鲜是个很穷的国家，在朝鲜打仗是很苦的。”

秦基伟说：“苦是苦点，但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都很乐观，打仗都很勇敢。战士们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毛主席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说让志愿军吃炒面，所以我们天天吃炒面。”

毛主席举在空中的烟停住了，惊讶地扭过头来问：“有这样的事吗?我没这样说呀。”

秦基伟笑了，说：“是战士们讲高副主席的俏皮话。”

毛主席哈哈大笑，说：“还是不愿吃炒面啊，我也不想让大家吃炒面，可是国家还穷啊，拿不出好东西，委屈同志们……”

秦基伟赶紧说：“请主席放心，我们的同志都是很有政治觉悟的，坚忍不拔，别说还有炒面，就是连炒面也没有了，比这更大的艰苦也能忍受。”

毛主席说：“吃小米打鬼子，吃炒面打美国佬，多少还算得有一点进步。”

最后，秦基伟庄严地向毛主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回答道：“我们一定按主席要求去做，请主席放心。”

秦基伟血战上甘岭

　　那个秋天的早晨，秦基伟登上了西方山的山顶，目光久久落在四十五师防守的五圣山上。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目光深沉的将军也爬上了不远处的鸡雄山，他的目光也定定地落在了五圣山上。他就是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
　　中、美两国一老一壮两位将军的目光在五圣山上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就决定了未来一场大战的名字———上甘岭大战。
　　在平、金、淮地区防御战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夺取391高地的战斗。
　　八十七团奉命夺取该高地，10月11日夜，第三营利用黑暗由芹洞地区出发，秘密接近391高地，当夜潜伏於敌阵地前二十至一百米处的草丛里。
　　第二天上午，有五个敌人下山检查铁丝网，进入九连潜伏区，潜伏部队被迫以一个战斗小组出击，毙敌三人。
　　韩军误认是志愿军小部队活动，未发觉潜伏部队。上午10时左右，韩军盲目发射燃烧弹，落在九连三班战士邱少云身旁，烈火在他身上燃烧达半小时之久。这位战士为了遵守潜伏纪律，保证整个部队的安全和战斗的胜利，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一动未动，直到壮烈牺牲。
12日下午5时21分，炮火准备，10分钟後，炮火延伸，在韩军阵地前潜伏了19个小时的部队突然跃起，高喊‘为邱少云报仇’的口号，一举攻占391高地，全歼守敌170馀人。
　　为了表彰邱少云的伟大功绩，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这次战斗，距上甘岭战斗仅隔几天。
　　这是五圣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叫上甘岭。
　　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52年10月14日3时，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开始了。
　　美七师与韩二师集中了40架飞机，320多门大口径重炮，127辆坦克、战车，以罕见的火力密度，炮弹倾泻志愿军阵地，平均每秒落弹6发。刚刚还沉浸在睡梦中的上甘岭，顿时处於火海之中。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分烧毁，山上的岩石变成粉末，如同烟雾，大团大团地在空中飞扬。
　　朝鲜半岛的半壁河山在扭曲中痉挛了。
　　坑道里的志愿军部队被炸懵了，只觉得天摇地动耳膜鼓胀。尖锐的啸叫如同锋利的刀子，割碎了麻木的神经。
　　许多人七窍出血。
　　一些人被活生生地震死了。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高密度高强度的火力准备之後，晨4时30分，美七师第三十一团、韩二师三十二团及第十七团一个营，共七个营的兵力，分六路向五圣山前沿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起猛烈进攻。
　　与此同时，美韩军队又以四个营的兵力向西方山和芝村方向实施进攻，牵制十五军的四十四师部队，分散秦基伟的视线。
　　在十五军约30公里宽的正面上，战斗全线打响。前沿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道德洞里，秦基伟的军指挥部像一锅烧沸了的开水，热得冒气。十几部电台同时开机，呜哩哇啦地叫个不停。电话铃声也此起彼伏。终於打起来了，而此刻政委谷景生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去了。秦基伟一人扛着军政两副担子，在黑暗中捕捉着来自前方的每一丝信息。
　　很少有主动发出去的信号，多数是被动的接受询问，有志愿军司令部的、有兵团的、有友邻的、也有来自下面的……秦基伟终於在电话里把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抓住了，劈头一句吼得震耳：‘是不是上甘岭？敌人有多大兵力，阵地情况怎么样？’
　　然而，崔建功没能明确回答。前线电话线炸断了，电台被炸毁了，话务员被震死了或震聋了。全时收听的电台里偶尔冒出一句：‘敌人的坦克上来了！’‘黄河呼叫长江！’……
　　鏖战了数小时的前沿终於有了消息：当面之敌是美韩军队的七个营，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一举猛攻上甘岭左右的597．9和537．7．两个高地，抢占意图比较明显。
　　这一天，是秦基伟最为揪心的一天，也是让他平生最难决断的一天。敌人突然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尤其是避虚就实，多少有点出乎秦基伟意外。
　　在秦基伟的视野里，五圣山是险峻的，是美韩军队很难逾越的屏障。他一直认为，西方山是个脆弱地带，尽管他把用兵重心放在那里，但他依然敏感於西方山的每一声响动。
　　五圣山前沿打起来了。
　　西方山前沿也打起来了。
　　敌在五圣山方向的兵力重於西方山方向，这是否就能说明敌人以五圣山为主而以西方山为次？或许判定敌人虽然重兵攻击五圣山仍意在重兵直取西方山？也没那么简单。战场形势一时扑朔迷离，变幻莫测，捉摸不定。
　　骤然临敌斗痘惊。秦基伟决定再等等看，只要没有确凿事实证明敌人不再攻打西方山，他就痉痘会轻举妄动那里的一兵一卒。他需要时间。苦战。可以想象，四十五师一三五团前沿部队的战斗之残酷，旷世罕见。在承受了数万发炮弹的轰炸之後，别说人，连苍鹰和兔子也跑不掉，几百门大炮急射的炮弹像瓢泼大雨般浇过来，侥幸飞出一两只蚊虫，那实在要算是命大的。坑道里的战士耳鸣未绝，又迎来了十几倍於己的敌人。从战斗打响到日暮黄昏，四十五师一三五团前沿部队虽遭重创，但除597．9高地2、7、8号表面阵地及537．7高地北山9号表面阵地被敌军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它阵地仍在十五军手中。
　　美韩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抛下千名尸体和伤残之躯，最後只夺去半个上甘岭。
　　战场形势十分明朗了。种种迹象表明，美军意在攻打五圣山！这让秦基伟又吃惊又暗自高兴。范佛里特为什么避虚就实放弃西方山而专啃到处是刺的五圣山呢？
　　秦基伟什么都想到了，可他没想到以范佛里特这样的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久经沙场并且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老将军会犯这样坚决的错误。话又说回来了，或许不能全怪范佛里特，或许他什么错也没有，错就错在他不该跟秦基伟的十五军较劲儿。倘若他不去犯这个错误，不打五圣山而攻西方山，没准遭遇更惨。十五军的三道防线就像埋在地上的三把刀子，在那里打上一滚，他不死也得脱掉几层皮。
　　战斗异常惨烈。七天七夜，坐镇道德洞指挥的秦基伟没睡过一秒钟。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也在前沿指挥所里七天七夜没离开，出了坑道，就差点晕厥过去，上厕所都要人搀扶。七天七夜。
　　从血光之灾突然降临到数次反复争夺，七天七夜中，上甘岭左右这两个并不高的高地承受了人类作战史上空前绝後的的撼击。拼到最後，只剩下意志了。美韩军队先後共投入十七个营的兵力，伤亡已逾七千之众。据美国一位随军记者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秦基伟也十分清楚，他投入的兵力比美韩军队的少，因此伤亡的比例更大。
597．9高地经过九十次反复争夺，再一次落入敌手。一三四团战斗分队几乎耗尽，团长刘并华咬碎钢牙也拉不出一支精悍的分队来。这位浑身伤疤的血性汉子哪能容忍自己的阵地踏在别人的脚下？刘并华只剩下了最後一招，那就是把自己豁出去。他把团部的卫生员、司号员、炊事员、通信员和仅剩的参谋干事助理员们集合起来，成立一支特殊的敢死队，慷慨宣誓：“妈拉个巴子，阵地丢了，要命干啥！一三四团只要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要给我往597．9高地上打！”
　　秦基伟固然对阵地易手感到揪心，但是，真的为了这个阵地，去拼光他的一个团，他的心还是颤栗的。他让作战参谋桑传宝给刘并华打电话，军长命令一三四团残部暂停冲击，待兵力调整後再图良策。
　　岂知刘并华杀红了眼，当即把桑传宝顶了回来：“阵地是我丢的，我要是不把它夺回来，就一头撞死在阵地上。”
　　秦基伟亲自给刘并华打电话：“刘并华，我命令你立即停止行动！”
　　暴怒中的刘并华几乎失去了理智：“军长，我这是第一次违背你的命令。我非把狗日的597．9高地拿下来不可！”
　　秦基伟说：“刘并华，你昏了头，下来後再找你算账！”
　　刘并华气呼呼地说：“军长，我要是把阵地拿下来，你毙了我也成。我要是拿不下597．9高地，不用军长动口动手，我自己把自己毙了。”
　　秦基伟气愤地把电话一摔，嘴里骂了句：“混账！”心口却是一热：刘并华！你他妈的够种！老子不拦你，等你下来我请你吃狗肉喝烧酒！
　　刘并华果然没有食言，凭着一股血气，硬是率领他的‘团部勤杂敢死队’再一次夺回597．9高地。
　　一三五团二营营部通信员黄继光主动请战，於战场上被任命为六连六班长，带领战士肖登良、吴洋二人，执行爆破任务。连续炸掉敌人几个地堡後，吴洋中弹牺牲，黄继光、肖登良身负重伤。
　　黄继光拖着七处伤口，匍匐爬行，勇猛扑向敌人最後一个火力点，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突击队开辟了前进道路，使突击队顺利夺回了敌人占领的阵地。
　　丢失阵地後，敌人十分恼火，下了更大的赌注同志愿军较量。
　　连续数日，美韩的大炮和重磅炸弹如云蔽日，军师团营的电话经常被炸断，电话员冒着弹雨到处接线，往往是刚刚接通又被炸断，炸断了再接，於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又出现了一位颇具特色的战斗英雄，他就是十五军的接线员牛保才。
　　牛保才在全身多处负伤的情况下，双手牵扯断线，使电流与血流同行，从而保障了指挥畅通。
　　有一次，秦基伟同前沿一名团长通话，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都很惦念前面的同志……”谁知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电话员毫不客气地说：“首长别罗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

王近山

“疯子将军”的来历

王近山1930年参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红军时期，他从战士干起一直当到师长；抗战时期，历任过八路军团长、旅长、旅政委、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纵队司令员、军长兼政委、兵团副司令员等职。

陈锡联将军是他的老战友、老上级，陈将军说：“王近山作战时，每当攻城受阻，他都要亲自冲上去，竖梯子爬上城墙。有时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常常要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当战斗到关键时刻，他要往上冲时就拦住他，如再不听劝说，就派六、七个人一齐上，把他压在战壕上不让他动，气得他又急又火，有时还咬伤了警卫员。因此，同志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王疯子’，实际上是敬畏他的勇敢无畏。后来全军上下都知道他疯子将军——王近山。”

黄安战役初露锋芒

王近山15岁参加红军，16岁就当连长。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首次发起黄安战役，王近山已是一个营长。

黄安战役打响后，王近山在三十团团长王宏坤的带领下，驻守云台山，而红十一师黄安独立团则担负防守嶂山之敌的任务。战前，徐向前担心嶂山难守，一旦遇险，求援都来不及，因为两山之间隔着一道倒水河。

王宏坤带领营长们在倒水河边察看地形，从小在这一带长大的王近山十分熟悉这里的地貌，他勇敢地站出来说：“架桥，只有架桥才能保证十一师遇险时我们好增援。”

王宏坤采纳了王近山的建议，只几天功夫就在倒水河上用大别山的松树架起了一座桥。

果然，战役打响后，嶂山之敌向黄安独立团发起偷袭，王宏坤闻信后立即组织三十团战士从敌左侧打击敌人，王近山在三个营长中第一个站出来冲向倒水河对岸……黄安战役以四十三天的激战载人史册，我军大获全胜，黄安从此改名为红安。

解放后，王近山对儿子王少峰讲起那场战斗时，自豪地说：“那时敌人怕死，而红军就不怕死，只要徐向前往旗下一站，那战士们还有不拼命的?那仗还有打不赢的?”

打仗爱用激将法

襄樊战役时，王近山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采用猛虎掏心的战法，首先攻打西门，直捣康泽的指挥所，对这一艰巨的任务由谁来完成，王近山又使用了他惯用的激将法。

他一边面对参加军事会议的旅以上的干部讲攻城打法，一边用眼睛多次盯住17旅旅长李德生，并问道：“大家都同意先攻打西门，那么，谁担任主攻西门的任务?”

李德生抢先站出来请战：“我们17旅担任主攻!”王近山进一步激他：“你有把握吗?”李德生挺胸回答：“不成问题，一定能完成任务!”

但是，其他的旅长们也分别要求承担主攻西门的任务。

王近山一锤定音：“李德生同志先说了，就让他们旅担任主攻吧!攻城突破时由李德生统一指挥，攻进城以后，由尤太忠同志指挥!”随后，他又追加了一句：“大家没意见吧？散会!”干净、利落。

军事会议结束后，王近山对参谋人员揭开了他的谜底，王近山说：“我已准备让李德生旅担任主攻任务，但是不硬性指派，而是让他自己主动请战，这样做，凡是主动要求的，就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参谋们一阵愕然。

果然，战役打响后，攻城部队首先从西门突破城垣，向康泽的老巢出击，康泽在此次战役中被我军生擒。

“怕死就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

1937年冬，担任386旅77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在指挥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负伤了，敌人的一梭子子弹打过来，王近山身上两处中了弹，一处是肺部，一处是左上臂，伤势十分严重。

当王近山被抬下火线时，马上送到129师卫生部战地救护所，恰巧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正在这里，他急忙给王近山擦洗伤口，尽管伤口十分疼痛，可王近山表情坚毅，用微弱的声音说：“钱部长，我伤得不重，我不怕痛，您尽管治，赶快治好，让我好回到部队打鬼子。”

钱信忠细心地检查了王近山的伤口，从他背部取出丁于弹头。治疗左上臂的伤口时，怕伤口感染，准备使用麻醉药然后截肢，王近山坚决不同意使用麻醉药，他说：“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这点痛怕什么，你们就做手术吧!”

最后，王近山在没有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施行了手术，也保住了左臂，但造成终身残疾。

七亘村设伏

1937年10月，刘伯承命令386旅旅长陈赓在七亘村设伏，相机打击日军的运输部队。

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带领尤太忠等人来到七亘村的南侧山地看地形，他安排重机枪架在距敌人必经之路约300米远的地方，把五个连的部队隐蔽在距敌20多米的灌木丛中，外表丝毫看不出屯兵的痕迹。

王近山在战前作战会上说：“只要冲锋号和重机枪一响，你们要像猛虎一样扑下山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快速解决战斗。”

10月26日中午，日军辎重部队果然从此经过，敌人大模大样地进入了王近山布置的“口袋”。随着王近山的一声令下，我重机枪对着日军一阵猛射，子弹像倾盆大雨一样泼向敌人，手榴弹也抛向敌群爆炸，日军顿时队形大乱，来不及阻挡就抱头逃跑。

王近山见时机已到，急令号兵：“吹冲锋号!”772团5个连的战士一齐冲下山谷，与日军展开了肉搏厮杀，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几乎被我军全部歼灭，只逃跑了少数敌人，此仗歼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

时隔一日，日军又组织一次反扑，派先头部队100余人在七亘村一带搜索，企图使大部队从此经过向西进犯。

王近山按照刘伯承、陈赓的部署，违反兵家“战胜不复”的原则，再度在七亘村设伏，日军辎重部队进入王近山布下的伏击带后，突然又一次遭到772团战士们的痛击，敌人死亡100多名，我军缴获骡马、骆驼十多匹和军用物资。

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到刘伯承师长那里后，他大加赞赏：“又是这个王近山，打的这个好仗啰!”

爷台山强攻

王近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彩战斗是强攻爷台山。

1945年7月，蒋介石以3个师的兵力，向我爷台山发动袭击，由于敌众我寡，国民党军占领了爷台山及周边的40多个村子。

军委当即命令新四旅紧急增援，并由王近山到火线指挥新四旅主攻爷台山。

王近山火速赶到新四旅后，他召集党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会，布置强攻爷台山的任务，最后，他用略带红安腔的普通话说：“先头部队在攻上爷台山时，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顽军面前，在顽军还没清醒时，就把刺刀捅到敌人的肚子上。”

8月8日深夜，王近山命令向爷台山发起了强攻，当时，正直下雨，天黑道路难行，国民党军完全没有想到我军会这么快发起进攻，当前沿阵地的哨兵正在岗楼上打麻将时，我军的刺刀就插到了他们的胸前，一枪未放摸下了哨所。新四旅官兵在王近山的带领下，从沟里向上爬，直抵爷台山主峰阵地脚下。

9日晨，雨过天晴，王近山发起总攻的命令，新四旅及兄弟部队勇猛进击，连达敌阵，用密集的炮火摧毁了敌人坚固的工事，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最终把爷台山主峰守军五个连的敌人全部歼灭。爷台山及周围40多个村子又重新回到解放区的阵营。

此次战斗后，王近山率队回到延安，他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不消灭赵锡田，我不回来见你们！”

    解放战争初期，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路出击，攻克5座城市，歼敌16000余人，使蒋介石南线进攻的计划受挫。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纠集了30余万人的匪军向鲁西南进攻，企图消灭我军，为首的是敌中将师长赵锡田。当时，我军只有4个纵队约50000余人的部队集合于此，形势相当严峻。

    在军事作战会议上，刘邓首长征求大家的意见，谁来打、如何打?邓小平政委问大家：“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还未等其他同志发言，王近山就第一个站出来说道：“一号(刘司令员)、二号(邓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没有脸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队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刘、邓首长当即批准了王近山的作战请求，将消灭敌整3师主力部队59团的最艰巨任务交给了王近山所在6纵队。此役，6纵队大获全胜，活捉敌中将师长赵锡田。

刘昌毅

进入1932年，刘昌毅跨进了18岁的门坎。他已经长得很高了，身材修长，浓眉亮眼，浑身透露出干练英武之气。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刘昌毅，已经迅速走向了成熟。

1932年，带来的依旧是战火硝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正在准备进犯上海。国民党当局继续压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鄂豫皖区，敌人以重兵集结于豫东南，企图首先控制住大别山北麓商、潢、固地区。以商潢公路为基干，构成一条隔离地带，将鄂豫皖根据地分割开来，以便于大举进攻。经过10多天激战，红军仍然牢牢控制住商、潢间的全部公路，同时切断了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陷敌五十八师于商城处于孤立状态。红四方面军考虑到商城敌人兵力集中，工事坚固，不利于强攻，于是决定围城打援。

2月7日，大年初二，聚集潢川之敌3个师另1个旅共19个团，分路大举出援商城。方面军总部判断，敌兵力虽众，来势凶猛，但尚未摸清我军意图，且时值大雪弥漫，道路泥泞，敌人装备笨重不易展开。如果我军能占据有利地形，集中力量乘其在运动中实施勇猛突击，就有可能歼其一部，溃其大部。于是，方面军命令第十二师在豆腐店一带构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同时，调七十三师置于第十二师右侧，并调第十、十一师置于第十二师左侧，伺机从两翼对敌实施迂回包抄。

敌人行动极快。2月8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陈赓率十二师在豆腐店一带与敌人接上了火。三十六团，被摆在敌人主攻方向上打阻击。

三十六团团长徐海东作战勇敢，作风顽强，善打硬仗，素有“徐老虎”之美誉。但这天遇到的对手极硬，战至中午，三十六团一营因伤亡太大，前沿阵地被敌人突破。徐海东急了，挥舞着驳壳枪大吼一声：“二营六连跟我来!”

二营六连经过黄安一战打出了威风。在徐海东的心目中，六连是能打硬仗恶仗敢于决死一战的突击队，是一把过得硬的尖刀。

六连果然是好样的。在刘昌毅和连长的率领下，血战血拼，一个反冲锋，硬是把敌人给压了回去，堵住了缺口。

“一定要守住，坚决守住阵地!”徐海东高声命令道。

刘昌毅说：“请团长放心，我们人在阵地在!”

敌人的炮弹把白茫茫的雪地炸成了一片黑乎乎的烂泥，先后多次发起冲锋，一次比一次凶猛。刘昌毅率领六连坚守在阵地上，顽强阻击，多次肉搏，令敌人在阵地前留下大片尸体却未前进一步。与此同时，第七十三师由东面向敌迂回，歼敌1个团，继而遭敌拼命阻击，于是形成了相持。

激战至下午，第十师和第十一师从左翼迂回成功，包围了敌指挥部，并抢占了傅流店渡口。敌军发觉后路被切断，顿时陷入混乱，纷纷后撤。红军乘势展开猛烈反击，锐不可当。数万敌军人慌马乱，争先恐后向北溃逃。他们在雪地里滚，泥水中爬，狼狈至极。

此次战斗，红军以10个团击溃敌人19个团，并毙伤及俘敌40余人，缴枪20余支。蒋介石嫡系第二师受到歼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该师残部亦不得不撤往后方。

一二九师统一指挥下，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与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协同作战，自12月22日至27日的“晋东南反六路围攻”取得了巨大胜利。仅七七二团的两次战斗，即毙伤日军260余名。

这是一二九师部队粉碎的日军第一次围攻。这次反围攻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威名大振。正在八路军访问的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到三八六旅访问后激动地说：“三八六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你们在正太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日军延迟南犯的根本所在。”

1933年1月中旬，张浩调回延安，邓小平来到一二九师任政委。3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来到三八六旅，与陈赓等人商讨作战计划。经过研究，将作战地点确定在河北省邯郸市通往山西省长治市横贯东西的公路上。这条公路的中段，要穿越险峻挺拔的太行山脉，是个比较理想的伏击战场。为了调动敌人，决定由三八五旅佯攻黎城县城，引诱潞城县的日军来援，由三八六旅在途中打伏击。

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前准备工作。刘昌毅为了准确掌握敌人的具体情况，亲自带人外出侦察。通过侦察发现，潞城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了3000多人。刘昌毅及时向陈赓作了报告。“3000多?”陈赓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兵力少，馒头太大，没个好地方打仗，是吃不掉的。”

次日上午，陈赓率领团以上领导干部外出看地形。在20多公里地段上，竟找不到一处适合打伏击的位置。

“不要一说打伏击就只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没有它，仗还是照样打。”陈赓用马鞭子一指，坚定地说，“我看，神头岭就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神头岭的地形看上去并不理想，公路游走在一道山梁上，山口右一一百兴宵。赂两物地垫吊叱公赂尊略高些，知沿右仟何隐蔽物，只有国民党军队废弃的一些破IHT_事。山梁的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的西部，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名叫神头村。再往西，便是微子镇和潞城县城了。很显然，这样的地形不大适合打埋伏，因为既不好隐蔽，部队也难以展开。北面是一条深沟，预备队运动不便，搞不好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有人感到不理解：这样的地形，怎么会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呢?也有人存着担心：旧工事距离公路太近，部队埋伏在敌人眼皮底下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看问题要从全面看，不要只看一面。”陈赓分析说，正因为神头岭地势不险要，恰恰能够造成敌人的麻痹，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那些事距离公路非常近，但敌人恰恰容易对眼皮底下的东西司空见惯，不会太在意。只要我们把部队切实隐蔽好，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神头岭山梁狭窄，兵力展开有困难，但敌人更难展开兵力。我们打伏击，先下手为强，只要做到突然加勇猛，这不利条件就只对敌军不利而对我军有利了。

大家听了陈赓的分析，深表佩服：真是大智大勇啊!

统一认识后，陈赓当即作了具体部署。七七一团在左，七七二团在右，补充团设伏于对面鞋底村一带，并确定从七七一团抽出一支小部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的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七七二团第三营负责警戒潞城方向，断敌退路。部署完毕，陈赓突然问道：“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刘昌毅胸有成竹，  “潞城日军，仍然是3000多人。”

 “3000多人……我们的兵力有点不够啊!”陈赓沉思片刻，扭头望着七七二团团长说，“从你们七七二团抽出一个连来，绕到潞城背后去打，把声势造大点!”。

 3月15日，夜幕刚刚降临，部队沿着山间小道悄悄进入神头岭，立即按照战斗部署进行伪装隐蔽。与此同时，负责强袭任务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乘着夜色扑向黎城，对日军展开了袭击。

天亮之后，黎城方向的枪炮声仍旧持续不断。神头岭沐浴在嫩黄油亮的阳光里，倒是安静得很。指战员们隐蔽在旧工事内一动不动，都暗暗悬着心：敌人能听我们的指挥吗?

此时的刘昌毅，分分秒秒都紧绷着神经。侦察人员报告说，绕到潞城背后的那个连队，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不停地袭扰敌人，声势造得非常大。刘昌毅十分佩服陈赓旅长这一步看似随手拈来的好棋，却又暗暗有点担心，生怕潞城之敌被吓着了，不敢出动。

上午9点多钟，侦察人员终于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潞城出动1500多日军，已经到了微子镇。

陈赓接到刘昌毅的报告，非常兴奋地说：“正好!”

“不多不少，原来，绕到潞城背后那个连队“噼里啪啦”打了半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军既要救援黎城，又担心八路军会乘虚攻打潞城，于是只好分兵一半，来个两头兼顾。

准备救援黎城的日军，是第十六师团的精锐。该部带着第一O八师团的一个辎重队，企图在救援黎城的同时又护送了车队，来个一举两得。

不出陈赓所料，敌人进入神头岭地区后虽然小心谨慎，却只注意了远处，不停地朝沟对面的申家山嘹望观察，对眼皮底下的事倒不怎么在意。敌人的搜索队看到山上没有动静，就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后面的大部队随即沿着公路跟了上来。日军大队人马进入伏击圈后，陈赓一声令下，·成百上千颗手榴弹一齐砸了过去。顷刻之间，原本平静死寂的山梁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变成了一座硝烟弥漫的火焰山。与此同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许多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见阎王去了。剩下的敌人企图组织抵抗，但地形狭窄，难以展开战斗队形，也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火力无法发扬。

“冲啊!杀呀!”和草丛中飞奔而出，搏……没等下达命令，战士们就大喊着从旧工事冲进敌群，和日本鬼子展开了血淋淋的肉战斗结束时，公路上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原本一层厚厚的尘土竟变成了流淌的血泥浆。毙伤日军1500余人，活捉了8个鬼子；毙伤和缴获骡马600余匹；缴枪数百支及军用物资一大批。

晋东南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游击战日益广泛开展。特别是七亘村、神头岭等大捷，使各地抗日军民受到巨大鼓舞，却令日军深感震惊。日军为了消灭八路军在晋东南的部队，以解除对其后方的威胁，遂于4月4日出动3万余人，分进合击，对晋东南发动了九路围攻。

三八六旅，一直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此次围攻，日军特意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快速部队，专门追寻三八六旅的行踪，妄图将其一口吃掉。刘昌毅派出的侦察人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就摸清了日军这支快速部队的活动规律。于是，陈赓运筹帷幄，设下一个圈套，将日军快速部队诱入伏击地域，给干掉了。

日军恼羞成怒，立即又组织起一支新的快速部队。这支快速部队配备了大量坦克、装甲车和汽车，还专门调来数架飞机在空中助战，日夜不停地进行搜索和追击，气势汹汹地非要吃掉三八六旅不可。在日军的装甲车上，居然贴着“专打三八六旅”的醒目标语。

日军的汽车轮子在地上追，飞机在天上搜索，逼得三八六旅几乎天天转战。往往是刚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日军的飞机就赶来侦察和轰炸，载有重兵的车队也随即赶来围攻。然而，三八六旅每次都能利用敌人接合部的空隙实施巧妙转移，令敌人屡屡扑空……

毫无疑问，已经动员起来的抗日民众如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论三八六旅走到哪里，都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如鱼得水。但三八六旅侦察工作做得好，情报搜集及时，能准确掌握敌情动态，是部队连续不断地实施巧妙转移，挫败敌人阴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粉碎日军在晋东南地区发动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结合当地游击队、基干队、自卫队及民兵，以阻击、袭扰等手段，迟滞各路进犯敌人，而将主力部队集结起来，寻找歼灭敌人一路或两路的机会。

4月15日，侵占武乡县城的敌第一一七联队3000多人，北犯榆社县城扑空，急忙回到武乡。黄昏时分，日军又放弃了武乡，连夜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进犯。日军长途行军，不断遭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刘伯承获知敌情后，下决心对这股敌人实施急袭。

陈赓奉命率部追击，寻机歼敌。当天夜里，追击部队到达南窑科。陈赓接获刘昌毅的报告，得知日军大部队刚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仙附近。于是，陈赓命令部队抢占郑裕村和张庄以北高地，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有利地形，不等后续部队到来，立即对日军实行急袭。这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战斗，参战部队众多。除了三八六旅2个团，还有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

日军第一一七联队被截为两段，人马辎重累积在河滩内，几乎动弹不得。经过浴血奋战，毙伤日军2200余人，毙伤骡马600余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河滩内，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血流成河。

 毫无疑问，战机的捕捉十分重要。陈赓曾在日记中对刘昌毅的侦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此时接到侦察报告……我决心不失时机，不待后续部队到来即实行突击。”长乐村一战，重创了日军九路围攻主力部队。至此，日军的九路围攻被我军彻底粉碎。

    1938年7月初，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赴冀南检查指导工作，亲自领导了部队的整编和政治建设。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与东进纵队第二团，以及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合编为一二九师独立旅。

刘昌毅对三八六旅非常留恋。虽然只有短短1年时间，耳濡目染，他从老师长陈赓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陈赓在指挥作战时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临阵决策的非凡战术素养，令刘昌毅格外钦佩。临别时，陈赓对刘昌毅说：“从感情上讲，我也不想放你走，但你得去挑重担。我希望你把兵带好，多打胜仗!”

刘昌毅坚定地表示：“我绝不辜负首长的希望!’’

徐立清   中将  

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以《忆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为题，写下的光辉诗篇。吟诵着这豪情满怀雄浑激昂的诗句，当年八路军第十二九师在山西黎城响堂铺伏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在我们的脑际闪现。我们仿佛又跟随着这支英雄部队，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驰骋在抗日的疆场。

响堂铺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擅亩倒县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镇北边也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所以，响堂铺当时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之地。

1938年3且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因此，邯长大道和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是敌人的两条重要交通要道，汽车每日往返不断。由于我军不久前在神头岭战斗中歼敌1500余人，所以敌人对这条大道的警戒比前加严。敌人除在黎城驻有1500余人外，在东阳关还驻有150余人，涉县也驻有400余人。但敌三股驻军之间的空隙较大，我军仍有歼敌之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师首长决心以3个主力团，在东阳关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段伏击，消灭敌人的运输队。当时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八六旅七七‘团和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习匕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并各派出一股部队到大道以南山上埋伏。同时，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安全。第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集结在七七一团右后方之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附近之苏家皎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以保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安全。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分别抓紧时间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当时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对它的性能和特点不了解，因此，我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如何打汽车运输队的战前教育。教育中，不仅向大家介绍了汽车的性能特点，并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之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敌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打着了油箱，就起火烧掉汽车；打破了轮胎，汽车就跑不了。这一教育，虽然时间很短，但使大家了解了汽车的特点和要领，在战斗中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30日黄昏后，各参战部队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分别从黎城县之庙上村、马家峪等地出发，午夜进入伏击地区。

我当时任七七一团团长，吴富善同志任政治委员。在传达战斗任务时，我们特别向连以上干部说明，这次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首长是徐向前副师长。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干部和绝大部分战士来自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副师长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在指战员中有很高的威信。一营营长潘占奎说：“有徐剖师长指挥我们打仗，一定能打胜仗。”二营营长邹国厚说：“指战员们听说徐副师长来指挥我们打仗，个个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 30日午夜，我们部队准备进到响堂铺村镇北山坡上的宽漳村附近。第三八六旅旅部指挥所设在后宽漳。在我们七七叶团左翼杨家山、江家庄地段的七六九团主力和右后方马家拐的七七二团也都按时进入阵地。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团的领导认真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具体部署：第一营在宽漳村东南，响堂铺北山坡上，并派一个连埋伏在公路南山坡上，歼灭向南逃窜之敌；第二营在宽漳村以南、响堂铺西北山坡上，一、二营为第一梯队，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第三营在第二营的右后西山坡上为第二梯队。等敌人最后一辆汽车驶过下弯时，即可切断敌人后路，并消灭后部敌人及其掩护部队。团追击炮连阵地布置在宽漳村附近的山坡上，以便支援各营突击敌人。按照团里的部署，各营连抓紧时间吃了干粮，等待出击命令。3月间，太行山区的深夜寒气逼人，但战士们由于行军和紧张的战前准备，个个汗水浸湿了内衣，被冷风一吹，显得特别凉。但是，为了伏击战的胜利，指战员们没有一个叫苦喊冷的，都聚精会神地等待战斗命令。

天刚拂晓，来了一个情报说：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皎的七七二团七连伏击地开去。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果真的这样，这对我们完成伏击计划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都很着急，但战争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却冷静地作出分析判断飞昨天东阳关敌人只有150人，今天突然出现几百人，、这说明东阳关增兵了。我们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今天拂晓敌人是不会知道的，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皎之小部队，不可能发现我主力部队的行动。徐副师长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立即果断地命令七七二团派1个营到庙上村以东之高地，加强警戒，保护我埋伏部队的右后方之安全。又命令埋伏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当时，徐副师长在七六九团阵地对团长陈锡联说：“你们仍应集中注意力准备打敌人的运输队，即使敌人几百人绕到你们后面来，也不要管。你和徐深吉各给我1个连，我来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以后乙向南撤出。”徐副师长的正确判断和坚定的决心，使参战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很快安下心来，继续搞好设伏。

31日上午8点多钟，观察所侦察参谋高厚良报告“听到东阳关方向有汽车马达声音。”‘接着他又报告：’“敌人的汽车队已由东阳关方向沿公路往东开来。”我命令观察所继续观察敌人有多少汽车，及时准确地报告，不一会，观察所又报告：“从敌人的第一辆汽车开始数起，现在已过上弯的有33辆，后面还继续来。”听到这个情况我当即判断敌运输队很快将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域，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更有把握地歼灭敌人；我命令观察所继续查清敌情。观察所接着又报告说：“敌汽车继续开进，已过64主80辆，后面没有了广不一会，敌先头的几辆汽车已通过七七；一团第一营正面，进到七六九团的伏击地段。这时·，我和吴富善政委商量2七六九团有几个连担任对涉县的警戒任务，我们是全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因此，放过肋：辆敌汽车给七六九团打，七七一团打后头的。100辆敌汽车过了下弯，进入河底，公路比较平坦，速度加快了。当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辆坐着六七十名掩护部队的汽车，附到下弯，前面的70多辆汽车已进入七六九团地段。正当我们急待出击命令时，突然听到“啪！“啪！”

两声枪响，抬头一看，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的总攻击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飞机关枪和追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啼啼哒、哒哒啼”的冲锋号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冲了下去。刹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勺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勇士们火速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到汽车下面装死沽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大家的决心是，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之。跳下汽车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和长矛(新战士没有枪，用六七尺长的长矛)刺死在地上。残余的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又滚回公路上被消灭，就在我们七七一团紧张战斗的同时，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的指挥下，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斗基本结束。敌人的180辆汽车和随车的170多名日军，除了20来个敌人乘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子逃掉外，其余的敌人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都被我缴获。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也没有汽车路，汽车开不走，只好一把火烧掉。不一会，敌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除了一些烧变型的钢铁骨架外，全部化为灰烬。黑色烟柱冲上100多米高空心战士们抬着缴获的追击炮，，扛着歪把轻机枪、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挂着皮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说说笑笑，边走边看；胜利的喜悦之情，真是一言难尽。

果然不出徐副师长的判断，当我部队在响堂铺与敌激战之际，驻黎城和东阳关之敌步骑兵共400余人，很快出动，并向马家拐地区的我七七二团发起进攻，企图解响堂铺之危。敌人哪里知道，我七七二团早就按照徐副师长的部署，进行了战斗准备，所以当即奋力反击，把进攻之敌击溃。这时，黎城之敌又出动200余入会同被击溃之残敌再次向我七七二团进攻，又被我击溃。与此同时，涉县之敌也乘6辆汽车倾巢出援，在椿树岭以东被我七六九团打援部队击退。

下午4时许，敌人出动飞机十几架；飞到响堂铺上空轰炸。但是，徐向前副师长早就预料到：敌人在地面上吃了败仗后，必然从空中来示示威，以挽回面子。因此，在战斗快结束时，他就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当即撤离，并留下少数部队动员飞组织群众疏散隐蔽。所以，当敌机飞到响堂铺上空时，我们的部队早已全部向马家峪、佛堂沟一带山地转移。敌机转了一圈，见到满山沟是被我击毁的汽车残骸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日军尸体，敌飞机就发疯似地投下一排一排的炸弹。顿时，响堂铺北山坡上扬起一团浓烟但这只能是为丧生的鬼子和被焚毁的汽车吊丧而已其实敌机连我军的影子也未见到，炸弹投完了又在上空盘旋许久，才恢复编队向北飞去黄昏以后，我们部队已休息了几个小时，吃饱了饭，带着胜利品，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群星辉映的夜色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新的战地开进。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少佐以下官兵400余人，击毁汽车180辆，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追击炮4门占我伤亡300余人。

战后，刘伯承师长对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的这次战斗深表赞扬说：“向前不减当年勇”。并指出，此次伏击战首先是地形选择得好，其次是情况判断准确，决心果断，部署周密。同时，担任打增援的部队和担任打伏击的部队密切配合，保证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为我军伏击战创造了一个范例。

我到新4旅干部教育科工作以后，汉华成为我的顶头上司，听他讲话和处理问题的机会多了，对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比如我们婚前，我在和他有限的接触中，感·到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关心同志，使人产生一种信赖和安全感。“4．29”后，他能委托南来出差的骑兵排长来看望我，并以商量的口气征询我的意见，是否需要到他那里住段时间，为了我便于请假，他还给学校领导同志写了信。从这些做法看，我体会到他这人感情很细密，办事严谨周道，不强加于人。真正到一块，在一个单位工作时，我才在工作、战斗和上下级、同志关系等诸多方面，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

环境恶劣厂敌人“扫荡”频繁，军民的损失伤亡很大，当前要做的首要工作是稳定部队厂力口强和坚定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八怎样才能把毛主席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变成广大军民普遍理解的行动呢?怎样使中央、“集总”、北方局、师部和冀南区党委、军区的指示、决议、斗争策略；变成广大军民手中韵战斗武器呢？关键在于，要把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与冀南的具体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真正感到是那个理说得对，才能真正武装头脑，变成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犀利武器。我听了汉华几次报告(准确地说，应是几次谈话)，感到讲得在理、言之有物莨思想上感到亮堂了。例如，他谈至小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斗、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表面上看日寇打了胜仗，但实质上是美英被迫参战，美英又将迫使动摇的蒋介石抗战下去！这对我们中国战场有利。

徐深吉   中将

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以《忆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为题，写下的光辉诗篇。吟诵着这豪情满怀雄浑激昂的诗句，当年八路军第十二九师在山西黎城响堂铺伏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在我们的脑际闪现。我们仿佛又跟随着这支英雄部队，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驰骋在抗日的疆场。

响堂铺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旦做厂0K、妊r治、士措卜纳一个小材植。擅亩倒县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镇北边也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所以，响堂铺当时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之地。

1938年3且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因此，邯长大道和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是敌人的两条重要交通要道，汽车每日往返不断。由于我军不久前在神头岭战斗中歼敌1500余人，所以敌人对这条大道的警戒比前加严。敌人除在黎城驻有1500余人外，在东阳关还驻有150余人，涉县也驻有400余人。但敌三股驻军之间的空隙较大，我军仍有歼敌之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师首长决心以3个主力团，在东阳关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段伏击，消灭敌人的运输队。当时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八六旅七七‘团和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习匕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并各派出一股部队到大道以南山上埋伏。同时，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安全。第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集结在七七一团右后方之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附近之苏家皎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以保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安全。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分别抓紧时间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当时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对它的性能和特点不了解，因此，我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如何打汽车运输队的战前教育。教育中，不仅向大家介绍了汽车的性能特点，并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之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敌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打着了油箱，就起火烧掉汽车；打破了轮胎，汽车就跑不了。这一教育，虽然时．间很短，但使大家了解了汽车的特点和要领，在战斗中·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30日黄昏后，各参战部队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分别从黎城县之庙上村、马家峪等地出发，午夜进入伏击地区二

我当时任七七一团团长，吴富善同志任政治委员。在传达战斗任务时，我们特别向连以上干部说明，这次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首长是徐向前副师长。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干部和绝大部分战士来自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副师长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在指战员中有很高的威信。一营营长潘占奎说：“有徐剖师长指挥我们打仗，一定能打胜仗。”二营营长邹国厚说：“指战员们听说徐副师长来指挥我们打仗，个个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 30日午夜，我们部队准备进到响堂铺村镇北山坡上的宽漳村附近。第三八六旅旅部指挥所设在后宽漳。在我们七七叶团左翼杨家山、江家庄地段的七六九团主力和右后方马家拐的七七二团也都按时进入阵地。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团的领导认真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具体部署：第一营在宽漳村东南，响堂铺北山坡上，并派一个连埋伏在公路南山坡上，歼灭向南逃窜之敌；第二营在宽漳村以南、响堂铺西习匕山坡上，一、二营为第一梯队，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第三营在第二营的右后西山坡上为第二梯队。等敌人最后一辆汽车驶过下弯时，即可切断敌人后路，并消灭后部敌人及其掩护部队。团追击炮连阵地布置在宽漳村附近的山坡上，以便支援各营突击敌人。按照团里的部署，各营连抓紧时间吃了干粮，等待出击命令o 3月间，太行山区的深夜寒气逼人，但战士们由于行军和紧张的战前准备，个个汗水浸湿了内衣，被冷风一吹，显得特别凉。但是，为了伏击战的胜利，指战员们没有一个叫苦喊冷的，都聚精会神地等待战斗命令。

天刚拂晓，来了一个情报说：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皎的七七二团七连伏击地开去。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果真的这样，这对我们完成伏击计划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都很着急，但战争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却冷静地作出分析判断飞昨天东阳关敌人只有150人，今天突然出现几百人，、这说明东阳关增兵了。我们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今天拂晓敌人是不会知道的，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皎之小部队，不可能发现我主力部队的行动。徐副师长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立即果断地命令七七二团派1个营到庙上村以东之高地，加强警戒，保护我埋伏部队的右后方之安全。又命令埋伏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当时，徐副师长在七六九团阵地对团长陈锡联说，：“你们仍应集中注意力准备打敌人的运输队，即使敌人几百人绕到你们后面来，也不要管。你和徐深吉各给我1个连，我来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以后乙向南撤出。”徐副师长的正确判断和坚定的决心，使参战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很快安下心来，继续搞好设伏。

31日上午8点多钟，观察所侦察参谋高厚良报告“听到东阳关方向有汽车马达声音。”‘接着他又报告：’“敌人的汽车队已由东阳关方向沿公路往东开来。”我命令观察所继续观察敌人有多少汽车，及时准确地报告，不一会，观察所又报告：“从敌人的第一辆汽车开始数起，现在已过上弯的有33辆，后面还继续来。”听到这个情况我当即判断敌运输队很快将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域，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更有把握地歼灭敌人；我命令观察所继续查清敌情。观察所接着又报告说：“敌汽车继续开进，已过64主80辆，后面没有了广不一会，敌先头的几辆汽车已通过七七；一团第一营正面，进到七六九团的伏击地段。这时·，我和吴富善政委商量2七六九团有几个连担任对涉县的警戒任务，我们是全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因此，放过肋：辆敌汽车给七六九团打，七七一团打后头的。100辆敌汽车过了下弯，进入河底，公路比较平坦，速度加快了。当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辆坐着六七十名掩护部队的汽车，附到下弯，前面的70多辆汽车已进入七六九团地段。正当我们急待出击命令时，突然听到“啪！“啪！”

两声枪响，抬头一看，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的总攻击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飞机关枪和追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啼啼哒、哒哒啼”的冲锋号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冲了下去。刹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勺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勇士们火速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o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到汽车下面装死沽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大家的决心是，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之。跳下汽车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和长矛(新战士没有枪，用六七尺长的长矛)刺死在地上。残余的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又滚回公路上被消灭，就在我们七七一团紧张战斗的同时，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的指挥下，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斗基本结束。敌人的180辆汽车和随车的170多名日军，除了20来个敌人乘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子逃掉外，其余的敌人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都被我缴获。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也没有汽车路，汽车开不走，只好一把火烧掉。不一会，敌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除了一些烧变型的钢铁骨架外，全部化为灰烬。黑色烟柱冲上100多米高空心战士们抬着缴获的追击炮，，扛着歪把轻机枪、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挂着皮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说说笑笑，边走边看；胜利的喜悦之情，真是一言难尽。

果然不出徐副师长的判断，当我部队在响堂铺与敌激战之际，驻黎城和东阳关之敌步骑兵共400余人，很快出动，并向马家拐地区的我七七二团发起进攻，企图解响堂铺之危。敌人哪里知道，我七七二团早就按照徐副师长的部署，进行了战斗准备，所以当即奋力反击，把进攻之敌击溃。这时，黎城之敌又出动200余入会同被击溃之残敌再次向我七七二团进攻，又被我击溃。与此同时，涉县之敌也乘6辆汽车倾巢出援，在椿树岭以东被我七六九团打援部队击退。

下午4时许，敌人出动飞机十几架；飞到响堂铺上空轰炸。但是，徐向前副师长早就预料到：敌人在地面上吃了败仗后，必然从空中来示示威，以挽回面子。因此，在战斗快结束时，他就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当即撤离，并留下少数部队动员飞组织群众疏散隐蔽。所以，当敌机飞到响堂铺上空时，我们的部队早已全部向马家峪、佛堂沟一带山地转移。敌机转了一圈，见到满山沟是被我击毁的汽车残骸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日军尸体，敌飞机就发疯似地投下一排一排的炸弹。顿时，响堂铺北山坡上扬起一团浓烟b但这只能是为丧生的鬼子和被焚毁的汽车吊丧而已其实敌机连我军的影子也未见到，炸弹投完了又在上空盘旋许久，才恢复编队向北飞去黄昏以后，我们部队已休息了几个小时，吃饱了饭，带着胜利品，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群星辉映的夜色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新的战地开进。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少佐以下官兵400余人，击毁汽车180辆，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追击炮4门占我伤亡300余人。

战后，刘伯承师长对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的这次战斗深表赞扬‘说：“向前不减当年勇”。并指出，此次伏击战首先是地形选择得好，其次是情况判断准确，决心果断，部署周密。同时，担任打增援的部队和担任打伏击的部队密切配合，保证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为我军伏击战创造了一个范例。

詹才芳  中将  

1928年4月，黄麻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敌十八军与十三军发生冲突，驻黄麻地区的十二军撤回河南。于是，工农革命军的领导决定：“返回黄麻再次组织暴动。”为了更好地组织暴动，他们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不打大城市，以原暴动地区为基础，用游击战争的方式号召群众，主要消灭民团和反动分子，建立党团组织和地方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游击大队长詹才芳带着几名战士回到家乡的高桥区飞桃花区一带活动。

这次返回家乡，詹才芳才得知大哥才华当了区委书记；弟弟才银仍然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家里其它人也都安然无恙。

8月的中原大地如遍身焚烧。灼热中夹杂着一丝紧张的空气。在素湾，詹才芳与其大哥詹才华秘密组织群众对敌斗争。在返回来的路上，潜伏在树林中的3个民团突然冲了出来，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他俩的胸膛。他俩掏枪反抗已经来不及了，看来只有束手被擒。

詹才华先被匪徒捆了起来。在敌人的枪口面前，詹才芳非常冷静，毫无惧怕。他若无其事地将双手抄在马褂的两个口袋里，一个匪徒上前要捆绑他。他大声说：“不用捆，好汉做事好汉当！”

“怎么办？”一个念头冲上心头：“跑!”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这个匪徒打倒在地；那两个民团被这一行动弄懵了。愣住了······

“快跑！”詹才华大喊一声，那两个团丁这才醒悟过来。才芳巳撒腿向前奔去。

“别让他跑掉了!抓活的!”那个看住才华的团丁喊叫着。那两人迅速追来。100米，50米，30米······眼看敌人就要追赶上了。詹才芳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闪闪发光的银元，向他俩甩去，才芳边跑边把身上准备作活动费的银元统统“送给”了他俩。他们果真见钱眼开，先趴在地上抢夺银元，然后才顾得追赶詹才芳。人称“飞毛腿”的詹才芳抓紧这个机会已跑出好远了。

“站——住！站——住！”“老子要开枪啦!”远处传来他们的喊声，接着“嘣嘣!”的枪声不断。

詹才芳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脚上的鞋子也跑掉了······他跃过了一个又一个田埂，向一个小小的山岗拼命爬着。此时，敌人的枪弹在他身边发出啾啾怪声，飞向远方；也有的枪弹“噗哧！噗哧!”地钻到他的脚边，掀起了一股股尘土。他终于到达山岗顶上。猛然间，他看见山脚下一丛又一丛，丛丛相连的高出人头的芭茅，他直往那芭茅方向飞奔，也顾不得芭茅浑身是刺的厉害，躬着腰一头钻了进去。

不多时，两个团丁追上了山岗，他们喘着粗气四处张望，大个子对瘦猴子说：“怎么没影了?！我的脚扭了，你先去找找看，发现了就干掉他算啦!”

“看我的！”说着，瘦猴子就下得山来，瞪大了眼睛东张西望，迈着细步向芭茅地，向詹才芳掩身之处缓缓走来。他们的对话才芳听得清楚，他们的行动他看得明白，他的心提到了嗓边，时刻准备殊死一搏。眼看瘦猴子就要踩上他的头。说时迟，那时快，他像一匹激怒了的战马腾空而起，一下子把瘦猴子撞倒在地，一双大手卡住了他的咽喉。这小子翻了翻白眼“啊······哟!”死了。

坐在山岗上的大个子闻声，慌忙抓起枪就要向詹才芳射击，不料才芳早巳把缴获来的钢枪对着他开了火。“嘣！”大个子一听枪响；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给他少生了两条腿。詹才芳如何肯让他跑掉?他以百米赛跑的速度飞身冲上山岗，很快在半山腰追上了他，举起枪托狠狠砸了下去。未曾想这一下并没有砸中，自己反而栽倒在地，大个子扑了过来，死死压住才芳，两个人翻来覆去，扭打在一处。大个子身虚力弱，渐渐不支，终于被詹才芳的铁拳打昏。他又抡起了枪托，使劲向那倒在地上的头砸下去······红的白的流了出来，那家伙的性命被结果了。

詹才芳因精疲力竭支撑不住，倒在了山岗上。待他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了。他在灰暗中找到了大个子的枪。他想到大哥才华还在敌人手里；想到今后的战斗，他顾不得伤痛、疲劳，站立了起来，身背两支“战利品”，迈着艰难的步履，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之中。

詹才芳死里逃生，在交通站休息数日后，悄悄回到新田铺姐姐家。当姐姐打开门时，一见是三弟，悲喜交集，泪如雨下。

“才芳，你还活着?!活着就好······你可知道才华他······”姐姐埂住了。

“大哥?！大哥怎么样了?”

“他被熊廷发杀害了······”

“啊！”才芳震惊了。

原来，有个叛徒向清乡团总飞、大恶霸熊廷发告了密，说詹才华兑弟俩在素湾开“红会”。他派了3个团丁埋伏在村外，捉住才华和才芳。詹才芳逃脱，又杀死两个团丁，熊廷发恼羞成怒，在把詹才华押送县城的路上，气急败坏地杀害了他。詹才华被挖去了双眼、割去了鼻子、耳朵，掏出了心肺。把他的头颅挂在黄安县城的城门上。真是惨不忍睹啊！

“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又转去黑石嘴，抄了才华的家，一把火把三间破房烧得干干净净。你大嫂带着女儿小凤兰闻声躲了起来，才幸免一死啊！”姐姐说这话时，双眼射出愤怒的火焰。

詹才芳无声地站立了起来。他那年轻秀美的脸孔换上了一种严肃的神态。他的眼睛冒出焚烧掉一切的火，嘴唇被牙咬破了，一股鲜血顺嘴角向下流着······此时，才芳的脑海里浮现出大哥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小时候，大哥带着弟妹们挖野菜回来，他总是不言不语地先把野菜尝一遍，生怕爹爹和弟妹们吃了中毒。平日里，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把最重的农活全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好让爹爹少吃苦。他读书比弟弟们多，懂得不少道理。他常常对弟妹们说：“咱们好比被人踩在了脚底下，不能动弹。要想自由，就要翻转身来······”

“对！”想到这里，才芳情不自禁地从床板上跳下了地，“他杀了我大哥！我岂能饶了他！擒贼要擒头。好一个熊廷发！你等着吧！我要用你的头祭我大哥!”他终于开口道出了自己的决心。

第二天，詹才芳就派人四处打听熊贼的下落。可是，5天过去了，仍不见他的踪影。

第6天，詹才银突然破门而入。

“三哥！熊廷发在宋塆。他身边没带人枪。情报绝对准确。要动手，事不宜迟。”才银向哥哥报告着。

“好！我们研究一下。”詹才芳立即找短枪队的徐其虚等人一商量，就决定了由他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短枪队员，身藏短枪，化好妆、飞奔至宋塆。

宋塆是个依山傍水，只有6户人家的贫穷的小山村。该村的农户全都是熊廷发的佃户，都深受他的剥削、压迫之苦。宋大贵的女儿就是抵债到熊家当丫头，而被熊贼糟蹋后，忍辱跳进水溏自尽的。全村男女老幼无不对他恨之入骨。

熊廷发此次一行只带来一个管家。其目的是沿门逼债，并以此威胁佃户不要参与共产党的活动。

詹才芳等人一到宋塆，就由宋大贵引着进了一家佃户的门，熊贼正坐在桌边呷着茶······詹才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熊廷发。他两手一抄，连人带椅子，死死地抱住不放。熊廷发在突然袭击下，目瞪口呆如同木鸡。只见几个彪形大汉的战士一齐冲了过去，将詹才芳死死箍住的熊贼，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那管家吓得鬼哭狼嚎，磕头如捣蒜。经过好一顿教育后，才被松开。

屋内屋外挤满了人群。詹才芳当众怒斥熊廷发：“姓熊的！你带清乡团实行阶级报复，肆意捕捉革命群众。关押近10人，杀死自卫军多人。你压迫人民，鱼肉村民，无恶不作，逼人丧命。你该当何罪?”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这次，你派人袭击、捉捕我和大哥，我死里逃生才免一死。你，你这个凶狠残暴的禽兽，惨无人道地杀了我大哥还不死心，又抄了我的家，烧了我的屋······这，这又该当何罪?”

“打倒熊廷发！”“向熊廷发讨还血债！”群众愤怒的吼声响彻四方。

“饶命啊······饶命啊······，小人，小人······改过······”熊贼面如土色，这个顽固的反共头子竟然也连忙跪下，求饶不止了。

“饶命?我今天饶了你，你明天就饶不了我。有你无我，有我无你！”

“不能饶了他！”宋大贵愤怒地吼道。“杀死他！”群众纷纷请求着。

“押出去！”詹才芳的命令铿锵有力。战士们在一片口号声中将熊廷发押上了宋塆的后山，詹才芳在直打哆嗦而又跪地求饶的敌人面前，再次义正词严地宣判了他的罪行。他斩钉截铁地扣响了板机，“叭！叭！”两声枪响，处决了这个穷凶恶极的坏蛋。

残阳如血，晚霞似火。詹才芳带领着战土们踏上归途。我先尝了，再送朱总司令

1935年秋，在绥崇丹懋战役中，缴敌杨森部许多胜利晶，其中有不少猪肉罐头。

“老伙计！敌人给咱们送来那么猪肉罐头。咱们送些给朱德总司令吧?”詹才芳与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商量着。

“好哇！”王树声赞同道，“这些天来，他实在是够操劳的了。应该请他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那么，由我去安排一下。”詹才芳带着甘思和兴冲冲地来到了供给部。

詹才芳一见这些罐头，兴奋不已，说，“嗬！这玩艺儿够咱们吃半个月的了。好得很哪!”

“首长，我们打开了好几罐，肉都坏了，臭气难闻极了!”一个参谋说。

“噢！”詹才芳思索了一刻，自言自语道，“这可不能随便送给他吃。万一中了毒，可糟啦！不能啊！”他对那位参谋说，“来！来！请你们再开一箱。”等把箱子盖揭开，打开了一听罐头。詹才芳迅速伸过手去，抓了一块猪肉，随口道，“这样吧，我先尝了，再送朱总司令。”’这句话还投落音，千块猪肉被送进到了他的嘴里。

“莫吃!”甘思和上前阻止道：“政委，莫吃哟!这是猪肉啊！”

“我知道。”詹才芳泰然自若地说着。······晚了！那块猪肉已进了詹才芳的肚子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詹才芳才笑眯眯地对大家说：“我这个‘斋公’今天破忌了，倒吃起猪肉来了。这肉到底是香美的滋味，还是令人作恶的味道，我一概没尝出来。我倒是要验出这肉里有毒没毒。“哈哈！”詹才芳得意地乐开了怀，连声道，  “可以啦!没事了嘛!没毒!猪肉没毒！……来!来人！快把这个木箱子钉好。我把它送到朱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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